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尼·赫迪格（Heini Hediger）之前的时代，动物园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无非就是各种装着铁栅栏的水泥笼子。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赫迪格担任苏黎世动物园的园长，经过他富有远见的工作，以及对动物行为的仔细研究， ¹ 兽笼内的环境得到精心设计，动物的情绪需求也被考虑在内。海尼·赫迪格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动物园生物学之父”（father of zoo biology）。

此外，赫迪格还开创了对个人空间的研究，只要看看他对动物的保护空间所做的安排，就能窥得一二。毕竟，对动物园里的动物而言，只要居住的笼子能形成一个安全的、保护性的空间泡泡，它们就会觉得自在而安逸。

赫迪格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诗人都被那些与动物相关的浪漫想法给误导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假定，爱和诱惑（性和食物）是最根本的驱动力。到底是爱还是贪欲在驱动这个世界，这取决于你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位犬儒主义者。但是，在赫迪格看来，最强大的驱动力显而易见：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伤害。1955年，他出版了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动物行为专著，在书中他指出，“填饱肚皮和满足性欲都可以退居次席；因为与危险的敌人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 ² 换言之，你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自己的存活，一旦生命消失，游戏也就彻底结束了。赫迪格非常清楚，在野生动物的一生中，几乎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基于这一原因，动物才会如此在意自己周围的空间。

在动物园，在其生活的都市以及野外，特别是在非洲，赫迪格对诸多动物进行了观察。 ¹ 根据这些观察结果，他与传统盛行的科学观点分道扬镳。在20世纪50年代，动物心理学被行为主义（behaviorism）所主宰，这种科学理念几乎将全部重点都集中在刺激和反应上。动物被简化为一台输入-输出的设备，而科学对这两者（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认知复杂性没有展开合理的研究。然而，赫迪格注意到，这其中必然存在着复杂的过程。动物似乎对周围的空间产生了一种内在映射，比如说，它们有领地（territories）意识。

我们很难用刺激-反应行为来解释领地。这更多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头脑中形成的某种抽象的东西。动物并非一瞬间就确认其全部领地，它会首先宣布占有了某块区域，然后再长时间盘踞于此。

不仅仅是占有领地，动物还会对它们的领地进行区域划分。事实证明，这一认识对于动物园的管理大有裨益。动物的领地是一种内部安排，赫迪格将其与人类房屋内的设计加以对比。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给不同的房间指定专门的功能，即使在只有一个房间的情况下，也同样能在其内部做出专门的划分。在一栋木屋或一座泥土搭就的棚子里，甚至是距今30,000年前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洞穴中，都可以看到某一块区域被用来烹饪，另一块区域被用于安寝；这一块区域被用于制作工具和缝缝补补，那一块则被用于堆放垃圾。我们让一切保持干净整洁、井井有条。在不同程度上，其他的动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根据动物的种类不同，在它们的领地上，空间被按照用来进食、用于睡觉、用来游泳或者玩闹、用于排泄等功能进行划分。

以斑马的领地为例，据赫迪格观察，其中有一块专门供它们在白蚁丘上摩擦皮毛止痒的区域。在非洲的原野上，白蚁丘的高度可达6英尺 ，这是一个表面疙疙瘩瘩的褐色柱状体，质地坚硬如水泥。这部分区域被赋予了专门的使命。斑马会沿着一条踩踏过无数遍的小径穿越自己的领地，径直赶来蹭痒痒。在此处可以看到，动物们在摩擦头部和颈部之际，会时而警惕地四处张望，又时而起劲地撒欢儿。在蚁丘四周的地面上，随处可见粗而短的斑马毛发。

观察到这一行为后，赫迪格立刻返回自己的动物园，在斑马的围栏里设置了一个水泥制的白蚁丘。当斑马被放回来后，它们立即奔向这个可以磨蹭身体的地方。它们冲撞的力量如此巨大，竟在几秒之内就把水泥蚁丘撞翻在地。随后，新的蚁丘又被立了起来，并被牢牢地固定住。

心理学家至少辨析出了两种大脑在处理空间信息时的不同方法。 ^3-6 第一种是根据外部的标志物对目标体的位置进行定位，有时也被称为“环境空间”（environmental space）或者“环境中心空间”（allocentric space）。例如，椅子围着桌子摆放，树木环绕湖泊而立，公共图书馆位于城市的东边并紧邻一家自动洗衣店等。

第二种是依据观察者自身相对于目标体的位置加以定位。这种方法常常被称为“自我中心空间”（egocentric space）。例如，我的咖啡杯在我的右侧，灯在我的左边，键盘距我近在咫尺，门则相对离我更远。

动物的领地是环境中心空间的一个范例，这是一个依据外部标志物确立起来的空间。当动物在其中活动时，该领地的位置固定不变。但是，赫迪格注意到，大部分动物都会设定第二种具有自我中心特性的领地。这是一块狭小的、移动的领地，就像一个紧随着自身的位置变化而移动的气泡式空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赫迪格称之为“逃逸距离”（escape distance），或者“逃逸区”（flight zone）。

当一头角马发现另一头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动物——狮子，或者正拿着卷尺在草地上测量的赫迪格时，它并不会马上逃之夭夭。这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动物似乎要先进行空间意义上的评估。它会保持静止状态，直至危险进入保护区，即环绕在它周围的一个无形的空间泡泡。此时，角马会立即走开，然后重新恢复其逃逸区。这一逃逸距离显然是相对固定的，测量可以精确到米。我能想象，为了获得可靠的测量数据，赫迪格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迫近这头可怜的动物，将它的“下午茶”搅得一团糟的。

一般说来，动物的体形越大，其逃逸距离就越远。根据赫迪格的观察，你可以接近一只壁虎直至只有几米远的距离，这时它才会仓皇逃去。相比之下，鳄鱼的逃逸距离却足有50多米，当人们迫近时，鳄鱼通常会溜之大吉，尽管也有例外的情况。逃逸区的大小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整，例如食欲等。

赫迪格描述了一个与可调节的逃逸区相关的悲剧故事。 ¹ 故事涉及他的一位同行——格雷平博士（Dr. Greppin），瑞士一家养老院的主管。格雷平博士所做的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之一，就是定期将麻雀从养老院的地皮上赶走。起初，麻雀的逃逸区大小约为30米。在他一连数日对着麻雀开火、将它们射杀大半后，幸存麻雀的逃逸区大小变成了150米。尽管这并不能保护它们逃离枪口，它们的行为却因遭遇的一切而发生了显著变化。

然而，逃逸区与恐惧还是有区别的，它与撒腿就跑或者展翅飞去也并非同一回事。它既不是一种情感，也不属于某种行为。当然，逃逸区与这些行为有一定联系，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空间计算，在动物还没有产生明显的恐惧感或者逃逸行为时，便已经出现在它们的头脑中。

我在从事与灵长目动物相伴的工作时，发现过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一只雌性的小猴子待在一个笼子里，周围满是我们为了逗她开心而特意布置的各类爬索和玩具。每天，她可以在笼子里一连玩上多个小时，而我则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心情无比愉悦地注视着这只嬉戏玩耍的猴子。她像一个气体分子似的到处弹跳。偶然间，我开始在观察中注意到一些反常的事情。小猴子蹦跳的模式很隐秘，我不得不把数据记录在本子上面，以便后续分辨。她的运动看似杂乱无章，只要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兴趣，就径直蹦跳过去。不过，如果将整个过程平均一下，就会形成类似甜甜圈的轨迹。很明显，她从不进入笼子里某个特定区域。在这个禁忌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猴子毛绒玩偶，是我们为了供她玩耍而放在那里的。然而，这个玩具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小母猴没有对着它尖叫，也不拿正眼瞧它；既没有对它做鬼脸或者躲在一旁，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或者焦虑。她对其根本就无动于衷。但是，她的活动情况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她知道它就在那里，并和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在它的周围有个魔法屏障。当然了，被这个屏障环绕住的实际上是她自己：她以这个长着一对纽扣眼睛的古怪猴子为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安全缓冲区。

对于任何可能构成威胁的目标体、天敌，甚至是同类中的其他个体，动物都有一个安全缓冲区。赫迪格最著名的摄影作品之一， ¹ 拍摄的就是一群排成一列站在一根木头上的海鸥，它们彼此之间的间隔异常均匀，看上去几乎是一群被雕刻出来的装饰物。海鸥彼此之间保持的这种自然的间隔距离，就是它们的个体距离。它们彼此之间不存在互相攻击的危险，因此间距大约仅有半米。毋庸置疑，它们在自己身边设置了一个空白区，用来与其他鸟儿保持距离。

一次，赫迪格造访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在一个立体模型中发现了错误。模型中的两只鸟类标本立在电线上，它们的间距很小，翅膀上的羽毛都碰到了一起。这种亲密无间的个体间隔对某些物种可能是恰当的，对其他而言却是错误的。正如赫迪格指出的那样：“这类情况只会发生在燕子的标本之间，绝不会出现在活体中。” ⁷ 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博物馆馆长，馆长闻言，将两只行为有违常识的鸟儿分隔开来。

根据赫迪格的观点，动物的逃逸区会伴随着驯化过程渐渐变小。他指出，驯养实际上就是逃逸区逐渐消失的过程。依照这一观点，野生动物与家畜的差别就在于动物大脑中计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安全距离，该数值简单、可测，并且科学。

我认为赫迪格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有些言过其实了。关于野生动物和家畜在遗传、生理机能以及群体交往方面的差别，有一篇精彩绝伦且影响力日渐深远的论文。 ^8-10 该文章指出，逃逸区仅是发生变化的诸多指标之一，而且家畜仍最低限度地保留一定的逃逸区。在这方面，任何一位农夫，或者任何一条优良的牧羊犬，都很了解存在于牲畜周围的逃逸区。 ¹¹ 如果你站在一头母牛身旁的某个特定区域，或者一条狗出现在那个位置上，这头母牛就会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迅速躲开。通过人为利用动物周围存在的这些所谓的压力点，你就能有效地放牧。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牧人，并不需要跟着一头牲畜到处乱跑，也没必要对着它的蹄子大声嚷嚷。你要做的仅仅是站到牲畜周围的关键点上。（对此，我有亲身体会，因为在我小时候，邻居家的母牛经常会溜到我家的地盘上来，我们不得不将它们轰赶回去。）

作为一名动物学家和大自然的热爱者，赫迪格的同情心坚定地站在野生动物一边。他坚称驯养动物就是剥夺它们的天性，同时，人类是整个自然界的敌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人类行为认知方面存在的盲点。他曾宣称，人类经过自我驯化，已经不再拥有逃逸区。在每个人的身边或许也有一个聊天社交的空间，但这与野生动物那种小心谨慎且起着保护作用的空间完全是两回事。正如赫迪格相当引人注目地指出的：“人类是唯一一种让自己摆脱逃生本能的生物。通过这种自我放任，人类变得与大自然的其他成员迥然不同。同时，作为自然界的头号敌人，人类让所有的动物都闻风丧胆，退避三舍。” ¹²

赫迪格做出了许多精妙绝伦的观察和贡献，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错误。人类也有逃逸区，不但包括我们与他人交往的社交空间，还包括令我们相互排斥的泾渭分明的安全边际，这也是对我们产生强烈影响的因素之一，在塑造人类的天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下一章中，我将介绍心理学家如何将赫迪格有关野生动物逃逸区的观点直接用于分析人的行为举止，并由此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让人类得以了解自己的社交生活。 NDwdKCqDb3Ir1M5W+YgXMOV70d8xMHIGBgSGkgrfuMX2HeHaQvYDuGjU8caPMB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