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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希特勒］不用活得太久。他家里人都活得不长。就连他的父母都是年纪轻轻就死了。所以，必须立马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生存空间！），也就是说要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这么干。子孙后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他这个人才有能力达成这个目标。
——1937年10月31日，希特勒对纳粹党宣传部门负责人
秘密讲话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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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16日，星期日，复活节，在意大利圣玛格丽塔—利古雷
的帝国饭店的包房里，沙皇时期的外交官，后被列宁再次启用，使之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格奥尔基·契切林，和德国外交部长及通用电力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签订了一份《拉巴洛条约》，拉巴洛是相邻市镇的名称。在场的有200名记者，其中就有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把这条令人错愕的新闻用电报发回了编辑部，这条新闻使正在热那亚召开的经济会议相形见绌，因为德国和苏俄的代表团此时就在意大利的这座里维埃拉式的城市里。
条约文本是这么写的：德意志共和国，也就是三年前诞生的魏玛共和国，与诞生时间稍久的苏俄彼此承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与赔偿问题一笔勾销。条约还附了“互相释放善意”的协议，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彼此补足，由此突飞猛进：1932年，苏联成为德国第三大出口国，第二大出口市场。而且，不用说，《拉巴洛条约》还批准了两国一年前即已开始的秘密军事合作。
两个主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在国际关系中被人避之不及，彼此都对西方大国相当冷淡，还有什么比这更说得通的呢？新生的国家波兰占有原先德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省份，所以两国都对波兰充满了敌意，都有跃跃欲试的侵略意图，关系自然也就更为巩固。契切林和他的德国谈判对手提出建立军事同盟，“摧毁如今的波兰”， 2 只是后来并未缔约。1922年的时候，国家防卫军首脑冯·塞克特将军就表达了对华沙的憎恨：“波兰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和德国存在的环境不相协调。波兰必须消失，考虑到它自身内在的缺陷，以及我们的协助者俄国的情况，它必须消失。” 3 九年之后，伏罗希洛夫在和国家防卫军秘密参谋部的首脑亚当将军讨论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几乎是一字不差。 4 该条约使苏俄摆脱了1918年起便遭受的被四处围堵的孤家寡人的状态。对德国而言，这是在对协约国说不，返回俾斯麦的传统亲俄路线，但军队和外交界却捂住鼻子，认为苏维埃政权腐化堕落，令人厌憎。《拉巴洛条约》在十年时间之内成了两国对外政策的柱石。它也是瓦尔特·拉特瑙签署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两个月后，他就被慕尼黑的执政官组织枪杀。
德国方面，国家防卫军无疑构成了条约签署成功的驱动因素。国家防卫军可以借此为德国融入“凡尔赛体系”设置障碍，且希望获得苏俄的帮助，以此来限制《凡尔赛条约》强加给他们的军事建设方面的诸多限定条件。其背后的想法是，他们确信几乎整个世界都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苏俄的经验终将失败，所以他们就希望苏俄越是失败得彻底，他们就越是能和苏俄红军及其最具威望的指挥官，出身于沙皇时期旧军官的图哈切夫斯基确立牢固的合作关系，阻止法俄联盟死灰复燃。从列宁这方面来看，他和后来的斯大林一样，认为《拉巴洛条约》既是一种获取高端工业产品的手段，也是持久揳入资本主义大国前沿阵地的一个楔子。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卡尔·拉狄克（1885—1939）和克里米亚的俄国人维克托·科普（1880—1930）是1920年代活跃在柏林的两个引人注目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最先认为德意志民族的愤恨之情可以成为“解放战争”的发动机，他们的党应该支持之，利用之。莫斯科应该以此为杠杆，从西方手中夺取德国。他们的分析说服了列宁，为德俄之间的合作关系披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
不过，两国之间的秘密军事合作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尽管容克斯公司获取了特许权，将飞机厂建在了莫斯科附近的菲利，德国的技术援助人员也在伊瓦奇琴科沃组建了一家生产毒气的工厂，但从1926年起，这两家企业都停办了。只有在克虏伯监制之下，在列宁格勒和图拉生产的40万颗大口径炮弹的合同按时交付。之所以热情减退，部分是因为《洛迦诺公约》（1925）的签订使得魏玛共和国获得了欧洲的一致接纳，1926年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开始靠拢西方诸国。苏联方面也很快就重燃起对“帝国主义阵线”的恐惧，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柏林试图让搭档放心，便在1926年4月24日和苏联在柏林签订了“友好条约”，以此确保《拉巴洛条约》继续有效。但这么做并不够：虽然和德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苏联仍然倍觉孤单。
1927年5月12日，伦敦警方搜查了苏联通商使团所在地，由此暴露出孤家寡人所蕴含的风险。警方指控苏方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反正不管是否得到证实，5月26日，斯坦利·鲍德温主导的保守党政府还是和苏联中断了外交关系。做出该项决定的真正动机是，因为莫斯科支持1926年5月的总罢工，导致大英帝国陷入瘫痪，还有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和上海的工人起义。这次事件使得人心惶惶，对苏联的历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下议院激烈的言辞在英国人的耳中回响，丘吉尔在会上呼吁重启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东征，这话斯大林永远不会忘记。苏联的领导层发现自己陷入了和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战争之中，从俄国内战时的经验来看，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英国会对所有苏联的敌人进行扶持。6月，苏联驻华沙的大使帕维尔·沃伊科夫被一名俄国移民刺杀，莫斯科认为那是一个迹象，表明伦敦正在计划入侵苏联，打头阵的是波兰。6月8日，针对这次事件，斯大林从度假地发了一封电报给政治局：“我收到沃伊科夫被君主主义者刺杀的消息。我觉得那是英国下的黑手。他们想要挑起我们和波兰之间的冲突。他们想再来一次萨拉热窝。” 5 几个星期后，他和季诺维也夫宣布：“战争不可避免。” 6 苏联的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的情绪，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吃惊的是，时时处处都能见到大家对战争的恐惧，但又觉得战争难以避免。” 7 羸弱不堪的红军让苏联寝食难安。61万兵力，60辆坦克，698架飞机，39艘老掉牙的军舰组成的舰队， 8 可1925年深不见底的低谷还没走出来呢。
但苏联领导层最恐怖的噩梦就是，现在普遍出现一种趋势，不想再打一场类似于把罗曼诺夫皇朝拉下马的战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农村地区的精神状态做了报告， 9 结论很明确：农民很怕战争，对现政权持敌视态度。他们囤积粮食以应对冲突，把有可能会被征用的马匹和推车全都卖了；拒收官方货币金卢布，中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导致10月起又开始在一些工业中心强制实行基本食品的定量配给。失败主义的言论，呼吁拒绝应征入伍和当逃兵，希望现政权倒台，表达得都很赤裸裸。打一场仗不就把沙皇赶下台了吗？那再打一场就可以干掉现政府了！在这种语言上的敌视和拒绝交付谷物的情况下，警方便指责中农和富农企图颠覆政权，说他们要扼杀城市。去农村小住的韦尔纳茨基写道，在农村里，只有一种呼声：战争只要开始，我们就起来干倒现政府，干倒知识分子，干倒城市。农村会和城市开战。 10 指挥层对苏联红军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转变也是忧心忡忡，一份呈给政治局委员的绝密报告里提到了这一点。
爆发战争或内部动荡的时候，出身农民大众的士兵究竟会怎么做，取决于军队政治部门怎么开展工作。［……］当下这个时候，红军内部几乎已［……］完全看不到工人骨干。尽管师长和团长仍然是工人出身，或是内战期间表现出对无产阶级革命忠诚的人，但连和排都是由农民出身的人以及“其他”阶层的人指挥，况且这些人都没参加过内战。［……］工农军队都成了农民的军队。［……］这种趋势在本土防御系统的干部圈子里是个极大的威胁。［……］此外，民族支队，尤其是哥萨克人居住的地盘，或政工干部弱势的地方，都会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威胁。 11
1927年由现政权操控的大恐慌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第一就是使国家机关和动员计划适应于开战的可能性，这是序曲，接下来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军事化。苏联红军再次获得预算上的优先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1929年到1941年，苏联红军从人数上看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直到1936年，苏联一直都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时候支持应对一场大型冲突的大国。
1927年大恐慌的第二个后果是意识到了国际上孤立所造成的危险。契切林的副手李维诺夫就是这么登上舞台的。关于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历史记住的只是他在75岁的时候因心脏病死在床上，从而完成了一件壮举。其实，斯大林一点都不喜欢他，最后还把他关进了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他的真名是迈尔·瓦拉赫—芬克尔斯泰因，波兰和立陶宛血统的犹太人，父亲是个银行家。他妻子艾维是英国公民，出身于中产阶级。他对上流社会很熟悉，十年流放期间，他就游走于那些人中间。他能讲七种语言，口才极佳，戴副夹鼻眼镜，套个假领，爱打桥牌。这副世界主义的资产阶级形象让斯大林很不喜欢。但他这个人懂得如何务实，领袖（Vo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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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优势。因此于1930年让他当了外交人民委员，使命就是同西方建立外交管道，分裂帝国主义阵营，预防战争的风险。一直到1938年，李维诺夫的名字都是同和西方民主国家保持接触政策以及遏制希特勒的集体安保政策相连的。他对意识形态之争没什么兴趣，这使他能很好地适应世界革命失败引发的“和平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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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他眼睛眨都不眨地就向希特勒之前最后一任总理冯·施莱谢尔将军保证，说“他觉得德国对待共产党的方式和俄国对待国家公敌的方式没什么区别，这点再自然不过”。他的务实态度使他达到了另一个高峰，1933年4月1日，他向斯大林提出将苏联驻柏林大使列夫·辛丘克免职的建议，给出的论点让人始料未及：“我们的整个外交使节团队由同一个种族的人［也就是犹太人］构成似为不妥。”斯大林根本就没想讨好希特勒，于是就用雅科夫·苏里茨替换下了辛丘克……苏里茨也是个犹太人。
1927年战争恐慌情绪引发的第三个后果影响最大，那就是1928年的“伟大的转折点”： 14 工业化，五年计划，镇压富农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个“伟大的转折点”对巴巴罗萨行动造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让苏联红军有了武器，而且武器还很充足。另一方面，由于镇压的力度极大，当局并不敢确定农民是否愿意和它一起反抗外国的侵略，拯救工人国家。
无论是1927年，还是1941年，在领导层的头脑中，对外战争始终都会冒一个风险，担心最后也会和自己国家的一部分人民开战，他们惧怕重演1917年军队不愿合作的局面。苏联就像个堡垒，外面围得水泄不通，内部却又危机重重。关于这种长期的围困状态所引发的狂热状态，老布尔什维克阿贝尔·耶努吉泽在1928年5月说得很好，他对捷克驻莫斯科使团负责人约瑟夫·吉尔萨说：
以前要好多了，我们面前还有个具体的敌人。［……］可今天，敌人不见了，但我们都能感觉而且认识到，到处都有隐藏起来的、做了伪装的敌人；不管在哪儿，我们都看不见朋友。对未来的不信任甚至都深入到了最狂热的领导层之中。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层彼此之间也不信任。［……］我们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就在我们国家四周，也在我们国家的内部。 15
1927年的危机和担心与英国及其友邦开战的恐惧开启了苏联红军和国家防卫军之间合作最具成效的一段时期，这次是在人员培训和技术实验上进行合作。在喀山开设了一所装甲学校，在利佩茨克开了空战学校，在托姆卡开了生化战学校，这是三个在德国本土被禁止并被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监控的领域。相应地，苏联军官在德国参加实习，接受参谋工作和战术方面的培训。这些来往都是秘密进行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国家防卫军组建总参谋部，但它还是都偷偷摸摸地进行了培训。从1926年起，德国军方和外交领域的观察员都会参与苏联红军陆空两军的秋季大规模演习，国家防卫军则会受邀参与地面演习。负责交流方面事务的冯·勃洛姆堡将军还拿合作当挡箭牌，有苏联人在，德国国会里的共产党应该就不会再发出反军国主义的言论了。莫斯科在内部文件里称呼勃洛姆堡是“红军的朋友” 16 ，勃洛姆堡应该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在他以及他的那些同僚看来，波兰人和法国人才是敌人。首席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勃洛姆堡直到1938年之前一直都是希特勒的战争部长，后来他也一直在担任这个职务。1945年，他在纽伦堡的囚室里写道：“我觉得我以前的论点是正确的：比起西方，俄国人和我们更亲近。” 17 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在1928年12月28日提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里，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赞扬苏联红军的干部“将在德国接受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学习什么才是优秀的外国军队。有了德国军队，我们就有了对照的标准”。 18 德国方面，威廉·施派德尔将军在战后写道：“对总参谋部来说，苏维埃俄国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一扇敞开的窗户。” 19
交流的人员中有5000名德国军人，其中200人是飞行员。苏联方面，有196名军官出现在培训名录上，所有人都是高级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埃德曼、亚基尔、叶戈罗夫、伊万·别洛夫，还有两个后来当上了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长，他们是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德国来访人员或受训人员中有一些人今后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冯·勃洛姆堡之外，还有威廉·凯特尔，后来他当上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统帅，还有雷德尔，他是德国海军元帅。巴巴罗萨行动期间，大量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停留在苏联各国，如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霍特、哈尔佩、冯·施韦彭堡、海因里西、屈恩、克雷布斯、屈布勒、马克斯、莫德尔、内林、莱因哈特，以及后来负责情报部门的金策尔和巴巴罗萨计划的核心人物保卢斯。1928年派往利佩茨克的43名飞行员中，有20名后来都成了德国空军的将军，其中四人保罗·戴希曼、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汉斯·赛德曼、马丁·菲比希把苏联红军的航空兵打得苦不堪言。 20 在利佩茨克，他们不仅第一次练习了俯冲进攻技术和空地无线发报技术，也测试了德国的第一代战机：荷兰福克公司秘密制造的双翼Fokker F D XIII战机、阿拉多Arado 64/65战机、亨克尔He 51战机、道尼尔Do 11重型轰炸机、容克斯K 47攻击机。
那么这些交流项目是否对巴巴罗萨行动产生了影响呢？苏联方面，对军官的成长、部队单位的构成、陆军各兵种战斗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参谋部的工作而言，绝对不能说没效果。战争推演的发明、实弹训练、生化战的操练，毫无疑问都留下了痕迹，而且有助于弥补不足之处，照冯·勃洛姆堡的说法，苏军最糟的地方是“烦琐，而不是简洁和精确，这样就阻碍了参谋部开展工作，指挥方法上发展相当落后”。 21 图哈切夫斯基好几次赞扬了苏军在柏林的受训人员所取得的进展。“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国家防卫军就是红军的老师；这点令人难以忘怀，也不该被忘记。” 22 他本人也对1932年德军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操演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清楚地看到了冯·伦德施泰特和冯·博克是如何指挥部队实施机动作战的。兴登堡总统也亲自前来，向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小参谋部致以问候。但这次获得的经验许多后来都消失了：80%在德国的受训人员或观察员（上述八人中有六人）后来其实都在1937年至1940年间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在德国的这次培训成了这些人的棺材钉，后来被拿来提起指控，说他们替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从德国的观点来看，除了装备测试之外，还在工程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舟桥兵和毒气战方面。特别是，他们在喀山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可以在坦克中架设无线发报机，解决快速编队、指挥以及控制距离这些头等问题。德国的技术员对构成1941年红军95%机械部队的坦克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如T—26、T—28、T—35、BT坦克。苏联人掌握的两个关键概念，即将军队与国家一体化，和干部的政治化，后来在希特勒那儿也开了花结了果，冯·勃洛姆堡和冯·赖歇瑙就是这一脉络的先行者。 23 1928年，冯·勃洛姆堡在苏联巡视了一番，写了一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建议模仿苏联，“在军队［和］民众组建的被动防御组织内部从事宣传活动”。 24 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传承下来的一些陈词滥调（不一定都不对）也得到了强化：俄国防御强，进攻弱，农民兵吃得起苦，但自主性差，军官相对于其所执行的任务来说地位太低，参谋部的工作杂乱无章。在装甲运用理论方面，德国人和苏联人都各自取得了进步，没看到彼此受到对方的影响。不管他们彼此从对方那儿学到了什么，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当时没有其他哪个军队能像苏联红军和国家防卫军那么熟悉对方。苏联人甚至还同意定期交换他们的情报部门从波兰和罗马尼亚军队收集来的情报，但在苏德战争期间，他们并没有对盟军这么做。
从1932年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军事合作就放缓了脚步，至少在一开始，这种情况是两国的军人所不愿看到的。李维诺夫开始同波兰和法国建立联系，这两个国家后来同苏联签订了让柏林不快的条约。12月11日，德国方面在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上就这个领域同《凡尔赛条约》的签署国获得了同等的权利。缺了对波兰的共同憎恨和秘密重整军备这两根柱石，《拉巴洛条约》就只是双边的协议而已，和其他协议没什么不同。几个月后希特勒的上台叫停了军事合作。苏联的基地和电台均被关闭，最后的关闭时间是1933年9月15日（近300万马克的装备都留在了原处）；如受邀参观演习之类的军官交流和互访也被叫停。对进攻概念和新式装备进行了充分试验的苏联红军和国家防卫军彼此依依不舍地看上一眼，却渐行渐远。创建德国空军的戈林强烈要求苏联军官不得在他的基地周围训练。国家防卫军最亲俄的军官，如哈默施泰因、亚当、奥斯卡·冯·尼德迈尔都被弗里奇将军之类激烈反苏的军官替换。深受希特勒欣赏的冯·勃洛姆堡后来也被说服，认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有其合理性。1934年2月23日，他把苏联红军从友军的名单上划掉，将其列入了潜在敌军的范畴内。
从斯大林这方面来看，同柏林进行冷战等于只能不情不愿地把拉巴洛这一页翻过去。等待了几个星期之后，斯大林让外交公署寄了217份抗议照会，抗议1930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戈培尔在帝国发起的猛烈的反苏宣传攻势。《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正告柏林：“这样的政策也会孤立德国，只有疯子，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谁都知道对德国不抱持敌意的唯一一个国家就是苏联，这不是什么秘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你们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却不愿去了解这一点。［……］只有坐在皇位上的疯子才会这么干。” 25 6月22日，在德国共产主义先驱克拉拉·蔡特金的葬礼上，斯大林带头举行了大规模反纳粹示威游行。9月26日，所有德国媒体记者都遭到了驱逐。1933年12月，在斯大林的建议下，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极端反动分子、好战分子以及帝国主义者的恐怖独裁行为”。这个说法后来就成了惯用语，再三出现。在苏维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上，斯大林说希特勒的统治长久不了，在这点上，他和欧洲的许多观察家犯了同样的错误。 26 1935年10月26日，尽管出现了这个新的动向，但在帝国驻莫斯科大使冯·舒伦堡伯爵私家宅邸的晚宴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还是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如果德国和苏联能像不久之前那样保持友好的政治关系，那两国就能确保世界的和平。” 27 我们不知道他这话是不是克里姆林宫的意思，但这话反映了斯大林对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何要与苏联破裂始终耿耿于怀的内心想法。这话也表明了苏联的军队首长仍然认为国家防卫军拥有它并不拥有的政治权力，而他们自己在斯大林政府内的权力要比想象的大。1937年的行刑队开始倒计时。
对饱受各种威胁和动荡之苦的苏联来说，希特勒上台此时还算不上最糟的情况。因为斯大林这人天性妄想偏执，十分担心自己遭到政变的结局，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会输，只有他自己认为会赢，其危机之严重可见一斑。1930年代初的局势又加剧了这种情绪：苏联既可能因其内部紧张程度的积累而内爆，也可能因环伺四周的一系列敌对国家采取的行动而爆炸。
尽管斯大林让李维诺夫来负责外交机器的运转，但制定外交政策的还是他及周围的那些人。外交机器的运行遵循的是列宁制定的一些标准以及对列宁本人的信仰。第一条是持久存在反对“世界上唯一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帝国主义威胁”，这种威胁相当严重，过个一到十年，“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就会难以避免。出于1927年对战争的恐惧，1929年，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写了一本小册子《会有战争吗？》， 28 他的观点是战争马上就会爆发；1930年，轮到波兰成了这波恐惧情绪的目标，然后又是1931年的日本。
第二个信条部分地和第一个有所抵牾：苏联需要和平，因为它很虚弱。经济和军事上的虚弱就需要保障外部的安全，这样布尔什维克就有时间来改变社会，在面对内部形形色色或真实或假想的敌人时，能使政权维持稳固。这也就是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第一次社会主义工业干部大会上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的意思。曾是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讲话的时候喜欢列举，但我们发现他在列举的时候，并没有提及1917年被德国打败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古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俄罗斯因为落后而持续挨打的历史。被蒙古的可汗打败。被土耳其的贝伊打败。被瑞典的封建主打败。被波兰—立陶宛的封建领主打败。被英法的资本家打败。被日本的王公打败。整个世界都把俄国打败了，就因为俄国落后。军事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他们打俄国，是因为这样能带来好处，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因为这就是剥削者的法则：专打落后者和弱者。［……］这就是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落后的原因。［……］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时间里跑完这段距离。我们要么跑完，要么就被碾压。 29
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的顺序并不一致，因彼此竞争而遭到了削弱。必须避免形成一个“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因此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简言之，要寻找可能帮助苏联的盟友就是第三个信条。因《凡尔赛条约》和《拉巴洛条约》而被赶出帝国主义阵营的德国，无论是在1933年，还是在1922年，都是莫斯科努力争取的标靶。德国难道不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正好可以暂时解决三个信条之间的矛盾吗？不到几个星期，希特勒就把列宁传下来的苏联对外政策的这根柱石给打碎了。
最后，是第四个信条，就是秉持“国际主义者的责任”，也就是说要重新确认世界革命的目标，哪怕是远期的目标。为了保持和平，就必须和某些帝国主义阵营的国家有所往来，但采用外交政策的做法只是暂时的。只要苏联这个国家的力量允许、条件允许，革命——对斯大林而言，就是苏维埃化——会再次大踏步向前。如有必要，红军队就必须亮出刺刀，冷酷无情，不把现有的条约当回事，被占领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怎么想也无所谓。这种态度是不是苏联当政者的特点，或者说他们是否要彻底返回到俄国以前的帝国主义，还是前者掩盖了后者的本质，这些都有讨论的空间。斯大林从1925年1月起便开始考虑开战时对己有力的框架：“和以前一样，我们的军队必须高举和平的大旗。但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就不能抱着胳膊不动，而是必须走上比武场，但得最后走进去。我们参战是为了在天平上投下关键的砝码，使天平发生倾斜。” 30
苏联社会从诞生起便暴力蜂起，创伤接二连三。最严厉的酝酿着内战的措施，就是斯大林1929年发起的农业集体化。苏联为了推进农业集体化，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以此来对抗它所瞧不起的“属于过去”的一个阶级，它像对待殖民地民众那样对待这个阶级，带有同样的偏见，无视他们的苦难，用的也是同样的粗暴手段。1933年4月4日，集体化开始之后三年，此时希特勒已经掌权，哥萨克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给领袖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了自己在北高加索的所见所闻。
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饿馁而死。成年人和儿童身体浮肿，吃的都不是人吃的东西：腐烂的动物尸体，栎树树皮，沼泽地里的野草。［……］为了让集体农庄庄员招供麦子藏在什么地方，（专门的机关）［……］就会打断他们的关节，在脖子上套上活结，把他们沉到顿河里。［……］大多数恐怖手段使用的时候，完全丧失了分寸感。过度成了通行的准则。 31
1932年和1933年，大饥荒导致500多万苏联人死亡，其中许多都是乌克兰人。1941年，幸存者仍然对这场惨剧记忆犹新， 32 所以曾对德国军队热烈欢迎。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大饥荒也有很大的影响，削弱了国家的储备力量，结果，遭殃的就是苏联红军。1941年至1942年征来的兵员中大部分都是1917年至1921年出生的年轻人。1926年，他们占人口的10%，1939年只占8%。大饥荒中死得最多的就是饥肠辘辘的青少年，他们发育迟缓，这也就解释了10%的征召来的兵员在过审的时候被要求下次再来。 33 除了这样的损失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行为之外，还有1929年再次发起的反宗教运动，这场运动对恪守传统的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些行动使政权产生了动摇，使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审慎的策略。哀鸿遍野之声也扩散到了军队内部。还是在1937年，大清洗又使人多了一层不满，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一整袋一整袋审查过的农村招来的新兵的信件运往莫斯科：“我希望战争早点来，我会第一个起来反对现政权。”“沙皇尼古拉就是个白痴，但面包可是多得很，就连白面包都不用排队买。”“斯大林早晚会被干掉。许多人都反对他。”“这就是生活，对不？托洛茨基要是在的话，应该会比斯大林领导得好。” 34
由于强制推行集体化，苏军已是伤痕累累，长期以来本就低落的士气更是一落千丈。1929年6月，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概括了“伟大的转折点”以来新出现的不足之处。
乡村政策［……］导致军队出现“农民运动”。这项运动并没有因为军队政治机关或指挥员的介入被压制下去。它部分渗透到了各级组织内部。［……］由于富农渗透进了军队，而且公开宣扬反革命，出身于贫农和中农的红军士兵的政治活动就开始越来越多。［……］同样也使得全军各区的反犹主义行径大幅度增长。［……］这些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非党员的士兵中间，也出现在了指战员身上，其中就包括党员和共青团员。［……］我们发现犹太人因为遭到迫害进而自杀的情况。［……］还必须强调很难启齿的一点：自杀人数越来越多。1925年至1926年，1万名士兵中有8.3个自杀，1927年至1928年的数字是12.1个。 35
1941年6月22日，在一些部队，不守纪律和捣乱行为始终都存在。
城市里的情况尽管没农村糟糕，但仍然和那个时代西方各国的宽容度没法比。1932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城里市场上基础农产品的价格和1928年相比翻了十番。1926年，运气好的苏联人——不属于特权阶层——和莫斯科大工厂的工人每天可以吃到150克的肉，1932年是70克。这个数字还要考虑到首都占有了大约全国各级供销网络和合作社四分之一的肉量。每个工人家庭每年可以拿到一块250克的肥皂。奶制品几乎找不到。白面包彻底消失，甚至连莫斯科都没有，斯大林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由此就出现了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阿利卢耶娃离开了，带走了白面包，斯大林要是再结婚，黑面包都会离开。” 36
在这种形势下，骚乱、罢工和暴乱就成了家常便饭。各地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都遭到绑架杀害。1930年1月，格别乌
登记在案的有402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个类别指的是1万人以上的公共事件。2月达到1048起，3月是6528起，集体化时期情况最严重。2月，距梁赞以东150公里的皮捷林斯基区的2.5万个农民一听钟声响起，便起来暴动。他们抢夺被没收的粮食和牲口，对抗格别乌派来的部队，几个月后，格别乌将暴动镇压了下去。1930年至1931年间，集体化总计放逐了180万农民。在乌克兰，整村整村的人每天都会跨过边界，亲吻波兰边防军士兵的皮靴，除了问边防军要面包之外，还要求他们和苏联开战，解放他们。工人阶级也没幸免。1932年4月，伊万诺沃附近的维丘加因为没人干活而瘫痪。人群洗劫了民兵大楼，占据了格别乌和党委大楼。和警察的对抗导致有人被杀。斯大林在政治局的副手卡冈诺维奇被派往当地平息民情。1933年1月，城里的一个工人团体竟然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说“沙皇时期的生活更好”。八年后，这样的局势就显现出了后果，当时，德国军队出现在了伊万诺沃的大门口。绝望的柳芭·沙波丽娜只能内心起来造反。她在巴黎生活了四年，成了有名的画家，1928年返回列宁格勒居住，又重新开始记日记，她只有一个耳朵有听力。1933年4月26日，她写道：
日本夺走了我们的中东铁路。显然，日本根本没把我们的飞机和士兵放在眼里，因为士兵的父母都在村子里饿得奄奄一息。［……］在克里姆林宫，我们就像一排排瑟瑟发抖的羔羊：我们这儿有个得意扬扬的将军，他想“干革命”，当拿破仑，有什么好不能接受的呢？［……］我们的政权穷凶极恶。这儿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一切都建立在谎言和虚假之上。 37
提莫菲·特列古勃夫住在切尔尼希夫（切尔尼戈夫）州，那儿是乌克兰最亲俄的地方，他在日记里概括了自己和该地区居民的谈话。
战争？那就让战争来吧！战争也好，发洪水也好，地震也好，我们都行，就是不要集体农庄。就连在外国人占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过得更好，比在集体农庄当农奴要好。这不是生活，这是苦役犯监狱。［……］不，我们现在不会再犯傻了。1918年到1919年，他们说会给我们土地。［……］我们会扛着枪走，不是去前线，而是去后方。 38
1933年，在西方各国首都，还有华沙和柏林看来，苏联没让他们的预言成真。一方面，五年计划使他们可能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国内政策，对待农民阶级的做法，以及许多荒唐之处，比如苏联给工程师的报酬很高，但还是缺这样的人才，于是就在1928年抓捕德国工程师，所有这一切都让西方各国觉得苏联是一个异常的国家。还有1935年开始的大清洗和大审判，到1938年愈演愈烈，然后转为秘室行动，一直到1941年，许多观察者就形成了这样的判断：苏联就是个吞吃自己孩子的怪物，希望它快点消失掉。这种情况就在国际关系上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这么弱的国家，军队不行，外交没有可信度，和这样的国家结盟有什么好处？甚至都不需要大规模的军队介入，就能让它分崩离析，难道不是吗？从1934年至1935年起，希特勒就在酝酿如何从苏联的弱点中牟利。
除了魏玛德国之外，莫斯科就只剩下敌人了。1920年代，在这些敌国中间，苏联最怕的是波兰和日本，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打败过它，现在还能把它打倒。
波兰面积的四分之三是由1914年的俄国领土构成的。1920年，波兰在华沙的城墙下击败了苏联红军，次年与之签订《里加和约》，再次将边境深入东部，将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纳入领土之内。这份和约签署之前，波兰和法国结盟（1921年2月19日），得到军事协定的加持，后再与罗马尼亚结盟（1921年3月3日）。波兰和苏联的关系并没有变得正常化。边境事件层出不穷，经济关系濒于停滞。1926年，年老的毕苏斯基元帅再次掌权，便越发让莫斯科觉得波兰是个法西斯政权，企图恢复17世纪的大国地位。普罗米修斯计划——既是一个概念，又是半官方性质的政治组织——的复兴让苏联人抓到了把柄，而毕苏斯基就是20世纪初该计划的发明者或再发明者。对华沙而言，它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带出现一系列盟国：波罗的海诸国，再加上芬兰，还有罗马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华沙和东京之间相当友好的关系使该计划得以顺利推出，因为后者会向华沙提供苏联红军方面的情报。
不过，普罗米修斯计划并非毕苏斯基元帅的对外政策：毋宁说这有点类似于乌托邦，只有苏联崩溃，该计划才站得住脚，而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等待苏联的倒台。事实上，波兰的外交政策有两个支柱：同两个强大的邻国，也就是德国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不得以损害另一方来获益（也就是所谓的“平衡”政策）；不惜一切代价和法国及罗马尼亚结盟。在这些原则之上有个禁忌：不得让德国军队或苏联军队踏上本国的领土，无论提出任何借口，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行。
由于一方面日本存在侵略企图，另一方面英国又充满敌意，于是在莫斯科的倡议之下，华沙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经过七年的谈判后，两国于1932年7月25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纯粹因为形势的需要，1920年的两个宿敌彼此走近，这给欧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2月，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成了首个造访莫斯科的部长级别的外交官员。在这个场合下，出现了新的措辞：“和平共存”“集体安全”“互不侵犯原则”。但和华沙关系的解冻并不能说明苏联战略上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方面，这只不过是条件使然，就像拉狄克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关于实施的这项政策［接近波兰］，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接近’，就是指：a）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展开斗争，［……］b）‘接近’并不会给出明确的保证，［也就是说这要］取决于条件是否变化。” 39 另一方面，贝克在心理上犯下了一个错误：他有些自负地拒绝和斯大林见面，给出的借口是他在国家的政府机关里并未担任官方职务。 40 最后，第三个理由就是对波苏关系的回暖做相对化处理，德国，甚至纳粹，都不应对此起任何疑心，斯大林在1934年1月26日的十七大就是这么讲的：“我们并不针对德国，我们对波兰和法国也没有针对性。［……］当然，我们对德国法西斯政权远没有达到喜欢的地步。但这儿并没有牵涉到法西斯主义，事实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的情况，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我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41
如果说斯大林想要缓解同西方的紧张关系，那都是因为和东部的紧张关系正在有增无减。1931年9月，日本军队利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地域广阔的中国东北，又于次年建立了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这样一来，日军和苏军就会在长达5000公里的边境线上发生接触。 42 斯大林提出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1931年12月，日本拒绝了这项提议。蒙古由于粗暴推行集体化而导致暴动，发生兵变，局势不稳，如此一来，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斯大林拒绝了乌兰巴托提出的军队介入的请求：“我认为派遣军队会冒很大的风险。［……］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派出军队会挑起冲突，日本、中国和蒙古就会联合成统一阵线，对抗苏联。”日本战机不停地侵犯苏联领空，远东军区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向伏罗希洛夫发去电报，要求获准开火。卡冈诺维奇于是就给正在索契度假的斯大林去信：“我们已召集委员会开会，讨论了远东问题。我们决定千万不能开火，只要向莫斯科进行汇报即可。我们不敢保证一小撮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不会设法挑起战争。” 43 斯大林的答复是：“委员会针对远东问题，决定没有莫斯科的命令千万不能开火，这百分之一百正确。很显然，这些问题和这些‘事件’本身都有可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导向战争，只能由莫斯科了解详情之后，再行定夺。我建议不管布柳赫尔怎么叫嚷，我们都应始终恪守这项指示。” 44 这种认为如果对挑衅做出回应，一小撮法西斯主义军人就会挑起战争的看法也是对苏联红军将领的要求，但这种看法将在1941年6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这些威胁，斯大林开始增兵。10万人，到1938年将增至45万人；500架战机，其中170架是格里戈罗维奇TB—5四引擎轰炸机，悉数调往远东地区；1932年创制太平洋舰队。这一年，国防预算比去年的实际开支多出2.5倍。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鲁道夫·纳多尔尼向柏林发去电报，说西伯利亚战争难以避免。1934年1月4日，斯大林对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威廉·布利特也是这么说的。战争部长荒木贞夫
在东京鼓动战争的言论日益增多，他无意间对美国大使说：“如果苏联人继续来骚扰我们，我就会荡平西伯利亚，把他们像苍蝇一样全都赶走。”
45
1932年至1934年间，苏联和日本的边境部队记录在案的冲突就达152起，1935年为136起，1936年为203起。到1937年夏，为争夺黑龙江上的小岛，两军爆发了激烈冲突。翌年，哈桑湖
战斗打响，为时十天，死亡人数达1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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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面对希特勒和西方国家采取何种立场，也会随西伯利亚的战火而变化。在莫斯科，没有人会忘记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曾导致俄国战败，革命爆发。
1933年1月30日当上德国总理的那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欧洲所有的领导人一样，斯大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帮派老大应该变得温文尔雅，现在新闻电影里经常能见到他身着黑色礼服，全套西装笔挺。现实很快就来了：纳粹党开启了一场新式的，而且也很激进的革命。在外交政策方面，希特勒颠覆了习惯做法，尺度前所未见，其中有两个因素导致他在内部获得成功：掩盖和欺骗。他的对手和合作者经常会被他弄得晕头转向，尤其是如果决策层很多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了。那么在柏林究竟是谁在实施外交政策呢？是威廉街的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领导的纳粹党新成立的对外政策部门？代表元首的鲁道夫·赫斯主导的外事组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领导的类似的部门及其一帮“社团”？领导全球性的“德国反共产主义统一联合会”组织，负责颠覆和反共产主义宣传事务的戈培尔？ 47 希特勒的习惯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他一副波希米亚做派，对政府的事务本来就无好感，他不写东西，不计划，不做任何协调，也不遵守任何流程。他从来不对外交官讲话，不喜欢读他们写的报告，喜欢通过奥托·迪特里希每天给他拿来的各国的报章杂志来思考问题。两个小时的阅读又让他找回了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喝咖啡时的习惯，他显然对此很是心满意足。他讲得很多，但随着听众的不同，他的讲话经常会变；他讲得越是多，想法背后的东西就越是隐蔽。六年来几乎每天都会见到他的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判绞刑之前不久说：“时至今日，我始终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知道什么，想要什么，我只知道自己觉得、推测他在想什么。” 48 什么时候是在装腔作势，什么时候是在说谎，什么时候是在欺骗，什么时候是在表达观点，就连他身边的人都没法知道。哈尔德将军写道：“甚至就连我们，和他合作的人，对希特勒内心在思考什么基本上都只能靠表面显露的迹象来做出推测。” 49 观点、计划、假设、方案，所有这一切都飘在空中，飘浮不定，如朦胧的雾气，直到突然间做出决策。希特勒就像个墨洛温王朝的国王，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从不预先通知，从柏林到慕尼黑，从慕尼黑到贝希特斯加登，均是如此，后面跟着那班重臣，永远在钩心斗角的各机构、各部门的代表。这种混乱的局面都是他有意维系着的，这样他就能随心所欲。希特勒不惜把专有的行政部门弃如敝屣，由他一人来掌管外交政策。他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的计划和规划，只有空想、幻觉、直觉、执念。在废止《凡尔赛条约》、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方面，他只有一个固定的想法，那个想法构成了他天空中最为璀璨的星辰，那就是摧毁苏联，在废墟上建设生存空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他在1933年当上总理的时候，和1924年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的时候，同样都没有什么概念。看具体形势，机会来了，就放手去干。
即便希特勒上台这件事并不出人意料，甚至都没出现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上，但一开始还是让莫斯科寝食难安，因为希特勒随后出台的两项政策明显自相矛盾。一方面，总理在围在他身边的保守派的压力下，似乎仍在遵循《拉巴洛条约》的精神。他宣布放松魏玛共和国留给他的那些外交官身上的缰绳，所有亲俄派人士都可以一仍其旧。他在2月6日到3月23日的讲话中表明自己拥有良好的意愿：面对苏联，帝国政府希望能够培养双方的友好关系，这样对两国都有益处。 50 1933年5月5日，他同意延长由前任发起的德苏友好协议的期限，此前的2月25日，他还签署了一份信贷协定。
但其他行为就背道而驰了，而这些为数众多的行为却体现出了他的想法。苏联通商使团在汉堡、莱比锡和柏林遭到了冲锋队的攻击，德俄石油销售公司 51 的员工遭到殴打和逮捕，《消息报》的一名女记者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苏联犹太人出身的代表的委任状被收回。1933年4月1日，罗森贝格被任命为纳粹党对外政策部门的负责人，尤其是4月28日，他去了一趟伦敦，想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结果一无所获，但这些行为本身已经给斯大林敲响了警钟。希特勒接受《每日邮报》记者约翰·福斯特爵士的采访，他的话没有变，就是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无所畏惧的统一战线：“他［希特勒］希望通过和平手段修改《凡尔赛条约》。德国海外扩张的观点或许战前就已出现，但现在遭到了摒弃。德国并不想和英国在海军军备上竞赛。德国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殖民地或自治领，而是取决于东方的边界问题。” 52 希特勒一开始假装对意大利提出的四国和约——已签署，但尚未批准——感兴趣，坚持说欧洲事务的指挥权要交给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石二鸟：苏联被排除在外，帝国承认四国之间权力均等。在莫斯科，大家都能感受到反苏大联盟的绳结正套在他们的脖子上，更有甚者，7月9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一封电报中说赖歇瑙将军正为了这个目的就此事接触英国人。 53 不安情绪很快就消停下来。因为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了一些倡议：帝国退出裁军协商会议和国联。对德国来说，集体安全和多边主义就此终结。斯大林倍觉欢欣，他认为德国的孤立主义行为为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设置了障碍。
1934年1月26日，柏林和华沙共同刊发了一篇极短的文章，宣布他们想要“开启两国之间崭新的时代”，两国放弃使用武力，在所有领域采取合作。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和波兰大使维索茨基会面，倡议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这件事不但震惊了帝国国内，也使外界惊愕不已。巴黎对其盟友的态度感到错愕。斯大林对波兰的“平衡政策”更是感到不自在——毕竟他还向其建议过要保持军事接触——怀疑两国之间签订了秘密条款，以此来对付苏联， 54 但这样的条款并不存在。这份宣言既不表示结盟，也没有签订条约，是希特勒要求他手下的那些外交官，如外交部长冯·牛赖特、国务秘书冯·比洛、驻莫斯科大使纳多尔尼和迪克森，以及负责经济事务的亚尔马·沙赫特、各路将军，包括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这么做的。所有这些人都对波兰充满了憎恨，对1918年至1920年失去的省份耿耿于怀；所以，他们都想在所有可能出现的议题，如贸易、但泽自由市、波兰的德国少数族裔等方面和华沙对着干；他们都有个心愿，就是保持和苏联的良好关系。 55
除了旅行推销员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之外，只有希特勒独自在帝国的东方政策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好处相当大：华沙疏远了巴黎和莫斯科，柏林使岌岌可危的边境地区得以安全。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因签订了这样一份协议而信心大增，后来又于6月暗中破坏了法苏之间重要的“东方洛迦诺”计划，这项计划本是为了使苏联及其邻国之间互相保障边境安全，所以这一招让希特勒欣喜若狂。德国和波兰之间关系的升温有一个更为深远的理由，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注意到这一点，除了罗尔夫—迪特·米勒是个突出的例外。 56 1934年的德波宣言还远远算不上是高潮，只不过是一个短期的花招，或者是斗牛士用的一块红布，将今后的猎物引开而已，但它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在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斯卢奇看来，这份宣言是“希特勒向东方扔的一颗炸弹”。 57 扔这颗炸弹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1918年以来的东方的现状，打开一条通往目标的通途，他一刻不停地一直在瞄准这个目标，那就是消灭苏联。1939年9月1日发起进攻之前六个月，希特勒还曾试图拯救自己的“盟国”波兰，这个词在他眼里，几乎就是附庸的同义词。
希特勒选择波兰首先是出于地缘上的考虑。帝国和苏联并不接壤，因此就必须和波兰这个与苏联拥有1000公里边境线的邻国取得和解，这样才能获得三条纵深插入的路线：北部的维尔诺（维尔纽斯）
走廊，目标是列宁格勒；中部的明斯克—莫斯科路线；南部利沃夫的加利西亚走廊，那是乌克兰的大门。希特勒意识到，截至1938年，自己的军事手段还并不充足，还另外需要波兰提供70万士兵，德国的参谋部认为波兰军队能适应和苏联红军作战，只有他们能在1920年在广阔平坦的乡村地区打败苏联。而且该国有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倾向，尤其是军官阶层，更别说还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保证成功的补充手段。柏林和华沙结盟就能拿到莫斯科的钥匙，这即使不是将军们的想法，也是希特勒的想法。
1月26日签署宣言之后的几个月，柏林的总理府传来各种认为苏联由于日本的侵略即将倒台的传言和猜测。帝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保守派鲁道夫·纳多尔尼发了很多邮件反对这种猜测。尽管远东战争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但他仍然对苏联大厦将倾的结局持怀疑态度。他和李维诺夫及威廉街交谈多次，终于明白希特勒的真实想法就是同华沙合作，以加速苏联的倒台，他觉得这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他在1934年1月9日的一封电报中写得很明确：“［……］让波兰加入和苏联的战争，并在这种情况下，违背波兰的意愿，夺取走廊，这并不是什么在公众面前拿得出手的积极的政策。” 58 和希特勒发生激烈争论之后的3月5日，他就提出了辞呈，拒绝为自己不同意的政策进行担保：德国只有两个外交官有这样的勇气。当天，罗森贝格在日记里写道，他向元首提交了一篇“短论，讨论了德英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他立刻就看了文章，并表示赞成。然后，又提交了一份内容庞杂的备忘录，是关于日本的扩张政策。［……］此后，他就对这类复杂的问题都特别感兴趣”。 59 罗森贝格在这些文本中只是建议德国、波兰、英国共同介入，对抗苏联，平分胜利果实；日本发起进攻就是一个信号。虽然德国尚未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军事部门也没有重建，但他已经公开谈论对苏战争，认为为此目的，就需要结盟，还规定了扩张的指导方针。
由于苏军情报部门提供的线索，斯大林也在追踪这些进展。1934年2月1日，伏罗希洛夫收到一份德国针对苏联政策的报告，报告结尾有这样一句句子：“希特勒的对俄政策，其目的就是让日本和苏联爆发战争，战争的爆发就能促使波兰进攻苏联，由此实现其帝国主义的图谋。” 60 1934年12月，伏罗希洛夫又通过同样的渠道收到了新的情报：
德军的领导层勃洛姆堡和赖歇瑙完全同意希特勒—罗森贝格的必须与苏联开战的政策。［……］德军准备在东北部开战，也就是说和波兰及芬兰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并在波罗的海诸国登陆。三国的总参谋部在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必须等到日本进攻苏联以后再开始。德军认为法国出于国内原因，仍将保持中立。［……］德国地面部队的将军估计军队备战需要三年（因为缺少重炮和弹药）。但戈林和空军指挥层认为国际形势一旦有利，就必须开战。 61
就1934年12月呈送的第三份文件来看，“［……］希特勒已让毕苏斯基确信，在德军的将官内部，那些倾向苏联的人［……］都会被压下去，如施莱谢尔和罗姆。［……］德波行动已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军甚至会交换秘密情报”。 62
在等待有利时机、重建军队、重振军威之际，希特勒对华沙可以说是紧追不放。1934年1月，波兰邀请戈林来比亚沃维耶扎森林狩猎猞猁和野牛。起初，这件事并无政治色彩，但在这次临时起意驶往华沙的专列上，事情却起了变化，戈林还和毕苏斯基及其军事顾问谈了两个小时。到底谈了些什么呢？照在座者马克斯·约瑟夫·辛德勒将军的说法， 63 波兰方面提到了德国是否有可能让波兰自由染指乌克兰，作为交换，德国可以染指波罗的海。波兰驻柏林大使利普斯基当时也在场，他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建立军事同盟的提议来自戈林：“特别是在和将军们的会面中，他的想法走得很远，几乎就等于是在提议建立反俄联盟，共同对付俄国。他趁这个场合，说乌克兰会成为波兰的势力范围，西北部俄罗斯则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64 不管倡议者究竟是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波兰人结束谈话的时候，礼貌地保留了意见，他们谈论的是在苏联的西部战线联合发起进攻。罗森贝格在日记中记下了元首的话，他认为元首对最初的这几次尝试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德波政策不应该在十年后再来谈，必须长期如此。至于波兰对东方［乌克兰］的进一步企图是什么，我们丝毫不感兴趣。” 65
1935年5月，毕苏斯基去世。三个月后，柏林出版了这位老元帅的战争回忆录，赫尔曼·戈林对这本书做了热情洋溢的介绍。约瑟夫·贝克上校是波兰最有权势的三个人之一，其他两个是军队首脑雷兹—希米格维元帅和总理斯克瓦德科夫斯基。在三驾马车统治期间，波兰政权日益变得专制且反犹，这让柏林开心，却让西方舆论很排斥。约瑟夫·贝克身材极其高大，是个坚定的加尔文派，也是个盲目自信的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波兰军团服役，同俄国人打仗。后来，他专事负责谍报部门，该部门是世界上搜集苏联红军情报方面最得力的机构，其表现优异，部分原因就应归功于他，他的名字是和鲍里斯·萨温科夫
所在的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萨温科夫是俄国移民，在颠覆苏联的斗争中相当活跃。1926年5月，官职不高的贝克支持毕苏斯基发动政变，从而让议会民主派走向了失败。这次政变使他当上了部门的首长，1932年又升为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他一直做到了1939年。选他当外交部长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法国人特别厌恶贝克，1923年他在巴黎当武官，结果法国人怀疑他替德国人从事间谍活动而将他驱逐出境。元帅去世后，贝克同希特勒走得很近，照毕苏斯基的说法，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罗曼史”，当然这话要放在新的背景下，也就是希特勒在帝国执掌大权的背景下来看。波兰并没有对德国重整军备以及重建军事部门的迹象（1935年3月16日）做出反应——他们本来应该做出反应，毕竟那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而对巴黎的反应却相当激烈，1935年5月2日，法国同莫斯科签订了援助协议，两星期后莫斯科又和布拉格签订了协议。华沙的担心可以从地图上看出来：苏联只有深入波兰领土，才能援助法国，也就是说向德国发起进攻或支援捷克斯洛伐克，而这一点正是华沙所不敢面对的。所以，若是赖伐尔
签法俄协定的话，应该会把里面的军事部分剔除出去。
1935年5月，贝克上校和戈林在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上见了面，1936年2月再次狩猎时，两人又见了面。戈林提议由波兰“在俄国北部维持秩序”；对德国而言，它要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原材料对帝国经济至关重要，当时此种论调甚嚣尘上。相比于一年前提出的要求来说，这次在如何划分上，是完全颠倒的。贝克本应觉得担心才对，毕竟在华沙看来，乌克兰这个狩猎场应该由他们来看管。戈林认为占领苏联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次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对着数千名听众做了一场极具煽动性的讲话，两者之间的观点互相印证。“乌拉尔这个原材料的宝库用之不尽，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乌克兰耕种小麦的土地广袤无垠，如果这些都在德国境内，那么在民族社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德国就会无比富饶。［……］每个德国人都能生活得相当富足。” 66 不过，对柏林而言，现在进攻苏联的想法还不到付诸实施的时候。华沙对此避而不答，他们发现德国仍然想和他们寻求合作，还想在使用这根杠杆的时候，给和莫斯科走得太近的巴黎发个警告，显然，华沙方面对此颇觉满意。简而言之，调调情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日本一直都没发起进攻。原材料方面的问题相当紧迫，希特勒不得不在1936年8月推出了一系列权宜性的政策，也就是“四年计划”，想开发出尽可能多的替代品，使帝国做到自给自足。他亲自写了备忘录，目标说得很明确：德国的军队和经济必须在1940年处于能够发动战争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持久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生存空间，尤其要在粮食和基础原材料方面下功夫。 67
依据某些资料的说法，斯大林看过希特勒的这份备忘录，时间是1936年底或1937年初，通过一名常驻柏林的间谍瓦西里·扎鲁宾这个渠道。1937年3月，扎鲁宾返回莫斯科的时候，被叶若夫叫了过去，叶若夫想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真的。扎鲁宾没去理会这话当中的挑衅意味，坚称文件是可靠的，已经得到情报来源的证实。叶若夫仍然有疑虑。“千万不能忘了英国人就想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挑起冲突。”他又这么说了一句。翌日，扎鲁宾被斯大林叫了过去。叶若夫也在场。这次是斯大林问他能否确保备忘录不是被特意“炮制”出来的。然后，他向叶若夫转过身去，来了下面这一段独白：
我们没有情报，没有真正的情报！从这个词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指的是警惕性，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指的是良好的情报组织。我们的情报很糟糕，很弱，被那些间谍弄得千疮百孔。这也证明了，在我们的情报机构里，存在一个为德国、日本、波兰工作的庞大组织。在情报这一块，我们被彻底打败了。
高谈阔论之后，斯大林声明扎鲁宾把他给说服了，但仍然有所保留：希特勒有好几个目标想要达成，究竟哪个才是最主要的？他自问自答，以一句俄国的古老谚语作为回答：“尺子量七遍，下手剪得稳。” 68 这种对自己的特工极端不信任的态度愈演愈烈，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6月22日。
对希特勒的侵略意图，苏联做出了回应：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人民阵线”，同他们憎恨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目的是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赞同“集体安全”的准则，以这种形式和西方保持接触。李维诺夫后来四处斡旋，草拟了大量多边协议：如东方协定， 69 1934年9月15日，在法国的全面支持下，让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签署两份互助协议，两份协议互有关联，一份是由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1935），其目的是改组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但除了众所周知的这些层面之外，斯大林还推行私人外交，但方向完全相反。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不谈，至少在1937年，他就已经向柏林发出了信号，即便不是要回到《拉巴洛条约》的精神上去，至少也是想保持和平共处，重新建立经济关系。向柏林发送信号的时候，斯大林身边官员的官方讲话或媒体攻势通常也都会一起出现，其中一个就是康德拉基事件，走的是直接接触的路子。
1934年9月28日20点，克里姆林宫接待了一个胖胖的小个子男人，此人着装甚是朴素。达维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康德拉基和斯大林身边的领导层谈了有45分钟时间。第二天14点，他又和斯大林以及国家领导人加里宁谈了15分钟，这是一种苏联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荣誉，毕竟他地位很低，只是个商务专员。康德拉基明白自己的使命后，便出发去了柏林，从1935年2月起，他就和帝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见了面。前阵子，莫洛托夫在苏维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称：“除了和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之外，我们从来就没有其他的愿望，以后也不会有其他愿望。” 70 在和苏联特使交谈过之后，德国就出台了一个协议，批准2亿马克贷款，用机械设备来交换对方的原材料。7月15日，在和沙赫特进行新一轮面谈的时候，这位商务专员坦诚地询问对方“是否同样有可能改善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关系”。部长便向同事冯·牛赖特和希特勒传达了这个请求，后者未予答复。10月30日，沙赫特又提出了提供5亿贷款的提议，条件和之前那次相同。斯大林接受了这个提议，但要求德方交付的一半货物必须是武器。1936年1月，希特勒做出了回复：不行。1935年12月24日，康德拉基又和沙赫特见了面，沙赫特要求莫斯科方面做出官方表态，不再进行任何颠覆活动。斯大林给康德拉基做了指示，以此作为回复，他表示自己愿意去这么做：“苏联政府不会拒绝直接的（政治）讨论。” 71 并宣称现在只能保密。毫无结果。虽然赫尔曼·戈林急于找到原材料来重整军备，但小个子格鲁吉亚人同未来的帝国元帅及其担任沙赫特副手的堂弟赫伯特之间的交谈仍然无果而终。1937年3月16日最后一次见面之前，赫尔曼·戈林遭到了希特勒的训斥，显然正是因为这一点，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提议，戈林才会以另一个问题作为答复：“德国政府并没有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有什么区别，你们怎么让我们向前推进呢？” 72 康德拉基失败了。除了受到政治上的羞辱之外，德苏之间商贸往来的体量也渐渐地一年少于一年。1931年还有13亿马克，到1939年就只有9600万马克了。1937年4月，康德拉基被召回莫斯科，在1938年7月的清洗中遭处决，罪名是替德国人从事间谍活动。
康德拉基事件让历史学家们兴奋不已。他们一厢情愿，想要从中看出这次事件预示了今后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甚至还说这位身为使馆代办的格鲁吉亚人和希特勒见了面，可是他们却找不出任何证据。尽管这只是无稽之谈，但还是有必要做几点评述。首先，康德拉基并非秘密行动。李维诺夫了解他的行动，其中大部分都是常规的行为，主要就是讨论两国之间商品交易该采取何种“补偿”方式而已。其次，斯大林这招并不高明：他选择了一个小人物，这人话多嘴快，不会见机行事，他却想让这样的人来牵线搭桥，同柏林保持关系。康德拉基的报告都经过了荒唐可笑的美化，掩盖了德方的保留态度，从而带偏了苏联的决策方向。我们观察到这样的错误并不是最后一次，这是靠恐惧来统治的政权典型的现象。最后，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经济目标就算不见得比政治上的盘算更重要，但分量至少也是一样重。1932年，苏联使用的43%的机械设备是从德国进口过来的。希特勒的上台使德国出口至苏联的贸易额三年内下降了几乎85%，而正处于全面工业化时期的苏联对现代科技产品的需求又相当急迫。苏联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与其他无关。斯大林后来转向英国和美国，但贸易方面的条件更为不利，因为苏联销售的原材料，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从其他地方购买。
康德拉基除了个人能力不足之外，他所肩负的使命之所以完全失败，还因为希特勒根本就没有想要和苏联保持正常的关系。从1934年5月起，他就下令“首先从波兰购买货物，其次再是苏联”。 73 1937年1月30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无疑很好地给康德拉基的使命画上了句号。
我丝毫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1 .我们将布尔什维克看作全世界难以容忍的危险；2. 我们会使用一切手段让这种危险远离我们的人民；3. 我们会尽可能使我们的人民免疫，避免受到这样的感染。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要避免和带有这种有毒病菌的国家保持亲近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德国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签订的条约毫无价值。［……］我们拒绝布尔什维克方面给予的任何援助。因为我担心人民如果接受了这样的援助，就不会有好的下场。 74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观察到希特勒为了帝国的经济利益，牺牲过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只要其他任何措施都不管用，而和苏联的协议能更好地为经济利益服务，他就会这么做。
希勒特直到1939年夏才和苏联建立关系，而且是由他单方面提出来的。显然人们还记得，当时在柏林和达维德·康德拉基讨论期间所签的经济协议可以打开一扇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那我们就要自问为什么斯大林还觉得有必要向柏林拉两条线，一条是官方途径，由大使苏里茨对冯·牛赖特；另一条是半官方途径，由康德拉基对沙赫特和戈林。斯大林认为，希特勒的决策取决于内部各派别力量的对比，纳粹党是一派，大工业圈或军队是另一派。确实，从李维诺夫及其部门之间的交流可以看出，苏联领导层相信借助于战略原材料就能将沙赫特、戈林、国防军的将领吸引过来，促使他们说服希特勒与苏联和解。这只不过是纯粹的幻想，表明斯大林并不理解希特勒政权的本质，他没能领会元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政治领域的先知，只有他才是外交领域的王者，而这些根本性的错误到1941年就这么劈头盖脸地压了下来。
虽然详细探讨1930年代的国际关系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还是有必要在一个关键点上驻足一下，那就是希特勒和伦敦结盟的梦想彻底破灭。和英国结盟构成了《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对外政策“纲领”的两大基石之一。希特勒同意放弃在海军、贸易和殖民方面同英国竞争，期待着英国人能投桃报李，让他自由地在东方获取生存空间，1933年10月，他在和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交谈的时候，对此并不讳言。他的这个期待以他的意识形态作为前提，那就是两国拥有“精神和种族方面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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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并不惧怕英国对纳粹主义抱有的几乎普遍的敌意，随着他的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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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基督教的政策日益严厉，这种敌意也越来越明显。有一个时期，这种敌意对鲍德温及张伯伦相继组成的内阁所采取的策略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两位首相考虑的是舆论中的另一种情绪，即和平主义，毕竟成千上万名英国年轻人永远躺在了索姆河和帕斯尚尔的泥泞之中。希特勒对1935年6月18日签署的海军协议有些自欺欺人，他说那天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尽管伦敦只是采取了妥协政策，他却认为开启了前景更为广阔的政治协商空间。可他为什么不选英国和普鲁士滑铁卢大捷120周年这一天来签协议呢？戈培尔在日记里是这么说的：“这份协议相当了不起！［……］它是和英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前奏，最终这份协议就会变成盟约。再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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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希特勒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就对外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从戈培尔的笔下能看到这种看法的回响：“和英国是永恒的盟友。和波兰是良好的关系。小规模殖民。向东方扩张。波罗的海国家都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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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芒什海峡彼岸
却没有提出共同管理的提议。相反，希特勒这些明目张胆的倡议，以及委任敌视英国的里宾特洛甫当大使（1936年10月—1938年2月），都只会使伦敦越走越远，反而使它和法国开始接近。落空的希特勒对日本和意大利的关注越来越多。把伟大的殖民者、日耳曼种族的兄弟抛在了脑后！他不再表达赞扬，而是私下里越来越多地对英国的没落、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对英国的渗透持否定的态度。不过，这还不算是彻头彻尾的敌意。直到1938年，甚至以后，希特勒都始终还在想迫使英国和他签订协议，当然他不会再让步了，至少口头上不会，而是要施加压力，厉声恫吓，先是遮遮掩掩，而后就是堂而皇之。
1936年11月25日，当时尚未成为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和武者小路公共
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其目的就是要约束英国。该协议明确地旨在协调德国和日本帝国的行动，以此来对抗共产国际的阴谋。那是否有什么秘密条款使签署双方愿意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呢？在没有发起挑衅的情况下，受到（来自苏联的）进攻或进攻威胁时该怎么办？签署双方在并未知会对方的情况下均和苏联缔结了政治协议。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该协定就是帝国主义阵线想要和苏联进行对抗的证明，但它严格意义上又不算是结盟。它很模糊、有限，而且没有军事条款。但希特勒仍然试图将该协定当作模板，今后由此建立反苏联盟，苏联驻柏林大使雅科夫·苏里茨就是这么分析的：“内战以来我们第一次跟目的是为了同苏联开战的一个集团或集团的核心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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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方面，他们都很清楚这个协定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个威胁，尤其是在亚洲，但他们没有对德国的动向做出回应。这些动向体现了希特勒真实的内心想法，至少到1937年之前是如此，希特勒想要构建一个反苏阵线，伦敦也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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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希特勒颇为失望，于是从1938年起，他在思考采取何种政策的时候，就不大考虑大英帝国会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了，他认为英国就是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他周围所有的反英人士，如领头的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为此深受鼓舞，戈培尔把那些岛民叫作“雅利安种的白皮肤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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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而言，可悲的是斯大林及其幕僚并没有看穿英国和德国这种逐渐疏离、无法逆转的策略，毕竟两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完全对立。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苏联人的处事方式都很僵化，他们或许还是可以在1939年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而不用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巴巴罗萨行动也就不会发生了。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也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对希特勒来说，除了英国有可能会签署这个纯粹的假设之外，波兰的加入至关重要，日本也在往这方面推动。1937年2月，戈林在狩猎的时候又正式向雷兹—希米格维元帅提了出来。他甚至宣称德国会永远放弃但泽走廊。 82 波兰人再一次对此避而不答。他们不敢调情调得太过头，因为他们的参谋部并没有排除德国今后发动侵略的可能性。但希特勒是真的想在今后攻打苏联的时候可以寻求华沙的支持，至少使华沙保持中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进攻苏联仍然是德国的目标。波兰人的模棱两可还不止这件事，比如他们帮助柏林暗中破坏了获得法国和苏联两国支持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构成的“小协约国”。一旦能孤立捷克斯洛伐克，约瑟夫·贝克就着手这么去做了，于是德国国防军便草拟了1935年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初计划。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波兰同柏林在文化和治安方面合作了。这些迹象都在鼓励希特勒继续寻求同华沙保持合作。
1937年整整一年，德苏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在逐渐升温，德国和苏联的顾问、飞行员、坦克兵在西班牙内战中直接交了手，两方都伤亡数百人。柏林开始针对进攻苏联进行军事作战方面的研究。1937年6月，德国在思考以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为一方，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为另一方发生冲突时的对策。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 83 是，波兰会保持中立。1938年，各军种针对西部采取战略防守、东部发起突袭的战术进行战争推演。从后者来看，他们认为占领波罗的海的空间具有优先地位，这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事实看出来，即从东普鲁士发起进攻，就能经由波罗的海诸国，攻占列宁格勒，而不用侵入波兰的领土，但条件是德国必须和波兰就是否可以通过但泽走廊保持联系。
苏联人的担心及其孤立状态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而达到了顶点。我们要提醒大家，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会议上，巴黎和伦敦受到会爆发战争的要挟，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地区，即苏台德地区，将之拱手让与希特勒。由于失去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的保护，布拉格便丧失了自卫能力。苏联并未受邀参加慕尼黑会议，英国和法国也从来没有将此事告知苏联，他们应该是不希望将苏联牵扯进来，使之形成反希特勒的阵线；苏联自己也没正式提出任何提议，自从捷克危机开始之初，苏联就采取消极姿态，封闭于自己的孤立主义之中。尽管会后的宣言和苏联的愿望相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便布拉格发出呼吁，苏联红军的航空兵和空降旅也不会介入。至于苏联方面为什么会秘密调动相当于90个师的部队，其中40个左右为装甲旅，这点很好解释，因为苏联担心德国和波兰联手进攻，而不是与西方各国有可能建成共同阵线的前景所致。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慕尼黑协定》表明“帝国主义力量联合阵线”正准备开始进攻苏联。几个月以来，苏联驻伦敦代办伊万·迈斯基向上级领导传回大量信息，说英国首相张伯伦竭尽所能想要将希特勒的怒火导向苏联。10月1日，驻布拉格代办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极好地反映了斯大林周边幕僚的主导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错误，而且相当偏执：“希特勒成功说服了达拉第和张伯伦，使他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他，而是苏联才是危害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布尔什维克的堡垒苏联会在挑起欧洲战争的过程中扮演致命的角色。” 84 集体安全寿终正寝，在莫洛托夫和最高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日丹诺夫的批评下，李维诺夫的阵线彻底崩溃。1937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亲自给外交机关放过血，想要更好地控制它，可外交机关依旧颟顸无知，所以斯大林的疑心病就更重了。数百名外交官要么遭到处决，要么消失在了古拉格里。 85 1939年1月3日，李维诺夫报告说九个重要的使馆一年以来都没有大使上任，其中就包括日本和波兰的大使。 86 苏联也没再向柏林、东京、赫尔辛基、伦敦、华盛顿派遣武官。所有的岗位提拔的都是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员， 87 这些人都不敢有什么积极性和主动性。让这些新人任职根本就不是为了融入国际外交界，而是顺应于斯大林的规则，毫无效率可讲。
我们还可以引用大量文献，轻易地证明这些官员被腐蚀得有多厉害，只要跟着风向走，对莫斯科说什么话都行。1938年夏的一封电报就是这样胡说八道的。
依据意大利驻赫尔辛福斯
、塔林和里加的大使，［……］还有情报机构在这些国家的耳目，以及齐亚诺的心腹，我再重复一遍，从齐亚诺和墨索里尼的心腹提供的信息来看，对抗我们的联盟已最终定型。该联盟将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波兰都联合了起来。其中，英国是领导者，给联盟提供资金支持。军事行动计划已得到批准，接下来：1 .日本开战，进攻远东地区；2.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借口下，德国紧接着也会采取对抗我们的行动，德国军队会穿越波兰领土，从两个轴线向我们发起进攻——俄罗斯中部和乌克兰左岸；3. 波兰占领前线的南部地带，攻打乌克兰右岸；4. 意大利军队穿越土耳其的领土和黑海，从海路进攻高加索；［……］5. ［……］英国穿越阿富汗进攻中亚，也会派军队攻打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这些进攻都会受到驻守芬兰的英国空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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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1932年至1936年开始的国际对话紧接而来的，就是苏联的不断退却，它不仅排外到了病态的地步，还患上了极其严重的间谍恐惧症。11月15日，德国领馆关闭，随后，12月1日，波兰领馆关闭。英国、瑞典、丹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驻列宁格勒的领馆也都开始打包走人。1938年1月，斯大林决定关闭伊朗和阿富汗的所有领馆，只剩土耳其的一家领馆还开着。然后，就轮到了意大利以及苏联与之拥有良好关系的一些国家的领馆。 89 慕尼黑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隔离表明，他们确信苏联这个国家无法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外交方面，都不行。
1938年10月1日，捷克切申工业区被波兰武力攻占，切申的部分人口讲波兰语，这次，波兰就直接成了德国的同谋。1938年2月23日，戈林造访贝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合作的细节问题。波兰的参谋长雷兹—希米格维在面对德方提出的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对付苏联的请求时，再次婉转拒绝。波兰轻易就会在他们内心深处相信，六个月以来让红军损失惨重的大清洗降低了苏联的威胁程度，而德国的威胁却增大了。然而，通过分享瓜分捷克的战利品，华沙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暧昧游戏。全世界都已经看到在1938年的整场危机中，华沙都是支持希特勒的，在进攻切申的时候，波兰还派出了3.5万名士兵、100辆坦克、100架飞机。它向匈牙利提供军事支援，改变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还攻占了鲁塞尼亚的外喀尔巴阡山区，那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这些军事行动尽管并不引人注目，却也是真真实实发生的。李维诺夫的副手波将金就对大使库隆德尔
说过：“波兰准备开始第四次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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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波兰军队在沃里尼亚演习，展示军力，而距沃里尼亚东部150公里处就驻扎着50个师的苏联红军。波兰还想向斯大林传递一个信息，即斯大林不要妄想入侵其领土和领空去支援盟国捷克。那是因为有柏林撑腰，波兰才会这么明目张胆，至少莫斯科方面是这么看的。如果伦敦和巴黎联合起来为捷克斯洛伐克不惜一战的话，波兰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波兰是否会回到1918年的伙伴中间去，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希特勒支持它的话，它会向苏联红军露出獠牙吗？更有可能的是，它会保持中立，只会让苏联人不要在它的东部边界蠢动，禁止苏联人从陆路援助布拉格。斯大林根本就不想去这么尝试，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在这个局面有个很大的未知数，那就是在面对远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德国国防军时，捷克人的抵抗到底能持续多久。如果三个力量薄弱的装甲师在波希米亚地区的防御工事前被打得满地找牙，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将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现。
在慕尼黑，希特勒不得不宣布德国对欧洲没有领土要求。因此，他亲自设了限制，越过这个限度，伦敦就会对1935年3月发起的调停政策，也就是“绥靖”政策提出质疑。因此，尽管他相信民主政治太懦弱，不敢和他闹掰，但他在这条线之外做的任何事还是会有爆发战争的风险。所以，他就不停地表示想要向东方进发，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向。目前，他不顾自己在慕尼黑所做的承诺，准备占领“捷克”的其他地区，而且已经向东推进了600公里，直抵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区（也就是鲁塞尼亚的外喀尔巴阡山区），这儿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最东部的领土，距苏联边界仅有150公里。1939年1月6日，里宾特洛甫向贝克发表声明，1938年12月，新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则向美国驻柏林代办雷蒙德·盖斯特发表声明，声明中说，元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从“鲁塞尼亚山区” 91 进发，攻占乌克兰。外交文件显示戈林想在斯洛伐克设立空军基地，攻打东部地区。 92 但为了向苏联成功发起进攻，就必须能从北部进入。于是但泽走廊问题也就紧迫起来，那儿是地区性的大港口，人员和物资都能经由那儿运输出去。
1938年10月24日，伯格霍夫
所在地山脚下的贝希特斯加登大饭店，在三个小时的早餐时间里，里宾特洛甫向波兰大使利普斯基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要求对所有的冲突点都进行“总体的解决”，其中就包括：恢复但泽自由市的主权，获得穿越走廊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的治外法权。作为补偿，德国承认两国的边界，不再收回1919年放弃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他还向华沙提出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向华沙提供帮助，将波兰犹太人强制迁出的要求。最后，在回答几天前波兰驻柏林使馆首席参赞卢博米尔斯基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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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非常明确的建议的时候，他还提议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共同行动。利普斯基听后脸色煞白，他只能回忆说，希特勒在一年前曾经郑重重申，但泽的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
经过这次糟糕的交流之后，1939年1月5日，从蒙特卡洛返回的约瑟夫·贝克拒绝了前往巴黎和盟友谈话的邀请，而是撇开了外交渠道，马不停蹄地直接去了贝希特斯加登见希特勒。元首接待了他，再三提出想要通过但泽走廊的要求，并详细解释了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大的波兰来面对苏联，为什么需要波兰强大的军队。“波兰每派出一个师，就能少损失德国的一个师。”他毫不讳言这一点，苏联始终都是他的目标。翌日，贝克见了里宾特洛甫，承认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了悲观。特别是但泽问题都是总理提出来的，故此部长没有见到任何协商谅解的余地”。 94 1939年1月25日，这次，里宾特洛甫在波兰首都重掌大权，他向约瑟夫·贝克提出用苏联治下的乌克兰来额外补偿波兰的提议。他再次劝告贝克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不久之后，让东京和罗马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但他遭到了拒绝：这个协议有什么用？俄国也不会就这样垮台，贝克这么回答道，但他顺便重申了他对苏联治下的乌克兰有兴趣。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 95 ，没说贝克断然拒绝在但泽及但泽走廊问题上妥协一事，而是让希特勒放心，说贝克正在犹豫，最后会让步的。之后，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讲话，再三重弹德波友好的老调，“甚至在去年动荡不安的那几个月里，［正好证明了］这份友谊仍然是欧洲政治生活得以平静下来的一个因素”。 96 2月18日，希姆莱去了华沙，华沙认为德国有可能会觊觎波兰的乌克兰地区，也就是加利西亚地区，而希姆莱此行就是为了解除华沙对此所持的怀疑态度。依旧一无所获。
贝克并没有被希特勒的保证说服，他现在并不愿放弃“和俄国之间还能忍受的妥协关系”。而且，他手下的那些军事将领都对他说柏林染指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毕竟波兰和德国三面相接，这样一来，就很难防守了。贝克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他是应该成为德国的附庸，同意和它一起进攻苏联，还是挺身而出，维持毕苏斯基的平衡政策，也就是说拒绝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选边站呢？波兰在该地区唯一的朋友匈牙利，已经选择在柏林面前卑躬屈膝，所以这样的两难似乎很难找得到出路。3300万波兰人夹在1.8亿苏联人和8000万德国人中间。这些年来，波兰已对西方国家没有信任感，尤其是对法国，这些国家对波兰的态度日益恶劣，那波兰还能剩下什么朋友呢？事实上，波兰别无选择。从1939年1月起，柏林就注意到华沙同巴黎和伦敦强化了关系，甚至还向莫斯科迈出了一步。希特勒做出了反击：从1933年起，在里宾特洛甫的提议下，他就对斯大林发出了最初的积极信号。1938年12月22日，德国就想同莫斯科重启经济谈判；1939年1月12日，元首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恳切会谈；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第一次克制自己完全没去谈进攻苏联的想法。
但是，希特勒还没准备好放弃他所谓的“波兰盟友”，其实也就是德国的附庸，同时还表示正在开展同莫斯科的经济谈判。谈判是在1938年10月苏联做出秘密决议之后启动的，苏联是想让德国不要对他们同柏林之间的贸易持区别对待的态度。“拉巴洛经济派”——里宾特洛甫、戈林及一些商界人士——从中发现了机会，认为德国现在可以从苏联那儿获取原材料，因为德国缺乏这些经济所需的原材料，而他们因为缺乏外汇，又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谈判很快就达到了目的，就是签署信贷协议，彼此都会给对方切实的保障。1939年1月1日，苏联大使梅列卡洛夫催促德国人派遣代表团去莫斯科。这个提议得到了响应：从1932年起，除了大使级的接触之外，还从来没有过在苏联首都商讨的先例。于是就定在了1月30日，德国大使馆的参赞施努雷为代表前往。但希特勒并没有听从“拉巴洛经济派”的提议。他从里宾特洛甫那儿得知波兰人提醒他们德国和苏联走得太近—1月25日至26日，里宾特洛甫部长就在波兰——便要求取消施努雷之行。一切都打了水漂，莫斯科很恼火，因为他们本来觉得可以通过谈判在政治上耍点手段。不过，路已经标出来了，下个月还会走上这条路。
希特勒要用一个秘密酝酿的新事件来解决波兰的难题。1939年3月15日6点，在暴风雪中，德军七个军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没抵抗就缴了械。9点，布拉格被攻占。盖世太保立即实施“栅栏”行动，逮捕了6000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设立为保护国，那是纳粹帝国的第一个行省；斯洛伐克成了第一个仆从国。一年之内，在并吞奥地利和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期间，德国额外征集了12个师，由于捷克强大的军事工业能力，还给15个以上的师配发了装备。德国还夺取了捷克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为国内的经济松绑。唯一的阴影就是捷克人对入侵的德国人抱有明显的敌视态度，希特勒说：“哈，那就十五天后看吧。” 97 第一次，希特勒的直觉背叛了他，部分原因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将自己对英国政策的错误分析传达给了他。事实上，占领布拉格在伦敦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从1938年12月起其实就能观察到事情的征兆。张伯伦极为错愕，他很快就发现《慕尼黑协定》已成了一纸空文，舆论也对他不利。3月17日，就在他七十岁生日的前一天，英国首相在伯明翰发表了讲话，语调截然不同：“我相信当我说我会牺牲一切来维持和平的时候，没人会怀疑我的真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由，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享有自由，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自由。”
内维尔·张伯伦性格冷淡，为人虔诚，是个和平主义者，行为做派好似维多利亚时期的牧师，他没有拉芒什海峡此岸给的口碑那么差。说他面对希特勒的时候像只鸽子，面对斯大林的时候又像只老鹰，这话站不住脚。从1934年起，他就是英国重整军备计划的推动者，从未掩饰过将来在对战德国的时候会用到雷达和重型轰炸机。他是内阁中的强人，和外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是一路人，他当然是想维持和平，但并不会一味地妥协。《慕尼黑协定》之后，他就已下了决心，显然是很大的决心，因为1938年10月末，罗斯福的密友阿瑟·默里爵士向他传达了一条罗斯福总统的密信：总统已表明态度，在和独裁政权爆发战争的时候，他将让英国使用美国的工业资源。在几个小时内，英国的整个政策完全转向，而同时媒体则在大骂希特勒是个骗子。不能再采取绥靖政策了，不能再对欧洲的冲突隔岸观火了：伦敦要和法国军队并肩作战，抓紧布拉格事件之前就已开始的重整军备方面的事务，1939年4月26日，还设立了义务兵役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花了两年时间才这么做。1939年3月17日，也就是张伯伦在伯明翰演讲的那一天，哈利法克斯爵士对布加勒斯特方面的传言很不放心，便给莫斯科发去了一封电报，询问如果德国入侵罗马尼亚的话，他们是否会接受其国王卡罗尔二世的请求，出兵援助。他这么做就等于是希望和苏联结盟。
传统说法认为从战争爆发的进程来看，希特勒就是想尽快摧毁波兰，再回过头去攻打法国，最后再进攻苏联。 98 事实上，希特勒直到最后一刻，在得到波兰的支援，或至少是波兰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才准备进攻苏联。而恰恰是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才使波兰改变计划，冒同时在两个战线开战的风险，面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临时）构筑起来的那一道防火墙。
1939年2月10日，希特勒对国防军高级指挥层发表了闭门讲话。他宣布他现在走出的只不过是“漫长征途中的一小步”。“下一场战斗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之战，也就是人民战争和种族战争。［……］我要让自己来解决德国问题，也就是德国空间的问题。你们要知道一天天这么过去，这个思想将会占据我的整个存在。” 99 这些话关涉的并不是西方政体，而仅仅是苏联：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发动一场种族主义战争而赢得生存空间呢？那希特勒为什么就不担心西部的边界呢？法国的反应似乎已不再让他担心。在慕尼黑的表现证明这个1918年的胜利者已是日薄西山，再也不可能从马其诺防线里面走出来了。而且，在1939年4月11日关于进攻波兰的指令中，也没有再出现数年前进攻法国那样的“红色计划”。至于英国，希特勒并不敢确定它会介入，但即便它介入了，行动也只会局限于空中和海上。因此，朝向苏联的通途已经打开，只要波兰愿意让德军通过，西方保持缄默就行。
1939年1月30日，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签署了集中兵力实施“东方计划”的命令，驻扎于柯尼斯堡的第一军已经就位。希特勒在一份上年11月24日（先前指令）的附件中设定了明确的目标：要出其不意地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占领立陶宛的梅梅尔港口
，占领但泽自由市。
100
第一个目标于3月15日达成，第二个于23日达成，连一颗炮弹都没发。但泽这儿，情况有些微妙。我们已经知道，约瑟夫·贝克还没做好让步的准备。但希特勒并不确定这是否只是一个展示给国内的姿态，3月25日他给冯·布劳希奇所下的指示中就能看出这一点，指示中说他在等待大使“利普斯基表明波兰政府不愿向人民表示自己有想要归还但泽的意愿，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得靠既成事实来完成”。
101
德国的计划是出其不意地攻占这座由国联和波兰共管的城市，不要发生战斗，尊重波兰的立场。如果波兰人开枪，国防军就下令占领走廊，但不要找任何借口四处穿越波兰的边境。如果波兰军队发起进攻，只要将之击退就行。1939年春，希特勒还在竭尽全力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他希望波兰最后还是能在德国和苏联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希特勒的目标仍然是从东普鲁士陆海空三面发起进攻，目标直指列宁格勒。德国还计划从南方的罗马尼亚或匈牙利攻打苏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柏林力求推动这两个国家明确无误地加入帝国的阵营。匈牙利于2月24日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接下来的几个月，同罗马尼亚一样，匈牙利也和柏林签署了经济协议，向德国输送谷物和石油。时机似乎有利于德国，此时已临近春天，而在蒙古边境地区，日本在和苏联的军事冲突中，正准备再往前推进一步。
3月23日，波兰军队在但泽四周加强了军力，数以万计的后备役军人被征召至前线。要夺下但泽这座城市已无可能。希特勒决定继续向华沙施加压力，使之同意让但泽自由市回归帝国，以此作为交换来确保其边境的安全，戈培尔在日记中就是这么写的。 102 25日，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得到一道指示，告诉他“元首不想用暴力来解决但泽问题。不能把波兰人推向英国人的怀抱”。 103 但3月28日，所有的计划均已作废。华沙明确告知柏林，一旦德国企图攻打但泽，那就等于爆发战争。3月31日，张伯伦向下议院宣告英国会确保“波兰的独立”。巴黎也紧跟而上。波兰的报纸充斥着开战的喧嚣，反德国人的骚乱层出不穷，利尼奇诺的市民把元首的画像和帝国的国旗撕成碎片，或者在上面乱涂乱画。
希特勒失望至极，暴跳如雷，调情调了五年，结果还被贝克给耍了，他要用暴力来回击。4月11日，他下达了“白色方案”的指令，决定从1939年9月1日起，任何时候都可以攻打这个东方邻国。为了克服将军们在两个战线开战的恐惧，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了这个局面，他讲过这么多假话，这是其中最假的一次。第一，战争肯定只局限于波兰，它已经事先被孤立了；任何情况下，肯定都不会有同西方的对手发生冲突的计划。第二，“法国国内的危机很有可能还会发展，英国仍然持保留态度，在不太远的将来，就会出现波兰被［孤立］的局势。第三，俄国就算有能力干涉，也于事无补，因为这就表明布尔什维克会把波兰彻底消灭干净”。 104 4月28日，柏林宣布废除之前同华沙和伦敦签署的各项协议。
如果华沙屈服，同意加入柏林的赌局，如果里宾特洛甫和贝克签署的条约取代了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条约，那巴巴罗萨行动从1939年5月就会开始，而且对侵略者而言胜算会更大。德国和波兰的军队不管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他们出发的基地事实上会离苏联很近，只有200到300公里。列宁格勒会很快被攻陷，波罗的海诸国也抵挡不住德国的攻势。一旦波罗的海成为德国的内海，那德国人就能部分解决他们的后勤问题，除了在波的尼亚湾四个月的冰封期里。到那时候，德军战线的最前端就会抵达涅瓦河，距莫斯科700公里，而不是在1300公里外的华沙。如果没有铁木辛哥的改革，哪怕改革的效果再有限，苏联就会处于外交上完全孤立的状态之中，红军也没法从1937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恢复过来，而且部队还减员了50%，还没有T—34坦克。日本无疑也会尝到甜头，关东军就会从背后向远东地区发起进攻。美国仍然会不管不问，继续陷于孤立主义之中，乐于看到日本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落败。那法国人和英国人会动吗？肯定不会。西方的这两个合作伙伴会保持隐忍克制，安全地重整军备，看见希特勒秉持扩张主义，投身至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在那儿消耗殆尽，他们定会如释重负。尽管这另一种局面是否很有可能会发生仍需广泛的考量，但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1939年的巴巴罗萨计划有可能会比1941年的更具灾难性。我们若是去想象一下“如果……会怎么样”这个令人头昏脑涨的问题，就会发现波兰人对希特勒的拒绝只会更有价值。
1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 vol. 2, p. 745.
2 W. Gatzke, Von Rapallo nach Berlin , in Vierteljar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Heft 1, 1956, p. 14 et 15.
3 Memorandum de von Seeckt, in: H-A Jacobsen, Misstrauische Nachbarn. Deutsche Ostpolitik 1919 — 1970 , Droste, Düsseldorf, 1970, doc.6, p. 33.
4 RGVA F. 33987. Op. 3. D. 1237. L. 43—51; D. 1243. L. 188‑189 in: K 70-letiu nachala Vtoroï Mirovoï Voïny. Issledovania, Dokoumenty, Kommentarii , p. 70.
5 Oleg Khlevniuk, Staline Jizn Odnogo Vojdia , p. 131.
6 N. S Simonov, «Strengthen the Defence of the Land of Soviets»: The 1927 «War Alarm» and its Consequences»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8 (Dec.1996), p. 1355—1364.
7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 p. 76, 18 août 1928.
8 GARF. F.8418. Op. 1. D. 56. L. 3—5 et GARF. F.8418. Op. 16. D. 3. L. 427—428.
9 Hugh D. Hudson Jr., «The 1927 Soviet War Scare: The Foreign Affairs-Domestic Policy nexus Revisited».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39 (2012), p. 145—165.
10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 p. 87, 28 août 1928.
11 AP RF F. 3. Op. 50. D. 258. L. 7—15. In Krassnaïa Armia v 1920-e Gody , p. 171—175. 15 août 1927.
12 Vojd这个古词在俄语中意思是指引方向的领袖、向导。在农奴制时期，这个词还有主人的意思，具有宗教意涵。
13 列宁所谓的和平共存和赫鲁晓夫时期不同。1920年代，指的是让交战的两个敌对体制暂停交火。在赫鲁晓夫时期，共存就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方式，一种各方之间的竞争关系。
14 “大转折”当然有其他原因，我们注意到在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前就存在“剪刀差”（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速度高于农产品价格的增长）。斯大林和党内左派的决定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受到了1927年大恐慌的影响。苏联红军现代化和备战的目标同大转折时期的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目标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5 V. A. Chichkine, Rossia v Gody «velikogo pereloma» v vospriatii inostrannogo diplomata 1925 — 1931 gg , p. 182.
16 Olaf Groehler, Selbstmörderische Allianz , p. 59.
17 Blomberg-Aufzeichnungen, cité par K. A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 p. 71.
18 Sergeï A. Gorlow, Geheimsache Moskau-Berlin. Die militärpolitis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Sowjetunion und dem deutschen Reich 1920 — 1933 ,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44(1996), p. 157.
19 Speidel, MGFA, «German General Staff Project», in M.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p. 273.
20 La liste se trouve dans Manfreid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 — 1933 , Oldenbourg,München, 1993, p. 355—360.
21 Blomberg, Inspektionsbericht 1928, cité par K. A.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 p. 70.
22 ADAP, série C, vol. II/1, no 47.
23 Blomberg, Erinnerungen , vol. 3, p. 154 et suiv.
24 Blomberg, Inspektionsbericht 1928, cité par K. A.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 p. 70—71.
25 Pravda , 4 mars 1933.
26 1933年2月，冯·巴本是这么说希特勒的：“再过两个月时间，我们就能把他逼进角落。”（Thamer, Verführung und Gewalt , p. 232）托洛茨基通常对德国事务颇有洞察力，却认为新总理是民族主义保守派领导人胡根贝格的傀儡。
27 Manfreid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 — 1933 , Oldenbourg, München, 1993, p. 298.
28 K. Vorochilov, Budet li voïna, in : Stati i retchi , p. 428.
29 Pravda , 5 février 1931.
30 Discours au Comité central du Parti, 19 janvier 1925, OEuvres, 1947, vol. 7, p. 14.
31 Benedict Sarnov, Stalin i Pisateli , Moscou, 2009, vol. 3, p. 9—18.
32 Karel Berkhoff, The Great Famine in Light of the German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30, no 1/4 (2008), p. 165—181.
33 V. B. Jiromskaïa, N. A. Aralovets, Demografitchesskié posledstvia Velikoï Otetchestvennoï voïny in: Velikaïa voïna i velikaïa pobeda naaroda, Moscou, 2010, p. 381—397.
34 TsA FSB. F. 3. Op. 4. D. 1878. L. 4, 5, 31, 32; D. 1929. L. 20, 21, 25, 26. Dans Za fasadom Stalinskogo Izobilia de Elena Ossokina, p. 197.
35 AP RF. F. 3. Op. 50. D.259. L. 98—105. In Krassnaïa Armia v 1920-e gody , Moscou, 2007,p. 175—226.
36 Mikhaïl Vostrychev, Moskva Stalinskaïa , Moscou, 2011, p. 310.
37 L. V. Chaporina, Dnevnik ., Moscou 2012, t. 1, p. 134—135.
38 Riabilitovani Istorieiu. Tcherniguivska Oblast . Sous la rédaction de Khomenko Tcherniguiv,2008, t. 1, p. 478.
39 Mémorandum de Radek, 3 décembre 1933,in : Ruchniewicz, Krzysztof, Marek Zybura (éd.), Zwischen (Sowjet)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Schaffen von Jozef Mackiewicz (1902 — 1985) , Fibre Verlag, Osnabrück, 2012, p. 40.
40 Eugeniusz Duraczyhski, Stalin Sozdatel i Diktator Sverkhderjavy , p. 270.
41 Staline, compte-rendu au XVIIe congrès du PCUS,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3, p. 269.
42 苏联红军和日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海拉尔之间200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过接触。还要加上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北部和亲苏的蒙古之间3000公里的边境线。
43 Staline i Kaganovitch, Perepiska. 1931 — 1936 gg . Sous la rédaction d’Oleg Khlevniuk et Robert Davies. Rosspen, Moscou, 2001, p. 135.
44 Ibid ., p. 141.
45 Alvin D. Coox,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 1939, p. 77.
46 围绕这场冲突有大量争论，有的作者认为可以用苏联想要开战的意志来解释，其他人则认为可以用日本的侵略意图来解释。参阅Hiroaki Kuromiya, The Battle of Lake Khasan reconsidered,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29, no 1, 2016, p. 99。
47 德国反共产主义统一联合会（GDAV；Gesamtverband Deutscher Antikommunisticher Vereinigungen，简称为反共产国际）由戈培尔创建于1933年。表面上这是一个非官方的组织，由阿道夫·埃尔特博士领导，由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组成，但事实上，该组织受柏林的宣传部指挥。
48 KTB OKW , Band IV, 1944—1945, p. 1722.
49 Lettre de F. Halder à 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 p. 24.
50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1, p. 236.
51 德俄石油销售公司（DEROP）是德苏两国合作的公司，负责将苏联的石油产品经销给德国。公司创建于1922年，是“拉巴洛精神”的产物，除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卡特尔之外，该公司也能向德国提供原材料。
52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1, p. 265.
53 Glazami Razvedki. SSSR i Evropa. 1919 ‑ 1938. Sbornik Dokoumentov iz rossiiskikh arkhivov ,Moscou, 2015, p. 343.
54 俄国时不时就会来一场新闻宣传攻势，让秘密结盟的海蛇重新浮出海面，这无疑会令人想起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议定书。
55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伯恩哈德·冯·比洛1933年3月的一份亲俄、反波的备忘录，见：G. Wollstein, Eine Denkschrift des Staatsekretärs von Bülow vom März 1933,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1973, H.1, p. 77—94。
56 R-D Müller, Der Feind steht im Osten. Hitlers geheime Pläne für einen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im Jahre 1939 , Ch. Links, Berlin, 2011.
57 S. Slutch, Stalin und Hitler 1933 — 1941: Kalküle und Fehlkalkulationen des Kreml , in Stalin und die Deuschen , sous la direction de Jürgen Zarusky, Oldenbourg, München 2006.
58 ADAP, C, II/1, Nr.171.
59 Journal de Rosenberg , Flammarion, 2015, p. 126.
60 RGVA F. 33987. Op. 3. D. 631. L. 34—35. In: Glazami Razvedki SSSR i Evropa , p. 355.
61 RGVA F. 33987. Op. 3. D. 585. L. 163—164. In: Glazami Razvedki SSSR i Evropa , p. 413.
62 RGASPI F. 558. Op. 11. D. 188. L. 31—52. In: Glazami razvedki , p. 417‑418.
63 Voir ADAP, C, III, Nr.474, p. 877.
64 République de Pologn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s relations polono-allemandes et polono-soviétiques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1933 — 1939. Recueil de documents officiels . Flammarion,1940.
65 Journal de Rosenberg , Flammarion, 2015, p. 173.
66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2, p. 642.
67 Treue, Wilhelm,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 Viertelja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5), p. 184—210.
68 Ervin Stavinski, Zaroubiny, Semeïnaia Rezidentura . Moscou, 2003, p. 367—375.
69 由李维诺夫和肖当内阁的外交部长约瑟夫·保罗—邦库尔发起的这个项目旨在在国联的框架内缔结地区互助条约，目标是保护各成员国（波兰、苏联、波罗的海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芬兰）不受德国的侵略。由于法国政治局势不稳，该项目被推迟，精力充沛的路易·巴尔杜又将之重新启动，为了掩人耳目，巴尔杜还让德国加入条约。9月，德国和华沙相继拒绝了这个提议。1934年10月9日，巴尔杜遭刺杀，虽然巴尔杜的继任者赖伐尔做出了种种尝试，但巴尔杜遇刺一事还是给了该项目以致命一击，赖伐尔虽重启谈判，却已使项目变了味。1935年5月2日法苏两国签订的双边互助条约就是这次失败的产物，所以没有达成军事协定，若是巴尔杜还在的话，肯定会签署军事协定。
70 Cité par Lew Besymenski, Geheimemission in Stalins Auftrag? David Kandelaki und die sowjet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Mitte der dreissiger Jahre , Vierteljar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Jahrgang 40 (1992), p. 339—357.
71 Besymenski, Geheimemission in Stalins Auftrag? , p. 352.
72 Lev Bezymenski, Gitler i Stalin pered skhvatkoï , Moscou, 2000.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bezymensky3/04.html.]
73 Note du chef de légation von Tippelskirch du 2 mai 1934. In: ADAP, Serie C, vol II, 2, Doc.433,p. 774.
74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2, p. 671—672.
75 ADAP, Série C, Vol. II/2, no 271.和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的谈话。而1935年3月，安东尼·艾登问希特勒生存空间计划是否当真时，希特勒则爆发出笑声。典型的行为模式：希特勒会顺着对话者的思路谈话，丝毫不担心自己会自相矛盾，也不担心自己撒谎的时候被抓个正着。
76 参阅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奥波德·冯·赫施发出的照会，可见：ADAP, Série C, vol. I/1,no 193, 406, 426。
77 Goebbels, Tagebücher , Teil I, vol. 3/I, p. 249.
78 Ibid ., p. 279.
79 Lette de Sourits à Krestinskii, le 28 novembre 1936, in: S. Slutsch, Stalin und Hitler… , p. 71.
80 Voir le mémorandum Hewel du 2 février 1940, in: ADAP, D, vol. 8, doc.no 591.
81 Goebbels, Tagebücher , t. I, vol. 6, p. 206.
82 République de Pologn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s Relations polono-allemandes et polono-soviétiques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1933 — 1939. Recueil de documents officiels . Flammarion,1940, p. 60.
83 Weisung der Oberbefehlshabers der Wehrmacht für die einheitliche Kriegsvorbereitung der Wehrmacht , 24 juin 1937. IMT XXXIV, p. 734—745.
84 God Krizisa , vol. 1, p. 35.
85 1936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1000个人中，有34%的人因大清洗而消失，62%的人升任至更高的职位。1939年5月，莫洛托夫上台之后，晋升的步伐开始加快。新来的人均来自外省的社会底层，绝大部分都是俄国人。
86 Dokumenty Vnechneï Politiki , vol. XXII, 1939, p. 10—12.
87 如果我们同意Sabine Dullin的观点，那通常情况下对新任外交官无知的指责应稍做修正，见：Une diplomatie plébéienne? Profils et compétences des diplomates soviétiques, 1936—1945,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4, no 2/3, avril-sept. 2003, p. 437—463。
88 AP RF F. 3. Op. 64. D. 692. L. 82‑85. In SSSR — Germania 1933 — 1941 , p. 163—164.
89 Khaustov et Samuelson, Staline, NKVD i repressii 1936 ‑ 1938 gg ., p. 305,307.
90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2e série, vol. XII, no 17.
91 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区极小，也很贫穷，有50万人口，这地方很早就受匈牙利的统治，1919年并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1938年至1939年冬，很多人都在对它打算盘。西方媒体把这儿看作希特勒向苏联进军的跳板。如果德国在那儿安营扎寨，波兰就怕德国国防军和想要收复领土的乌克兰打起来，自己夹在中间遭殃。10月，波兰向该地区派遣了武装部队，使布拉格对他们的统治变得不安定起来。1938年10月，希特勒想要利用这个问题，和波兰人及匈牙利人联手建立反苏阵线。但华沙拒绝了这个请求，要求将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区并入匈牙利，这样它就能和这个友好国家接壤了。1938年11月2日，德国和意大利经过调停，将一小部分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区交给了布达佩斯，大部分仍然由斯洛伐克管理，其实就是由德国来间接统治。华沙在这事情上遭到失败，于是在1938年11月底出其不意地向苏联靠拢了过去。最后，布达佩斯在德国的首肯之下，趁此时机，于1939年3月15日清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占领了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区。要求德国保护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极为失望。不过，他们很少有人理解德国不准备把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区交给他们，是因为这样就会催生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乌克兰，而这一点，是德国万万不愿看到的。
92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Series vol. IV, p. 68, 69, 112.
93 Kotowksi, 《 Ukrainisches Piemont ? 》 ..., p. 86 et 87. 卢博米尔斯基向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做了解释，他说未来，波兰会欢欣鼓舞地向基辅进军。1938年11月15日，贝克的亲密合作伙伴塔杜什·科贝兰斯基向德国驻华沙大使冯·毛奇宣布，他的国家很清楚德国是想在苏联的乌克兰地区确立势力范围，他们很高兴能在这方面同德国合作。
94 République de Pologn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s relations polono-allemandes et polono-soviétiques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1933 — 1939. Recueil de documents officiels . Flammarion,1940, p. 79.
95 Otto Meissner, Staatssekretär , p. 485—486.
96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3, p. 1065.
97 K.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Das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95, p. 678.
98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 D Series, vol. IV, p. 411.
99 Intégralité du discours in: K-J Müller, Armee und Drittes Reich 1933 — 1939 . Schöningh,
Paderborn, 1987.
100 Weisung Hitlers vom 21 Oktober 1938, Nachtrag zur Weisung (General Keitel) , IMT XXXIV,p. 477—484.
101 IMT, XXXIV, p. 274—276.
10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 sous la direction d’Elke Fröhlich, t. I, vol. 6, p. 300.
103 IMT, XXXIV, p. 274—276.
104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 — 1945 . Sous la direction de Walther Hubatsch,DTV dokumente, mars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