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仓皇离开长安,是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黎明,天刚蒙蒙亮,细雨笼罩着都城。
李隆基走得匆匆,随行只带走了贵妃姐妹、嫔妃、皇子、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高力士,以及亲近的宦官、宫女。至于那些没被通知的宗室贵戚和重臣,就这样被遗弃在长安。
就在几天前,弃长安还不在李隆基的选项之中。这位尘世的至尊,盛世的缔造者,执掌唐帝国长达四十四年,之前他的帝王生涯可谓一路平顺。即便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来时,李隆基君臣上下也是一派“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的超现实乐观。其后虽然又遭遇了洛阳失守的噩耗,但李隆基还有他寄予厚望的名将哥舒翰,大唐谁不知“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更何况,还有潼关天险和二十万大军。
然而,就在平叛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之时,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带病御敌的哥舒翰在灵宝西原之战中意外惨败,二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六月初九晚,潼关落入叛军之手,长安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屏障。
潼关失守当晚,李隆基在长安没有等到“平安火”,也就是潼关前线传来的报平安烽火,业已知道大势不妙。他维持了半年多,在任何挫折下都可以自洽的现实扭曲力场,终于在这一晚轰然崩坍。
六月十日,李隆基在长安城东边的兴庆宫召见了右相杨国忠,杨国忠首次提出了“幸蜀之策”,得到了李隆基的首肯。幸蜀是杨国忠的主意,蜀地也是杨国忠刻意经营的势力范围,这都没错,但李隆基此时很可能已决定弃长安而去,不过他自己不方便提,他需要的正是杨国忠精准地揣摩上意,以及提供具体逃亡路线。
六月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正式通报了潼关失守的败讯,让群臣出主意。百官被急转直下的军情吓得惊慌失色,相顾垂泪,问起应对之策,皆唯唯不对。此刻,只有监察御史、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大诗人高适站了出来,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招募长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长安,“未为晚”。高适的建议虽然在军事上未必有可行性,但这却是长安朝堂中独一无二的勇气。惶遽的百官纷纷反对,却计无所出。自安禄山起兵以来就唱各种军事高调的杨国忠,此时先否决了高适的长安保卫战提议,沮丧溢于言表地说:“兵已入关,事不及矣。”继而抽泣着推诿责任:“我们很多人十年前就开始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但陛下就是置若罔闻,今日之祸,绝非我这个宰相之过。”
高适保卫长安的建议有没有现实操作性?如果李隆基不走,长安能否守得住?
从当时唐军和叛军的实力对比来看,长安有希望守住,但李隆基多少要冒“君王死社稷”的风险。叛军名将崔乾祐虽在灵宝西原之战击败哥舒翰,占领了潼关,但实际上兵力有限,可能就只有两三万人;在河北战场上,郭子仪、李光弼出井陉(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颜真卿守平原(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这两支军队活跃在安禄山大后方,牵制了大股叛军兵力,郭李组合又刚刚在嘉山(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之战中大败史思明,斩首四万级;在中原战场上,张巡坚守雍丘(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鲁炅固守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叛军久攻不下;安禄山自定都洛阳后,基本上就停止了亲自征战,还需要大量兵力拱卫都城;安禄山看似攻城略地,但战线过长,对占领区基本只构成点与线的弱势支配,连在河北大本营都没有形成面的控制,兵力分布更接近脆弱的一字长蛇阵……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叛军短期内无力对长安进行大规模进攻。
如果单论兵力,李隆基随时可以在长安和关中地区临时征集数万军队,但唐军保卫长安最大的弱项还是募兵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无力招架安禄山的百战精兵。不过,时间站在李隆基这一边,有了足够的时间,临时募兵可以得到训练;更重要的是,西北边军正在源源不断地入京勤王。事实上,长安失守仅四个月后,唐肃宗李亨就委派宰相房琯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反攻长安之战,反击纵然失利,但已然证明了唐军元气恢复之速。
也就是说,只要叛军一开始没有凝聚足够的战略决心,集中主力对长安进行大规模进攻,拿下长安的时间窗口将很快关闭。而安禄山称帝后进取心骤降,倾全力进攻长安并不是一个易于做出的决策。而唐军在挺过初期的不利态势之后,随着募兵的成长和勤王边军的抵达,成功守住长安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李隆基需要的是时间、勇气和运气。
但这些站在高适角度的沙盘推演都没太大意义,显而易见的是,杨国忠以下的百官已丧失了固守长安的所有勇气。不过,此时谁也不愿意承担放弃都城这个重大的政治责任,当天的会议也莫衷一是,未达成任何具体的方案。最关键的是,李隆基也绝不愿冒为社稷而死的风险,毕竟,他为了保命,连逃出长安都操作得那么匆促和暗昧。
很快,潼关失守的消息就从朝堂传遍全城,长安鼎沸,士民掠扰奔走,却不知何去何从,繁华的世界之都在几个时辰内就变得萧条凋敝。危急关头,杨国忠及百官极度缺乏担当的政治态度不仅恶化了局势,更是令人心无可依靠。
杨国忠罢朝后,回到位于宣阳坊的家,找到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姐妹,让她们入宫劝说李隆基从速弃长安幸蜀。
六月十二日,李隆基来到兴庆宫中的勤政楼,向百官宣布亲征,但此时既无“百官”,更无“亲征”:百官朝者十无一二,都在忙着找自家的出路,而到这时候,在场官员谁还会相信李隆基的漂亮话?
百官无人轻信亲征的话术,李隆基可能也没那么在乎,他成功掩饰了自己即刻逃逸的意图,从百官到长安城的居民,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的皇帝会跑得如此之快。
宣布亲征的当天下午,李隆基就从兴庆宫移驾“北内”。“北内”位于汉代未央宫的旧址,在唐代宫城外的西北方。当天夜里,李隆基又特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秘密整顿禁军,厚赐钱帛,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做好了弃长安的一切准备。
第二天一早,在数千禁军的护卫之下,李隆基一众秘密从禁苑西门延秋门离开,向着渭水便桥行进。途中,杨国忠建议烧毁长安用来储藏钱帛的左藏库,李隆基或许对捐弃长安百姓有些歉疚,叫停了火烧左藏库,理由是“叛军如果得不到这笔钱,一定会对长安百姓横征暴敛,倒不如就把左藏库留给叛军,以免百姓受苦”。
天刚亮,李隆基一行就渡过了便桥。为阻叛军追击,杨国忠下令烧桥,李隆基叹息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特地派高力士殿后灭火。
就事论事,杨国忠这两件事做得并无大错,当然李隆基本着人道主义或愧疚的劝阻更没有错,不必刻意弄成什么善恶互现。
此时,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李隆基逃遁的消息。一早,还有不少大臣依旧到兴庆宫来上朝,在宫门口,他们还听得到计时的更漏声,卫兵也仪仗俨然。但等到宫门开启,内宫里的人四散奔逃,被撇下的大臣们才知道皇帝已经不在兴庆宫。顿时,宫中哗然,继而整个长安城陷入自相惊扰的狂乱中,“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又有人趁乱焚烧城中府库,留守的崔光远和边令诚一边组织救火,一边派人武装维持城中治安,一口气杀了十几个人,长安城才稍稍恢复了一些秩序。
此时叛军还远在潼关观望,不敢贸然进军长安,但长安城已未战先乱。
辰时(上午七点至九点),逃亡队伍来到了位于咸阳的行宫望贤宫。咸阳县令不知去向,没有任何官吏出来接驾,直到中午,困蹙的李隆基一行都没吃上饭,还是杨国忠到市集上买了几个胡饼才让李隆基有饭可吃。当地老百姓也献上了一些他们平日吃的粗砺食物,多少会有些难以下咽,但饿坏的皇孙们却争抢着用手捧着吃,“须臾而尽,犹未能饱”。据说一些随行官员还被迫宰杀马匹充饥,砍伐行宫树木煮食马肉。唐人笔记《安禄山事迹》甚至营造了一个过于耸动的极端场景:李隆基坐在树下休息时,突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也就是所谓的“有弃海内之思”,高力士觉察后,抱着李隆基的脚痛哭,这才打消了他轻生的闪念。
目睹逃亡路上的种种不堪,李隆基当着老百姓掩面而泣,有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此时,有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家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也不是一天了,但陛下就是视若无睹,还杀掉那些指证安禄山的忠臣。我还记得当年宋璟为宰相时,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太平。而这些年,大臣们不说真话,只知道迎合陛下,阿谀奉承,因此陛下对宫廷外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言路不通之时,我就知道必会有今天这样的大乱,但我这样的草野之臣的忧虑又怎么能传到陛下耳中呢?事不至此,我又哪里有机会当面向陛下说这些逆耳忠言呢?”
如此痛切的批评,沉溺在盛世君王人设中的李隆基已经太多年没有机会听到。不知是真心痛悔,还是装作接纳谏言,李隆基对老人家说:“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无论如何,一个帝王,落难时分能放低姿态已经实属难得了。
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李隆基一行多少吃了些东西,禁军也在附近村落中弄到了些吃的,逃亡队伍便继续前进,一直行进到半夜,抵达金城县(今陕西省兴平市)。金城县令也像咸阳县令一样早已溜之大吉,县民也跑得所剩无几,好在留下来一些食物,士卒们总算没饿着。
逃走的不光是当地人,这才一天,幸蜀团就偷偷溜走不少人,尤其让李隆基愕然的是,内侍监袁思艺竟也一走了之,他在品级上与高力士平级,受到的倚重信任也仅次于高力士。驿站中没有灯火,众人枕藉而睡,再也没有谁去分什么高低贵贱,所有人都一样的困顿,同样的累累若丧家之犬。
一直到这天晚上,李隆基才听说了哥舒翰四天前被俘的消息,报信的是刚从潼关脱险的将军王思礼,于是李隆基任命他接任哥舒翰的河西和陇右两大节度使,敦促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东进征讨叛军。
这就是李隆基逃亡的第一天,除了泪水与慌乱,一路看上去也挺正常,没有大的事件发生。然而,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正在酝酿:逃亡队伍没带什么吃食,这一路全然指望沿路官府接驾供应,在咸阳和金城两县,食物供应已经开始意外频出,所幸有惊无险,但前路一旦出现更大的供给意外,就随时可能引发断粮危机。断粮,对于一支正在流亡的队伍而言,心理上的压力几乎是摧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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