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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与20世纪之交，哲学主要自视为众多科学中的一种，是一门大学的专业，被青年学生当作一种教育的可能来选择：精彩的课程描绘着哲学历史、哲学著作、哲学问题与哲学体系的全景。虽然内容空洞的自由与真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效用）时常给人不确定的感觉，但同时也会让人相信他们的哲学知识在不断增长。思想者们“继续前行”，相信总会站上其时代已经到达的知识顶点。
然而，这样的哲学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时代给予精确的经验科学以无限的尊重，使得哲学以经验科学为榜样。哲学想要以同样的精确性在科学的审判席前重获失去的尊严。尽管所有的研究对象均已被专门的科学划分，但除此以外，哲学也想通过把整体（das Ganze）看作科学的对象来获得一种合法性。比如通过知识论来研究知识的整体（科学总体的事实，而非个别科学的对象）；比如通过一种仿效自然科学理论、借助自然科学所设想的形而上学来研究宇宙的整体，又比如通过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学说来研究人的理想与目标的整体。这似乎是一些不属于任何专门的科学，但又有可能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对象。然而，所有这些思想中的基本态度却给人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印象，因为它既有科学的客观性，同时又有道德伦理的诉求。它当然可以认为能够在“情感需求”与“科学成果”之间建立某种和谐的一致；最终也可以说，它只是想客观把握各种可能的世界观与各种可能的价值，但仍会要求给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即科学的世界观。
当时的青年学生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失望：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哲学。对于一种为生活建立根据、说明根据的哲学的热爱拒绝这种科学的哲学。尽管科学的哲学在方法上的努力及其艰难思索的要求令人敬佩，并以此总有教导示范的作用，但在根本上，这样的哲学无关痛痒、平庸无奇，过于无视现实。对现实的渴望与追求拒绝那种什么也没有说出，但又在所有的系统分类中发挥作用的概念游戏。它拒绝那种徒有声势、什么也没有证明的论证。科学的哲学以经验科学自居，这是它隐秘的自身判定。许多人依照这个判定的指引而直接讨论经验科学本身，也有些人或许还相信另有他们尚不能及的哲学存在而抛弃了科学的哲学。
在几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当时的学生从哲学转至自然科学、历史以及其他研究性的科学，那是何等的兴奋与欣喜。这里有现实，这里能够满足求知欲：关于自然、关于人的实存、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发生，这些事实是多么令人感到意外、使人震惊，又是多么让人满怀希望。李比希在1840年对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所记下的文字仍然可以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也经历过这段在语词与理念上如此丰富，但在真正的知识与扎实的研究上却又如此贫困的时期。这耗费了我两年宝贵的生命。”
但如果对科学作此理解，好像在科学中已经包含真正的哲学，因而将会给出人们在哲学中所没能找到的东西，那么就有可能会犯两种典型的错误。人们想要一种说出生活目标是什么的科学，一种价值评价的科学，人们从科学中推导正确的行为，人们自称通过科学可以知道信仰的内容（但与世界内的各种事物相关）在事实上究竟是什么。或者与此相反，人们怀疑科学，因为科学并没有指出生活的关键所在，尤其因为科学的反思会使生活变得麻木。所以，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在迷信科学与敌视科学之间摇摆，前者把假定的结果当作绝对的出发点，后者认为科学毫无意义而加以否定，并且认为科学具有破坏性而加以反对。当然，这两种错误还只是附带的。事实上，在科学自身中已经出现某种压制并且抵消两种错误倾向的力量，即知识作为知识的自行更新与自行消除。
因为，如果在科学中过多强调缺失论证的东西，如果过于确信而把概括性的理论当作一种绝对的现实知识，如果未经检验、不言自明的东西过多地发挥作用（比如把自然看作机械结构这样的基本观点，比如历史事件具有可被认知的必然性等诸多循环论证的学说），尽管被抛弃了的坏的哲学固然会以更坏的形态在科学中重现，但在科学自身中，已经有 批判 （Kritik）发生（这在当时是伟大的，并且重新让人欢欣鼓舞）。此批判并非哲学争论的往复循环，得不出一致的结论，而是逐步并且有效地为一切判定真理的批判。这种批判摧毁各种迷惑性的错觉与假象，以更为纯粹地把握现实可知的东西。
这便有了打破一切教条的伟大 科学事件 。20世纪初，伴随放射现象的发现与量子理论的创立，机械自然观的固化程式在思想上也开始相对化。从此，能够有所发现的思想建构便已开始并且持续至今。这些思想不再困守于某种自在存在并且就其自身而被认识的自然事物的狭窄空间。先前的两种观点，人们要么认为自己所认识的是自在自然的现实，要么坚信自己所处理的是为了以最为简便的方式描述自然现象而虚构的单纯假设，如今，它们皆已失效作废：打破一切绝对性，人们恰恰得以触及可被研究的现实。
在各个门类的科学中，虽非声势浩大，但也都发生类似的事情：任何 绝对的前提皆已失去效用 。比如19世纪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有一教条：精神疾病都是脑部疾病。如今，这个教条已经令人怀疑。比如一种几近神话的虚构：精神障碍由完全未知的大脑变化所致，而 实际 （faktisch）知识的开展已经把它取代，恰恰是因为放弃了这个束缚性的教条。现在的研究致力于去认识精神疾病 在多大程度上 是脑部疾病，而且学会拒绝先入为主的成见：人不故步自封，则极大扩展了其关于人的实际知识。
在此，值得尊敬的伟大研究者，他们的自身批判坚决无比，他们的科学发现也颇具成就。
马克斯·韦伯揭示了这样的错误：通过科学（比如国民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推断并且证明什么应当被做。在方法意义上的科学对各种事实与各种可能性有所认知，而如果想要形成客观有效的认知，从事研究的人必须在认知行为中停止他的价值判断，尤其他的愿望、同情与反感，以重新消除从中产生的各种遮蔽与偏见，尽管这些在通往认知的道路上也会给出富有成效的推动，并且使得目光更加尖锐。只有 无关价值评价的科学 （wertfreie Wissenschaft）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此无关价值的科学就其自身而言，在问题与对象的选择上，整体仍然由它能够同时看清的各种价值评价控制引导。在认知中，正是价值评价的热情（价值评价对生活来说是首要的，也唯有价值评价能够说明究竟为什么科学应当存在）与停止价值评价的自身克制共同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力量。
这样的科学经验教给人们一种可能性，即总是能够获得完全确定的具体知识；它同时也告诉人们一种不可能性，即在科学中不能发现当时的哲学所没能找到的东西。谁若在科学中寻求生活的根据、行为的指导以及存在本身，则必定大失所望。
应当寻回 通往哲学 的道路。
我们当今的哲思所依据的正是这种科学的经验。因为对 沉沦的哲学 失望而走向 实在的科学 ，继而又从科学重新回到 真正的哲学 ，这条道路必然会决定性地共同塑造当今哲思的可能的方式。在刻画返回哲学的道路之前，对于当前的哲思与科学完全含混的关系，应当从事实上加以规定。
首先， 科学的限度 已然明确，可简述如下：
1.科学的 事实知识 （Sacherkenntnis）并非 存在知识 （Seinserkenntnis）。科学知识是特殊的，其相关于特定的对象，并不指向存在本身。因此，从哲学来看，科学恰恰通过知识的认知而最为明确地认识到无知，即对存在本身是什么的无知。
2.科学知识 从来不 为生活给定 任何目标 。科学不会树立任何有效的价值。科学自身不去引导什么，它以其清晰性与明确性指示我们生活的另一本源。
3.科学不会回答其 自身的意义 这个问题。科学因为各种各样的动力而实际存在，这些推动科学的动力本身不能被科学地证明是真实并且应当存在的东西。
科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科学对哲学而言不可或缺 。这与科学的限度同样清楚。
首先 ，20世纪的科学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批判上都已变得纯粹（尽管只有少数科学研究者能够完全实现）。通过与哲学的 对照 ，它首次带来这样的可能性，即认知并且克服哲学与科学的 混淆 的可能。
科学的道路对于哲学而言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只有认识了这条道路，才能防止在哲思中一再（不纯粹地、主观地）保留并且坚持事实知识，而这本应属于方法精确的科学研究。
反过来，哲学上的清晰与明确对于生活、对于真正科学的纯粹性来说也是绕不过去的。没有哲学，科学不能获得自身的理解，甚至科学研究者，尽管他们仍然可以在伟大科学家的知识基础上对专门的知识继续片刻的研究，可一旦因没有哲学而变得无计可施，也终将会彻底抛弃科学。
一方面，哲学与科学互不可少，另一方面，哲学与科学不能再混淆不分。当今的任务是在区分二者后实现其真正的统一。哲思与科学思想既非同一，也不相互对立。
其次 ，只有这样的科学，它对什么有所研究并同时就其对象提供必然确定的知识，才能带来有关各种现象的事实。由此，我们才能在任何领域清楚地知道： 它是这样的 。从事哲思的哲思者，如果没有科学而且从未深入科学，则同目盲一般，不会拥有清楚明确的世界知识。
第三 ，哲思并非沉迷于想象，而是真理的寻求，它自身必须接纳 科学的态度 或 科学的思考方式 。科学的态度首先是始终对必然确定的知识作出区分，知道通往这种知识的道路，知道这种知识有效适用的意义边界。科学的态度继而也表现在科学研究者做好准备去接受对其观点与论述的各种批判。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批判是存续的条件。他们永远会被置于质疑与批判之中，以检验他们的观点。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者，哪怕并不公正的批判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谁若从批判中抽身而去，便不会真正有所认知。失去了科学的态度与科学的思考方式，也同时会失去哲思的真实性。
所有这些共同表明： 哲学与科学相互维系 。科学自身的意义，凭借哲学对科学的理解与把握，才得以真正现实地表现出来。哲学在科学中同生共存而打破科学中一再出现的独断论或教条主义（这种并不明确的伪哲学）。哲学首先成为自觉的保证者，其保证了科学性，并且与反科学相对。哲学地生活，这与无限向往科学的态度密不可分。
哲学本源无所依存的独立性 以及对科学的限度与意义的阐明，二者共同发生。在明确的科学领域，任何轻率仓促的断言都要遭受尖锐的批判。这样的批判由哲学本源照亮。在此，可以领会哲学本源的独立性，也唯有如此， 唯一古老哲学 才会在其各种伟大的显现中再度言说，就好像早已熟知的文本从它的遮蔽中重见天日，就好像人们有了全新的眼光才能真正学会阅读这些文本。由此，康德、黑格尔、谢林、库萨的尼古拉、安瑟尔谟、普罗提诺、柏拉图等才会重新获得当前的呈现，人们也会明白谢林这句话的真理：哲学是一“公开的秘密”。人们可以 熟知 许多文本，可以准确复述它们的思想结构，但并不一定能够 理解 （verstehen）。
从此哲学本源而来，人们可以经验科学所不能教会我们的东西。因为哲学成为真正的哲学，不可能只是依靠科学的思考方式与科学知识。哲学要求 另一思想 （ein anderes Denken），一种在知识的认知中同时提醒我、让我回忆、令我警醒、把我带回我自身、使我发生转变的思想。
哲学本源在古老的传统中重新被发现，但 从过去 寻找 既成的真实的哲学 却立即表现出它的 不可能性 。此旧时的哲学不能以其原来的形态成为我们的哲学。
如果我们把旧时的哲学看作我们哲思的历史起点，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唯有在与过往哲学家的对话中才得以明确，并由此在对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么，哲学思想 在任何时候 都是 本源性 的。在任何时代，哲学思想都必须根据新的时代条件而历史性地实现自身。
当今时代最为显著的新的时代条件便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纯粹科学的开展。哲学已经 不 能在保持 质朴 的同时又保持它的真实性。虽然哲学与科学曾有质朴的统一，虽然这个质朴的统一曾经无比具有说服力，是当时精神状况的真正密码，但现在来看那只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淆，因而必须被彻底克服。由此，通过科学与哲学共同的自身理解，二者的自身意识均可获得提升。哲学必须与科学共同实现在科学之外另有本源并且从此本源而来的哲学思想。
因此，当今哲学或许能够理解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的伟大崇高，然而，虽然能够体会他们那种无可取代的推动力，却不能依从他们。当今哲学也不能停留于哲学幼时提问的质朴的深刻，而是必须在当今既已把握的多样性的现实中寻求迂回的道路并且经受考验，以保持质朴的深刻（大多儿童总会伴随年龄的增长而失去这种深刻）。但如果没有科学，这些现实便不再是真正的现实，也不能获得完全的当前呈现。
尽管本源性的东西通过旧时的文本向我们言说，但不能把它所传授的学说承接过来。在历史学的（historisch）意义上对过往学说形态的理解不同于这样的汲取：它获悉在任何时期、在一切哲学中皆有呈现的东西。因为，对远在他时并且已经陌生的东西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的理解，其得以可能的根据只能是这种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