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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与“讲道理”“有道理”的如上涵义，内含多方面的哲学意蕴。从前面的简略分析中，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道理”涉及必然和当然、存在的法则和社会的规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道理”体现了存在的法则，并包含着对必然的把握，当我们说“以事实作为依据”时，实际上就意味着要尊重存在本身的法则。一方面，它又表现为社会规范，并指向实践领域中的“应当”，从而不同于单纯的外在必然。如果我们将其与近代以来的相关概念作一比较，便可以对“道理”的以上两重涵义有进一步的理解。近代以来，思想家们都好谈“公理”，作为近代的概念，“公理”往往主要在规范的意义上使用；从普遍的社会准则这一维度看，它具体包括法的原则以及权利的原则。通常所说的“强权即公理”，便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完全无视国际法，用实力或霸权来取代法的原则，这里的“公理”同样是在法的意义上使用的。“公理”的另一个含义与权利相联系，个人的财产权、广义上的人权、民权以及国家权利，等等，也常常被称为“公理”。在上述意义上，“公理”都主要被视为社会规范。康有为曾提出所谓“实理公法”，其含义与公理相近，而以“公法”来规定“实理”，则同样突出了其规范义。
即使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公理，也往往较多地被赋予规范的意义。以数学公理而言，它主要即被理解为数学推理系统中不证自明的前提，其作用首先在于为数学的推理过程提供最基本的依据，后者同时表现为必须遵循、无法违背的原理或规则。
与“公理”相对的是“法则”。近代以来，所谓“法则”，往往主要是在“天道”的意义上使用的。中国哲学很早已区分了天道与人道，子产已指出：“天道远，人道迩”。
与“人道”相对的“天道”，其侧重之点是存在的必然规定，“法则”所指的，也主要是后一方面。在“法则”和“公理”的区分中，必然和当然、存在的规定和社会的规范多少呈现为某种相互分离的形态；相对于此，“道理”这一概念更多地蕴含和确认了必然与当然、存在的法则与社会的规范的统一。后者无疑具有值得注意的哲学意义。
与必然和当然相关的，是“真”与“善”的关系，后者同时构成了“道理”所涉及的重要方面。有的论者在讨论“道理”的时候，倾向于把“道理”和“真理”区别开来，认为讲“道理”主要是讲“道”而不是讲“真”，并强调“讲道理”不同于“讲真理”。
然而，从实际的情形来看，“道理”和“真理”并不是截然相分的。前面已提到，“道理”本身就包含“以事实为依据”的方面，而与事实的联系便涉及“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理隐含着“真”。作为“根据”的“道理”也同样和“真”相联系。事实上，“道理”的用法在很多具体场合中常常和“真理”相通，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当然，“道理”和“真理”也并非完全重合：“道理”隐含着“真理”的规定，但“道理”又不限于“真理”。宽泛而言，“真理”可以从形式的层面与实质的层面来看，在形式的层面，它体现了逻辑上的真，如以重言式表示的命题，便具有所谓永真的性质；在实质的层面上，真理则主要以理论的形态把握必然和实然，后者呈现为理论和事实的一致。“道理”一方面包含着与事实的一致，并隐含着对实然和必然的把握；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又涉及“当然”，后者（“当然”）总是包含着人的目的、理想和要求。质言之，除了与事实相符合之外，“道理”同时又体现了人的价值要求，在这一点上，它与“真理”显然有所不同。可以说，“道理”包含了“真”和“善”的统一：价值要求所实际体现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善”，与事实的一致则表现为广义上的“真”，而在“道理”中，二者融合为一。“真”和“善”的背后是事实和价值的关系，“真”与“善”的统一，相应地隐含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哲学家们以分析的方式将“真”和“善”区分开来、把事实和价值彼此割裂之前，人们在实际的思维、实践过程中往往以统一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道理”这一概念便比较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真”和“善”、事实和价值的如上融合，在我们日常有关“道理”的言说中经常可以看到，比如，邓小平曾有如下名言“发展是硬道理”，这里的道理，一方面体现为与事实的一致：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进过程的客观要求，它符合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所谓“硬道理”又以强调的方式表现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发展综合国力乃是人们的迫切要求，这里既在事实层面反映了客观历史条件的需要，又从价值的维度体现了人的理想与要求。
如前所述，“道理”内在地隐含实践智慧，后者的哲学意蕴之一，则是从纯粹的理论形态向实践过程转换。前面已提到，“道理”不同于纯粹的“知识”、思辨的“理论”，它所涉及的“事实”也和单纯的对象性规定、属性不同，而是首先表现为在人的活动过程之中所呈现或形成的规定和关系。“理论知识”和“实践智慧”之间的区分在早期的哲学家那里就已经有所注意，亚里士多德就对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做了区分，并认为沉思的理智与实践无关，而实践的理智则涉及行为过程；这种区分所隐含的前提之一，就是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我们不能停留于思辨形式的理论理性，质言之，理论理性应该向实践智慧转化。在有关“道理”的言说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向和内在要求：“道理”不同于单纯的“认知”，它本质上包含着实践的品格。在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名言中，已可以看到“道理”的实践性指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仅仅表现为理论的思辨，而是要付诸于行动、转化为革命的实践。质言之，“道理”不仅说明世界，而且改变世界。
作为“道”与“理”的复合词，“道理”同时也体现了对普遍的法则与特殊情景的双重关注。“道”相对于“理”，往往更多地体现了普遍的法则，《老子》将道视为宇宙的本源，《庄子》肯定道通为一，侧重的都是道的普遍涵盖性。韩非更明确地肯定了“道”的以上涵义：“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相对而言，“理”较多地涉及分殊。韩非已比较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凡理者，方圆、短长、麤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
“理”作为与“道”相对者，在此主要和事物的特殊规定相关。后来宋明理学提出“理一分殊”之说，其中也肯定了理与具体对象的联系。在“道理”中，“道”所体现的普遍法则与“理”隐含的具体规定彼此融合，展示了实践境域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从总体上看，“讲道理”所体现的，是理性化的趋向：对合乎规则、合乎逻辑的要求，隐含着形式层面的合理性追求；对价值目的的承诺和肯定，则以确认实质的合理性为指向。然而，“讲道理”同时也渗入了理性和情意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肯定某人的话很有“道理”时，往往不仅仅指其推论具有逻辑性、言说有事实的根据，而且也指他的话合情合理，能打动人，并使人心悦诚服、乐于接受。在此意义上，“道理”和“情理”无疑有一致之处，“讲道理”与“合情理”也彼此相通。从“情理”的内在含义来看，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乎真相，“情”字在古代哲学中常常和“真”或实在相联系；庄子谈到“道”时，便认为“道”“有情有信”，在此“情”即与真实性或实在性一致；与之相应，“合情理”在此近于合真相。“情理”的“情”同时又和“情意”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合情合理”意味着符合人的内在意愿，而不仅仅是反映外在的必然趋向。在日常语言中，当我们说某一推论、某一分析“合情理”时，有时便是指它们合乎问题所涉及的具体的情景，和客观背景一致；在另一些场合，讲“应当合情合理”则是指某种看法、主张不但要符合理性的原则，而且也要合乎人的内在意愿。与此相联系，当“道理”和“情理”彼此相通时，其中也蕴含着理性要和情意相通、观念应与真相一致这样的二重要求。尽管“道理”与“情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并不完全重合，而是存在内在差异，但在上述意义上，“讲道理”显然也同时意味着把“情意”引入到相关的问题情景或论域中，从而不同于仅仅在狭义的理性层面考虑问题，其中蕴含着理性化的追求与非理性的情意非彼此相斥之意。
前文已论及，“道理”“讲道理”等所蕴含的如上哲学意蕴表明，在哲学家将必然与当然、法则与规范、真与善、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情意加以分离之前，日常的语言、生活实践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肯定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由日常语言的分析进而回到生活世界、回到实践过程，无疑有助于我们扬弃抽象的哲学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