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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方面来看，德国人都是我们的支柱，是我们的天然盟友，因战败而起的失望情绪使他们奋起反抗，他们希望打破《凡尔赛条约》绑在他们身上的铁链。他们渴望复仇，我们渴望革命。我们暂时拥有共同的利益。一旦我们发现在古老欧洲的废墟上，他们想要建设崭新的日耳曼帝国，而我们想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欧洲联盟，那我们就会成为敌人。
——1920年9月27日，列宁对瑞士记者
朱尔·安贝尔—德罗兹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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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苏联，彻底扼杀古老的俄国，消灭苏联的部分人口，让帝国殖民地的其余人口悉数沦为奴隶，乃是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所做的规划。这个规划诞生于1924年，部分地与多数人支持的右翼思想背道而驰，它被人反复玩味，有时还会伪装自己，但始终存在，犹如蛰伏的病毒。为了实施这个规划，希特勒就必须得到第三帝国的军队，周边人士，纳粹党及其机关，高层军官，数百万曾经穿过三军制服的工人、职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党卫军和警察或积极或消极的支持。此外，他还必须考虑到内部和外部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是一场赌博，条件稍有不同，就会推进或阻碍进攻，把其他盟友牵扯进来，或者减少极端情况的发生。某些病毒就是如此，病毒是否暴发，是否会引发恶劣结果，都取决于特定的条件。照我们看来，在巴巴罗萨行动诞生之初，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元首意识形态上的思维方式及其军事战略上的选择。他的机会主义有许多例子可以证实，但都应用在对手段的选择上，而不是为了目标本身，无论是要摧毁苏联，还是要消灭犹太人。尽管从1940年7月开始，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这两个范畴已在他的头脑中彼此强化，但实施这项规划的驱动力仍然只停留在他原初的空想之中。如果没有他内心的驱动力，便没有巴巴罗萨，至少不会出现大屠杀。
希特勒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恐俄的？1889年，他出生于奥地利，在那儿一直生活到1913年，难道在奥地利的时候就开始了？近期有关他的传记都完全没有从这个方向去寻找。他对演讲稿有不知餍足的胃口，也特别喜欢读报，阅读传单、宣传册、布告，简言之，他对一切政治表达的形式都很感兴趣，自然也就会使他彻彻底底地暴露在泛日耳曼主义联盟所灌输的思想之中，该联盟是个颇为强大的民族主义组织，反斯拉夫人，反犹太人，为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扩张领土的政策摇旗呐喊。希特勒12岁的时候住在林茨，就订了该组织的报纸《林茨活页报》。1908年至1913年，他住在维也纳，泛日耳曼主义联盟在当地的代表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内勒成了他的政治偶像。联盟的周报《泛德意志报》1894年1月7日的报纸上有这么一段话，三十年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我的奋斗》之中：“向东方进军古已有之，现在必须重新恢复这样的理念。我们必须在东方和东南方赢取空间，确保日耳曼种族拥有全面发展的生存环境，为此，鲜有价值的渺小的民族，如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由于对文明毫无贡献，就必须承受苦难。［……］” 2 可是，希特勒尽管在仇外的大染缸中浸淫了二十四年之久，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俄国怀有刻骨的敌意。上文所引的那段话可以给出理由：透过泛日耳曼主义者的扩张主义瞄准镜来看的话，“渺小的民族”斯拉夫人——当然首先是波兰人和捷克人——并不是指沙俄帝国。联盟当然想牺牲沙俄帝国的利益来兼并这些国家，在波兰和波罗的海边缘捣捣鬼，但除此之外，它不也要求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和东南部，甚至在非洲和亚洲吞并更多吗？俄国，除了它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在泛日耳曼主义者的幻梦之中占据核心地位，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希特勒的梦想。
无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怎么说，就算他在奥地利的青年时代就已获得了组成其世界观的种种构成要素，但这些要素并没有构成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他和犹太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在《我的奋斗》中声称由于在维也纳过得并不愉快，所以皈依了反犹主义。当然，他从那个年代起就已经把反犹主义的词汇和陈词滥调结合了起来，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有憎恨犹太人的行为，甚至连这样的言辞都没有。恰恰相反。正是犹太人帮助他活了下来，他还和犹太人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还有私交，他曾对布洛赫医生对他母亲慷慨相助表达了谢意，他也很欣赏古斯塔夫·马勒对瓦格纳的诠释。 3 照此看来，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慕尼黑产生了反犹和反俄思想的。1914年以前，让他更憎恶的似乎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更关心的是维也纳歌剧院的节目单，求学生涯的不如意，还有日常生活给他带来的痛苦。
1913年5月25日，希特勒离开了奥地利，前往慕尼黑。他认为能在那儿实现在维也纳实现不了的梦想，那就是成为建筑师。1914年8月3日，他并没有回应缪斯的召唤，而是爱国主义附体，参加了巴伐利亚的利斯特团，参与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的壕沟战使他愈发强悍，但他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而且很孤独。四年后的1918年11月21日，他返回了慕尼黑，所有的盘缠只是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次月，他被派往靠近奥地利前线的特劳恩施泰因，看守俄国战俘营，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俄国人。1919年2月，他返回慕尼黑，在慕尼黑车站站岗。之后，他一直没离开过巴伐利亚的这座首府，直到1923年11月10日，他被判入狱，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我的奋斗》就是在狱中写成的。这五年发生了许多关键事件，对这位未来独裁者的职业生涯和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希特勒再次回到巴伐利亚，而巴伐利亚就是一座奇闻逸事的剧场，只有战败导致的无序状态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1918年11月7日，一群工人、士兵和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布宣言之后，便夺取了慕尼黑的政权，没有遇到丝毫抵抗。他们比柏林早两天宣布共和，确切的名字叫作“巴伐利亚自由邦”。红旗飘荡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王宫之上，该家族最后一位加冕的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灰溜溜地逃之夭夭。气质酷似先知的放荡不羁的左派记者库尔特·艾斯纳担任了总理一职。士兵们要么被缴了械，要么聚在一起，开始叛乱。新政权很快就陷入孤立和分裂。1919年2月21日，希特勒回到慕尼黑之后三天，艾斯纳在大庭广众之下背部中枪遇刺，行刺者是一名旧军官。形势由此激化，局势相当混乱，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相继成立，其中第二个由共产党人欧根·莱文领导，他蓄着胡须，眼神狂热，征召了一支红军的队伍，队伍里有数百名俄国战俘。4月25日，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于一身的作家埃里希·米萨姆将巴伐利亚资产阶级担忧害怕的心情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他在自己创办的《该隐报》上写道：“［没有任何反抗力量］能击退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这股浪潮已穿透俄国的前线，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无法长期抵御它。” 4
1919年4月底，柏林派遣的2万名士兵开始镇压该运动，巴伐利亚派出了自由军团
协同作战。为了采取报复行动，莱文便开始处刑，他下令枪杀了修黎社的八名人质，修黎社是一个半神秘主义的极右团体，1918年创建于慕尼黑，其中两名成员将会在希特勒身边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鲁道夫·赫斯和汉斯·弗兰克。这次事件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后，战斗便愈加难以平息。5月3日，巷战的时候，军方用了火炮和火焰喷射器，夺回了慕尼黑。死亡人数达606人，数百人被合法或非法处决，被杀者当中就包括莱文和50名俄国战俘，另有数百人遭到逮捕。希特勒感觉到风向开始转变：从第一天起，他就在肃清委员会里谋得了一个职位。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是希特勒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最初也是唯一一次接触，至少，这次接触显得有些暧昧不明。共和国在遭到镇压之前，他选择同新政权合作；他向新政权宣誓，还当选为所在营队的代表，更参与了宣传活动。他这么做是否可以说他想留在军队里，怕在社会上混不出名堂，他不是一直都有这个担心吗？有这个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在那个时候对社会民主思潮有些好感，期待可以用这股思潮来抵挡苏联红军。譬如，巴伐利亚营队里的另一名代表塞普·迪特里希的例子就证实了这一点，塞普后来就负责担任希特勒的警卫工作，并成为武装党卫军的将军。
1919年5月，慕尼黑事实上已完全由军事当局掌权，卡尔·迈尔上尉招募希特勒去完成一项双重使命：替军队的情报部门搜集情报，实施反革命的宣传活动。为此目的，他在莱希菲尔德的一处军营接受了政治培训：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在波齐亚宫行动时，他聆听了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揭露“犹太金融”的演讲。希特勒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将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累积起来的种种观念、情感和冲动关联起来，排列整齐。希特勒在共和国的经历受到迈尔的再三检视，使他可以亲自确定自己所捍卫的那些理念的“真实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由犹太人引导的吗？希特勒观察到艾斯纳、莱文、米萨姆，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其他许多革命者都是犹太人，柏林的罗莎·卢森堡也是，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和维也纳的埃贡·基施也全都是。莫斯科的犹太人是否在遥控牵线，搅乱德国？莱文就是俄国人，出生于圣彼得堡，1905年他就在那儿参加了革命。军队是否原本不会输掉战争，都是因为遭到后方的背叛所致？慕尼黑是否也和柏林一样，共和国解散了士兵的武装，使得军纪涣散，他们还勾结敌人，尤其是在和平主义者库尔特·艾斯纳的倡议之下，在报纸上公开了宣称德国才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的官方文件？作为由军方支付费用的线人，希特勒用各色各样的口号武装自己，负责打入德国工人党这个小集团，后来该集团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919年9月，他加入了该党。他在那儿发现自己竟然拥有了不起的演讲天赋，能征服而且操控听众。1921年7月，他就已经控制了该党。
1919年9月16日的一封信 5 让我们看到，希特勒接纳“经典”反犹主义体系的时间要大大提前，也就是说19世纪末的时候，反犹主义的一些特点已经出现在“种族” 6 思想的深处：犹太人是“民族的威胁”；他们“卑鄙龌龊的唯物主义”思想犹如“感染人民的种族结核病”；必须摒弃“情感上的反犹主义”，不搞什么迫害屠杀，而是要注重“理性上的反犹主义”，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利，远离他们；将犹太教定义为“种族，而非宗教”， 7 诸如此类。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他憎恨甚至蔑视俄国。恰恰相反。1919年至1923年，他当鼓动家的那段时间，希特勒与年轻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大部分党员、其他一些极右翼组织，以及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右翼都有亲俄情绪——当然是没有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当然，我们还可以说，从20世纪初起，德国就迷恋俄国的文化、俄国的“灵魂”，俄国的精神能在德国人身上找到回响，它同样反对西方冷冰冰的物质主义灵魂。虽然对俄国的负面观感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这种迷恋却在当时暂时占据了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也最崇敬他，程度已超过了对歌德和尼采的尊崇。在大多数人看来，比方说戈培尔就认为，布尔什维克本身没什么好憎恨的，西方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才是憎恨的对象。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右翼当中有两个很有名的代表，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们就呼吁德国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联合起来，即便这两位的帝国主义情结也旗鼓相当。作家托马斯·曼有一句话得到了同行们的一致赞同，他是这么写的：“罗马—日耳曼文明建基于古罗马的基石之上，如今正毁于一旦，日耳曼—斯拉夫重建工作会起成效。” 8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呼吁过：“俄国人难道不是最具有人性的人吗？俄国的文学难道不是所有文学中最具有人性的，而且神性超越了人性吗？” 9 1914年到1918年间，没有人这么说过法国。帝国主义的德国发动战争反对的是西方，而非俄国。战后，哪怕对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都是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吸德国人的血”，俄国仍然是灵魂伴侣，是西方的又一个受害者。1919年，震惊德国的并不是俄国革命，而是《凡尔赛条约》。随后几年，只要仍然有希望清除布尔什维克，俄国就仍然能屹立不倒。到了后来，许多人心里的爱才变成了恨。
希特勒跟着这股舆论大潮随波逐流，自己却并没有特定的好恶。那他究竟是从哪儿有了这些观点的呢？他对俄国的看法和家庭经历、个人经历，甚至文学经历都无关。他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区，当地人的担忧同毗邻沙皇俄国的普鲁士不同，也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不同，后者又称为德裔波罗的海人，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之前，他们都是沙皇的臣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在法国打的仗，没去俄国。1919年的时候，他更没加入过拉脱维亚组建的抗击苏联红军的自由军团，这点和许多未来的纳粹截然不同。他也从未被俄国吸引过，后来闲谈的时候，他聊起过自己更喜欢古老的德意志帝国或佛兰德，哪怕“步行去那儿” 10 他都愿意。没有哪个俄国作家出现在他形形色色的图书室里。 11 从这方面来看，他和希姆莱差别很大，希姆莱的父亲是圣彼得堡拉莫甘男爵的家庭教师，他本人后来也学了俄语。1919年11月11日，这位未来的党卫军全国领袖在日记里写道，他愿意“到东方打仗和谋生，远离漂亮的德国”。 12 他同大学学俄语的鲁登道夫，以及未来的农业部长和苏联德占区大饥荒的主谋者赫伯特·巴克也差之千里，后者曾在沙俄帝国度过了人生当中的最初二十年，他对俄国人充满了仇恨，因为俄国人将他们家积累了一个世纪的财富剥夺殆尽。由此看来，希特勒对俄国以及它的历史和文化，似乎既无好感，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对其他人赋予俄国的任何品质，尤其是精神上的特质，既不感到惧怕，也没多大的热情。在他看来，俄国只是个地方而已，那儿有“铁、煤、小麦、树林”。 13
只有从两个角度来看，俄国才在希特勒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受害者，以及对威廉二世选择奥匈帝国，而非俄国当盟友的做法感到惋惜。在第二点上，他和右翼的主导论调是一致的，右翼认为应该遵循一个有些暧昧不明的俾斯麦传统，即应该和圣彼得堡结盟，也就是说返回到1890年以前的岁月。我们在他1920年的多次演讲中都发现了这两个方面。 14 4月17日，他在慕尼黑指出，德国和俄国是没法在“大型犹太集团的压力之下”合作的。7月21日，他又在罗森海姆抱怨“伟大的人民”成了“犹太—布尔什维克恐怖行为”的受害者，并赞许这样的提议：“我们应该寻求同民族主义及反犹主义的俄国，而不是和苏维埃建立联系。”7月27日，他在慕尼黑宣称俄国一旦摆脱“红祸”，就能和德国建立同盟关系。1921年也是如此。2月28日，他在兰茨胡特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俄国的敌人，奥地利才是罪魁祸首。” 15 3月6日，还是在慕尼黑，他说：“1915年或1916年，德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就应该寻求同俄国的合作，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同奥匈帝国捆绑在一起。和俄国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行。” 16 8月4日：“战争对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而言最后都以悲剧收场。两个国家并没有结成天然的盟友，反而因为各自巨大的损失而结成了虚幻的同盟。” 17 8月12日，在论及俄国人和雅利安人结成联盟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时，他说了这么一句狠话：“谁受到了影响？［……］是那些工作者，是那些创造者（雅利安人、德国人、俄国人）。那谁没受到影响呢？是寄生虫和投机分子（犹太人）。” 18
令人吃惊的是，对俄国他其实说得很少，而他对“斯拉夫人”整体也说得很少。希特勒承认自己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 19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反对西方、《凡尔赛条约》、法国、犹太人上面。甚至后来他也没怎么把布尔什维克当作十足憎恨的对象。外交部的档案室里有一份英国情报部门的报告， 20 讲的是1922年6月4日慕尼黑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与会的有希特勒、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的冯·卡尔总理，以及好几个天主教人士和君主主义者。希特勒在讲话中引人注目的一点倒不是与会者所熟知的反犹情绪，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主张，要求同左翼极端分子联合，把“犹太之手”清除出去。与会者的反应很激烈：“把他扔出去！”希特勒在一片嘘声中逃了出去，鲁登道夫赶忙安抚大家说“他从没建议过或认可过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共同行动的提议”。希特勒的这次出逃没什么特别之处：在德国，社会各界都对苏维埃联邦、布尔什维克及其种种做法有浓烈的兴趣，有恐惧和厌恶的情绪，也有好奇和迷恋的情绪，这一点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见到。1922年1月，排在希特勒之后的纳粹第二号人物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曾经写道：“但愿上帝能给我们派来一个德国的独裁者，像托洛茨基那样精力过人！” 21 可见纳粹对苏联的态度有多含混不清。
尽管希特勒从没接触过俄国，但德国，尤其是军方，还有大量普通市民，对这个庞然大物般的斯拉夫邻居都有过直接的体验。这种体验都是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场上获得的，对他们如何看待欧洲的东方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制订巴巴罗萨行动计划的时候，以及纳粹决定对生活于涅曼河及乌拉尔山之间的居民赋予何种命运的时候，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1914年，普鲁士德国和俄国发生了战争，这是1763年以来的第一次，毕竟在拿破仑时期，它俩可是并肩作战的盟友。许多线索都将这次冲突和1941年发生的战争联系起来。首先来看看那些个体的经历。负责实施巴巴罗萨行动计划的主要将领都在东部打过仗，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是在1914年至1918年间。我们可以举出1941年的三个集团军司令为例，他们是冯·博克、冯·里布、冯·伦德施泰特，还有冯·法尔肯霍斯特
，后来他去了挪威任职；海因里西、冯·克鲁格、林德曼、施密特、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冯·魏克斯、冯·赖歇瑙，这些人都是军队的首脑；霍特、冯·克莱斯特、冯·曼施坦因、莱因哈特，他们都是未来的集团军或装甲军的领导人。还有数千名军官和两三百万士官及士兵，更别说50万奥地利人，其中一些人都将带着1914年至1918年的记忆参与1941年的战争。
这些人造就的是什么样的战争？他们是如何看待以及对待占领区人民的？他们从上次的败仗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对德国军队而言，先不谈奥匈帝国盟军的炮弹，对沙俄帝国的这场战争首先就意味着一连串的胜利：1914年的坦能堡和马祖尔湖，1915年的戈尔利采，1916年的罗马尼亚，1917年的加利西亚和里加。那个时候，德国攻占了面积和帝国一样大的领土，捕获了150万名俘虏。但是，俄国并没有被打败。是内部的崩溃—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双重革命，再加上德国特工的推波助澜——才导致俄国战事失利，而不是倒过来。德国的胜利尽管来得晚，但很惊人，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个误解，始终飘荡在巴巴罗萨行动的上方：俄国体形硕大，根基不稳。俄国的脆弱均可归因于技术的落后、指挥水平的低下，种族、人种、民众所构成的沙俄帝国只不过是个大杂烩，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打败俄国军队可以不用付出很大的代价迅速完成，这就是许多参与者、评论家、观察人士从那场冲突中得出的错误教训，而这些人中就有希特勒。俄国在西部边缘地带若打了败仗，就会崩溃，无法阻挡对手深入。在重构这些事件的时候，所有人都忘了1914年、1915年和1916年的三年战斗打得很艰苦，却只不过将对手赶出了波兰。第二个错误影响更为深远，德国的军事将领都持有这种错误看法：他们将自己的胜利归功于所谓的军事能力的优越性，却忘了这是战争中对政策的灵活把控所导致的结果，尤其是列宁的横空出世所致。最后就是第三个错误，无疑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错误：他们没有注意到德国在东线的胜利丝毫没有阻止他们在西线的彻底失利。
战争在俄国打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德军将领都觉得打得很轻松，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很普遍。1918年2月18日至《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的3月3日期间，德军确实向东线推进了200到400公里，士兵们肩上背着枪，坐上火车，攻占了塔林、普斯科夫、明斯克、基辅：这就是拳击行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战争。”东部战线的总参谋长马克斯·霍夫曼将军这么说，“战斗几乎就是在火车上、汽车上打的。他们让一小撮士兵在车厢里架起机枪，前往下一个车站，然后就攻下了车站，俘虏了布尔什维克，接下来继续往前。” 22 在随后的一个季度，得益于白军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德军的分队走得更远：赫尔辛基、塞瓦斯托波尔、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格罗兹尼、格鲁吉亚的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甚至里海边的巴库（9月15日）。有一支分队一直打到察里津城下，这里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
至少就我们这个主题而言，同样重要的还有德军士兵究竟是如何看待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白鲁塞尼亚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鞑靼人的。他们既是征服者，也是发现者，他们的看法因纳粹的宣传而更为激进，可以将之设为巴巴罗萨行动心理和文化上的背景。“我们所发现的文化让我们内心深受震撼，”1915年，后来于1941年担任集团军司令的戈特哈德·海因里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他们进入一座村庄时如此说道，“穿长袍的犹太人留着鬈发，房子又矮又脏，店铺的招牌漆得都很粗糙（因为那些做买卖的都不识字），没有人行道，简而言之，我们都没料到俄国竟然是这样的。” 23 正是因为出其不意，所以冲击来得更猛烈。也就是说，德国人对俄国的看法只不过是幻想，是文学作品中的陈词滥调。悲惨，肮脏，毒虫，疾病，无序，营养不良，缺乏管理，荒芜，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征服者把所有这一切都当作了持久存在的特质、亘古不变的现实。很少有人能理解，满目疮痍其实就是战争、三分之一人口逃离、沙皇军队撤退时残忍无情的焦土政策所导致的，这些情景堪称是1941年的预演。还有比在战争时期和另一个文化相遇更糟糕的事情吗？
面对这个人种、宗教、语言既混杂又彼此对立的世界，德国人没了方向。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觉得来到了一个新世界。［……］我们面对的那些外国人是由一个个互相打来打去的部落构成的。［……］忠诚正直、牺牲忘我的履行义务的品德，普鲁士和德意志传统中一直以来的遵守纪律的遗产，在这儿完全付之阙如。 24
大自然本身也让入侵者狼狈不堪，1941年的后继者也将因此而窘迫不已。土地广袤，天空无垠，人口稀少，森林，沼泽，河流，极端的天气，军人们变得忧郁和焦躁。
1919年打过仗的小说家维克托·容费尔写道：
极目所见，只有平原，灰蒙蒙的死寂平原无边无际，阴沉凄凉。［……］这就是俄国。［……］三天三夜的［行程］过去了，景色始终未变。但这种充满敌意的奇异感觉变成了一种隐隐约约、无意识的恨，［……］恨这个国家的广袤无垠，它像一条大鱼，将小鱼吞噬殆尽。 25
如果说俄国的落后可以归因于人民原始落后的性格，那么它的潜力也让人着迷。我们发现，19世纪的殖民地规划中几乎都能见到这种混合着厌恶与吸引的双重特质。1915年，这种特质就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军事乌托邦计划，这计划首先出现在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头脑中：改造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在他们心中注入德国人的“秩序和勤劳”，让帝国在此生根发芽。鲁登道夫站在高处，俯视着科夫诺，也就是现在立陶宛的考纳斯，这是一片刚被他率领的军队攻占的土地，但他注意到在“涅曼河的另一头，有一座古老的条顿城堡的塔楼，德国在东方留下了文明的踪迹”。鲁登道夫就是这样评述自己眼前看到的景象的：“强烈的历史感袭上心头。我决定在这片被攻占的土地上重新接手德国人在好几个世纪之前在这里所从事的文明伟业。杂七杂八的人群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文化。”
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原则上是东线总指挥保罗·冯·兴登堡手下的二号人物，但实际上，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强硬，傲慢，精力旺盛到不可思议，他在任上亲自组织了有序的军事管理。1916年末，他已经成了整个德国的准独裁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紧密追踪事态的发展。许多有影响力的人都是他的支持者，如弗里德里希·冯·什未林、阿道夫·达马施克，他们在后方不停地搜寻，就像勘察刚果或交趾支那一样，想要寻觅到合适的地方，设立数千个殖民地，供德国移民。照他们的看法，这些罗马式的殖民地（coloniae）的目的就是在俄国和帝国之间树立一道“人墙”。他们的看法也得到了一些记者的采纳，如《法兰克福报》的阿图尔·法伊勒、阿尔萨斯人恩斯特·海旺，他们特意把自己所写的游记命名为《新土地》和《德意志的丰功伟业：德国在俄国的荒芜土地上撒种》。这些要求殖民的呼吁并未仅仅停留在文字上。1917年3月31日，在柏林，军队、内政部、战争部、外交部的代表齐集一地，研究未来可建立殖民地的各个地区的地图，以及如何将当地人口迁离的方法。照史学家维哈斯·加布里埃尔·柳勒维修斯的说法，“就是在这一天，跨越了心理上的门槛，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以人种为标准来迁移人口的做法成了一种可以考虑的选项”。 26 战后，撤退至慕尼黑的鲁登道夫成了这个东部计划的支持者，这个计划总比泛日耳曼主义者的非洲及亚洲的梦想要来得可靠，更何况已经在这么实施了。希特勒通过鲁登道夫在1919年出版的广受欢迎的回忆录《我的战争回忆》 27 了解到该计划的要点，后来和这位今后将成为他头号盟友的人物也就此做过多次交谈。显然更重要的是，希特勒读过马克斯·霍夫曼1923年在慕尼黑出版的《错失机会的战争》 28 一书。这位接替鲁登道夫职位的昔日的东线参谋长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及早对俄国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定会使俄国从1915年就开始崩溃，如此一来，就能使德国获得种种物资，击溃西方诸国。 29 霍夫曼的观点，一直到他于1927年去世之前，都深受他在柏林自己家的沙龙或阿德隆酒店里接待的数百名外交官、实业家、教授、记者、军人以及各路名人的欢迎。1940年夏，希特勒在他即席制订的战略规划中就高调采纳了这个观点。
在这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中间，有两个知识分子，他们是特奥多尔·席曼（1847—1921）和保罗·罗尔巴赫（1869—1956），他们也持有和鲁登道夫的东方梦相同的观点。这两人都是德裔波罗的海人，1890年代因亚历山大三世的俄国化政策而被赶回了帝国。前者是研究俄国及东欧的历史学家，是战争研究院的教授，也是威廉二世的友人，他的观点预示了1940年希特勒的立场：他呼吁发生全面冲突的时候，应和英国维持和平，“腾出手来对付东方”。尽管沙俄帝国的西部边缘地带易于受德国的影响，但他仍然倾向于让当地人自治，而非使之日耳曼化或对其进行殖民。第二位是个神学家，也是专事研究国际关系的记者，战时先后受聘于帝国海军和外交部。他敦促皇帝和政府“像剥橘子皮一样”，从多民族的俄国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把“历史上形成的各个人种构成成分”，即波兰、比萨拉比亚
、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高加索甚至突厥斯坦
全部剥离出去。我们发现希特勒以后会采用他的经济观点，而非种族主义观点，使巴巴罗萨行动合理化。席曼和罗尔巴赫成了“东欧研究”的双重驱动力，“东欧研究”将斯拉夫世界的德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种学家汇集了起来，后来，党卫军将会从地理、观念、统计资料上着手，由此推出一个截然不同且远为激进的计划。
鲁登道夫向驻扎在俄国的军队后勤部门托付了两项任务。第一项是把德国文化的种种好处带给被判定为未开化的人群。军队要给这些人捉虱子、打疫苗、清点人口、修路、开设（德语）学校、创办报刊。军队干这些事的时候，整个就是一副殖民地的傲慢做派，态度粗暴，动不动就打压、羞辱他们觉得不听话的当地人。哪怕是个普通士兵，民众见到他都必须脱帽致敬，弯腰鞠躬，还得让路。凡是德国人，只要动动指头，眼睛示意，民众就必须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于是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大。别人还以为这是阿尔贝·隆德尔
描写的刚果的景象。
鲁登道夫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经济控制和经济剥削。他这么做是为了因应战争的需要，也是为今后着想。在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农艺师、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之下，东部领地（OberOst）
——Oberbefehlshaber Ost的缩写，指东部的最高统帅部，引申为东部军事帝国——就必须从占领区获取资源，尤其是农业和森林资源，使协约国盟军的海上封锁不致对帝国造成太大影响。对于波罗的海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来说，剥削导致了课税、征用、劳役、流放、强制使用不值钱的货币、令人窒息的严格管控、禁止流动，和乡村地区经常见到的情况一样，这些举措让他们苦不堪言，只能退而求其次，专注于务农，暗中进行抵抗，劫掠也甚嚣尘上。当然，谋杀、强奸、毁坏财产之类的严重行为即便并不少见，但再怎么样也没法和1941年至1945年间的暴力狂欢同日而语，也时常可以见到士兵极力反抗这种犯罪行为。可以确定的是，在占领区实施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恶果摧毁了良性文化政策可能带来的益处。1917年就是一个例子：占领区的民众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遂对德国的管制弃如敝屣，因为最后发现他们比俄国人还糟糕。1917年3月，沙皇退位，之后，11月又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尽管德国违心同意让步，但占领区民众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向往独立。
1918年秋，威廉二世的帝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境地。它在西线输了战争，又在东线赢了战争。它从莫斯科手中夺取了附庸于前者的广袤领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照后来被希特勒再三引用的霍夫曼将军的说法，克里米亚那可是“德国的里维埃拉”。从占领土地的广袤程度来说，已经超过了泛日耳曼主义者原初的计划。尽管帝国在西线已是穷途末路，但它却发现自己成了面积有两个帝国这么大的东方帝国的领头羊，不仅面积广大，而且农业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如顿巴斯的煤矿和铁矿、高加索的石油。俄国被打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边界。从这样的背景来看，1918年10月和11月的大崩溃便使许多人内心产生了怀疑，他们拒绝承认失败，想要寻找替罪羊。而这就是“刀刺在背”这一传说的由来。军队仍然是战无不胜的，出问题的是后方，是受到了“东方犹太人革命思想”的污染所致。当地人“忘恩负义”，要知道他们是因为“德国的秩序和勤劳才脱离了野蛮状态”，所以他们也是一丘之貉。臣服于帝国，就是臣服于文明，而他们却宁愿叛变，甘冒独立的风险。他们今后是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的。
战败渐成定局之时，东方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对此，“东欧研究”的那些教授不见得能脱得了干系。东欧的“土地和民众”被视为未开化的实体，需要使之变得文明，要将其控制起来。今后，这些将被看作“种族和空间”（Rassen und Raum）。Raum这个词在古德语中意为“未填满之处”，亦即“空的空间”。清空（raümen）和排列、从头开始（aufraümen），都是源于该名词的这些动词的词意。这种语义上的渐变表明，有关东方的古老迷思正变得日趋激进，这一点相当重要。希特勒在上文所述的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家的晚宴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无法使东欧的民众日耳曼化，只能使土地日耳曼化，而只有彻底清除土地上的那些行尸走肉般的部落民，才能将土地清空。鲁登道夫因东方梦的挫败而倍感苦涩，所以后来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起新的东方观。他在1927年的一场讲话中，提出“要的不是边界的政治，而是空间的政治”。 30
希特勒将会记住的是德俄第一次冲突给他的另一个教训，一个战略上的教训：虽然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资源到那时为止仍然被视为可望而不可即，但将来发生冲突的话，这些资源应该是可以夺取的目标，当然如何最终兼并这些地区是另一回事。因为只有这些资源可以使协约国的海上封锁变得无效，它们是帝国掌控世界权力的关键所在。俾斯麦时期的军界却与这种观点截然相异：我们能在边境地区打败俄国，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夺取波罗的海诸国，但我们无法征服它们。 31 希特勒是德俄关系史上这一变化模式的直接继承者。当然，1919年的时候，这个想法还只是存在于鲁登道夫和东部领地周围那些人，尤其是马克斯·霍夫曼将军的头脑之中。鲁登道夫本人并没想过要占领 整个 俄国。即便是在最为好战的右翼分子看来，也没人想要从俄国手上夺取圣彼得堡、莫斯科地区，更别说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广袤地带了。军人和内政及外交界的极端分子渴望的是沙俄帝国的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波罗的海诸国和乌克兰，有可能的话还可以扩展到黑海周边地区。而希特勒试图通过巴巴罗萨行动来满足的贪欲，则要走得远得多。
自1919年5月起，慕尼黑就成了极右翼的集会地，历史上最具杀伤性的德国迷思，即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的大熔炉。巴伐利亚的这座首府应该将它的这个处境归因于议会革命以及其后所发生的那些事，正是这些事件激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活。慕尼黑市政当局和警察局以及巴伐利亚政府自1920年起就已经在极其反动的古斯塔夫·冯·卡尔的领导之下，他在政府内部清除了社会主义分子，也可以说是民主派人士。对后者，以及犹太人——好些波兰籍家庭都被驱逐出境——而言，慕尼黑已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危险城市，可以说是1933年以后德国政局的预演。冯·卡尔同慕尼黑警察局长恩斯特·波纳合作无间，后者第一时间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党。波纳叫来另一个纳粹，未来的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让他领导警察部门。弗朗茨·克萨维尔·冯·埃普上校是下令枪杀议会议员的人，也是希特勒纳粹党的财政官，他依照自己掌控的自由军团改建了国家防卫军在当地驻扎的队伍，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从1921年初起，他就任命冲锋队的创建者恩斯特·罗姆上尉担任参谋长，并将其引荐给希特勒。在这些人的保护下，慕尼黑俨然已经成了右翼抵抗魏玛共和国的堡垒，普鲁士的首都柏林就是魏玛共和国的象征，所以遭到传统人士的憎恨。秘密社团和准军事组织躁动不安，各种阴谋、锋芒毕露的会议、四处张贴的充满仇恨言论的告示、煽风点火的著作、恐怖行为和政治谋杀，所有这一切都被巴伐利亚当局掩盖起来。纳粹今后采取的各种手段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恫吓犹太人，给“低等人种”进行强制绝育，推行新异教主义，组织突击队，采用各种技巧煽动大众，抵制商铺……慕尼黑极右翼的活动数不胜数，错综复杂，实难细述。信奉“种族”论的精英人士和阴谋家肆无忌惮地密谋策划，有鲁登道夫和沃尔夫冈·卡普之类众所周知的捣乱分子，有迪特里希·埃卡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之类的反犹主义观念论者，有赫尔曼·埃尔哈特和鲁道夫·冯·塞博滕多夫之类的自由军团里的老人马。城市里的秘密社团和颠覆组织都跃跃欲试，如修黎社、执政官
、建设、保卫和防御联盟，这些组织都在向希特勒的小党派提供金钱，输送观念和人员。
我们现在来讲讲沙俄帝国旧臣来到慕尼黑的情况，这些人清一色都是极右翼。他们坚信存在一个世界性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1917年的革命从俄国土地上赶走了130万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还有贵族和资产阶级，说要把他们彻底摧毁。德国接纳了其中的60万人，慕尼黑接受了一两千人。大多数移民只想着怎么把日子过下去，但有少数人特别活跃，而且都集中于巴伐利亚的这座首府，他们想尽办法想要推翻苏维埃政权，以法西斯和反犹者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这个群体中，有少数一些俄国人立场坚定，尤其是乌克兰人，如伊万·波尔塔韦茨—奥斯特拉尼察上校和弗拉基米尔·比斯库普斯基将军，以及一些德裔波罗的海人。在后面这些人之中，有两个人和希特勒走得特别近，他们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一个1893年出生于列巴尔（今塔林），另一个1884年出生于里加。前者是个病态的反犹主义者，性格孤僻，后来成为纳粹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推手，他的笔杆子毫不停歇，直到后来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才消停下来。后者是很有才能的组织者和阴谋家，出入于上流社会，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因政变失败被杀。这两者并不满足于重拾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论的老调。他们还着力推广这样的观点，即像他们这样的德裔波罗的海人才是沙皇俄国的核心骨干，是为本身不孕不育的斯拉夫面团注入活力的种族酵母。他们从不创新：这些观念本身就已经存在于这些泛日耳曼主义者的心中，席曼或罗尔巴赫之流本身也是波罗的海人。不过，希特勒将这些幻想和偏见综合起来的做法，以及他从中提炼出来的纲领性结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在俄国，犹太人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关联的看法可上溯至19世纪最后三十年。1905年，这一观念已经在军队、警界、贵族阶层和帝国行政当局内部成为共识。那这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对上述所说的这些圈子中的一小部分人而言，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阴谋。1903年起在俄国境内流传的所谓《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书就是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该书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那些反动圈子。极有教养、极为亲法、极其放浪形骸的彼得堡贵族柳博芙·沙波丽娜也曾在1917年3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罗戈韦诺维奇给我看了一份古怪的文件，是在对日战争中被杀害的一名犹太士兵身上发现的。里面讲了锡安长老会的一些决议。每百年一次，犹太人的长老们齐集维也纳，确认过去那个世纪所完成的事业，并计划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还要继续的事业。有三样东西必须掌握在以色列人的手中：黄金、报纸和土地。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黄金和整个报界，接下来他们只要夺取俄国这片土地就行了。” 32 我们也能在极具自由主义气息的俄国地球化学学科创建人韦尔纳茨基 33 这样的科学院院士的日记中看到反犹主义的阴谋论。1919年12月26日，他写道：“在这儿［罗斯托夫］，锡安纪要特别流行。”1920年1月18日：“犹太人在二楼包厢。他们无处不在。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他们赋予共产主义以生命的。”几年后的1928年，韦尔纳茨基记录了自己和一名同事的对话，这名同事是个“自由派人士，民主立宪党的老党员”。后者假模假样地说锡安长老的计划正在实现。 34 韦尔纳茨基和他的观点一致。两天后，他写道：“犹太人得意扬扬的形象，我们到处都能见到，都能跃入我的眼帘。［……］我们鲜少能见到高雅的、具有灵性的、高贵的面容。到处充斥着的都是丑陋、堕落的脸孔。那就是犹太大众，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35
俄国极右翼给德国同道者送出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在1919年把《纪要》的翻译版输出到了柏林，次年又输出到了慕尼黑，4月，翻译版便刊登在了纳粹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希特勒肯定熟悉书中的内容。俄国反犹主义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它的末世论特点。正如戈培尔后来所写的，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的敌基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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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抗他们的阴谋诡计的末日战争中，基督教正教的胜利也就预示着上帝之国降临于大地之上。在俄国极右翼的语境中，罗曼诺夫皇朝的权力分崩离析，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教早已开始同化，革命被视为末日的开启，最后的结局就是犹太人的毁灭。从这个层面来看，“俄国人民联盟”是第一个提出灭绝犹太人的重要政治组织。该组织底下的战斗团体“黑色百人团”
在城市和乡村发起了大屠杀行动，1941年的时候，别动队也是这么干的。彼得·沙别尔斯基—波尔克的父母在黑色百人团里相当活跃，后来他把《纪要》带到了德国，并于1920年在慕尼黑定居下来，经常去见希特勒和罗森贝格。
将犹太人等同于共产主义，或者反之，是俄国革命所引发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之一。这种等同是基于一个变形、歪曲的现实：犹太人在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数占优。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普遍性说法。俄国和德国一样，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犹太人，其中就包括左翼犹太人。而且他们通常是同化程度最高的人，他们因为强烈的无神论信仰而蔑视犹太教，从而同以前的教友发生冲突。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被他父亲扇过耳光；苏联的早期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如此，父母因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责骂过他。犹太复国主义者、崩得
的武装分子、犹太工人党都对他们嗤之以鼻。研究东方犹太教的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就骂过他们：“在我们社区，出现了大量煽动家，同街头英雄和鼓动暴乱的先知结成了联盟。他们用的是俄语的假名，耻于自身的犹太教传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等）。［……］他们在我们中间没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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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迷思看到的只是种族要素，并没有提出关于这些人真实身份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只是在民族主义的宣传册上才被叫作“犹太人阿普费尔鲍姆”，而且抚养他长大的父母也是改了宗的，他从没被人看作犹太人。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他说他“对犹太人和保加利亚人感兴趣的程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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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唯一代表数超过比例的少数派是格鲁吉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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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是犹太人，后来党卫军这个阴谋窟为了使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迷思还能说得通，就说斯大林是被所谓的主子，也就是第三个配偶操控着的，而照情报来源的说法，第三个配偶就是指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女儿，而卡冈诺维奇是最后一个被接纳到克里姆林宫核心圈子的犹太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
1920年至1923年间，慕尼黑出现了数百本书、数千篇报纸文章和公开演讲，使一系列说辞变得板上钉钉，似货币一般大面积流布，那些作者或多或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围绕着中心主题出现了各种变体：布尔什维主义本质上就是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是犹太人的政变，苏联背后的目的就是犹太人要征服世界——这个深不可测的悖论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闭环——世界性的犹太资本主义在俄国引发了而且主导着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德国：1918年的战败和1919年的动荡都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准备吞并德国的国有资产，操控者正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界。在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名单上，德国由于其核心地位，将会排在俄国之后，位列第二。
和当时其他许多煽动家一样，希特勒也在卖力地宣扬这样的观点。除了那个时代的风向之外，还有谁将这些观点灌输给了他呢？可以确定的是有两个外在于魏玛德国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将希特勒和苏台德地区的政治运动，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该党的首要领导鲁道夫·容关联了起来。1919年，鲁道夫·容在特劳保（捷克语称为奥帕瓦）出版了一本大受欢迎的著作《民族社会主义》，该书在慕尼黑出了第二版。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本书都是《我的奋斗》的预演版。容比希特勒早五年便毫无疑义地领导起了面向东方广袤空间的日耳曼扩张运动，认为扩张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希特勒很熟悉鲁道夫·容，可以认为他读过容的著作。第二个因素是米夏埃尔·凯洛格的著作，从中可以发现慕尼黑的俄国移民，尤其是德裔波罗的海人在将有关俄国的看法传递给希特勒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通常认为他们是十月革命的见证人，是随后内战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有一个不怎么突出的理由，那就是他们能讲俄语和德语。由朔伊布纳—里希特创建于1920年的秘密组织“建设”和由工业家曼内斯曼出资资助的比斯库普斯基将军，还有起到间接作用的亨利·福特，将这些移民同年轻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结合了起来。正是由于“建设”所起的中间作用，希特勒才在1921年3月见到了鲁登道夫。也正是在鲁登道夫的建议之下，希特勒才会拥护由西里尔大公登上俄国皇位，以此获取丰厚的援款。“建设”在1921年5月29日至6月5日在巴特赖兴哈尔举办了君主制大会，但并没能成功地将俄国移民联合在这位罗曼诺夫皇位觊觎者的背后。
有一点也很重要：慕尼黑的俄国人对希特勒的影响也就仅限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论迷思的传播上。后来，从1924年起，这样的影响便不复存在了，我们后面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聚集在“建设”组织内部的那些人，首先是两个首脑人物比斯库普斯基和朔伊布纳—里希特，他们又在宣扬什么呢？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及其俄国和乌克兰的同道中人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德国并不是俄国的劲敌，三国协约
才是，”1918年1月的时候，谢尔盖·塔博里茨基就这么写了，他与沙别尔斯基—波尔克关系密切，“［……］只有德国才能拯救俄国。我很清楚的是，俄国只有和德国建立同盟关系才有未来，同样，德国也只有和俄国联盟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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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罗森贝格也持这样的看法：“本质上，俄国和德国都在永恒不休地寻求光明（浮士德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俄国人和德国人才是欧洲最高贵的民族；［……］他们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不是相互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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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特勒走得相当近的朔伊布纳—里希特在1923年11月9日，也就是他死亡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总结了自己的种种行为：“民族的德国和民族的俄国必须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共同道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两国的‘种族’圈子今天重又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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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里希·埃卡特一直到他1923年12月死亡那天一直都在为德俄联盟鼓与呼：“德国政治别无选择，只有和清除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新俄国联盟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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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波罗的海出身的费多尔·温贝格以前在沙皇手下当过上校，如今在“建设”组织内相当活跃，他甚至提议改换国歌的歌词：“不要写德国君临一切，君临全世界，［……］不如说德国和俄国君临一切，君临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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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组织的观点，即用民族社会主义的体制替换布尔什维克的体制，当时和今天是否听来都一样荒唐呢？越读苏联政治警察，也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档案，这一点就越变得含混不清。从档案可见，俄国内部存在一个领域，或可诞生一个非红非白的褐色政体。
自1923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全国强力推进反犹主义。1924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作家阿列克谢·加宁及其“知识分子恐怖组织”团体里的成员，牵涉了大批犹太记者和作家，以此宣扬捍卫俄国，使之摆脱“国际犹太佬的奴役”，以及“在民族的基础上重建俄国”。1925年3月30日，加宁和他的七个朋友遭到枪决。六个月后，另一波行动又清理了乌克兰的“俄国法西斯骑士团”。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说辞，1924年1月，好几座东正教教堂在布道时研读了《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论点。1925年10月，在莫斯科的伊里奇工厂，犹太大学生和宣传员戈尔登戈恩遭到工人的责骂和羞辱，被赶出了工厂。11月，在图拉的好几家兵工厂里，有传言说“犹太医生布赫被抓了，说他杀了基督徒的孩子”。1926年7月16日，国家领导人加里宁收到一封信——这类性质的信件有许多——是罗斯托夫的一个名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科尔的工人写来的：“您，身为俄罗斯人，难道没有看见犹太佬都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吗？他们这个民族对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在搞剥削。［……］在我们罗斯托夫这儿，濯足节
那一天，所有居民都因为饮用水管道不干净受了感染。犹太人两天前就得到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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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国内的这股反犹主义风潮在德国国内也能感受得到：希特勒在1928年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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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置身于褐色大纛之下，重建19世纪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神圣联盟，德国和俄国民族社会主义的胜利才会显露曙光。这就是“建设”组织、慕尼黑的俄国人以及纳粹党内德裔波罗的海人的梦想。希特勒首先接受了这些观点，“建设”组织关于俄国国内局势的报告又加深了这些观点，这点和上面说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观点很相像。但1924年，他和那些人来了个一刀两断。他独自向前，比他那些拥护者走得都要远得多，他做出了一个独特的选择，那就是一劳永逸地摧毁犹太—布尔什维主义 以及 俄国。沙皇手下那些在慕尼黑搞密谋策划的旧军官，就连狂热崇拜希特勒的罗森贝格，都从来没说过要摧毁俄国。摧毁俄国这个国家是希特勒独有的标志，是他的发明创造。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发动了一场政变。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将军队吸引过来，然后向柏林进军，这就是他们的目标。政变就像一场闹哄哄的闹剧。古斯塔夫·冯·卡尔在前不久获任巴伐利亚邦务委员总长，拥有了全权，于是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所以政变从一开始起就形势不妙。希特勒孤注一掷，试图重演前一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成功的先例。他聚集拥护者，向军队总部进军，但宪兵在市中心的统帅堂设了许多路障，所以进军没有成功。警察开始射击。在希特勒右侧一米处的朔伊布纳—里希特心脏中弹身亡，一起被打死的还有另外13名政变者。希特勒逃走后，躲藏在了朋友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家中，两天后，警察把他搜了出来。他遭到逮捕，转押到了距慕尼黑60公里的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的监狱里。纳粹党遭到禁止，财产被没收，报纸停办。1924年4月1日，在审判了一个月之后，希特勒被判处叛国罪，获刑五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转捩点。
在宣判的那个星期，《德意志种族革新》月报 47 发表了希特勒的一篇题为《为什么11月8日必须来临？》的文章。文中部分内容重述了他的一些观点，以此来为自己辩护。文章开篇批评了德国战前二十五年的外交政策，从第五段开始提出了一个相当明晰而且激进的替代方案。
德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事关我们民族的利益。由于耕地面积停滞不前，要应对人口增长，要么通过政治扩张，以此获取必需的新土地，要么大力实施工业化。
在外交政策方面，德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决定获取可耕种土地，放弃海上贸易，获取殖民地，实施超级工业化，德国政府必须认识到只有联英反俄，才能达成这个目标；要么获取海上霸权，进行全球贸易，无疑这样就只能联俄抗英，狠心抛弃讨厌的哈布斯堡帝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希特勒并没有明确表态自己赞成哪种政策。但前言（“寻求土地”是关键因素）和随后的文字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他再三批评“通过经济手段和平征服世界”这一幻想，呼吁“用剑”来解决问题，断言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是重中之重，尤其是英法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再次凸显，这一切在在表明必须抛弃俾斯麦时期德俄旧有的盟国关系。他1919年至1922年间所主张的支持俄国摆脱布尔什维克、给俄国涂上民族社会主义色调的做法已经寿终正寝。因此，征服俄国空间的规划并非出自《我的奋斗》，就像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从宙斯的脑壳里蹦出来那样。对下一次德国开战的目的以及和谁结盟之类的事务进行修订，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希特勒不同的演讲中都能找到这一类蛛丝马迹。既然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断然的破裂，而是存在一个演进过程，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呢？
毫无疑问，朔伊布纳—里希特死在慕尼黑的马路上令他心情沉重。不仅希特勒失去了他在俄国事务上的主要顾问，“建设”组织也失去了它的主心骨，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924年6月15日是该组织编辑的《通讯报》的最后一期。11月政变的失败使巴伐利亚当局对叛乱分子的活动再也无法容忍。于是，慕尼黑的俄国人社团也都被驱散了。纳粹党所获资金的重要来源瞬间干涸。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已经再也无法相信移民圈子的人有能力推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了。
苏联自身的演变也使希特勒修正了自己的态度。他和移民一样，也觉得苏联不可能存活得下来。不可否认，1924年1月21日，苏联正在经受开国领袖列宁去世的考验，但并不是如他曾对朋友，很有教养的教授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宣称的那样：“您看，汉夫施丹格尔，现在列宁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苏维埃俄国就要解体了。现在就要开始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发生的继位人之争了。” 48 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经济政策（NEP）被认为是在回归纯粹的资本主义，由于犹太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该政策正在高歌猛进。1922年9月28日，他在慕尼黑的演讲节录就是一例明证：
由于民众不再对经济感兴趣，生产便会崩溃，就只能用鞭子来驱使他们工作，就是为了让国家资本主义有利可图。看来这还不够，今天又把私有资本主义“暂时性地”引入了俄国。现在，只有犹太人才是资本家，所以圆圈已经闭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终于达成：通过社会主义化剥夺私有资本主义，再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最后再回到私有资本主义。资本只要倒过几次手，工作方式就会改变。只有犹太人才是所有者，只有他们才是，而我们却得每天工作14小时。 49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这样一个观点，从1921年起，这个观点就经过了二十次演讲的锤炼，即他所认为的俄国的知识界已经永远消失。将“原有的日耳曼精英”剥夺殆尽——德裔波罗的海人首当其冲——这样一来，俄国民众就只不过是一群没有个性的、愚笨的、被消耗殆尽的、没有能力反抗犹太—布尔什维克新主子的乌合之众，而所谓的新主子就是季诺维也夫—阿普费尔鲍姆、加米涅夫—罗森菲尔德、皮亚特尼茨基—塔尔西斯、拉狄克—索贝尔松、托洛茨基—布隆施泰因，不一而足，《人民观察家报》就是这样称呼这些人的，令人震惊的是，伦敦的《泰晤士报》也是如此。但只有等到写作《我的奋斗》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希特勒将这些俄国人都称作“劣等人”。我们来看看1922年7月28日，在慕尼黑狂热的大厅里，他发表的一场演讲：
对犹太人来说，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保证他们掌控一切，那就是：消灭各国的聪明人！（欢呼：俄国！）犹太人用革命来完成这个一劳永逸的目的（称赞声）。［……］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经济结不出硕果，他们不是上等人，他们只会敲诈勒索，只会偷窃抢劫（长时间响亮鼓掌声）。他们没有创造任何文明，却消灭了无数的文明。（说得太对了！）［……］他们没有艺术，都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没错，他们甚至都不懂怎么保护自己的珍贵财产。只要到了他们手里，所有的东西都会立马变得污秽肮脏。（太好了！）他们知道长久来看，他们根本维持不了一个国家。这就是他们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差别。 50
由于犹太人不懂得如何有序组织，所以苏联就会很脆弱。这种十足荒唐的言论就成了1941年国防军乐观主义的源泉：只要受到最初的军事打击，布尔什维克的整个结构就会瓦解。这也能解释为何希特勒并没有德国人面对东方，尤其是俄国，所普遍怀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警察局的一份报告也可以让我们了解1923年4月6日在雄狮啤酒馆的一次演讲：“布尔什维克把全国的聪明人都消灭了：在俄国，首先干掉的就是军官和公务员，等到俄国统治的国土成了一片荒漠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慢悠悠地重新组织起来，也就是说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把那些重要岗位全都给占据了。” 51 朔伊布纳—里希特、罗森贝格和埃卡特的梦想就是再次出现一个“民族的俄国”，从理论上看，这样就可以结成联盟，但由于没有非犹太人的干部来加以实现，所以这个梦想是再也完不成了。
1923年11月被关入兰茨贝格监狱后，希特勒便陷入短暂但极其猛烈的抑郁状态，后来他又以他所崇拜的爱尔兰新芬党为榜样，开始绝食。但在鲁登道夫的坚持之下，他很快就停止了绝食。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他开始做准备，希望在审判中能为自己辩护。1924年5月，他宣称自己撰写的60页文稿会结集成书，然后他就一直在忙这件事，一直到1924年12月20日获释为止。他自己用打字机把文稿打了出来。1925年7月18日，首卷以《我的奋斗》为名，在慕尼黑厄尔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伪自传，书中写到了作者的“世界观”，也就是对历史采取种族主义的视角，为书中随处可见的“反”这个前缀进行辩护：反犹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议会制、反和平主义、反基督教，诸如此类。第二卷以第一卷为基础，详述国内和国外行动的规划。和我们的主题最有关系的是第13章“战后德国的联盟政策”和第14章“是面向东方的方针，抑或针对东方的政策”，这两章都是在他获释之后，于1925年夏天写成的，但至少前一年春天他就已经在酝酿这方面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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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的一本小册子（《蒂罗尔
问题和德国结盟的困难》）将第13章的实质性内容都写了出来。他还说要出论述俄国问题的出版物，但后来并没有问世，公众是到1926年12月《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才对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所了解的。1928年，希特勒又开始写一本新的著作，但这本书一直都没问世，该书的手稿是在1961年被美国历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找到的。称之为《第二本书》或许不太确切，书中主要论述国外政策，颇为详细，但并没有对《我的奋斗》做出什么改动。
在检视这部著作如何论述俄国之前，有几个误解必须澄清。第一个：《我的奋斗》过了好几个人的手。事实上，希特勒只写了26个章节。没人给过他建议。那些围在他身边的人没有给出过任何贡献，好让他把那些人视为合著者。鲁道夫·赫斯和卡尔·豪斯霍费尔也都没有，尽管他们经常被人提到，说他们是希特勒外交政策观念的启发者。豪斯霍费尔出生于慕尼黑，是个将军，在东线打过仗，也是教授，全世界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赫斯是他的门生。他在1922年见到了希特勒，具体日期不明，但他艰涩的著作还是影响了后者。他声称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亲自向囚犯希特勒阐述了Lebensraum，亦即“生存空间”这一概念。可实情并非如此。豪斯霍费尔当然去监狱见了他的得意门生赫斯，但从探视登记簿来看，他并没有来看这个纳粹党魁。他们两人彼此都不欣赏对方。豪斯霍费尔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妻子玛尔塔·迈尔—多丝像个楔子一样硬生生地卡在了他们当中。豪斯霍费尔甚至都没有在自己主办的《地缘政治期刊》上讨论过《我的奋斗》这本书。他是个老派的民族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并不认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比如，他就认为日本人是一个正在创造文明的民族。尤其是，他支持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事实上，“生存空间”这个词本身只在《我的奋斗》里出现过三次。这个词也极少出现在他的演讲中，而是以Grund und Boden，也就是“根基和土地”作为替代。自1890年代起，德国就在渴求生存空间，这种思潮确确实实成了当时右翼思想的共同点。希特勒若是要用这个词，根本无需赫斯和豪斯霍费尔。
我们也没必要认为近800页的《我的奋斗》毫无条理，散乱无章：其实希特勒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已经努力将自己的思想组织了起来。他对自己一路走来累积起来的大量事实、信仰、情感和判断做了拣选，使之有序，再把这些拣选出来的观点塞到包罗万象的“世界观”里去。不容忽视的是，沉闷枯燥的文风，大量的错误，比如自然科学领域的谬误，翻来覆去的重复，再三发作的恨意，以及大杂烩式的特点，使这本书既像伪自传、抨击文章，又像宣传册和政治纲要，他这样做是否真的会使不止一个读者泄气、打退堂鼓呢？真的是像大家反复说的那样平庸无奇吗？尽管希特勒把20世纪初流行的十几本哲学著作和科学著作零敲碎打地像拼马赛克似的组装了起来，而且从来不引述来源，很少会提及启发了他的那些人的名字， 53 但他还是阐述了自己个人的体系，内在也有某种程度的条理性，这一点同他的种族主义建基其上的那些伪科学的胡言乱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已经指出，他想要占领俄国空间的计划和德国的极右翼以及传统右翼是有区别的。他的选择所显示出来的毫无人道，他对西方文明的基础整个儿抛弃的态度，简言之，也就是他激进的极端主义，使他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无数的“种族”思想家分离开来。
《我的奋斗》是一本没人读的畅销书，因此，它的影响力极具象征性。直到1933年1月，虽然没人强迫大家去购买这本书，但该书仍然销售了24.1万本，对这样一本大部头来说，这个销量相当惊人。1945年，该书德语版总计出了1122版，也就是卖出了1250万本，还不包括大量小册子和选集。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里都能看到这本书。1937年，埃桑图书馆出借了120本，借书的人有4000人， 54 考虑到该书的性质，这个流通率相当高了。无论是通俗版还是改写本，经由政府的推广，所有的领导阶层、国防军军人、教师和社会阶层的各个领域都接触过其中的论题。近来的历史学家奥特马·普吕金格出版了一本相当全面的著作，他的结论极为审慎，他认为“夺取政权后的头几年，德国人对《我的奋斗》的兴趣一直水涨船高”。有哪个占据领导岗位的德国人会不去理会元首向苏维埃俄国承诺的那种命运？信不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此分析这些书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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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指出这些内容指向的是俄国或“苏维埃的俄国”，希特勒从来不使用苏联（Union Soviétique或URSS
）这样的名称。我们发现有三个理由可以使他想要进攻大块头邻居的企图变得合理化。第一个理由就是向犹太教和布尔什维主义全面开战。犹太人是希特勒整体思想的核心所在，故而也是他政治纲领的核心所在。在他看来，那些被他定义为一个“种族”的人就是反自然的、混乱的、邪恶的、谎言成性的，是在腐坏整个文明。希特勒到处都能看见犹太人做的恶事。这样就能使他们完全有能力通过两个千年的规划，使人类朝着绝对有利于他们的方向演进。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著作，他们自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就是他们最终占领世界的工具。他们通过革命，清除各民族天然的领导阶层精英，让别人朝着他们的方向行进，使“未来的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沦为奴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实现了这个纲领。“他们有时会采取非人的折磨这种方式，在俄国杀害了3000万人，犹如撒旦一般野蛮残忍，［……］目的就是为了让一小撮犹太文化人和投机倒把匪帮控制广大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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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就是犹太国，这一点乃是命运的征兆，对德国人而言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现在占领俄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已经没有了精英阶层，到处都充斥着劣等种族斯拉夫人的价值观。新的犹太主子根本就没有创造的能力，行为处事就像“寄生虫”，他们就是“导致腐烂的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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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法“长时期维持一个强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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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观点也就预示了今后的巴巴罗萨行动：“终结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也就是终结俄国作为国家的存在。我们秉受天命，成为这场灾难的见证人，从而强有力地证明种族理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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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苏联外强中干的观点，国防军的指挥官都会再三提及，使之完全内化。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风行于巴巴罗萨行动军事规划部门内的那种目空一切的氛围。
消灭苏联和消灭犹太教是一回事。苏联的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因为犹太教而成为“僵尸”，其中一个的死亡也就意味着另一个的死亡。尽管我们没有在《我的奋斗》中发现对犹太人实施肉体消灭的明确呼吁，但那是希特勒思想体系极端妖魔化犹太人导致的合乎逻辑且不可避免的后果。那这场对抗“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战斗将会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善与恶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抗；这场战斗将会无比激烈、狂热，动用任何手段走向终点。在一段预言性质的段落中，希特勒是这么说的：“仅仅动用武力，不在精神方面进行推动，是根本不可能消灭这种思想和它的代言人的，除非将秉持这种思想的人消灭得一个不剩。” 60 巴巴罗萨行动及其姊妹行动犹太人大屠杀所具有的不可调和的特质在这儿就已经开始萌芽了。
第二个未来进攻苏联并使之合理化的理由是出于地缘政治秩序方面的考量。所有现有的或今后将成为大国的国家，都拥有广袤的领土：美国、中国、俄国、大英帝国和法国。为了跻身这个行列，德国就必须靠自己去获取充足的空间。这种幽闭恐惧症般的歇斯底里理论从19世纪末起就已经在许多人头脑里出现了。《凡尔赛条约》从德国手上夺走了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阿尔萨斯—洛林、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和东普鲁士，更使这种歇斯底里变得极其疯狂。汉斯·格里姆1926年出版的大河小说
，希特勒也读过，十年间销量50万，许多德国人从书名就能看出一二：书名叫作
Volk ohne Raum
，意为“没有空间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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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是“地球上最干净、最得体、最诚实、最高效、最灵巧的民族”，他们“这个纯洁的民族人口众多，精明能干，极有效率，［……］却生活在如此狭窄逼仄的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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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里姆的解决方案是赶走英国，殖民非洲，绝口没提俄国，但德国人所感受到的意识形态上的冲击却相当猛烈，那就是没有足够的土地生存。希特勒在1925年至1929年间的无数次演讲中使用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用词，再三表明德国的疆域实在是太逼仄了，“开车六十个小时，坐飞机两个小时就能穿越”！另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和之前的主题是相关的：“6200万人生活在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多出了2000万人。”
对希特勒而言，和英国结盟的这个心愿太昂贵，这样就不能占领海外的土地了。欧亚大陆广袤的平原尚不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但那地方有个好处，就是一旦缓冲国家被灭掉，或者成为附庸，欧亚平原就和帝国毗连了。富饶肥沃的欧亚平原可以让德国经济上自给自足，对未来的战争而言这一点必不可少，如果无法征服海上，也没有办法“在经济上征服世界”，那这样也能减轻压力。德国太多的人口只能外移，流向人口不多的俄国。所以说，希特勒并不打算只把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摧毁了事。他还想要让作为政治结构体以及人种群体代表的俄国彻底消失不见。他在俄国所寻求的就是没有当地人的空间、根基、土地，那些人的最终命运对他来说无足轻重。
第三个摧毁苏联的理由具有生物学上的必然性，他想在今后莫斯科陷落之后，创建一个潜在的，或者说永久的战争核心地带，也就是面对美国的“边境地带”。对希特勒而言，战争并不仅仅具有必要性，或者说是一种手段；战争本身就令他向往，因为它就是一种“物竞天择”的强有力的工具，是自然秩序的助产士。只有战争才能指出哪些民族可以活下去，而在那些民族中间，最厉害的个体就能当首领。希特勒并没有给占领俄国提出一个地理上的界标。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泛日耳曼主义者，亦即整体的“种族”运动，一直把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有时还包括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当作自己侵吞的目标。希特勒完全没有这么想，东方的边界始终是流动的。再后来，也就是1941年发动进攻之前的几个月里，他提出以伏尔加河为界，后又提出以乌拉尔山为界。他特别指出战时有必要在德国的边境堡垒处常设驻军。在俄国朝向东方的空间，战争将会无休无止，德国人民将会经受永久的淬炼，显示出种族的优越性。“开放边界”存在的条件，就是要让日耳曼的农民定居在殖民的土地上，这样就能在干农活和从事工业生产之间维持一种“安全良好的关系”，士兵闲时种田，一有战事，就会飞奔而去，保卫自己的财产。从这儿可以看出，纳粹对大城市及其导致的必然结果农耕浪漫主义并不信任。
若想征服俄国，就必须有盟军。希特勒在1924年的文章中就两次提到过这个问题。极右翼里面，只有他考虑要和昔日的两个敌人和解，那就是英国和意大利。他可以有所放弃，比如海军、殖民地，并让出口贸易归英国，南部的蒂罗尔归意大利，他相信这样就能获得新的盟友，可以从中获取实打实的红利：孤立法国，那两大强国不会对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感兴趣。于是，他就开始起草外交纲领，划分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粉碎法国，使之孤立于以前的盟友。第二个时间段：占领苏维埃俄国。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盟友呢？政治分析并非唯一的途径。犹太人对各民族国家的掌控程度是希特勒要考量的另一个方面。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不经意间”从充满仇恨的犹太人手上夺走了他们发挥影响的工具，如报纸、共济会的集会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工会。在英国，尽管犹太人在金融和媒体方面地位强势，但他们不可能获胜。希特勒对英国构造的解读是歪曲了的。英国政府是由一小撮行政官员管理的由无数劣等人种构成的政府，他们不会介入英国人的事务中去，他们宣扬“利己主义”，甚至是“背信弃义”，在他看来似乎彰显了一种成色优良的种族自豪感。英国和德国是否来源于同样的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日耳曼特性呢？希特勒只要谈到英国就会赞不绝口，以至于历史学家赫尔曼·格拉姆尔忍不住说了这句话：“［希特勒］文章的读者很难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除了德国的元首之外，他还很想成为英国的元首。” 63 大英帝国虽然很成功，但根基不稳，再加上他对英国又是如此欣赏，所以希特勒相当严肃地认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应该有机会让（英国）随心所欲地染指世界其他地方，从而换来（德国）随心所欲地染指东方。虽然希特勒从1937年起就会时不时地出现和英国结盟的幻想，但他仍然忠实于自己书中所写的战争目标。有时候，他也会让自己的东方计划暂停一下，迂回绕道看一看，理一理思路——他不就有过一个令人惊讶的预感，写道不能排除和苏联短暂签署协议吗？——但他从来没想过让其他任何一个人来实施这项计划。
在《我的奋斗》里，和俄国的关系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 64 摧毁俄国的预言在这本近800页的书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很吃惊地看到，不走寻常路的天分和不露声色的天分无人能比的希特勒竟然就这样揭开了他的黑暗图谋。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斯大林，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也有后悔的时候，当然前提是我们得相信汉斯·弗兰克所转述的这句话：“不管怎么说，我很清楚如果1924年我想过要当总理的话，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但他又加了句：我对书里的内容一个字都不会改的。” 65 确切地说，这是因为他当时还被关在监狱里，并被判了叛国罪，很明显他的生涯完蛋了，没什么好损失的了，所以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的奋斗》既像是一份遗嘱，又像是一份未来的战斗纲领。无所顾忌、轻率冒失、充满憎恨的词语不仅在在可见，而且是刻意为之，这是在他认为自己已经完蛋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踪迹。有人说希特勒是“先知和政治家”，两者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得到了结合。如果说他这个政治家的未来在1923年11月9日的大街上彻底玩完了，那么先知这个角色还能发声，他才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能得到实现，是否轻率冒失。悲剧的是，时势使然，不到十年时间，这个人不但描画出可以采用何种手段建成一个杀人如麻的理想国，而且还将这些手段付诸实施了。
1919年至1924年间的演讲，《我的奋斗》这本书，还有《第二本书》，充斥着对饥饿和饥荒，每日为面包而奋斗，挨饿者身体羸弱、精神衰弱的影射。掌权后，希特勒持续对帝国的营养问题和农民的地位问题表达了关注。他有好几十次都在翻来覆去地说乌克兰的小麦对于打第二场仗，避免遭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封锁以及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艰苦来说必不可少，他认为这是威廉二世战败的主因。筹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还包括有组织地引发对方发生饥荒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讲到，局部实行这样的计划是以数百万苏联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不用说，饥饿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主题，虽然对它研究得很少，但那是纳粹的执念。
那么这个执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毫无疑问，从知识层面来看，这是对“为生命而战”所做的一个粗糙的阐释，在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希特勒的两个真实经历或许也可以借以表明他会对饥饿主题如此执着的原因。第一个是他个体的经历，1908年到1910年间，他在维也纳一路走下坡路，社会地位不高。多亏了慈善姐妹会济贫院向平民大众施舍食物，他才苟活了下来，从他第一次住的半吊子胡同走个几步就到迈德林区的济贫院了，他晚上经常去那儿待。第二次挨饿的经历发生在1916年末，这次是别人的经历，不是他的。当时希特勒在前线，吃得还算不错，可他发现在柏林和慕尼黑，后方的粮食供应状况却堪称灾难，首当其冲受罪的就是底层民众。这年的“萝卜之冬”让德国人很长时间都记忆犹新。还有几个因素，如协约国的封锁和政权的缺乏远见，都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急遽下滑，土豆代替面包成了主食，后来又让位给了萝卜。营养不良使婴儿死亡率骤升两倍，70万人殒命，如果再加上肺结核与西班牙流感的肆虐，死亡人数还要多。尽管希特勒和德国所有的右翼一样，揭露说那是1918年革命在向军队“背后捅刀子”，但他也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后来在苏联制造饥荒的赫伯特·巴克所写的：“这次世界战争没有输在前线，因为第二帝国的粮食产量不够。” 66 情况要到1924年起才会真正有好转，农业生产也要到1928年才能达到1913年的水平。虽然希特勒最初几次在慕尼黑的演讲还在执着于饥饿，但那是因为这是听众首要关心的问题。城市，尤其是丰饶的乡村地区的城市，对配给制、黑市、在商铺门口排长队、用黑麦和土豆淀粉做的“战时面包”都很清楚。维尔纳·马瑟尔出版了他那个时期演讲的手写笔记和草稿，文中充斥着将饥饿和犹太人的阴谋联结起来的段落：“饥饿都是为犹太教服务的”；“和平时期的饥饿（价格上涨）都是因为证券交易所和投机倒把导致的吗？［……］谁会从中受益？犹太人”；“种族的自取灭亡即将开始，大众就是因为饥饿才变得疯狂，饥饿在任何时代都是战斗的手段。饥饿在为犹太人服务”。 67 现在只是预演，对饥饿的规划将应用在苏联人身上，好让他们被寻找粮食资源的日耳曼移民彻底取代，而粮食资源对“种族的突飞猛进”必不可少。
希特勒的世界观笼统地认为天然的农业资源——空间、水、气候——而非农业、科技及科学才是核心所在。他在演讲的时候，一直在老调重弹马尔萨斯以及地缘政治学创建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思想，简单地把粮食产量和可耕地面积挂钩。看来他理解不了提高生产力可以使粮食丰收这样的观点，1933年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专家”也都理解不了。“人口的增加也要求土地的增加。”1920年左右，他这么写道，“土地产量可能永远增加吗？不可能。” 68 《第二本书》的开头几页专门论述这些问题。希特勒在书中所写的完全就是一部永恒地寻求面包和土地的历史。“对外政策就是确保人民拥有必需的、充足的，而且高品质的生存空间。” 69 他要的是种族斗争和人民战争，完全不考虑采用各种和平的方式对可支配粮食的人口数量做出调节，比如控制生育、移民、贸易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他认为针对德国人口持续增长可用的应对方法就是保持种族健康，战争武器的优越性就是消灭没用的人口，尤其是占领别国的土地，让原本的居民饿馁而死。这种观点直接就是从遭到歪曲的达尔文主义里套用来的：各个物种相互残杀，以此获取恒定份额的蛋糕，这样的循环避无可避。强者的权利取代彼此的适应，饥馑成为被征服者的宿命，征服者的武器：这是唯一一种可能的世界，这是一种可能有的美好的世界。他想要进攻苏联的众多理由之中，饥饿首当其冲：必须避免德国人挨饿，这样就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不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必须使饥饿成为群众的武器，将整个国家动员起来，为侵略战争站台，消灭不受欢迎的民众和种族。希特勒就是这样故意让列宁格勒的居民饿馁而死，特意下令让莫斯科的居民走上这样的不归路的。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残暴的目的，国防军最高当局才将300万苏军俘虏弃之不顾。可为了让国防军生龙活虎，他们每日的定量就连一卡的热量都绝对不能少。
巴巴罗萨行动并不是对十五年前发表的占领苏联这一“纲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词汇，但也是习惯用法——的机械应用；这既是希特勒的观点，也是外界形势所致。1920年代中期，他这个纳粹党魁是独一个要求对抗《拉巴洛条约》（1922）
所规定的与苏联结盟政策的德国政治领导人。对他转向反俄的做法，甚至在党内都有反对的顽固势力。1926年，借签署《柏林条约》巩固《拉巴洛条约》之机，忠实的门徒罗森贝格始终不愿排除和苏联人结成战术同盟的想法。尽管要求大家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背书，但在德国东、西、北的纳粹团体之中，也就是除巴伐利亚和弗兰肯这两个小地方之外所有的地方，希特勒虽然有他雄辩的口才加持，也仍然无法使别人对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述的对外纲领感兴趣。反对最激烈的是莱茵兰和鲁尔地区，那儿的两个年轻人约瑟夫·戈培尔和卡尔·考夫曼反资本主义和反西方的心意要强于反布尔什维克和反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总比永远受资本主义的奴役要好！”这是其中一人的口号。他们完全反对同英国结盟的观点，因为英国就是“西方物质主义”的化身。这些“外围”纳粹与其巴伐利亚同志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犹太人和民主的憎恨。戈培尔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确信俄国人民终将摆脱犹太人，向德国伸出手。1926年2月15日，元首在班贝格演讲完之后，戈培尔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希特勒讲了话。两个小时。我要晕了。希特勒是什么人？反动派？竟然这么愚笨，话说得模棱两可。俄国问题：牌子边上就这么写的。意大利和英国，天然的盟友。真是可怕！我们的使命是摧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必须埋葬俄国！180万人！！！［……］我都要哭了。［……］有可能，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感悟了。我对希特勒一个字都不信。 70
1926年4月中旬，戈培尔走向了他的大马士革之路，他在慕尼黑停留的时候，和希特勒面对面见了几次，演技派希特勒通过谈话使他变成了狂热的信徒，并任命他担任柏林的大区长官。但疑问仍然存在，因为他回到住的地方后，在日记里写道：“我认为元首并没有看透俄国问题。” 71 1929年4月，他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主办的《民族社会主义通讯》中写道：“德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仰赖于俄国，这和它的形式以及国内的‘构成’无关，而是在于俄国能够反击西方强国的进攻。” 72 一直到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他的日记中除了纳粹日常的演讲修辞之外，仍然大量表达了对俄国人民以及斯大林的景仰之情。
纳粹主义的另一个知名人物就是恩斯特·楚·雷文特洛伯爵，他以前当过海军军官，也是作家和记者，在与俄国结盟这方面，尽管俄国是布尔什维克当权，但他比戈培尔坚持的时间还要久。1923年，他和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核心人物卡尔·拉狄克见了面，甚至还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只是到1927年，他才皈依了纳粹主义。即便在皈依之后，他仍然坚定地赞成与莫斯科结盟，以至于1929年，希特勒对他大发雷霆，要他闭嘴。 73 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前本是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排斥“生存空间”一说，强烈要求同苏联结盟，所以他后来和希特勒决裂，1934年遭到暗杀。
尽管内部反对执意反俄的人最后都闭了嘴，但他们内心并未信服。还不如说是因为占领苏俄的纲领作为这个执念的基础更像是个乌托邦：战争越来越远，德国加入了国联，和西方的关系得到缓和（《洛迦诺公约》，1925），自从签订《拉巴洛条约》（1922）之后，同苏联也正在经历（几乎可以说是）卿卿我我的蜜月期。另一方面，希特勒的意见在公开场合越来越少受到其信徒的质疑，“慕尼黑的吹鼓手” 74 正在变成说一不二的元首，踏上了神话化的进程。对1926年到1929年间的那些演讲所做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1926年2月14日的班贝格演讲之外，希特勒再也没用过《我的奋斗》中那么激烈的反俄用词。当然啦，他说得很清楚，德国的对外政策将会是领土扩张，必须和德国的人口及粮食资源的可支配的数量相一致。他总是不失时机地赞美中世纪时期日耳曼人在“易北河东部”殖民的行为，懊悔没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1928年5月2日，他在慕尼黑做了一个很大的梦：“如果我们能从东方获取20万到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消多久，德国在欧洲的人口就会达到1.2亿。” 75 只有一次，也就是1927年6月3日，他在评论大英帝国和苏联外交关系破裂这件事的时候，表现得很兴奋。《我的奋斗》中所梦想的局势似乎正在实现。他果断地对惊得目瞪口呆的听众说，他坚定地站在大英帝国这一边，从这冲突中应该看得出，“重组军队以及为拥有8000万到9000万居民的崭新帝国战斗的可能性！” 76 这个想法并不属于他，而是霍夫曼将军及其效忠分子，记者阿诺尔德·雷希贝格的。1930年，希特勒第一次在选举中获得大胜，在国会里赢得了107个席位，媒体对他的报道也与日俱增。自此以后，他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辞，将措辞激烈的反俄观点留到了私下的聚会上。
对1930年9月14日议会选举之初便投票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数百万德国人而言，《我的奋斗》中所说的要把俄国殖民地化的纲领完全无足轻重。他们没把这话当回事，认为那只不过是希特勒的空想，或者说是古怪想法，在他们眼里，这个空想并不妨碍他们针对失业和打碎“凡尔赛铁镣”这些问题投下一票。相反，传统主义者的圈子都能从兴登堡总统的形象中看到自己，他们在外交、行政管理和军队事务上筑壕固守，有很深的根基，对希特勒过往的极端言行颇感忧心，毕竟希特勒从来就没放弃过这些言行。在这些圈子里，大家一般都忠实于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将军所表达的那个信念：“和莫斯科建立关系就是和魔鬼订约。但我们别无选择。害怕这样会对我们的内部事务产生影响而放弃这么做，绝对是个错误。”兴登堡是等到外交部长的职位落到和纳粹无涉的外交官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手上之后，才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后者的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威廉·冯·比洛是个更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外交团队仍然和魏玛时期一样，这些老派人士信奉的是俾斯麦的传统，倾向于和俄国协调一致来对抗波兰，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锁链中解脱出来。驻莫斯科的大使—冯·迪克森（1928—1933在任）、纳多尔尼（1933—1934在任）、冯·舒伦堡（1934—1941在任）——都是一路人。这些人觉得占领东方的战争简直难以想象，危险之至：他们坚决果断地反对巴巴罗萨行动，一直到进攻的前一刻他们还是原来的态度。1933年2月6日，冯·比洛给冯·迪克森去了一封信：“我理解你在电话里讲的莫斯科人心浮动这件事。我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那儿的人夸大了我们这儿政府变动所造成的影响。负责政府事务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自然是另外一种人，他们所推出的政策和他们之前宣称的并不相同。这种事一向如此，所有党派概莫能外。” 77 几个月后，捷克驻柏林代表马斯特尼就《我的奋斗》一书询问希特勒，希特勒装模作样地承认反俄纲领“有些地方不太做得到，今后不会付诸实施”。 78 但《我的奋斗》德语版的1122版之中，并没有哪个版本把摧毁且殖民苏联的段落给删除掉。
1 Cité par Marek Kornat, Polen und Sowjetrussland (1917/18 — 1939) , p. 21—22, in Zwischen (Sowjet-)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 sous la direction de Krzysztof Ruchniewicz et Marek Zybura, Fibre Verlag, Osnabrück, 2012.
2 Wolfgang Wippermann, Der deustche Drang nach Osten , p. 89.
3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portrait of the Tyrant as a young ma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Cité par J. Rogalla von Bieberstein, Judischer Bolschewismus , p. 193.
5 Fac-similé in Joachimsthaler, Anton, Korrektur einer Biographie. Adolf Hitler, 1908‑1920,Herbig Verlag, 1998, p. 243—244.
6 形容词“völkisch”在大多数词典中都被翻译为“民族”（nation）或“民众”（populaire）。事实上，它涵盖了这两个词在法语中所不具备的意思。Völkisch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从19世纪末到1933年之后纳粹几乎将这个词彻底吸收为止，该词体现了在此期间德国极右翼思想中的许多层面，但并非所有的层面。它本质是想对与法语中的民族（nation）相异的“人民群体”（Volksgemeinschaft）做出定义。理想、有机的群体排除了犹太人，摒弃了阶级斗争。Völkisch试图重新找回将日耳曼人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生物和/或文化上原初的纯洁性。这样就出现了民间传说和秘传学说，并开始寻找虚幻的雅利安人种或新异教主义。
7 这些泛日耳曼主义的论调原封不动地反复出现在希特勒1920年至1922年间的演讲中。
8 Thomas Mann, Aufsätze-Reden-Essays , Bd.3 : 1919—1923, édité par Harry Matter, Berlin, 1986,p. 187.
9 Thomas Mann,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 Frankfurt am Main, 1983, p. 437.
10 Henry Pickers,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 4.02.1942, Propyläen, 2009, p. 140.
11 Timothy W. Ryback, Dans la bibliothèque privée d’Hitler , Le Cherche Midi, Paris, 2009.
12 Josef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als Ideologue , Göttingen, 1970, p. 198.
13 Tischgespräche , ibid .
14 Reginald H. Phelps,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63), no 3, p. 274—330.
15 E. Jäckel,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 1905 — 1924 , p. 328.
16 Ibid ., p. 330.
17 Ibid ., p. 450.
18 Ibid ., p. 452.
19 Ian Kershaw, Hitler , Flammarion, t. 1, p. 239.
20 An early Hitler Speech , A. D Harve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 3 (1996), p. 767—76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Scheubner-Richter, Was wir von unseren Feinden lernen können! , Aufbau Korrespondenz, 14 janvier 1922.
22 Thomas Wollschläger, General Max Hoffmann , Books on Demand, Norderstedt, p. 68.
23 Johannes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 p. 82.
24 Erich Ludendorff, 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1914 ‑ 1918 ,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Verlagsbuchhandlung, Berlin 1919, p. 138, 146 et 148 (et citations suivantes).
25 Victor Jungfer, Das Gesicht der Etappe , Fritz Würtz, Berlin, Riga, Leipzig, p. 16.
26 V. G.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5.
27 Ernst Hanfstaengl en porte témoignage dans Hitler . The missing years , p. 47.
28 General Max Hoffmann, Der Krieg der versaümten Gelegenheiten , München, Verlag für Kulturpolitik, 1923.
29 不过，还不能说霍夫曼影响了希特勒，后者只是读了他的著作而已。一方面，希特勒无法忍受霍夫曼要和法国和解的呼吁，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忍受霍夫曼的妻子是犹太人这个事实。在此感谢托马斯·沃尔施莱格（Thomas Wollschläger）对霍夫曼将军所作的评论。
30 我们发现这个说法原样不动地出现在了希特勒第二年写就的《第二本书》中，尤其是第6章的题目“从帝国的统一到空间政治”（Von der Reichseinigung zur Raumpolitik）和第9章的题目“既非边境政策，亦非经济政策，更非泛欧政策”（Weder Grenzpolitik noch Wirtschafspolitik noch Paneuropa），in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Band II A, K. G Saur, 1995, p. 36 et 78。
31 Fritz, T., Epstein, Der Complex « Die russische Gefahr »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im 19.Jahrhundert , in: Immanuel Geiss et Bernd Jürgen Wendt(éd.), Deutschland in der Welt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 Bertelsmann Universitatsverlag,Dusseldorf, 1973, p. 149.
32 L. V. Chaporina, Dnevnik (Moscou, 2012), t. 1, p. 61.
33 Vladimir Vernadski, Dnevniki, 1917 — 1921 , p. 198.
34 ARAN. F. 518. Op. 2. D. 14. L. 8—9.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
35 ARAN. F. 518. Op. 2. D. 14. L. 13.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36 Goebbels, Tagebuch , Fröhlich, 1/II, 26 juin 1926, p. 99.
37 Oleg Budnitski, Russian Jews between the Reds and the Whites , p. 42. Texte du 8 juin 1917.
38 Oleg Budnitski, Russian Jews between Reds and Whites 1917 — 1920 , Pennsilvania Press, 2002,p. 2.
39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 p. 108—109.
40 Michael Kellog, The Roots of Nazism , p. 61.
41 Alfred Rosenberg, Das Verbrechen der Freimaurerei : Judenturn. Jesuitismus. Deutsches Christentum , VIII, Auf gut deutsch , 28 février 1921.
42 Scheubner-Richter, Zum fünften Jahrestag der Revolution , Aufbau-Korrespondenz, 9 novembre 1923, 1.
43 Alfred Rosenberg, Auf gut deutsch , 28 mars 1919. Cité par M. Kellogg, The russian Roots… ,p. 139.
44 Vinberg, Der Kreuzesweg Russlands . Cité par M. Kellogg, The russian Roots… , p. 141.
45 RGASPI. F. 17. Op. 85. D. 102. L. 183.
46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Band III/1, dok.87. « Politik der Woche », article in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 9.II.1929.
47 Wolfgang, Horn, Ein unbekannter Aufsatz Hitlers aus der Frühjahr 1924 ,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ahrgang 16 (1968), no 3, p. 280—294. Le texte lui-même se trouve à la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de Munich (60/39119).
48 Cité par O. Plöckinger, Mein Kampf , p. 23.
49 E. Jäckel,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 — 1924 , p. 697.
50 Ibid ., p. 662.
51 Ibid ., p. 867.
52 第一卷第4章（“慕尼黑”）也论及了生存空间和结盟的问题。
53 我们在《我的奋斗》中发现他援引了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安东·德莱克斯勒、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亨利·福特，以及迪特里希·埃卡特这些人的著作。
54 O. 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 p. 428.
55 如需了解对《我的奋斗》的阐释，可参阅Barbara Zehnpfennig,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Studienkommentar , W. Finf, UTB, 2011。
56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 vol. 1, p. 853.
57 En français in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 vol. 2, p. 1659.
58 Ibid ., vol. 2, p. 1659.
59 Ibid ., vol. 2, p. 1659.
60 Ibid ., vol. 1, p. 475.
61 希特勒喜欢在演讲中使用习语。比如1927年11月24日在不伦瑞克的演讲，《人民观察家报》12月第4/5期做过报道。
62 Cité par Francis L. Carsten, «Volk ohne Raum: a note on Hans Grim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 2, no 2,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pr.1967), p. 221—227.
63 Hermann Graml, Hitler und England. Ein Essay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1920 bis 1940 , IfZ Oldenbourg, München, 2010, p. 15.
64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 vol. 2, p. 1629.
65 Hans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 Grund eigener Erlebnisse und Erkenntnisse , 2e ed., Neuhaus, 1955, p. 39.
66 H. Backe, Nahrungfreiheit , p. 8, cité par Alleweldt, Bertold, Herbert Backe , p. 64.
67 W. Maser, Hitlers Briefe und Notizen. Sein Weltbild in handschriftlichen Dokumenten , Leopold Stocker Verlag, Graz, 2002.
68 Ibid ., p. 267.
69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Band II A, p. 19.
70 Goebbels, Tagebücher , Teil I, Bd.1/II, p. 55.
71 Goebbels, Tagebuch , Fröhlich, 1/II, p. 75.
72 Der Interventionskrieg gegen Russland und das deutsche Interesse ,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riefe, 20 (1928/29), p. 323—328 (15 avril 1929).
73 Goebbels, Tagebücher , Teil I, Bd.1/III, p. 281.
74 Pour reprendre le titre de l’ouvrage d’Albrecht Tyrell,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ünchen, W. Fink, 1975.
75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II/2, August 1927-Mai 1928, doc.268, p. 68 et sq.
76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II/1, juillet 1926-juillet 1927, doc.146, p. 368 et sq.
77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 Série C, 1933‑1937, vol. 1/1, p. 21, Göttingen,1971—1981.
78 J. W Brügel/N. Frei, Berliner Tagebuch 1932 ‑ 1934. Aufzeichnungen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Diplomaten Camill Hoffmann , Viertelja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Jahrgang 36 (1988), no 1, p.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