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戛然而止于安禄山起兵那天: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
但对于长安这座城市和生长于斯的上百万居民而言,盛世完结于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他们的皇帝在这一天弃城而去。
长安在古代世界的最后华彩,也定格在这一天。这是汉高祖的长安,汉文帝的长安,隋文帝的长安,唐太宗的长安;文景之治的长安,开皇之治的长安,贞观之治的长安,以及,开元盛世的长安。
从弃长安这一天起,长安再也回不到世界之都的地位,也再不是任何一个盛世的主角。
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之前,长安是什么?
长安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唐帝国的都城,因为唐帝国是世界帝国,又成为世界之都;但长安又是一个时间概念,长安就是盛世,盛世就是长安,中国帝制时代的三大盛世有两个植根于长安。
盛唐的名字就叫长安。
盛唐的长安城,肇始于隋文帝时代。杨坚决定定都长安后,发现汉长安城屡经丧乱,残破日久,便“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这里“川原秀丽,卉物滋阜”。杨坚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主持营建,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初具规模。
到了盛唐时代,这座已易名回“长安”的都城,已经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市,可能还创下了人类古代社会的城市规模之最。唐长安城占地约84平方公里,不仅超过了汉长安(36平方公里)、北魏洛阳(54平方公里)、明清北京(62平方公里),更是远远超越了古代西方大都会罗马(20平方公里)、君士坦丁堡(14平方公里)。
长安人口则更有争议性一些,按照最通行的说法是百万人口,严耕望先生估计长安人口总数一百七十万至一百八十万,考虑到中古时代的城市容纳力,五十万到六十万的说法也自成逻辑。 无论长安有无百万人口,“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 这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其无法自足的城市特性,决定了孤立意义上的保卫长安从来就是凌虚蹈空,也暗示着即使在盛世,长安的脆弱性也是与生俱来的。
长安城由北及南,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居于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部,最早的太极宫称作“西内”,李世民在城外东北隅修建的大明宫被称作“东内”。李隆基即位后,又将自己位于东市东北角的藩王潜邸扩建为兴庆宫,紧贴东面的外郭城城墙,自开元十六年(728)正月起正式成为玄宗时代的大唐政治中心,号称“南内”。兴庆宫最有名的建筑是开元年间修建的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特别是花萼相辉楼,号称“天下第一名楼”。
在玄宗时代之前,唐代的东宫是一个真实的物理存在,位于太极宫的东部但又独立于太极宫,是皇太子政治特权的象征。但李隆基即位后改变旧制,令太子不居东宫,天宝年间的李亨居所实际上并非符合原来规格的独立建筑群,而是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也就是兴庆宫的一角。 太子的“去东宫化”,实质上就表明李亨在天宝朝逼仄局促的生存状态,而东宫的崛起与突围,则成为安史之乱后大唐政局丕变的一大主题。
长安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里坊制”。整座城市被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为一百多个长方形的街区,称作“里坊”,被白居易形容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城中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是南北向的中央大街——朱雀大街,据说宽达一百五十五米,纵贯全城,当时也称天街,是全城的中轴线。
整个长安城共计一百零八坊:东西十二横街、南北九纵街将全城划分为一百三十个网格,宫城和皇城占据了中央北端的十六格,商业中心东市和西市各占了两格,那么只剩下了一百一十格,这就是初唐的一百一十个里坊。李隆基即位后,在开元年间用兴庆坊等两坊之地建兴庆宫,故长安在盛唐时代共剩余一百零八坊。长安一百零八坊,“实际犹如大城内的一百零八座小城”,官员贵戚宅邸、普通居民住宅、各宗教寺观、官府衙署、酒肆旅店,都分布在里坊之中,里坊就是长安的精华所在。
长安的里坊被两三米高的夯土墙所环绕,数十万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并被禁止破坏坊墙。长安对坊的管理统一以鼓声为准,坊门定时开启和关闭,由保管钥匙的坊正负责。对此,李贺在诗中有传神的表达,“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早上五更二点自宫内“晓鼓”声起,坊门开启,鼓要敲到天亮为止;每晚鼓声敲响,坊门关闭,不许出入。全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大街上有金吾卫巡逻,坊门关闭后还在街上游荡的人被称作“犯夜者”,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更曾有宦官酒醉犯夜被当场杖毙。因此,长安每晚敲鼓后即空空荡荡,出现了“六街鼓绝尘埃息”的景象。
盛唐时代的很多历史场景,都多少和这一百零八坊有些关系。李林甫住在紧邻皇城东南角的平康坊,这可能是长安最繁华的一个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这里还是长安烟花极盛之地,李白等盛唐诗人和科举士子流连于花街,与歌妓同销万古愁。
杨国忠住在北邻平康坊的宣阳坊,号称“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杨国忠宅紧挨着虢国夫人的宅子,两人昼夜往来,同进同出,道路为之掩目。每次随驾华清宫,杨家人总是先在杨国忠宅会合,出行时,杨氏五家人各穿一种颜色的衣服以相互区别,五家合队,灿若云锦。除了杨家,宣阳坊还住着曾有“军神”之誉的高仙芝,他在天宝十载(751)的怛罗斯之败后,黯然返回长安,安史之乱初期为李隆基再度起用,却被冤杀于潼关前线。
安禄山是杨国忠的邻居,他的宅子位于北接宣阳坊的亲仁坊。天宝十载,李隆基为笼络安禄山,出御库钱给他在亲仁坊修了一座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建成后号称“穷极华丽”“宛如天造”。宅子里的器物据说比宫廷御用品还要奢华,李隆基专门嘱咐办事的太监要出手大方:“胡人花钱的眼界高,别让安禄山笑话朕小气。”亲仁坊还曾是唐睿宗李旦的潜邸所在地,但最巧的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平叛最大功臣郭子仪的宅子也建在亲仁坊,大到“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这似乎构成了安禄山与郭子仪一去一来的历史隐喻。
西军名将哥舒翰住在长安城东南门延兴门内的新昌坊。安史之乱爆发后,在新昌坊养病的哥舒翰被李隆基紧急召见,走上了守潼关的不归路。在新昌坊和西南边的升平坊一带,有一片隆起的高地就是乐游原,这里是长安城内的制高点,为登高览胜最佳地。李商隐曾有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中“古原”即乐游原;李白也曾有诗“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慈恩寺建在东南偏南的晋昌坊中,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与薛据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临诗——这可能是盛唐诗坛最瑰丽的群英会,也是天下鼎沸前的最后一次诗坛盛事。
盛唐的官绅勋戚除了在长安城内占有豪华的宅院以外,不少人还在城外近郊的风景秀丽处建有别墅,“别墅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沿樊川一线,其次在城东灞、浐两河附近以及蓝田附近的辋川也比较集中” 。樊川最著名之地是号称樊川八大寺之首的兴教寺,玄奘大师舍利塔栖灵于此;辋川绝佳处是作为中国文人精神圣地之一的王维别居,王维与至友裴迪在辋川山谷中写下了《辋川集》二十首。
没有人的别居比李隆基的更华丽。长安城以东约六十里处,是倚骊山、面渭水而建的华清宫(原名温泉宫)。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十四载(755),李隆基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到华清宫游幸,岁尽始还长安兴庆宫,王建有诗云“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温泉宫行》)。据说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行幸华清宫四十次左右。
李隆基与杨玉环定情于华清宫,正是在李杨恋的照映下,华清宫在天宝年间愈加成为大唐的第二政治中心,说是盛唐“冬宫”也不为过。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五日,李隆基正是在华清宫的温泉水中听闻了安禄山起兵的鼙鼓声。
长安的盛世,终结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李隆基的出长安日。
但若往前追溯,可能要一直回溯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那个叫张九龄的岭南人被罢相时。
这是一个经典的丘吉尔式情境:“这不是一个结束,这甚至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开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