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人梦想的战争

从任何方面来看，德国人都是我们的支柱，是我们的天然盟友，因战败而起的失望情绪使他们奋起反抗，他们希望打破《凡尔赛条约》绑在他们身上的铁链。他们渴望复仇，我们渴望革命。我们暂时拥有共同的利益。一旦我们发现在古老欧洲的废墟上，他们想要建设崭新的日耳曼帝国，而我们想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欧洲联盟，那我们就会成为敌人。

——1920年9月27日，列宁对瑞士记者
朱尔·安贝尔—德罗兹所说的话 ¹

摧毁苏联，彻底扼杀古老的俄国，消灭苏联的部分人口，让帝国殖民地的其余人口悉数沦为奴隶，乃是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所做的规划。这个规划诞生于1924年，部分地与多数人支持的右翼思想背道而驰，它被人反复玩味，有时还会伪装自己，但始终存在，犹如蛰伏的病毒。为了实施这个规划，希特勒就必须得到第三帝国的军队，周边人士，纳粹党及其机关，高层军官，数百万曾经穿过三军制服的工人、职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党卫军和警察或积极或消极的支持。此外，他还必须考虑到内部和外部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是一场赌博，条件稍有不同，就会推进或阻碍进攻，把其他盟友牵扯进来，或者减少极端情况的发生。某些病毒就是如此，病毒是否暴发，是否会引发恶劣结果，都取决于特定的条件。照我们看来，在巴巴罗萨行动诞生之初，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元首意识形态上的思维方式及其军事战略上的选择。他的机会主义有许多例子可以证实，但都应用在对手段的选择上，而不是为了目标本身，无论是要摧毁苏联，还是要消灭犹太人。尽管从1940年7月开始，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这两个范畴已在他的头脑中彼此强化，但实施这项规划的驱动力仍然只停留在他原初的空想之中。如果没有他内心的驱动力，便没有巴巴罗萨，至少不会出现大屠杀。

漫长的世界观酝酿期

希特勒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恐俄的？1889年，他出生于奥地利，在那儿一直生活到1913年，难道在奥地利的时候就开始了？近期有关他的传记都完全没有从这个方向去寻找。他对演讲稿有不知餍足的胃口，也特别喜欢读报，阅读传单、宣传册、布告，简言之，他对一切政治表达的形式都很感兴趣，自然也就会使他彻彻底底地暴露在泛日耳曼主义联盟所灌输的思想之中，该联盟是个颇为强大的民族主义组织，反斯拉夫人，反犹太人，为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扩张领土的政策摇旗呐喊。希特勒12岁的时候住在林茨，就订了该组织的报纸《林茨活页报》。1908年至1913年，他住在维也纳，泛日耳曼主义联盟在当地的代表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内勒成了他的政治偶像。联盟的周报《泛德意志报》1894年1月7日的报纸上有这么一段话，三十年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我的奋斗》之中：“向东方进军古已有之，现在必须重新恢复这样的理念。我们必须在东方和东南方赢取空间，确保日耳曼种族拥有全面发展的生存环境，为此，鲜有价值的渺小的民族，如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由于对文明毫无贡献，就必须承受苦难。［……］” ² 可是，希特勒尽管在仇外的大染缸中浸淫了二十四年之久，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俄国怀有刻骨的敌意。上文所引的那段话可以给出理由：透过泛日耳曼主义者的扩张主义瞄准镜来看的话，“渺小的民族”斯拉夫人——当然首先是波兰人和捷克人——并不是指沙俄帝国。联盟当然想牺牲沙俄帝国的利益来兼并这些国家，在波兰和波罗的海边缘捣捣鬼，但除此之外，它不也要求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和东南部，甚至在非洲和亚洲吞并更多吗？俄国，除了它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在泛日耳曼主义者的幻梦之中占据核心地位，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希特勒的梦想。

无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怎么说，就算他在奥地利的青年时代就已获得了组成其世界观的种种构成要素，但这些要素并没有构成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他和犹太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在《我的奋斗》中声称由于在维也纳过得并不愉快，所以皈依了反犹主义。当然，他从那个年代起就已经把反犹主义的词汇和陈词滥调结合了起来，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有憎恨犹太人的行为，甚至连这样的言辞都没有。恰恰相反。正是犹太人帮助他活了下来，他还和犹太人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还有私交，他曾对布洛赫医生对他母亲慷慨相助表达了谢意，他也很欣赏古斯塔夫·马勒对瓦格纳的诠释。 ³ 照此看来，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慕尼黑产生了反犹和反俄思想的。1914年以前，让他更憎恶的似乎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更关心的是维也纳歌剧院的节目单，求学生涯的不如意，还有日常生活给他带来的痛苦。

慕尼黑的红色犹太人

1913年5月25日，希特勒离开了奥地利，前往慕尼黑。他认为能在那儿实现在维也纳实现不了的梦想，那就是成为建筑师。1914年8月3日，他并没有回应缪斯的召唤，而是爱国主义附体，参加了巴伐利亚的利斯特团，参与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的壕沟战使他愈发强悍，但他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而且很孤独。四年后的1918年11月21日，他返回了慕尼黑，所有的盘缠只是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次月，他被派往靠近奥地利前线的特劳恩施泰因，看守俄国战俘营，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俄国人。1919年2月，他返回慕尼黑，在慕尼黑车站站岗。之后，他一直没离开过巴伐利亚的这座首府，直到1923年11月10日，他被判入狱，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我的奋斗》就是在狱中写成的。这五年发生了许多关键事件，对这位未来独裁者的职业生涯和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希特勒再次回到巴伐利亚，而巴伐利亚就是一座奇闻逸事的剧场，只有战败导致的无序状态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1918年11月7日，一群工人、士兵和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布宣言之后，便夺取了慕尼黑的政权，没有遇到丝毫抵抗。他们比柏林早两天宣布共和，确切的名字叫作“巴伐利亚自由邦”。红旗飘荡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王宫之上，该家族最后一位加冕的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灰溜溜地逃之夭夭。气质酷似先知的放荡不羁的左派记者库尔特·艾斯纳担任了总理一职。士兵们要么被缴了械，要么聚在一起，开始叛乱。新政权很快就陷入孤立和分裂。1919年2月21日，希特勒回到慕尼黑之后三天，艾斯纳在大庭广众之下背部中枪遇刺，行刺者是一名旧军官。形势由此激化，局势相当混乱，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相继成立，其中第二个由共产党人欧根·莱文领导，他蓄着胡须，眼神狂热，征召了一支红军的队伍，队伍里有数百名俄国战俘。4月25日，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于一身的作家埃里希·米萨姆将巴伐利亚资产阶级担忧害怕的心情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他在自己创办的《该隐报》上写道：“［没有任何反抗力量］能击退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这股浪潮已穿透俄国的前线，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无法长期抵御它。” ⁴

1919年4月底，柏林派遣的2万名士兵开始镇压该运动，巴伐利亚派出了自由军团 协同作战。为了采取报复行动，莱文便开始处刑，他下令枪杀了修黎社的八名人质，修黎社是一个半神秘主义的极右团体，1918年创建于慕尼黑，其中两名成员将会在希特勒身边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鲁道夫·赫斯和汉斯·弗兰克。这次事件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后，战斗便愈加难以平息。5月3日，巷战的时候，军方用了火炮和火焰喷射器，夺回了慕尼黑。死亡人数达606人，数百人被合法或非法处决，被杀者当中就包括莱文和50名俄国战俘，另有数百人遭到逮捕。希特勒感觉到风向开始转变：从第一天起，他就在肃清委员会里谋得了一个职位。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是希特勒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最初也是唯一一次接触，至少，这次接触显得有些暧昧不明。共和国在遭到镇压之前，他选择同新政权合作；他向新政权宣誓，还当选为所在营队的代表，更参与了宣传活动。他这么做是否可以说他想留在军队里，怕在社会上混不出名堂，他不是一直都有这个担心吗？有这个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在那个时候对社会民主思潮有些好感，期待可以用这股思潮来抵挡苏联红军。譬如，巴伐利亚营队里的另一名代表塞普·迪特里希的例子就证实了这一点，塞普后来就负责担任希特勒的警卫工作，并成为武装党卫军的将军。

1919年5月，慕尼黑事实上已完全由军事当局掌权，卡尔·迈尔上尉招募希特勒去完成一项双重使命：替军队的情报部门搜集情报，实施反革命的宣传活动。为此目的，他在莱希菲尔德的一处军营接受了政治培训：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在波齐亚宫行动时，他聆听了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揭露“犹太金融”的演讲。希特勒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将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累积起来的种种观念、情感和冲动关联起来，排列整齐。希特勒在共和国的经历受到迈尔的再三检视，使他可以亲自确定自己所捍卫的那些理念的“真实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由犹太人引导的吗？希特勒观察到艾斯纳、莱文、米萨姆，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其他许多革命者都是犹太人，柏林的罗莎·卢森堡也是，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和维也纳的埃贡·基施也全都是。莫斯科的犹太人是否在遥控牵线，搅乱德国？莱文就是俄国人，出生于圣彼得堡，1905年他就在那儿参加了革命。军队是否原本不会输掉战争，都是因为遭到后方的背叛所致？慕尼黑是否也和柏林一样，共和国解散了士兵的武装，使得军纪涣散，他们还勾结敌人，尤其是在和平主义者库尔特·艾斯纳的倡议之下，在报纸上公开了宣称德国才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的官方文件？作为由军方支付费用的线人，希特勒用各色各样的口号武装自己，负责打入德国工人党这个小集团，后来该集团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1919年9月，他加入了该党。他在那儿发现自己竟然拥有了不起的演讲天赋，能征服而且操控听众。1921年7月，他就已经控制了该党。

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并不恐俄

1919年9月16日的一封信 ⁵ 让我们看到，希特勒接纳“经典”反犹主义体系的时间要大大提前，也就是说19世纪末的时候，反犹主义的一些特点已经出现在“种族” ⁶ 思想的深处：犹太人是“民族的威胁”；他们“卑鄙龌龊的唯物主义”思想犹如“感染人民的种族结核病”；必须摒弃“情感上的反犹主义”，不搞什么迫害屠杀，而是要注重“理性上的反犹主义”，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利，远离他们；将犹太教定义为“种族，而非宗教”， ⁷ 诸如此类。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他憎恨甚至蔑视俄国。恰恰相反。1919年至1923年，他当鼓动家的那段时间，希特勒与年轻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大部分党员、其他一些极右翼组织，以及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右翼都有亲俄情绪——当然是没有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当然，我们还可以说，从20世纪初起，德国就迷恋俄国的文化、俄国的“灵魂”，俄国的精神能在德国人身上找到回响，它同样反对西方冷冰冰的物质主义灵魂。虽然对俄国的负面观感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这种迷恋却在当时暂时占据了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也最崇敬他，程度已超过了对歌德和尼采的尊崇。在大多数人看来，比方说戈培尔就认为，布尔什维克本身没什么好憎恨的，西方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才是憎恨的对象。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右翼当中有两个很有名的代表，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他们就呼吁德国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联合起来，即便这两位的帝国主义情结也旗鼓相当。作家托马斯·曼有一句话得到了同行们的一致赞同，他是这么写的：“罗马—日耳曼文明建基于古罗马的基石之上，如今正毁于一旦，日耳曼—斯拉夫重建工作会起成效。” ⁸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呼吁过：“俄国人难道不是最具有人性的人吗？俄国的文学难道不是所有文学中最具有人性的，而且神性超越了人性吗？” ⁹ 1914年到1918年间，没有人这么说过法国。帝国主义的德国发动战争反对的是西方，而非俄国。战后，哪怕对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都是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吸德国人的血”，俄国仍然是灵魂伴侣，是西方的又一个受害者。1919年，震惊德国的并不是俄国革命，而是《凡尔赛条约》。随后几年，只要仍然有希望清除布尔什维克，俄国就仍然能屹立不倒。到了后来，许多人心里的爱才变成了恨。

希特勒跟着这股舆论大潮随波逐流，自己却并没有特定的好恶。那他究竟是从哪儿有了这些观点的呢？他对俄国的看法和家庭经历、个人经历，甚至文学经历都无关。他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区，当地人的担忧同毗邻沙皇俄国的普鲁士不同，也和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不同，后者又称为德裔波罗的海人，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之前，他们都是沙皇的臣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在法国打的仗，没去俄国。1919年的时候，他更没加入过拉脱维亚组建的抗击苏联红军的自由军团，这点和许多未来的纳粹截然不同。他也从未被俄国吸引过，后来闲谈的时候，他聊起过自己更喜欢古老的德意志帝国或佛兰德，哪怕“步行去那儿” ¹⁰ 他都愿意。没有哪个俄国作家出现在他形形色色的图书室里。 ¹¹ 从这方面来看，他和希姆莱差别很大，希姆莱的父亲是圣彼得堡拉莫甘男爵的家庭教师，他本人后来也学了俄语。1919年11月11日，这位未来的党卫军全国领袖在日记里写道，他愿意“到东方打仗和谋生，远离漂亮的德国”。 ¹² 他同大学学俄语的鲁登道夫，以及未来的农业部长和苏联德占区大饥荒的主谋者赫伯特·巴克也差之千里，后者曾在沙俄帝国度过了人生当中的最初二十年，他对俄国人充满了仇恨，因为俄国人将他们家积累了一个世纪的财富剥夺殆尽。由此看来，希特勒对俄国以及它的历史和文化，似乎既无好感，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对其他人赋予俄国的任何品质，尤其是精神上的特质，既不感到惧怕，也没多大的热情。在他看来，俄国只是个地方而已，那儿有“铁、煤、小麦、树林”。 ¹³

只有从两个角度来看，俄国才在希特勒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受害者，以及对威廉二世选择奥匈帝国，而非俄国当盟友的做法感到惋惜。在第二点上，他和右翼的主导论调是一致的，右翼认为应该遵循一个有些暧昧不明的俾斯麦传统，即应该和圣彼得堡结盟，也就是说返回到1890年以前的岁月。我们在他1920年的多次演讲中都发现了这两个方面。 ¹⁴ 4月17日，他在慕尼黑指出，德国和俄国是没法在“大型犹太集团的压力之下”合作的。7月21日，他又在罗森海姆抱怨“伟大的人民”成了“犹太—布尔什维克恐怖行为”的受害者，并赞许这样的提议：“我们应该寻求同民族主义及反犹主义的俄国，而不是和苏维埃建立联系。”7月27日，他在慕尼黑宣称俄国一旦摆脱“红祸”，就能和德国建立同盟关系。1921年也是如此。2月28日，他在兰茨胡特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俄国的敌人，奥地利才是罪魁祸首。” ¹⁵ 3月6日，还是在慕尼黑，他说：“1915年或1916年，德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就应该寻求同俄国的合作，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同奥匈帝国捆绑在一起。和俄国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行。” ¹⁶ 8月4日：“战争对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而言最后都以悲剧收场。两个国家并没有结成天然的盟友，反而因为各自巨大的损失而结成了虚幻的同盟。” ¹⁷ 8月12日，在论及俄国人和雅利安人结成联盟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时，他说了这么一句狠话：“谁受到了影响？［……］是那些工作者，是那些创造者（雅利安人、德国人、俄国人）。那谁没受到影响呢？是寄生虫和投机分子（犹太人）。” ¹⁸

令人吃惊的是，对俄国他其实说得很少，而他对“斯拉夫人”整体也说得很少。希特勒承认自己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 ¹⁹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反对西方、《凡尔赛条约》、法国、犹太人上面。甚至后来他也没怎么把布尔什维克当作十足憎恨的对象。外交部的档案室里有一份英国情报部门的报告， ²⁰ 讲的是1922年6月4日慕尼黑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与会的有希特勒、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的冯·卡尔总理，以及好几个天主教人士和君主主义者。希特勒在讲话中引人注目的一点倒不是与会者所熟知的反犹情绪，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主张，要求同左翼极端分子联合，把“犹太之手”清除出去。与会者的反应很激烈：“把他扔出去！”希特勒在一片嘘声中逃了出去，鲁登道夫赶忙安抚大家说“他从没建议过或认可过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共同行动的提议”。希特勒的这次出逃没什么特别之处：在德国，社会各界都对苏维埃联邦、布尔什维克及其种种做法有浓烈的兴趣，有恐惧和厌恶的情绪，也有好奇和迷恋的情绪，这一点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见到。1922年1月，排在希特勒之后的纳粹第二号人物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曾经写道：“但愿上帝能给我们派来一个德国的独裁者，像托洛茨基那样精力过人！” ²¹ 可见纳粹对苏联的态度有多含混不清。

德俄的第一次战争

尽管希特勒从没接触过俄国，但德国，尤其是军方，还有大量普通市民，对这个庞然大物般的斯拉夫邻居都有过直接的体验。这种体验都是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场上获得的，对他们如何看待欧洲的东方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制订巴巴罗萨行动计划的时候，以及纳粹决定对生活于涅曼河及乌拉尔山之间的居民赋予何种命运的时候，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1914年，普鲁士德国和俄国发生了战争，这是1763年以来的第一次，毕竟在拿破仑时期，它俩可是并肩作战的盟友。许多线索都将这次冲突和1941年发生的战争联系起来。首先来看看那些个体的经历。负责实施巴巴罗萨行动计划的主要将领都在东部打过仗，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是在1914年至1918年间。我们可以举出1941年的三个集团军司令为例，他们是冯·博克、冯·里布、冯·伦德施泰特，还有冯·法尔肯霍斯特 ，后来他去了挪威任职；海因里西、冯·克鲁格、林德曼、施密特、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冯·魏克斯、冯·赖歇瑙，这些人都是军队的首脑；霍特、冯·克莱斯特、冯·曼施坦因、莱因哈特，他们都是未来的集团军或装甲军的领导人。还有数千名军官和两三百万士官及士兵，更别说50万奥地利人，其中一些人都将带着1914年至1918年的记忆参与1941年的战争。

这些人造就的是什么样的战争？他们是如何看待以及对待占领区人民的？他们从上次的败仗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对德国军队而言，先不谈奥匈帝国盟军的炮弹，对沙俄帝国的这场战争首先就意味着一连串的胜利：1914年的坦能堡和马祖尔湖，1915年的戈尔利采，1916年的罗马尼亚，1917年的加利西亚和里加。那个时候，德国攻占了面积和帝国一样大的领土，捕获了150万名俘虏。但是，俄国并没有被打败。是内部的崩溃—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双重革命，再加上德国特工的推波助澜——才导致俄国战事失利，而不是倒过来。德国的胜利尽管来得晚，但很惊人，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个误解，始终飘荡在巴巴罗萨行动的上方：俄国体形硕大，根基不稳。俄国的脆弱均可归因于技术的落后、指挥水平的低下，种族、人种、民众所构成的沙俄帝国只不过是个大杂烩，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打败俄国军队可以不用付出很大的代价迅速完成，这就是许多参与者、评论家、观察人士从那场冲突中得出的错误教训，而这些人中就有希特勒。俄国在西部边缘地带若打了败仗，就会崩溃，无法阻挡对手深入。在重构这些事件的时候，所有人都忘了1914年、1915年和1916年的三年战斗打得很艰苦，却只不过将对手赶出了波兰。第二个错误影响更为深远，德国的军事将领都持有这种错误看法：他们将自己的胜利归功于所谓的军事能力的优越性，却忘了这是战争中对政策的灵活把控所导致的结果，尤其是列宁的横空出世所致。最后就是第三个错误，无疑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错误：他们没有注意到德国在东线的胜利丝毫没有阻止他们在西线的彻底失利。

战争在俄国打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德军将领都觉得打得很轻松，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很普遍。1918年2月18日至《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的3月3日期间，德军确实向东线推进了200到400公里，士兵们肩上背着枪，坐上火车，攻占了塔林、普斯科夫、明斯克、基辅：这就是拳击行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战争。”东部战线的总参谋长马克斯·霍夫曼将军这么说，“战斗几乎就是在火车上、汽车上打的。他们让一小撮士兵在车厢里架起机枪，前往下一个车站，然后就攻下了车站，俘虏了布尔什维克，接下来继续往前。” ²² 在随后的一个季度，得益于白军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德军的分队走得更远：赫尔辛基、塞瓦斯托波尔、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格罗兹尼、格鲁吉亚的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甚至里海边的巴库（9月15日）。有一支分队一直打到察里津城下，这里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

至少就我们这个主题而言，同样重要的还有德军士兵究竟是如何看待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白鲁塞尼亚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鞑靼人的。他们既是征服者，也是发现者，他们的看法因纳粹的宣传而更为激进，可以将之设为巴巴罗萨行动心理和文化上的背景。“我们所发现的文化让我们内心深受震撼，”1915年，后来于1941年担任集团军司令的戈特哈德·海因里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他们进入一座村庄时如此说道，“穿长袍的犹太人留着鬈发，房子又矮又脏，店铺的招牌漆得都很粗糙（因为那些做买卖的都不识字），没有人行道，简而言之，我们都没料到俄国竟然是这样的。” ²³ 正是因为出其不意，所以冲击来得更猛烈。也就是说，德国人对俄国的看法只不过是幻想，是文学作品中的陈词滥调。悲惨，肮脏，毒虫，疾病，无序，营养不良，缺乏管理，荒芜，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征服者把所有这一切都当作了持久存在的特质、亘古不变的现实。很少有人能理解，满目疮痍其实就是战争、三分之一人口逃离、沙皇军队撤退时残忍无情的焦土政策所导致的，这些情景堪称是1941年的预演。还有比在战争时期和另一个文化相遇更糟糕的事情吗？

面对这个人种、宗教、语言既混杂又彼此对立的世界，德国人没了方向。鲁登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觉得来到了一个新世界。［……］我们面对的那些外国人是由一个个互相打来打去的部落构成的。［……］忠诚正直、牺牲忘我的履行义务的品德，普鲁士和德意志传统中一直以来的遵守纪律的遗产，在这儿完全付之阙如。 ²⁴

大自然本身也让入侵者狼狈不堪，1941年的后继者也将因此而窘迫不已。土地广袤，天空无垠，人口稀少，森林，沼泽，河流，极端的天气，军人们变得忧郁和焦躁。

1919年打过仗的小说家维克托·容费尔写道：

极目所见，只有平原，灰蒙蒙的死寂平原无边无际，阴沉凄凉。［……］这就是俄国。［……］三天三夜的［行程］过去了，景色始终未变。但这种充满敌意的奇异感觉变成了一种隐隐约约、无意识的恨，［……］恨这个国家的广袤无垠，它像一条大鱼，将小鱼吞噬殆尽。 ²⁵

如果说俄国的落后可以归因于人民原始落后的性格，那么它的潜力也让人着迷。我们发现，19世纪的殖民地规划中几乎都能见到这种混合着厌恶与吸引的双重特质。1915年，这种特质就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军事乌托邦计划，这计划首先出现在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头脑中：改造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在他们心中注入德国人的“秩序和勤劳”，让帝国在此生根发芽。鲁登道夫站在高处，俯视着科夫诺，也就是现在立陶宛的考纳斯，这是一片刚被他率领的军队攻占的土地，但他注意到在“涅曼河的另一头，有一座古老的条顿城堡的塔楼，德国在东方留下了文明的踪迹”。鲁登道夫就是这样评述自己眼前看到的景象的：“强烈的历史感袭上心头。我决定在这片被攻占的土地上重新接手德国人在好几个世纪之前在这里所从事的文明伟业。杂七杂八的人群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文化。”

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原则上是东线总指挥保罗·冯·兴登堡手下的二号人物，但实际上，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强硬，傲慢，精力旺盛到不可思议，他在任上亲自组织了有序的军事管理。1916年末，他已经成了整个德国的准独裁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紧密追踪事态的发展。许多有影响力的人都是他的支持者，如弗里德里希·冯·什未林、阿道夫·达马施克，他们在后方不停地搜寻，就像勘察刚果或交趾支那一样，想要寻觅到合适的地方，设立数千个殖民地，供德国移民。照他们的看法，这些罗马式的殖民地（coloniae）的目的就是在俄国和帝国之间树立一道“人墙”。他们的看法也得到了一些记者的采纳，如《法兰克福报》的阿图尔·法伊勒、阿尔萨斯人恩斯特·海旺，他们特意把自己所写的游记命名为《新土地》和《德意志的丰功伟业：德国在俄国的荒芜土地上撒种》。这些要求殖民的呼吁并未仅仅停留在文字上。1917年3月31日，在柏林，军队、内政部、战争部、外交部的代表齐集一地，研究未来可建立殖民地的各个地区的地图，以及如何将当地人口迁离的方法。照史学家维哈斯·加布里埃尔·柳勒维修斯的说法，“就是在这一天，跨越了心理上的门槛，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以人种为标准来迁移人口的做法成了一种可以考虑的选项”。 ²⁶ 战后，撤退至慕尼黑的鲁登道夫成了这个东部计划的支持者，这个计划总比泛日耳曼主义者的非洲及亚洲的梦想要来得可靠，更何况已经在这么实施了。希特勒通过鲁登道夫在1919年出版的广受欢迎的回忆录《我的战争回忆》 ²⁷ 了解到该计划的要点，后来和这位今后将成为他头号盟友的人物也就此做过多次交谈。显然更重要的是，希特勒读过马克斯·霍夫曼1923年在慕尼黑出版的《错失机会的战争》 ²⁸ 一书。这位接替鲁登道夫职位的昔日的东线参谋长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及早对俄国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定会使俄国从1915年就开始崩溃，如此一来，就能使德国获得种种物资，击溃西方诸国。 ²⁹ 霍夫曼的观点，一直到他于1927年去世之前，都深受他在柏林自己家的沙龙或阿德隆酒店里接待的数百名外交官、实业家、教授、记者、军人以及各路名人的欢迎。1940年夏，希特勒在他即席制订的战略规划中就高调采纳了这个观点。

在这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中间，有两个知识分子，他们是特奥多尔·席曼（1847—1921）和保罗·罗尔巴赫（1869—1956），他们也持有和鲁登道夫的东方梦相同的观点。这两人都是德裔波罗的海人，1890年代因亚历山大三世的俄国化政策而被赶回了帝国。前者是研究俄国及东欧的历史学家，是战争研究院的教授，也是威廉二世的友人，他的观点预示了1940年希特勒的立场：他呼吁发生全面冲突的时候，应和英国维持和平，“腾出手来对付东方”。尽管沙俄帝国的西部边缘地带易于受德国的影响，但他仍然倾向于让当地人自治，而非使之日耳曼化或对其进行殖民。第二位是个神学家，也是专事研究国际关系的记者，战时先后受聘于帝国海军和外交部。他敦促皇帝和政府“像剥橘子皮一样”，从多民族的俄国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把“历史上形成的各个人种构成成分”，即波兰、比萨拉比亚 、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高加索甚至突厥斯坦 全部剥离出去。我们发现希特勒以后会采用他的经济观点，而非种族主义观点，使巴巴罗萨行动合理化。席曼和罗尔巴赫成了“东欧研究”的双重驱动力，“东欧研究”将斯拉夫世界的德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种学家汇集了起来，后来，党卫军将会从地理、观念、统计资料上着手，由此推出一个截然不同且远为激进的计划。

鲁登道夫殖民计划的失败

鲁登道夫向驻扎在俄国的军队后勤部门托付了两项任务。第一项是把德国文化的种种好处带给被判定为未开化的人群。军队要给这些人捉虱子、打疫苗、清点人口、修路、开设（德语）学校、创办报刊。军队干这些事的时候，整个就是一副殖民地的傲慢做派，态度粗暴，动不动就打压、羞辱他们觉得不听话的当地人。哪怕是个普通士兵，民众见到他都必须脱帽致敬，弯腰鞠躬，还得让路。凡是德国人，只要动动指头，眼睛示意，民众就必须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于是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大。别人还以为这是阿尔贝·隆德尔 描写的刚果的景象。

鲁登道夫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经济控制和经济剥削。他这么做是为了因应战争的需要，也是为今后着想。在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农艺师、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之下，东部领地（OberOst） ——Oberbefehlshaber Ost的缩写，指东部的最高统帅部，引申为东部军事帝国——就必须从占领区获取资源，尤其是农业和森林资源，使协约国盟军的海上封锁不致对帝国造成太大影响。对于波罗的海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来说，剥削导致了课税、征用、劳役、流放、强制使用不值钱的货币、令人窒息的严格管控、禁止流动，和乡村地区经常见到的情况一样，这些举措让他们苦不堪言，只能退而求其次，专注于务农，暗中进行抵抗，劫掠也甚嚣尘上。当然，谋杀、强奸、毁坏财产之类的严重行为即便并不少见，但再怎么样也没法和1941年至1945年间的暴力狂欢同日而语，也时常可以见到士兵极力反抗这种犯罪行为。可以确定的是，在占领区实施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恶果摧毁了良性文化政策可能带来的益处。1917年就是一个例子：占领区的民众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遂对德国的管制弃如敝屣，因为最后发现他们比俄国人还糟糕。1917年3月，沙皇退位，之后，11月又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尽管德国违心同意让步，但占领区民众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向往独立。

1918年秋，威廉二世的帝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境地。它在西线输了战争，又在东线赢了战争。它从莫斯科手中夺取了附庸于前者的广袤领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照后来被希特勒再三引用的霍夫曼将军的说法，克里米亚那可是“德国的里维埃拉”。从占领土地的广袤程度来说，已经超过了泛日耳曼主义者原初的计划。尽管帝国在西线已是穷途末路，但它却发现自己成了面积有两个帝国这么大的东方帝国的领头羊，不仅面积广大，而且农业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如顿巴斯的煤矿和铁矿、高加索的石油。俄国被打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边界。从这样的背景来看，1918年10月和11月的大崩溃便使许多人内心产生了怀疑，他们拒绝承认失败，想要寻找替罪羊。而这就是“刀刺在背”这一传说的由来。军队仍然是战无不胜的，出问题的是后方，是受到了“东方犹太人革命思想”的污染所致。当地人“忘恩负义”，要知道他们是因为“德国的秩序和勤劳才脱离了野蛮状态”，所以他们也是一丘之貉。臣服于帝国，就是臣服于文明，而他们却宁愿叛变，甘冒独立的风险。他们今后是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的。

战败渐成定局之时，东方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对此，“东欧研究”的那些教授不见得能脱得了干系。东欧的“土地和民众”被视为未开化的实体，需要使之变得文明，要将其控制起来。今后，这些将被看作“种族和空间”（Rassen und Raum）。Raum这个词在古德语中意为“未填满之处”，亦即“空的空间”。清空（raümen）和排列、从头开始（aufraümen），都是源于该名词的这些动词的词意。这种语义上的渐变表明，有关东方的古老迷思正变得日趋激进，这一点相当重要。希特勒在上文所述的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家的晚宴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无法使东欧的民众日耳曼化，只能使土地日耳曼化，而只有彻底清除土地上的那些行尸走肉般的部落民，才能将土地清空。鲁登道夫因东方梦的挫败而倍感苦涩，所以后来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起新的东方观。他在1927年的一场讲话中，提出“要的不是边界的政治，而是空间的政治”。 ³⁰

希特勒将会记住的是德俄第一次冲突给他的另一个教训，一个战略上的教训：虽然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资源到那时为止仍然被视为可望而不可即，但将来发生冲突的话，这些资源应该是可以夺取的目标，当然如何最终兼并这些地区是另一回事。因为只有这些资源可以使协约国的海上封锁变得无效，它们是帝国掌控世界权力的关键所在。俾斯麦时期的军界却与这种观点截然相异：我们能在边境地区打败俄国，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夺取波罗的海诸国，但我们无法征服它们。 ³¹ 希特勒是德俄关系史上这一变化模式的直接继承者。当然，1919年的时候，这个想法还只是存在于鲁登道夫和东部领地周围那些人，尤其是马克斯·霍夫曼将军的头脑之中。鲁登道夫本人并没想过要占领 整个 俄国。即便是在最为好战的右翼分子看来，也没人想要从俄国手上夺取圣彼得堡、莫斯科地区，更别说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广袤地带了。军人和内政及外交界的极端分子渴望的是沙俄帝国的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波罗的海诸国和乌克兰，有可能的话还可以扩展到黑海周边地区。而希特勒试图通过巴巴罗萨行动来满足的贪欲，则要走得远得多。

德国纳粹之都慕尼黑……与俄国

自1919年5月起，慕尼黑就成了极右翼的集会地，历史上最具杀伤性的德国迷思，即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的大熔炉。巴伐利亚的这座首府应该将它的这个处境归因于议会革命以及其后所发生的那些事，正是这些事件激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活。慕尼黑市政当局和警察局以及巴伐利亚政府自1920年起就已经在极其反动的古斯塔夫·冯·卡尔的领导之下，他在政府内部清除了社会主义分子，也可以说是民主派人士。对后者，以及犹太人——好些波兰籍家庭都被驱逐出境——而言，慕尼黑已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危险城市，可以说是1933年以后德国政局的预演。冯·卡尔同慕尼黑警察局长恩斯特·波纳合作无间，后者第一时间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党。波纳叫来另一个纳粹，未来的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让他领导警察部门。弗朗茨·克萨维尔·冯·埃普上校是下令枪杀议会议员的人，也是希特勒纳粹党的财政官，他依照自己掌控的自由军团改建了国家防卫军在当地驻扎的队伍，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从1921年初起，他就任命冲锋队的创建者恩斯特·罗姆上尉担任参谋长，并将其引荐给希特勒。在这些人的保护下，慕尼黑俨然已经成了右翼抵抗魏玛共和国的堡垒，普鲁士的首都柏林就是魏玛共和国的象征，所以遭到传统人士的憎恨。秘密社团和准军事组织躁动不安，各种阴谋、锋芒毕露的会议、四处张贴的充满仇恨言论的告示、煽风点火的著作、恐怖行为和政治谋杀，所有这一切都被巴伐利亚当局掩盖起来。纳粹今后采取的各种手段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恫吓犹太人，给“低等人种”进行强制绝育，推行新异教主义，组织突击队，采用各种技巧煽动大众，抵制商铺……慕尼黑极右翼的活动数不胜数，错综复杂，实难细述。信奉“种族”论的精英人士和阴谋家肆无忌惮地密谋策划，有鲁登道夫和沃尔夫冈·卡普之类众所周知的捣乱分子，有迪特里希·埃卡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之类的反犹主义观念论者，有赫尔曼·埃尔哈特和鲁道夫·冯·塞博滕多夫之类的自由军团里的老人马。城市里的秘密社团和颠覆组织都跃跃欲试，如修黎社、执政官 、建设、保卫和防御联盟，这些组织都在向希特勒的小党派提供金钱，输送观念和人员。

我们现在来讲讲沙俄帝国旧臣来到慕尼黑的情况，这些人清一色都是极右翼。他们坚信存在一个世界性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1917年的革命从俄国土地上赶走了130万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还有贵族和资产阶级，说要把他们彻底摧毁。德国接纳了其中的60万人，慕尼黑接受了一两千人。大多数移民只想着怎么把日子过下去，但有少数人特别活跃，而且都集中于巴伐利亚的这座首府，他们想尽办法想要推翻苏维埃政权，以法西斯和反犹者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这个群体中，有少数一些俄国人立场坚定，尤其是乌克兰人，如伊万·波尔塔韦茨—奥斯特拉尼察上校和弗拉基米尔·比斯库普斯基将军，以及一些德裔波罗的海人。在后面这些人之中，有两个人和希特勒走得特别近，他们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一个1893年出生于列巴尔（今塔林），另一个1884年出生于里加。前者是个病态的反犹主义者，性格孤僻，后来成为纳粹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推手，他的笔杆子毫不停歇，直到后来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才消停下来。后者是很有才能的组织者和阴谋家，出入于上流社会，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因政变失败被杀。这两者并不满足于重拾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论的老调。他们还着力推广这样的观点，即像他们这样的德裔波罗的海人才是沙皇俄国的核心骨干，是为本身不孕不育的斯拉夫面团注入活力的种族酵母。他们从不创新：这些观念本身就已经存在于这些泛日耳曼主义者的心中，席曼或罗尔巴赫之流本身也是波罗的海人。不过，希特勒将这些幻想和偏见综合起来的做法，以及他从中提炼出来的纲领性结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世纪最危险迷思

在俄国，犹太人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关联的看法可上溯至19世纪最后三十年。1905年，这一观念已经在军队、警界、贵族阶层和帝国行政当局内部成为共识。那这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对上述所说的这些圈子中的一小部分人而言，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阴谋。1903年起在俄国境内流传的所谓《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书就是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该书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那些反动圈子。极有教养、极为亲法、极其放浪形骸的彼得堡贵族柳博芙·沙波丽娜也曾在1917年3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罗戈韦诺维奇给我看了一份古怪的文件，是在对日战争中被杀害的一名犹太士兵身上发现的。里面讲了锡安长老会的一些决议。每百年一次，犹太人的长老们齐集维也纳，确认过去那个世纪所完成的事业，并计划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还要继续的事业。有三样东西必须掌握在以色列人的手中：黄金、报纸和土地。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黄金和整个报界，接下来他们只要夺取俄国这片土地就行了。” ³² 我们也能在极具自由主义气息的俄国地球化学学科创建人韦尔纳茨基 ³³ 这样的科学院院士的日记中看到反犹主义的阴谋论。1919年12月26日，他写道：“在这儿［罗斯托夫］，锡安纪要特别流行。”1920年1月18日：“犹太人在二楼包厢。他们无处不在。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他们赋予共产主义以生命的。”几年后的1928年，韦尔纳茨基记录了自己和一名同事的对话，这名同事是个“自由派人士，民主立宪党的老党员”。后者假模假样地说锡安长老的计划正在实现。 ³⁴ 韦尔纳茨基和他的观点一致。两天后，他写道：“犹太人得意扬扬的形象，我们到处都能见到，都能跃入我的眼帘。［……］我们鲜少能见到高雅的、具有灵性的、高贵的面容。到处充斥着的都是丑陋、堕落的脸孔。那就是犹太大众，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³⁵

俄国极右翼给德国同道者送出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在1919年把《纪要》的翻译版输出到了柏林，次年又输出到了慕尼黑，4月，翻译版便刊登在了纳粹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希特勒肯定熟悉书中的内容。俄国反犹主义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它的末世论特点。正如戈培尔后来所写的，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的敌基督者”， ³⁶ 在反抗他们的阴谋诡计的末日战争中，基督教正教的胜利也就预示着上帝之国降临于大地之上。在俄国极右翼的语境中，罗曼诺夫皇朝的权力分崩离析，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教早已开始同化，革命被视为末日的开启，最后的结局就是犹太人的毁灭。从这个层面来看，“俄国人民联盟”是第一个提出灭绝犹太人的重要政治组织。该组织底下的战斗团体“黑色百人团” 在城市和乡村发起了大屠杀行动，1941年的时候，别动队也是这么干的。彼得·沙别尔斯基—波尔克的父母在黑色百人团里相当活跃，后来他把《纪要》带到了德国，并于1920年在慕尼黑定居下来，经常去见希特勒和罗森贝格。

将犹太人等同于共产主义，或者反之，是俄国革命所引发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之一。这种等同是基于一个变形、歪曲的现实：犹太人在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数占优。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普遍性说法。俄国和德国一样，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犹太人，其中就包括左翼犹太人。而且他们通常是同化程度最高的人，他们因为强烈的无神论信仰而蔑视犹太教，从而同以前的教友发生冲突。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被他父亲扇过耳光；苏联的早期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如此，父母因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责骂过他。犹太复国主义者、崩得 的武装分子、犹太工人党都对他们嗤之以鼻。研究东方犹太教的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就骂过他们：“在我们社区，出现了大量煽动家，同街头英雄和鼓动暴乱的先知结成了联盟。他们用的是俄语的假名，耻于自身的犹太教传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等）。［……］他们在我们中间没有一席之地。” ³⁷ 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迷思看到的只是种族要素，并没有提出关于这些人真实身份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只是在民族主义的宣传册上才被叫作“犹太人阿普费尔鲍姆”，而且抚养他长大的父母也是改了宗的，他从没被人看作犹太人。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他说他“对犹太人和保加利亚人感兴趣的程度一样”。 ³⁸ 1941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唯一代表数超过比例的少数派是格鲁吉亚人。 ³⁹ 斯大林不是犹太人，后来党卫军这个阴谋窟为了使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迷思还能说得通，就说斯大林是被所谓的主子，也就是第三个配偶操控着的，而照情报来源的说法，第三个配偶就是指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女儿，而卡冈诺维奇是最后一个被接纳到克里姆林宫核心圈子的犹太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

1920年至1923年间，慕尼黑出现了数百本书、数千篇报纸文章和公开演讲，使一系列说辞变得板上钉钉，似货币一般大面积流布，那些作者或多或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围绕着中心主题出现了各种变体：布尔什维主义本质上就是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是犹太人的政变，苏联背后的目的就是犹太人要征服世界——这个深不可测的悖论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闭环——世界性的犹太资本主义在俄国引发了而且主导着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德国：1918年的战败和1919年的动荡都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准备吞并德国的国有资产，操控者正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界。在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名单上，德国由于其核心地位，将会排在俄国之后，位列第二。

和当时其他许多煽动家一样，希特勒也在卖力地宣扬这样的观点。除了那个时代的风向之外，还有谁将这些观点灌输给了他呢？可以确定的是有两个外在于魏玛德国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将希特勒和苏台德地区的政治运动，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该党的首要领导鲁道夫·容关联了起来。1919年，鲁道夫·容在特劳保（捷克语称为奥帕瓦）出版了一本大受欢迎的著作《民族社会主义》，该书在慕尼黑出了第二版。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本书都是《我的奋斗》的预演版。容比希特勒早五年便毫无疑义地领导起了面向东方广袤空间的日耳曼扩张运动，认为扩张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希特勒很熟悉鲁道夫·容，可以认为他读过容的著作。第二个因素是米夏埃尔·凯洛格的著作，从中可以发现慕尼黑的俄国移民，尤其是德裔波罗的海人在将有关俄国的看法传递给希特勒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通常认为他们是十月革命的见证人，是随后内战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有一个不怎么突出的理由，那就是他们能讲俄语和德语。由朔伊布纳—里希特创建于1920年的秘密组织“建设”和由工业家曼内斯曼出资资助的比斯库普斯基将军，还有起到间接作用的亨利·福特，将这些移民同年轻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结合了起来。正是由于“建设”所起的中间作用，希特勒才在1921年3月见到了鲁登道夫。也正是在鲁登道夫的建议之下，希特勒才会拥护由西里尔大公登上俄国皇位，以此获取丰厚的援款。“建设”在1921年5月29日至6月5日在巴特赖兴哈尔举办了君主制大会，但并没能成功地将俄国移民联合在这位罗曼诺夫皇位觊觎者的背后。

有一点也很重要：慕尼黑的俄国人对希特勒的影响也就仅限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论迷思的传播上。后来，从1924年起，这样的影响便不复存在了，我们后面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聚集在“建设”组织内部的那些人，首先是两个首脑人物比斯库普斯基和朔伊布纳—里希特，他们又在宣扬什么呢？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及其俄国和乌克兰的同道中人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德国并不是俄国的劲敌，三国协约 才是，”1918年1月的时候，谢尔盖·塔博里茨基就这么写了，他与沙别尔斯基—波尔克关系密切，“［……］只有德国才能拯救俄国。我很清楚的是，俄国只有和德国建立同盟关系才有未来，同样，德国也只有和俄国联盟才有未来。” ⁴⁰ 1921年2月，罗森贝格也持这样的看法：“本质上，俄国和德国都在永恒不休地寻求光明（浮士德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俄国人和德国人才是欧洲最高贵的民族；［……］他们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不是相互独立的。” ⁴¹ 与希特勒走得相当近的朔伊布纳—里希特在1923年11月9日，也就是他死亡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总结了自己的种种行为：“民族的德国和民族的俄国必须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共同道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两国的‘种族’圈子今天重又相遇。” ⁴² 迪特里希·埃卡特一直到他1923年12月死亡那天一直都在为德俄联盟鼓与呼：“德国政治别无选择，只有和清除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新俄国联盟才有出路。” ⁴³ 德裔波罗的海出身的费多尔·温贝格以前在沙皇手下当过上校，如今在“建设”组织内相当活跃，他甚至提议改换国歌的歌词：“不要写德国君临一切，君临全世界，［……］不如说德国和俄国君临一切，君临全世界。” ⁴⁴

“建设”组织的观点，即用民族社会主义的体制替换布尔什维克的体制，当时和今天是否听来都一样荒唐呢？越读苏联政治警察，也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档案，这一点就越变得含混不清。从档案可见，俄国内部存在一个领域，或可诞生一个非红非白的褐色政体。 自1923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全国强力推进反犹主义。1924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作家阿列克谢·加宁及其“知识分子恐怖组织”团体里的成员，牵涉了大批犹太记者和作家，以此宣扬捍卫俄国，使之摆脱“国际犹太佬的奴役”，以及“在民族的基础上重建俄国”。1925年3月30日，加宁和他的七个朋友遭到枪决。六个月后，另一波行动又清理了乌克兰的“俄国法西斯骑士团”。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说辞，1924年1月，好几座东正教教堂在布道时研读了《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论点。1925年10月，在莫斯科的伊里奇工厂，犹太大学生和宣传员戈尔登戈恩遭到工人的责骂和羞辱，被赶出了工厂。11月，在图拉的好几家兵工厂里，有传言说“犹太医生布赫被抓了，说他杀了基督徒的孩子”。1926年7月16日，国家领导人加里宁收到一封信——这类性质的信件有许多——是罗斯托夫的一个名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科尔的工人写来的：“您，身为俄罗斯人，难道没有看见犹太佬都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吗？他们这个民族对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在搞剥削。［……］在我们罗斯托夫这儿，濯足节 那一天，所有居民都因为饮用水管道不干净受了感染。犹太人两天前就得到了通知。” ⁴⁵ 俄国国内的这股反犹主义风潮在德国国内也能感受得到：希特勒在1928年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⁴⁶

只有置身于褐色大纛之下，重建19世纪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神圣联盟，德国和俄国民族社会主义的胜利才会显露曙光。这就是“建设”组织、慕尼黑的俄国人以及纳粹党内德裔波罗的海人的梦想。希特勒首先接受了这些观点，“建设”组织关于俄国国内局势的报告又加深了这些观点，这点和上面说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观点很相像。但1924年，他和那些人来了个一刀两断。他独自向前，比他那些拥护者走得都要远得多，他做出了一个独特的选择，那就是一劳永逸地摧毁犹太—布尔什维主义 以及 俄国。沙皇手下那些在慕尼黑搞密谋策划的旧军官，就连狂热崇拜希特勒的罗森贝格，都从来没说过要摧毁俄国。摧毁俄国这个国家是希特勒独有的标志，是他的发明创造。

1924年的文章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发动了一场政变。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将军队吸引过来，然后向柏林进军，这就是他们的目标。政变就像一场闹哄哄的闹剧。古斯塔夫·冯·卡尔在前不久获任巴伐利亚邦务委员总长，拥有了全权，于是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所以政变从一开始起就形势不妙。希特勒孤注一掷，试图重演前一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成功的先例。他聚集拥护者，向军队总部进军，但宪兵在市中心的统帅堂设了许多路障，所以进军没有成功。警察开始射击。在希特勒右侧一米处的朔伊布纳—里希特心脏中弹身亡，一起被打死的还有另外13名政变者。希特勒逃走后，躲藏在了朋友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家中，两天后，警察把他搜了出来。他遭到逮捕，转押到了距慕尼黑60公里的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的监狱里。纳粹党遭到禁止，财产被没收，报纸停办。1924年4月1日，在审判了一个月之后，希特勒被判处叛国罪，获刑五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转捩点。

在宣判的那个星期，《德意志种族革新》月报 ⁴⁷ 发表了希特勒的一篇题为《为什么11月8日必须来临？》的文章。文中部分内容重述了他的一些观点，以此来为自己辩护。文章开篇批评了德国战前二十五年的外交政策，从第五段开始提出了一个相当明晰而且激进的替代方案。

德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事关我们民族的利益。由于耕地面积停滞不前，要应对人口增长，要么通过政治扩张，以此获取必需的新土地，要么大力实施工业化。

在外交政策方面，德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决定获取可耕种土地，放弃海上贸易，获取殖民地，实施超级工业化，德国政府必须认识到只有联英反俄，才能达成这个目标；要么获取海上霸权，进行全球贸易，无疑这样就只能联俄抗英，狠心抛弃讨厌的哈布斯堡帝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希特勒并没有明确表态自己赞成哪种政策。但前言（“寻求土地”是关键因素）和随后的文字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他再三批评“通过经济手段和平征服世界”这一幻想，呼吁“用剑”来解决问题，断言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是重中之重，尤其是英法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再次凸显，这一切在在表明必须抛弃俾斯麦时期德俄旧有的盟国关系。他1919年至1922年间所主张的支持俄国摆脱布尔什维克、给俄国涂上民族社会主义色调的做法已经寿终正寝。因此，征服俄国空间的规划并非出自《我的奋斗》，就像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从宙斯的脑壳里蹦出来那样。对下一次德国开战的目的以及和谁结盟之类的事务进行修订，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希特勒不同的演讲中都能找到这一类蛛丝马迹。既然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断然的破裂，而是存在一个演进过程，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呢？

毫无疑问，朔伊布纳—里希特死在慕尼黑的马路上令他心情沉重。不仅希特勒失去了他在俄国事务上的主要顾问，“建设”组织也失去了它的主心骨，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924年6月15日是该组织编辑的《通讯报》的最后一期。11月政变的失败使巴伐利亚当局对叛乱分子的活动再也无法容忍。于是，慕尼黑的俄国人社团也都被驱散了。纳粹党所获资金的重要来源瞬间干涸。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已经再也无法相信移民圈子的人有能力推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了。

苏联自身的演变也使希特勒修正了自己的态度。他和移民一样，也觉得苏联不可能存活得下来。不可否认，1924年1月21日，苏联正在经受开国领袖列宁去世的考验，但并不是如他曾对朋友，很有教养的教授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宣称的那样：“您看，汉夫施丹格尔，现在列宁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苏维埃俄国就要解体了。现在就要开始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发生的继位人之争了。” ⁴⁸ 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经济政策（NEP）被认为是在回归纯粹的资本主义，由于犹太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该政策正在高歌猛进。1922年9月28日，他在慕尼黑的演讲节录就是一例明证：

由于民众不再对经济感兴趣，生产便会崩溃，就只能用鞭子来驱使他们工作，就是为了让国家资本主义有利可图。看来这还不够，今天又把私有资本主义“暂时性地”引入了俄国。现在，只有犹太人才是资本家，所以圆圈已经闭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终于达成：通过社会主义化剥夺私有资本主义，再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最后再回到私有资本主义。资本只要倒过几次手，工作方式就会改变。只有犹太人才是所有者，只有他们才是，而我们却得每天工作14小时。 ⁴⁹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这样一个观点，从1921年起，这个观点就经过了二十次演讲的锤炼，即他所认为的俄国的知识界已经永远消失。将“原有的日耳曼精英”剥夺殆尽——德裔波罗的海人首当其冲——这样一来，俄国民众就只不过是一群没有个性的、愚笨的、被消耗殆尽的、没有能力反抗犹太—布尔什维克新主子的乌合之众，而所谓的新主子就是季诺维也夫—阿普费尔鲍姆、加米涅夫—罗森菲尔德、皮亚特尼茨基—塔尔西斯、拉狄克—索贝尔松、托洛茨基—布隆施泰因，不一而足，《人民观察家报》就是这样称呼这些人的，令人震惊的是，伦敦的《泰晤士报》也是如此。但只有等到写作《我的奋斗》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希特勒将这些俄国人都称作“劣等人”。我们来看看1922年7月28日，在慕尼黑狂热的大厅里，他发表的一场演讲：

对犹太人来说，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保证他们掌控一切，那就是：消灭各国的聪明人！（欢呼：俄国！）犹太人用革命来完成这个一劳永逸的目的（称赞声）。［……］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经济结不出硕果，他们不是上等人，他们只会敲诈勒索，只会偷窃抢劫（长时间响亮鼓掌声）。他们没有创造任何文明，却消灭了无数的文明。（说得太对了！）［……］他们没有艺术，都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没错，他们甚至都不懂怎么保护自己的珍贵财产。只要到了他们手里，所有的东西都会立马变得污秽肮脏。（太好了！）他们知道长久来看，他们根本维持不了一个国家。这就是他们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差别。 ⁵⁰

由于犹太人不懂得如何有序组织，所以苏联就会很脆弱。这种十足荒唐的言论就成了1941年国防军乐观主义的源泉：只要受到最初的军事打击，布尔什维克的整个结构就会瓦解。这也能解释为何希特勒并没有德国人面对东方，尤其是俄国，所普遍怀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警察局的一份报告也可以让我们了解1923年4月6日在雄狮啤酒馆的一次演讲：“布尔什维克把全国的聪明人都消灭了：在俄国，首先干掉的就是军官和公务员，等到俄国统治的国土成了一片荒漠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慢悠悠地重新组织起来，也就是说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把那些重要岗位全都给占据了。” ⁵¹ 朔伊布纳—里希特、罗森贝格和埃卡特的梦想就是再次出现一个“民族的俄国”，从理论上看，这样就可以结成联盟，但由于没有非犹太人的干部来加以实现，所以这个梦想是再也完不成了。

《我的奋斗》：被判处死刑的俄国

1923年11月被关入兰茨贝格监狱后，希特勒便陷入短暂但极其猛烈的抑郁状态，后来他又以他所崇拜的爱尔兰新芬党为榜样，开始绝食。但在鲁登道夫的坚持之下，他很快就停止了绝食。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他开始做准备，希望在审判中能为自己辩护。1924年5月，他宣称自己撰写的60页文稿会结集成书，然后他就一直在忙这件事，一直到1924年12月20日获释为止。他自己用打字机把文稿打了出来。1925年7月18日，首卷以《我的奋斗》为名，在慕尼黑厄尔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伪自传，书中写到了作者的“世界观”，也就是对历史采取种族主义的视角，为书中随处可见的“反”这个前缀进行辩护：反犹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议会制、反和平主义、反基督教，诸如此类。第二卷以第一卷为基础，详述国内和国外行动的规划。和我们的主题最有关系的是第13章“战后德国的联盟政策”和第14章“是面向东方的方针，抑或针对东方的政策”，这两章都是在他获释之后，于1925年夏天写成的，但至少前一年春天他就已经在酝酿这方面的内容了。 ⁵² 1926年2月的一本小册子（《蒂罗尔 问题和德国结盟的困难》）将第13章的实质性内容都写了出来。他还说要出论述俄国问题的出版物，但后来并没有问世，公众是到1926年12月《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才对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所了解的。1928年，希特勒又开始写一本新的著作，但这本书一直都没问世，该书的手稿是在1961年被美国历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找到的。称之为《第二本书》或许不太确切，书中主要论述国外政策，颇为详细，但并没有对《我的奋斗》做出什么改动。

在检视这部著作如何论述俄国之前，有几个误解必须澄清。第一个：《我的奋斗》过了好几个人的手。事实上，希特勒只写了26个章节。没人给过他建议。那些围在他身边的人没有给出过任何贡献，好让他把那些人视为合著者。鲁道夫·赫斯和卡尔·豪斯霍费尔也都没有，尽管他们经常被人提到，说他们是希特勒外交政策观念的启发者。豪斯霍费尔出生于慕尼黑，是个将军，在东线打过仗，也是教授，全世界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赫斯是他的门生。他在1922年见到了希特勒，具体日期不明，但他艰涩的著作还是影响了后者。他声称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亲自向囚犯希特勒阐述了Lebensraum，亦即“生存空间”这一概念。可实情并非如此。豪斯霍费尔当然去监狱见了他的得意门生赫斯，但从探视登记簿来看，他并没有来看这个纳粹党魁。他们两人彼此都不欣赏对方。豪斯霍费尔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妻子玛尔塔·迈尔—多丝像个楔子一样硬生生地卡在了他们当中。豪斯霍费尔甚至都没有在自己主办的《地缘政治期刊》上讨论过《我的奋斗》这本书。他是个老派的民族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并不认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比如，他就认为日本人是一个正在创造文明的民族。尤其是，他支持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事实上，“生存空间”这个词本身只在《我的奋斗》里出现过三次。这个词也极少出现在他的演讲中，而是以Grund und Boden，也就是“根基和土地”作为替代。自1890年代起，德国就在渴求生存空间，这种思潮确确实实成了当时右翼思想的共同点。希特勒若是要用这个词，根本无需赫斯和豪斯霍费尔。

我们也没必要认为近800页的《我的奋斗》毫无条理，散乱无章：其实希特勒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已经努力将自己的思想组织了起来。他对自己一路走来累积起来的大量事实、信仰、情感和判断做了拣选，使之有序，再把这些拣选出来的观点塞到包罗万象的“世界观”里去。不容忽视的是，沉闷枯燥的文风，大量的错误，比如自然科学领域的谬误，翻来覆去的重复，再三发作的恨意，以及大杂烩式的特点，使这本书既像伪自传、抨击文章，又像宣传册和政治纲要，他这样做是否真的会使不止一个读者泄气、打退堂鼓呢？真的是像大家反复说的那样平庸无奇吗？尽管希特勒把20世纪初流行的十几本哲学著作和科学著作零敲碎打地像拼马赛克似的组装了起来，而且从来不引述来源，很少会提及启发了他的那些人的名字， ⁵³ 但他还是阐述了自己个人的体系，内在也有某种程度的条理性，这一点同他的种族主义建基其上的那些伪科学的胡言乱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已经指出，他想要占领俄国空间的计划和德国的极右翼以及传统右翼是有区别的。他的选择所显示出来的毫无人道，他对西方文明的基础整个儿抛弃的态度，简言之，也就是他激进的极端主义，使他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无数的“种族”思想家分离开来。

《我的奋斗》是一本没人读的畅销书，因此，它的影响力极具象征性。直到1933年1月，虽然没人强迫大家去购买这本书，但该书仍然销售了24.1万本，对这样一本大部头来说，这个销量相当惊人。1945年，该书德语版总计出了1122版，也就是卖出了1250万本，还不包括大量小册子和选集。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里都能看到这本书。1937年，埃桑图书馆出借了120本，借书的人有4000人， ⁵⁴ 考虑到该书的性质，这个流通率相当高了。无论是通俗版还是改写本，经由政府的推广，所有的领导阶层、国防军军人、教师和社会阶层的各个领域都接触过其中的论题。近来的历史学家奥特马·普吕金格出版了一本相当全面的著作，他的结论极为审慎，他认为“夺取政权后的头几年，德国人对《我的奋斗》的兴趣一直水涨船高”。有哪个占据领导岗位的德国人会不去理会元首向苏维埃俄国承诺的那种命运？信不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此分析这些书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事。 ⁵⁵ 我们只是指出这些内容指向的是俄国或“苏维埃的俄国”，希特勒从来不使用苏联（Union Soviétique或URSS ）这样的名称。我们发现有三个理由可以使他想要进攻大块头邻居的企图变得合理化。第一个理由就是向犹太教和布尔什维主义全面开战。犹太人是希特勒整体思想的核心所在，故而也是他政治纲领的核心所在。在他看来，那些被他定义为一个“种族”的人就是反自然的、混乱的、邪恶的、谎言成性的，是在腐坏整个文明。希特勒到处都能看见犹太人做的恶事。这样就能使他们完全有能力通过两个千年的规划，使人类朝着绝对有利于他们的方向演进。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著作，他们自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就是他们最终占领世界的工具。他们通过革命，清除各民族天然的领导阶层精英，让别人朝着他们的方向行进，使“未来的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沦为奴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实现了这个纲领。“他们有时会采取非人的折磨这种方式，在俄国杀害了3000万人，犹如撒旦一般野蛮残忍，［……］目的就是为了让一小撮犹太文化人和投机倒把匪帮控制广大的民众。” ⁵⁶ 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就是犹太国，这一点乃是命运的征兆，对德国人而言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现在占领俄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已经没有了精英阶层，到处都充斥着劣等种族斯拉夫人的价值观。新的犹太主子根本就没有创造的能力，行为处事就像“寄生虫”，他们就是“导致腐烂的酵母”， ⁵⁷ 他们无法“长时期维持一个强大的帝国”。 ⁵⁸ 以下这些观点也就预示了今后的巴巴罗萨行动：“终结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也就是终结俄国作为国家的存在。我们秉受天命，成为这场灾难的见证人，从而强有力地证明种族理论的有效性。” ⁵⁹ 这个所谓苏联外强中干的观点，国防军的指挥官都会再三提及，使之完全内化。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风行于巴巴罗萨行动军事规划部门内的那种目空一切的氛围。

消灭苏联和消灭犹太教是一回事。苏联的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因为犹太教而成为“僵尸”，其中一个的死亡也就意味着另一个的死亡。尽管我们没有在《我的奋斗》中发现对犹太人实施肉体消灭的明确呼吁，但那是希特勒思想体系极端妖魔化犹太人导致的合乎逻辑且不可避免的后果。那这场对抗“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战斗将会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善与恶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抗；这场战斗将会无比激烈、狂热，动用任何手段走向终点。在一段预言性质的段落中，希特勒是这么说的：“仅仅动用武力，不在精神方面进行推动，是根本不可能消灭这种思想和它的代言人的，除非将秉持这种思想的人消灭得一个不剩。” ⁶⁰ 巴巴罗萨行动及其姊妹行动犹太人大屠杀所具有的不可调和的特质在这儿就已经开始萌芽了。

第二个未来进攻苏联并使之合理化的理由是出于地缘政治秩序方面的考量。所有现有的或今后将成为大国的国家，都拥有广袤的领土：美国、中国、俄国、大英帝国和法国。为了跻身这个行列，德国就必须靠自己去获取充足的空间。这种幽闭恐惧症般的歇斯底里理论从19世纪末起就已经在许多人头脑里出现了。《凡尔赛条约》从德国手上夺走了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阿尔萨斯—洛林、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和东普鲁士，更使这种歇斯底里变得极其疯狂。汉斯·格里姆1926年出版的大河小说 ，希特勒也读过，十年间销量50万，许多德国人从书名就能看出一二：书名叫作 Volk ohne Raum ，意为“没有空间的民族”。 ⁶¹ 德国人是“地球上最干净、最得体、最诚实、最高效、最灵巧的民族”，他们“这个纯洁的民族人口众多，精明能干，极有效率，［……］却生活在如此狭窄逼仄的疆域里”。 ⁶² 尽管格里姆的解决方案是赶走英国，殖民非洲，绝口没提俄国，但德国人所感受到的意识形态上的冲击却相当猛烈，那就是没有足够的土地生存。希特勒在1925年至1929年间的无数次演讲中使用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用词，再三表明德国的疆域实在是太逼仄了，“开车六十个小时，坐飞机两个小时就能穿越”！另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和之前的主题是相关的：“6200万人生活在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多出了2000万人。”

对希特勒而言，和英国结盟的这个心愿太昂贵，这样就不能占领海外的土地了。欧亚大陆广袤的平原尚不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但那地方有个好处，就是一旦缓冲国家被灭掉，或者成为附庸，欧亚平原就和帝国毗连了。富饶肥沃的欧亚平原可以让德国经济上自给自足，对未来的战争而言这一点必不可少，如果无法征服海上，也没有办法“在经济上征服世界”，那这样也能减轻压力。德国太多的人口只能外移，流向人口不多的俄国。所以说，希特勒并不打算只把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摧毁了事。他还想要让作为政治结构体以及人种群体代表的俄国彻底消失不见。他在俄国所寻求的就是没有当地人的空间、根基、土地，那些人的最终命运对他来说无足轻重。

第三个摧毁苏联的理由具有生物学上的必然性，他想在今后莫斯科陷落之后，创建一个潜在的，或者说永久的战争核心地带，也就是面对美国的“边境地带”。对希特勒而言，战争并不仅仅具有必要性，或者说是一种手段；战争本身就令他向往，因为它就是一种“物竞天择”的强有力的工具，是自然秩序的助产士。只有战争才能指出哪些民族可以活下去，而在那些民族中间，最厉害的个体就能当首领。希特勒并没有给占领俄国提出一个地理上的界标。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泛日耳曼主义者，亦即整体的“种族”运动，一直把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有时还包括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当作自己侵吞的目标。希特勒完全没有这么想，东方的边界始终是流动的。再后来，也就是1941年发动进攻之前的几个月里，他提出以伏尔加河为界，后又提出以乌拉尔山为界。他特别指出战时有必要在德国的边境堡垒处常设驻军。在俄国朝向东方的空间，战争将会无休无止，德国人民将会经受永久的淬炼，显示出种族的优越性。“开放边界”存在的条件，就是要让日耳曼的农民定居在殖民的土地上，这样就能在干农活和从事工业生产之间维持一种“安全良好的关系”，士兵闲时种田，一有战事，就会飞奔而去，保卫自己的财产。从这儿可以看出，纳粹对大城市及其导致的必然结果农耕浪漫主义并不信任。

若想征服俄国，就必须有盟军。希特勒在1924年的文章中就两次提到过这个问题。极右翼里面，只有他考虑要和昔日的两个敌人和解，那就是英国和意大利。他可以有所放弃，比如海军、殖民地，并让出口贸易归英国，南部的蒂罗尔归意大利，他相信这样就能获得新的盟友，可以从中获取实打实的红利：孤立法国，那两大强国不会对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感兴趣。于是，他就开始起草外交纲领，划分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粉碎法国，使之孤立于以前的盟友。第二个时间段：占领苏维埃俄国。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盟友呢？政治分析并非唯一的途径。犹太人对各民族国家的掌控程度是希特勒要考量的另一个方面。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不经意间”从充满仇恨的犹太人手上夺走了他们发挥影响的工具，如报纸、共济会的集会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工会。在英国，尽管犹太人在金融和媒体方面地位强势，但他们不可能获胜。希特勒对英国构造的解读是歪曲了的。英国政府是由一小撮行政官员管理的由无数劣等人种构成的政府，他们不会介入英国人的事务中去，他们宣扬“利己主义”，甚至是“背信弃义”，在他看来似乎彰显了一种成色优良的种族自豪感。英国和德国是否来源于同样的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日耳曼特性呢？希特勒只要谈到英国就会赞不绝口，以至于历史学家赫尔曼·格拉姆尔忍不住说了这句话：“［希特勒］文章的读者很难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除了德国的元首之外，他还很想成为英国的元首。” ⁶³ 大英帝国虽然很成功，但根基不稳，再加上他对英国又是如此欣赏，所以希特勒相当严肃地认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应该有机会让（英国）随心所欲地染指世界其他地方，从而换来（德国）随心所欲地染指东方。虽然希特勒从1937年起就会时不时地出现和英国结盟的幻想，但他仍然忠实于自己书中所写的战争目标。有时候，他也会让自己的东方计划暂停一下，迂回绕道看一看，理一理思路——他不就有过一个令人惊讶的预感，写道不能排除和苏联短暂签署协议吗？——但他从来没想过让其他任何一个人来实施这项计划。

在《我的奋斗》里，和俄国的关系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 ⁶⁴ 摧毁俄国的预言在这本近800页的书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很吃惊地看到，不走寻常路的天分和不露声色的天分无人能比的希特勒竟然就这样揭开了他的黑暗图谋。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斯大林，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也有后悔的时候，当然前提是我们得相信汉斯·弗兰克所转述的这句话：“不管怎么说，我很清楚如果1924年我想过要当总理的话，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但他又加了句：我对书里的内容一个字都不会改的。” ⁶⁵ 确切地说，这是因为他当时还被关在监狱里，并被判了叛国罪，很明显他的生涯完蛋了，没什么好损失的了，所以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的奋斗》既像是一份遗嘱，又像是一份未来的战斗纲领。无所顾忌、轻率冒失、充满憎恨的词语不仅在在可见，而且是刻意为之，这是在他认为自己已经完蛋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踪迹。有人说希特勒是“先知和政治家”，两者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得到了结合。如果说他这个政治家的未来在1923年11月9日的大街上彻底玩完了，那么先知这个角色还能发声，他才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能得到实现，是否轻率冒失。悲剧的是，时势使然，不到十年时间，这个人不但描画出可以采用何种手段建成一个杀人如麻的理想国，而且还将这些手段付诸实施了。

饥饿、执念和武器

1919年至1924年间的演讲，《我的奋斗》这本书，还有《第二本书》，充斥着对饥饿和饥荒，每日为面包而奋斗，挨饿者身体羸弱、精神衰弱的影射。掌权后，希特勒持续对帝国的营养问题和农民的地位问题表达了关注。他有好几十次都在翻来覆去地说乌克兰的小麦对于打第二场仗，避免遭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封锁以及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艰苦来说必不可少，他认为这是威廉二世战败的主因。筹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还包括有组织地引发对方发生饥荒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讲到，局部实行这样的计划是以数百万苏联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不用说，饥饿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主题，虽然对它研究得很少，但那是纳粹的执念。

那么这个执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毫无疑问，从知识层面来看，这是对“为生命而战”所做的一个粗糙的阐释，在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希特勒的两个真实经历或许也可以借以表明他会对饥饿主题如此执着的原因。第一个是他个体的经历，1908年到1910年间，他在维也纳一路走下坡路，社会地位不高。多亏了慈善姐妹会济贫院向平民大众施舍食物，他才苟活了下来，从他第一次住的半吊子胡同走个几步就到迈德林区的济贫院了，他晚上经常去那儿待。第二次挨饿的经历发生在1916年末，这次是别人的经历，不是他的。当时希特勒在前线，吃得还算不错，可他发现在柏林和慕尼黑，后方的粮食供应状况却堪称灾难，首当其冲受罪的就是底层民众。这年的“萝卜之冬”让德国人很长时间都记忆犹新。还有几个因素，如协约国的封锁和政权的缺乏远见，都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急遽下滑，土豆代替面包成了主食，后来又让位给了萝卜。营养不良使婴儿死亡率骤升两倍，70万人殒命，如果再加上肺结核与西班牙流感的肆虐，死亡人数还要多。尽管希特勒和德国所有的右翼一样，揭露说那是1918年革命在向军队“背后捅刀子”，但他也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后来在苏联制造饥荒的赫伯特·巴克所写的：“这次世界战争没有输在前线，因为第二帝国的粮食产量不够。” ⁶⁶ 情况要到1924年起才会真正有好转，农业生产也要到1928年才能达到1913年的水平。虽然希特勒最初几次在慕尼黑的演讲还在执着于饥饿，但那是因为这是听众首要关心的问题。城市，尤其是丰饶的乡村地区的城市，对配给制、黑市、在商铺门口排长队、用黑麦和土豆淀粉做的“战时面包”都很清楚。维尔纳·马瑟尔出版了他那个时期演讲的手写笔记和草稿，文中充斥着将饥饿和犹太人的阴谋联结起来的段落：“饥饿都是为犹太教服务的”；“和平时期的饥饿（价格上涨）都是因为证券交易所和投机倒把导致的吗？［……］谁会从中受益？犹太人”；“种族的自取灭亡即将开始，大众就是因为饥饿才变得疯狂，饥饿在任何时代都是战斗的手段。饥饿在为犹太人服务”。 ⁶⁷ 现在只是预演，对饥饿的规划将应用在苏联人身上，好让他们被寻找粮食资源的日耳曼移民彻底取代，而粮食资源对“种族的突飞猛进”必不可少。

希特勒的世界观笼统地认为天然的农业资源——空间、水、气候——而非农业、科技及科学才是核心所在。他在演讲的时候，一直在老调重弹马尔萨斯以及地缘政治学创建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思想，简单地把粮食产量和可耕地面积挂钩。看来他理解不了提高生产力可以使粮食丰收这样的观点，1933年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专家”也都理解不了。“人口的增加也要求土地的增加。”1920年左右，他这么写道，“土地产量可能永远增加吗？不可能。” ⁶⁸ 《第二本书》的开头几页专门论述这些问题。希特勒在书中所写的完全就是一部永恒地寻求面包和土地的历史。“对外政策就是确保人民拥有必需的、充足的，而且高品质的生存空间。” ⁶⁹ 他要的是种族斗争和人民战争，完全不考虑采用各种和平的方式对可支配粮食的人口数量做出调节，比如控制生育、移民、贸易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他认为针对德国人口持续增长可用的应对方法就是保持种族健康，战争武器的优越性就是消灭没用的人口，尤其是占领别国的土地，让原本的居民饿馁而死。这种观点直接就是从遭到歪曲的达尔文主义里套用来的：各个物种相互残杀，以此获取恒定份额的蛋糕，这样的循环避无可避。强者的权利取代彼此的适应，饥馑成为被征服者的宿命，征服者的武器：这是唯一一种可能的世界，这是一种可能有的美好的世界。他想要进攻苏联的众多理由之中，饥饿首当其冲：必须避免德国人挨饿，这样就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不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必须使饥饿成为群众的武器，将整个国家动员起来，为侵略战争站台，消灭不受欢迎的民众和种族。希特勒就是这样故意让列宁格勒的居民饿馁而死，特意下令让莫斯科的居民走上这样的不归路的。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残暴的目的，国防军最高当局才将300万苏军俘虏弃之不顾。可为了让国防军生龙活虎，他们每日的定量就连一卡的热量都绝对不能少。

纳粹对抗反俄纲领

巴巴罗萨行动并不是对十五年前发表的占领苏联这一“纲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词汇，但也是习惯用法——的机械应用；这既是希特勒的观点，也是外界形势所致。1920年代中期，他这个纳粹党魁是独一个要求对抗《拉巴洛条约》（1922） 所规定的与苏联结盟政策的德国政治领导人。对他转向反俄的做法，甚至在党内都有反对的顽固势力。1926年，借签署《柏林条约》巩固《拉巴洛条约》之机，忠实的门徒罗森贝格始终不愿排除和苏联人结成战术同盟的想法。尽管要求大家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背书，但在德国东、西、北的纳粹团体之中，也就是除巴伐利亚和弗兰肯这两个小地方之外所有的地方，希特勒虽然有他雄辩的口才加持，也仍然无法使别人对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述的对外纲领感兴趣。反对最激烈的是莱茵兰和鲁尔地区，那儿的两个年轻人约瑟夫·戈培尔和卡尔·考夫曼反资本主义和反西方的心意要强于反布尔什维克和反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总比永远受资本主义的奴役要好！”这是其中一人的口号。他们完全反对同英国结盟的观点，因为英国就是“西方物质主义”的化身。这些“外围”纳粹与其巴伐利亚同志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犹太人和民主的憎恨。戈培尔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确信俄国人民终将摆脱犹太人，向德国伸出手。1926年2月15日，元首在班贝格演讲完之后，戈培尔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希特勒讲了话。两个小时。我要晕了。希特勒是什么人？反动派？竟然这么愚笨，话说得模棱两可。俄国问题：牌子边上就这么写的。意大利和英国，天然的盟友。真是可怕！我们的使命是摧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必须埋葬俄国！180万人！！！［……］我都要哭了。［……］有可能，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感悟了。我对希特勒一个字都不信。 ⁷⁰

1926年4月中旬，戈培尔走向了他的大马士革之路，他在慕尼黑停留的时候，和希特勒面对面见了几次，演技派希特勒通过谈话使他变成了狂热的信徒，并任命他担任柏林的大区长官。但疑问仍然存在，因为他回到住的地方后，在日记里写道：“我认为元首并没有看透俄国问题。” ⁷¹ 1929年4月，他在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主办的《民族社会主义通讯》中写道：“德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仰赖于俄国，这和它的形式以及国内的‘构成’无关，而是在于俄国能够反击西方强国的进攻。” ⁷² 一直到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他的日记中除了纳粹日常的演讲修辞之外，仍然大量表达了对俄国人民以及斯大林的景仰之情。

纳粹主义的另一个知名人物就是恩斯特·楚·雷文特洛伯爵，他以前当过海军军官，也是作家和记者，在与俄国结盟这方面，尽管俄国是布尔什维克当权，但他比戈培尔坚持的时间还要久。1923年，他和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核心人物卡尔·拉狄克见了面，甚至还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只是到1927年，他才皈依了纳粹主义。即便在皈依之后，他仍然坚定地赞成与莫斯科结盟，以至于1929年，希特勒对他大发雷霆，要他闭嘴。 ⁷³ 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前本是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排斥“生存空间”一说，强烈要求同苏联结盟，所以他后来和希特勒决裂，1934年遭到暗杀。

尽管内部反对执意反俄的人最后都闭了嘴，但他们内心并未信服。还不如说是因为占领苏俄的纲领作为这个执念的基础更像是个乌托邦：战争越来越远，德国加入了国联，和西方的关系得到缓和（《洛迦诺公约》，1925），自从签订《拉巴洛条约》（1922）之后，同苏联也正在经历（几乎可以说是）卿卿我我的蜜月期。另一方面，希特勒的意见在公开场合越来越少受到其信徒的质疑，“慕尼黑的吹鼓手” ⁷⁴ 正在变成说一不二的元首，踏上了神话化的进程。对1926年到1929年间的那些演讲所做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1926年2月14日的班贝格演讲之外，希特勒再也没用过《我的奋斗》中那么激烈的反俄用词。当然啦，他说得很清楚，德国的对外政策将会是领土扩张，必须和德国的人口及粮食资源的可支配的数量相一致。他总是不失时机地赞美中世纪时期日耳曼人在“易北河东部”殖民的行为，懊悔没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1928年5月2日，他在慕尼黑做了一个很大的梦：“如果我们能从东方获取20万到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消多久，德国在欧洲的人口就会达到1.2亿。” ⁷⁵ 只有一次，也就是1927年6月3日，他在评论大英帝国和苏联外交关系破裂这件事的时候，表现得很兴奋。《我的奋斗》中所梦想的局势似乎正在实现。他果断地对惊得目瞪口呆的听众说，他坚定地站在大英帝国这一边，从这冲突中应该看得出，“重组军队以及为拥有8000万到9000万居民的崭新帝国战斗的可能性！” ⁷⁶ 这个想法并不属于他，而是霍夫曼将军及其效忠分子，记者阿诺尔德·雷希贝格的。1930年，希特勒第一次在选举中获得大胜，在国会里赢得了107个席位，媒体对他的报道也与日俱增。自此以后，他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辞，将措辞激烈的反俄观点留到了私下的聚会上。

对1930年9月14日议会选举之初便投票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数百万德国人而言，《我的奋斗》中所说的要把俄国殖民地化的纲领完全无足轻重。他们没把这话当回事，认为那只不过是希特勒的空想，或者说是古怪想法，在他们眼里，这个空想并不妨碍他们针对失业和打碎“凡尔赛铁镣”这些问题投下一票。相反，传统主义者的圈子都能从兴登堡总统的形象中看到自己，他们在外交、行政管理和军队事务上筑壕固守，有很深的根基，对希特勒过往的极端言行颇感忧心，毕竟希特勒从来就没放弃过这些言行。在这些圈子里，大家一般都忠实于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将军所表达的那个信念：“和莫斯科建立关系就是和魔鬼订约。但我们别无选择。害怕这样会对我们的内部事务产生影响而放弃这么做，绝对是个错误。”兴登堡是等到外交部长的职位落到和纳粹无涉的外交官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手上之后，才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后者的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威廉·冯·比洛是个更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外交团队仍然和魏玛时期一样，这些老派人士信奉的是俾斯麦的传统，倾向于和俄国协调一致来对抗波兰，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锁链中解脱出来。驻莫斯科的大使—冯·迪克森（1928—1933在任）、纳多尔尼（1933—1934在任）、冯·舒伦堡（1934—1941在任）——都是一路人。这些人觉得占领东方的战争简直难以想象，危险之至：他们坚决果断地反对巴巴罗萨行动，一直到进攻的前一刻他们还是原来的态度。1933年2月6日，冯·比洛给冯·迪克森去了一封信：“我理解你在电话里讲的莫斯科人心浮动这件事。我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那儿的人夸大了我们这儿政府变动所造成的影响。负责政府事务的民族社会主义者自然是另外一种人，他们所推出的政策和他们之前宣称的并不相同。这种事一向如此，所有党派概莫能外。” ⁷⁷ 几个月后，捷克驻柏林代表马斯特尼就《我的奋斗》一书询问希特勒，希特勒装模作样地承认反俄纲领“有些地方不太做得到，今后不会付诸实施”。 ⁷⁸ 但《我的奋斗》德语版的1122版之中，并没有哪个版本把摧毁且殖民苏联的段落给删除掉。

注释

1 Cité par Marek Kornat, Polen und Sowjetrussland (1917/18 — 1939) , p. 21—22, in Zwischen (Sowjet-)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 sous la direction de Krzysztof Ruchniewicz et Marek Zybura, Fibre Verlag, Osnabrück, 2012.

2 Wolfgang Wippermann, Der deustche Drang nach Osten , p. 89.

3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portrait of the Tyrant as a young ma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Cité par J. Rogalla von Bieberstein, Judischer Bolschewismus , p. 193.

5 Fac-similé in Joachimsthaler, Anton, Korrektur einer Biographie. Adolf Hitler, 1908‑1920,Herbig Verlag, 1998, p. 243—244.

6 形容词“völkisch”在大多数词典中都被翻译为“民族”（nation）或“民众”（populaire）。事实上，它涵盖了这两个词在法语中所不具备的意思。Völkisch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从19世纪末到1933年之后纳粹几乎将这个词彻底吸收为止，该词体现了在此期间德国极右翼思想中的许多层面，但并非所有的层面。它本质是想对与法语中的民族（nation）相异的“人民群体”（Volksgemeinschaft）做出定义。理想、有机的群体排除了犹太人，摒弃了阶级斗争。Völkisch试图重新找回将日耳曼人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生物和/或文化上原初的纯洁性。这样就出现了民间传说和秘传学说，并开始寻找虚幻的雅利安人种或新异教主义。

7 这些泛日耳曼主义的论调原封不动地反复出现在希特勒1920年至1922年间的演讲中。

8 Thomas Mann, Aufsätze-Reden-Essays , Bd.3 : 1919—1923, édité par Harry Matter, Berlin, 1986,p. 187.

9 Thomas Mann,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 Frankfurt am Main, 1983, p. 437.

10 Henry Pickers,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 4.02.1942, Propyläen, 2009, p. 140.

11 Timothy W. Ryback, Dans la bibliothèque privée d’Hitler , Le Cherche Midi, Paris, 2009.

12 Josef Ackermann, Heinrich Himmler als Ideologue , Göttingen, 1970, p. 198.

13 Tischgespräche , ibid .

14 Reginald H. Phelps,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963), no 3, p. 274—330.

15 E. Jäckel,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 1905 — 1924 , p. 328.

16 Ibid ., p. 330.

17 Ibid ., p. 450.

18 Ibid ., p. 452.

19 Ian Kershaw, Hitler , Flammarion, t. 1, p. 239.

20 An early Hitler Speech , A. D Harve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 3 (1996), p. 767—76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Scheubner-Richter, Was wir von unseren Feinden lernen können! , Aufbau Korrespondenz, 14 janvier 1922.

22 Thomas Wollschläger, General Max Hoffmann , Books on Demand, Norderstedt, p. 68.

23 Johannes Hürter, Hitlers Heerführer , p. 82.

24 Erich Ludendorff, 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1914 ‑ 1918 ,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Verlagsbuchhandlung, Berlin 1919, p. 138, 146 et 148 (et citations suivantes).

25 Victor Jungfer, Das Gesicht der Etappe , Fritz Würtz, Berlin, Riga, Leipzig, p. 16.

26 V. G.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5.

27 Ernst Hanfstaengl en porte témoignage dans Hitler . The missing years , p. 47.

28 General Max Hoffmann, Der Krieg der versaümten Gelegenheiten , München, Verlag für Kulturpolitik, 1923.

29 不过，还不能说霍夫曼影响了希特勒，后者只是读了他的著作而已。一方面，希特勒无法忍受霍夫曼要和法国和解的呼吁，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忍受霍夫曼的妻子是犹太人这个事实。在此感谢托马斯·沃尔施莱格（Thomas Wollschläger）对霍夫曼将军所作的评论。

30 我们发现这个说法原样不动地出现在了希特勒第二年写就的《第二本书》中，尤其是第6章的题目“从帝国的统一到空间政治”（Von der Reichseinigung zur Raumpolitik）和第9章的题目“既非边境政策，亦非经济政策，更非泛欧政策”（Weder Grenzpolitik noch Wirtschafspolitik noch Paneuropa），in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Band II A, K. G Saur, 1995, p. 36 et 78。

31 Fritz, T., Epstein, Der Complex « Die russische Gefahr » und sein Einfluss auf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im 19.Jahrhundert , in: Immanuel Geiss et Bernd Jürgen Wendt(éd.), Deutschland in der Welt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 Bertelsmann Universitatsverlag,Dusseldorf, 1973, p. 149.

32 L. V. Chaporina, Dnevnik (Moscou, 2012), t. 1, p. 61.

33 Vladimir Vernadski, Dnevniki, 1917 — 1921 , p. 198.

34 ARAN. F. 518. Op. 2. D. 14. L. 8—9.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

35 ARAN. F. 518. Op. 2. D. 14. L. 13.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36 Goebbels, Tagebuch , Fröhlich, 1/II, 26 juin 1926, p. 99.

37 Oleg Budnitski, Russian Jews between the Reds and the Whites , p. 42. Texte du 8 juin 1917.

38 Oleg Budnitski, Russian Jews between Reds and Whites 1917 — 1920 , Pennsilvania Press, 2002,p. 2.

39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 p. 108—109.

40 Michael Kellog, The Roots of Nazism , p. 61.

41 Alfred Rosenberg, Das Verbrechen der Freimaurerei : Judenturn. Jesuitismus. Deutsches Christentum , VIII, Auf gut deutsch , 28 février 1921.

42 Scheubner-Richter, Zum fünften Jahrestag der Revolution , Aufbau-Korrespondenz, 9 novembre 1923, 1.

43 Alfred Rosenberg, Auf gut deutsch , 28 mars 1919. Cité par M. Kellogg, The russian Roots… ,p. 139.

44 Vinberg, Der Kreuzesweg Russlands . Cité par M. Kellogg, The russian Roots… , p. 141.

45 RGASPI. F. 17. Op. 85. D. 102. L. 183.

46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Band III/1, dok.87. « Politik der Woche », article in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 9.II.1929.

47 Wolfgang, Horn, Ein unbekannter Aufsatz Hitlers aus der Frühjahr 1924 ,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ahrgang 16 (1968), no 3, p. 280—294. Le texte lui-même se trouve à la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de Munich (60/39119).

48 Cité par O. Plöckinger, Mein Kampf , p. 23.

49 E. Jäckel,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 — 1924 , p. 697.

50 Ibid ., p. 662.

51 Ibid ., p. 867.

52 第一卷第4章（“慕尼黑”）也论及了生存空间和结盟的问题。

53 我们在《我的奋斗》中发现他援引了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安东·德莱克斯勒、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亨利·福特，以及迪特里希·埃卡特这些人的著作。

54 O. 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 p. 428.

55 如需了解对《我的奋斗》的阐释，可参阅Barbara Zehnpfennig,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Studienkommentar , W. Finf, UTB, 2011。

56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 vol. 1, p. 853.

57 En français in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 vol. 2, p. 1659.

58 Ibid ., vol. 2, p. 1659.

59 Ibid ., vol. 2, p. 1659.

60 Ibid ., vol. 1, p. 475.

61 希特勒喜欢在演讲中使用习语。比如1927年11月24日在不伦瑞克的演讲，《人民观察家报》12月第4/5期做过报道。

62 Cité par Francis L. Carsten, «Volk ohne Raum: a note on Hans Grim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 2, no 2,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pr.1967), p. 221—227.

63 Hermann Graml, Hitler und England. Ein Essay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ssenpolitik 1920 bis 1940 , IfZ Oldenbourg, München, 2010, p. 15.

64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 vol. 2, p. 1629.

65 Hans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 Grund eigener Erlebnisse und Erkenntnisse , 2e ed., Neuhaus, 1955, p. 39.

66 H. Backe, Nahrungfreiheit , p. 8, cité par Alleweldt, Bertold, Herbert Backe , p. 64.

67 W. Maser, Hitlers Briefe und Notizen. Sein Weltbild in handschriftlichen Dokumenten , Leopold Stocker Verlag, Graz, 2002.

68 Ibid ., p. 267.

69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Band II A, p. 19.

70 Goebbels, Tagebücher , Teil I, Bd.1/II, p. 55.

71 Goebbels, Tagebuch , Fröhlich, 1/II, p. 75.

72 Der Interventionskrieg gegen Russland und das deutsche Interesse ,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riefe, 20 (1928/29), p. 323—328 (15 avril 1929).

73 Goebbels, Tagebücher , Teil I, Bd.1/III, p. 281.

74 Pour reprendre le titre de l’ouvrage d’Albrecht Tyrell,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ünchen, W. Fink, 1975.

75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II/2, August 1927-Mai 1928, doc.268, p. 68 et sq.

76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 II/1, juillet 1926-juillet 1927, doc.146, p. 368 et sq.

77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 Série C, 1933‑1937, vol. 1/1, p. 21, Göttingen,1971—1981.

78 J. W Brügel/N. Frei, Berliner Tagebuch 1932 ‑ 1934. Aufzeichnungen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Diplomaten Camill Hoffmann , Viertelja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Jahrgang 36 (1988), no 1, p. 176. n3RPvh79rPoWrwFjN7uj1nGLaD55JI3o/ZjQMoZ9aZTQVQGAovXUChGwpg4I6gse

第二章
苏联的孤独从拉巴洛到慕尼黑
（1922—1938）

他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希特勒］不用活得太久。他家里人都活得不长。就连他的父母都是年纪轻轻就死了。所以，必须立马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生存空间！），也就是说要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这么干。子孙后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他这个人才有能力达成这个目标。

——1937年10月31日，希特勒对纳粹党宣传部门负责人
秘密讲话的报告 ¹

1922年4月16日，星期日，复活节，在意大利圣玛格丽塔—利古雷 的帝国饭店的包房里，沙皇时期的外交官，后被列宁再次启用，使之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格奥尔基·契切林，和德国外交部长及通用电力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签订了一份《拉巴洛条约》，拉巴洛是相邻市镇的名称。在场的有200名记者，其中就有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把这条令人错愕的新闻用电报发回了编辑部，这条新闻使正在热那亚召开的经济会议相形见绌，因为德国和苏俄的代表团此时就在意大利的这座里维埃拉式的城市里。

条约文本是这么写的：德意志共和国，也就是三年前诞生的魏玛共和国，与诞生时间稍久的苏俄彼此承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与赔偿问题一笔勾销。条约还附了“互相释放善意”的协议，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彼此补足，由此突飞猛进：1932年，苏联成为德国第三大出口国，第二大出口市场。而且，不用说，《拉巴洛条约》还批准了两国一年前即已开始的秘密军事合作。

两个主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在国际关系中被人避之不及，彼此都对西方大国相当冷淡，还有什么比这更说得通的呢？新生的国家波兰占有原先德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省份，所以两国都对波兰充满了敌意，都有跃跃欲试的侵略意图，关系自然也就更为巩固。契切林和他的德国谈判对手提出建立军事同盟，“摧毁如今的波兰”， ² 只是后来并未缔约。1922年的时候，国家防卫军首脑冯·塞克特将军就表达了对华沙的憎恨：“波兰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和德国存在的环境不相协调。波兰必须消失，考虑到它自身内在的缺陷，以及我们的协助者俄国的情况，它必须消失。” ³ 九年之后，伏罗希洛夫在和国家防卫军秘密参谋部的首脑亚当将军讨论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几乎是一字不差。 ⁴ 该条约使苏俄摆脱了1918年起便遭受的被四处围堵的孤家寡人的状态。对德国而言，这是在对协约国说不，返回俾斯麦的传统亲俄路线，但军队和外交界却捂住鼻子，认为苏维埃政权腐化堕落，令人厌憎。《拉巴洛条约》在十年时间之内成了两国对外政策的柱石。它也是瓦尔特·拉特瑙签署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两个月后，他就被慕尼黑的执政官组织枪杀。

德国方面，国家防卫军无疑构成了条约签署成功的驱动因素。国家防卫军可以借此为德国融入“凡尔赛体系”设置障碍，且希望获得苏俄的帮助，以此来限制《凡尔赛条约》强加给他们的军事建设方面的诸多限定条件。其背后的想法是，他们确信几乎整个世界都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苏俄的经验终将失败，所以他们就希望苏俄越是失败得彻底，他们就越是能和苏俄红军及其最具威望的指挥官，出身于沙皇时期旧军官的图哈切夫斯基确立牢固的合作关系，阻止法俄联盟死灰复燃。从列宁这方面来看，他和后来的斯大林一样，认为《拉巴洛条约》既是一种获取高端工业产品的手段，也是持久揳入资本主义大国前沿阵地的一个楔子。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卡尔·拉狄克（1885—1939）和克里米亚的俄国人维克托·科普（1880—1930）是1920年代活跃在柏林的两个引人注目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最先认为德意志民族的愤恨之情可以成为“解放战争”的发动机，他们的党应该支持之，利用之。莫斯科应该以此为杠杆，从西方手中夺取德国。他们的分析说服了列宁，为德俄之间的合作关系披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

不过，两国之间的秘密军事合作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尽管容克斯公司获取了特许权，将飞机厂建在了莫斯科附近的菲利，德国的技术援助人员也在伊瓦奇琴科沃组建了一家生产毒气的工厂，但从1926年起，这两家企业都停办了。只有在克虏伯监制之下，在列宁格勒和图拉生产的40万颗大口径炮弹的合同按时交付。之所以热情减退，部分是因为《洛迦诺公约》（1925）的签订使得魏玛共和国获得了欧洲的一致接纳，1926年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开始靠拢西方诸国。苏联方面也很快就重燃起对“帝国主义阵线”的恐惧，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柏林试图让搭档放心，便在1926年4月24日和苏联在柏林签订了“友好条约”，以此确保《拉巴洛条约》继续有效。但这么做并不够：虽然和德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苏联仍然倍觉孤单。

1927年的战争狂热

1927年5月12日，伦敦警方搜查了苏联通商使团所在地，由此暴露出孤家寡人所蕴含的风险。警方指控苏方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反正不管是否得到证实，5月26日，斯坦利·鲍德温主导的保守党政府还是和苏联中断了外交关系。做出该项决定的真正动机是，因为莫斯科支持1926年5月的总罢工，导致大英帝国陷入瘫痪，还有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和上海的工人起义。这次事件使得人心惶惶，对苏联的历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下议院激烈的言辞在英国人的耳中回响，丘吉尔在会上呼吁重启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东征，这话斯大林永远不会忘记。苏联的领导层发现自己陷入了和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战争之中，从俄国内战时的经验来看，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英国会对所有苏联的敌人进行扶持。6月，苏联驻华沙的大使帕维尔·沃伊科夫被一名俄国移民刺杀，莫斯科认为那是一个迹象，表明伦敦正在计划入侵苏联，打头阵的是波兰。6月8日，针对这次事件，斯大林从度假地发了一封电报给政治局：“我收到沃伊科夫被君主主义者刺杀的消息。我觉得那是英国下的黑手。他们想要挑起我们和波兰之间的冲突。他们想再来一次萨拉热窝。” ⁵ 几个星期后，他和季诺维也夫宣布：“战争不可避免。” ⁶ 苏联的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的情绪，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吃惊的是，时时处处都能见到大家对战争的恐惧，但又觉得战争难以避免。” ⁷ 羸弱不堪的红军让苏联寝食难安。61万兵力，60辆坦克，698架飞机，39艘老掉牙的军舰组成的舰队， ⁸ 可1925年深不见底的低谷还没走出来呢。

但苏联领导层最恐怖的噩梦就是，现在普遍出现一种趋势，不想再打一场类似于把罗曼诺夫皇朝拉下马的战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农村地区的精神状态做了报告， ⁹ 结论很明确：农民很怕战争，对现政权持敌视态度。他们囤积粮食以应对冲突，把有可能会被征用的马匹和推车全都卖了；拒收官方货币金卢布，中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导致10月起又开始在一些工业中心强制实行基本食品的定量配给。失败主义的言论，呼吁拒绝应征入伍和当逃兵，希望现政权倒台，表达得都很赤裸裸。打一场仗不就把沙皇赶下台了吗？那再打一场就可以干掉现政府了！在这种语言上的敌视和拒绝交付谷物的情况下，警方便指责中农和富农企图颠覆政权，说他们要扼杀城市。去农村小住的韦尔纳茨基写道，在农村里，只有一种呼声：战争只要开始，我们就起来干倒现政府，干倒知识分子，干倒城市。农村会和城市开战。 ¹⁰ 指挥层对苏联红军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转变也是忧心忡忡，一份呈给政治局委员的绝密报告里提到了这一点。

爆发战争或内部动荡的时候，出身农民大众的士兵究竟会怎么做，取决于军队政治部门怎么开展工作。［……］当下这个时候，红军内部几乎已［……］完全看不到工人骨干。尽管师长和团长仍然是工人出身，或是内战期间表现出对无产阶级革命忠诚的人，但连和排都是由农民出身的人以及“其他”阶层的人指挥，况且这些人都没参加过内战。［……］工农军队都成了农民的军队。［……］这种趋势在本土防御系统的干部圈子里是个极大的威胁。［……］此外，民族支队，尤其是哥萨克人居住的地盘，或政工干部弱势的地方，都会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威胁。 ¹¹

1927年由现政权操控的大恐慌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第一就是使国家机关和动员计划适应于开战的可能性，这是序曲，接下来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军事化。苏联红军再次获得预算上的优先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1929年到1941年，苏联红军从人数上看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直到1936年，苏联一直都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时候支持应对一场大型冲突的大国。

1927年大恐慌的第二个后果是意识到了国际上孤立所造成的危险。契切林的副手李维诺夫就是这么登上舞台的。关于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历史记住的只是他在75岁的时候因心脏病死在床上，从而完成了一件壮举。其实，斯大林一点都不喜欢他，最后还把他关进了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他的真名是迈尔·瓦拉赫—芬克尔斯泰因，波兰和立陶宛血统的犹太人，父亲是个银行家。他妻子艾维是英国公民，出身于中产阶级。他对上流社会很熟悉，十年流放期间，他就游走于那些人中间。他能讲七种语言，口才极佳，戴副夹鼻眼镜，套个假领，爱打桥牌。这副世界主义的资产阶级形象让斯大林很不喜欢。但他这个人懂得如何务实，领袖（Vojd） ¹² 看得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优势。因此于1930年让他当了外交人民委员，使命就是同西方建立外交管道，分裂帝国主义阵营，预防战争的风险。一直到1938年，李维诺夫的名字都是同和西方民主国家保持接触政策以及遏制希特勒的集体安保政策相连的。他对意识形态之争没什么兴趣，这使他能很好地适应世界革命失败引发的“和平共存” ¹³ 这一概念。他眼睛眨都不眨地就向希特勒之前最后一任总理冯·施莱谢尔将军保证，说“他觉得德国对待共产党的方式和俄国对待国家公敌的方式没什么区别，这点再自然不过”。他的务实态度使他达到了另一个高峰，1933年4月1日，他向斯大林提出将苏联驻柏林大使列夫·辛丘克免职的建议，给出的论点让人始料未及：“我们的整个外交使节团队由同一个种族的人［也就是犹太人］构成似为不妥。”斯大林根本就没想讨好希特勒，于是就用雅科夫·苏里茨替换下了辛丘克……苏里茨也是个犹太人。

1927年战争恐慌情绪引发的第三个后果影响最大，那就是1928年的“伟大的转折点”： ¹⁴ 工业化，五年计划，镇压富农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个“伟大的转折点”对巴巴罗萨行动造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让苏联红军有了武器，而且武器还很充足。另一方面，由于镇压的力度极大，当局并不敢确定农民是否愿意和它一起反抗外国的侵略，拯救工人国家。

无论是1927年，还是1941年，在领导层的头脑中，对外战争始终都会冒一个风险，担心最后也会和自己国家的一部分人民开战，他们惧怕重演1917年军队不愿合作的局面。苏联就像个堡垒，外面围得水泄不通，内部却又危机重重。关于这种长期的围困状态所引发的狂热状态，老布尔什维克阿贝尔·耶努吉泽在1928年5月说得很好，他对捷克驻莫斯科使团负责人约瑟夫·吉尔萨说：

以前要好多了，我们面前还有个具体的敌人。［……］可今天，敌人不见了，但我们都能感觉而且认识到，到处都有隐藏起来的、做了伪装的敌人；不管在哪儿，我们都看不见朋友。对未来的不信任甚至都深入到了最狂热的领导层之中。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层彼此之间也不信任。［……］我们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就在我们国家四周，也在我们国家的内部。 ¹⁵

国家防卫军和苏联红军的秘密恋情

1927年的危机和担心与英国及其友邦开战的恐惧开启了苏联红军和国家防卫军之间合作最具成效的一段时期，这次是在人员培训和技术实验上进行合作。在喀山开设了一所装甲学校，在利佩茨克开了空战学校，在托姆卡开了生化战学校，这是三个在德国本土被禁止并被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监控的领域。相应地，苏联军官在德国参加实习，接受参谋工作和战术方面的培训。这些来往都是秘密进行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国家防卫军组建总参谋部，但它还是都偷偷摸摸地进行了培训。从1926年起，德国军方和外交领域的观察员都会参与苏联红军陆空两军的秋季大规模演习，国家防卫军则会受邀参与地面演习。负责交流方面事务的冯·勃洛姆堡将军还拿合作当挡箭牌，有苏联人在，德国国会里的共产党应该就不会再发出反军国主义的言论了。莫斯科在内部文件里称呼勃洛姆堡是“红军的朋友” ¹⁶ ，勃洛姆堡应该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在他以及他的那些同僚看来，波兰人和法国人才是敌人。首席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勃洛姆堡直到1938年之前一直都是希特勒的战争部长，后来他也一直在担任这个职务。1945年，他在纽伦堡的囚室里写道：“我觉得我以前的论点是正确的：比起西方，俄国人和我们更亲近。” ¹⁷ 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在1928年12月28日提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里，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赞扬苏联红军的干部“将在德国接受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学习什么才是优秀的外国军队。有了德国军队，我们就有了对照的标准”。 ¹⁸ 德国方面，威廉·施派德尔将军在战后写道：“对总参谋部来说，苏维埃俄国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一扇敞开的窗户。” ¹⁹

交流的人员中有5000名德国军人，其中200人是飞行员。苏联方面，有196名军官出现在培训名录上，所有人都是高级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埃德曼、亚基尔、叶戈罗夫、伊万·别洛夫，还有两个后来当上了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长，他们是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德国来访人员或受训人员中有一些人今后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冯·勃洛姆堡之外，还有威廉·凯特尔，后来他当上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统帅，还有雷德尔，他是德国海军元帅。巴巴罗萨行动期间，大量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停留在苏联各国，如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霍特、哈尔佩、冯·施韦彭堡、海因里西、屈恩、克雷布斯、屈布勒、马克斯、莫德尔、内林、莱因哈特，以及后来负责情报部门的金策尔和巴巴罗萨计划的核心人物保卢斯。1928年派往利佩茨克的43名飞行员中，有20名后来都成了德国空军的将军，其中四人保罗·戴希曼、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汉斯·赛德曼、马丁·菲比希把苏联红军的航空兵打得苦不堪言。 ²⁰ 在利佩茨克，他们不仅第一次练习了俯冲进攻技术和空地无线发报技术，也测试了德国的第一代战机：荷兰福克公司秘密制造的双翼Fokker F D XIII战机、阿拉多Arado 64/65战机、亨克尔He 51战机、道尼尔Do 11重型轰炸机、容克斯K 47攻击机。

那么这些交流项目是否对巴巴罗萨行动产生了影响呢？苏联方面，对军官的成长、部队单位的构成、陆军各兵种战斗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参谋部的工作而言，绝对不能说没效果。战争推演的发明、实弹训练、生化战的操练，毫无疑问都留下了痕迹，而且有助于弥补不足之处，照冯·勃洛姆堡的说法，苏军最糟的地方是“烦琐，而不是简洁和精确，这样就阻碍了参谋部开展工作，指挥方法上发展相当落后”。 ²¹ 图哈切夫斯基好几次赞扬了苏军在柏林的受训人员所取得的进展。“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国家防卫军就是红军的老师；这点令人难以忘怀，也不该被忘记。” ²² 他本人也对1932年德军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操演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清楚地看到了冯·伦德施泰特和冯·博克是如何指挥部队实施机动作战的。兴登堡总统也亲自前来，向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小参谋部致以问候。但这次获得的经验许多后来都消失了：80%在德国的受训人员或观察员（上述八人中有六人）后来其实都在1937年至1940年间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在德国的这次培训成了这些人的棺材钉，后来被拿来提起指控，说他们替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从德国的观点来看，除了装备测试之外，还在工程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舟桥兵和毒气战方面。特别是，他们在喀山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可以在坦克中架设无线发报机，解决快速编队、指挥以及控制距离这些头等问题。德国的技术员对构成1941年红军95%机械部队的坦克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如T—26、T—28、T—35、BT坦克。苏联人掌握的两个关键概念，即将军队与国家一体化，和干部的政治化，后来在希特勒那儿也开了花结了果，冯·勃洛姆堡和冯·赖歇瑙就是这一脉络的先行者。 ²³ 1928年，冯·勃洛姆堡在苏联巡视了一番，写了一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建议模仿苏联，“在军队［和］民众组建的被动防御组织内部从事宣传活动”。 ²⁴ 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传承下来的一些陈词滥调（不一定都不对）也得到了强化：俄国防御强，进攻弱，农民兵吃得起苦，但自主性差，军官相对于其所执行的任务来说地位太低，参谋部的工作杂乱无章。在装甲运用理论方面，德国人和苏联人都各自取得了进步，没看到彼此受到对方的影响。不管他们彼此从对方那儿学到了什么，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当时没有其他哪个军队能像苏联红军和国家防卫军那么熟悉对方。苏联人甚至还同意定期交换他们的情报部门从波兰和罗马尼亚军队收集来的情报，但在苏德战争期间，他们并没有对盟军这么做。

从1932年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军事合作就放缓了脚步，至少在一开始，这种情况是两国的军人所不愿看到的。李维诺夫开始同波兰和法国建立联系，这两个国家后来同苏联签订了让柏林不快的条约。12月11日，德国方面在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上就这个领域同《凡尔赛条约》的签署国获得了同等的权利。缺了对波兰的共同憎恨和秘密重整军备这两根柱石，《拉巴洛条约》就只是双边的协议而已，和其他协议没什么不同。几个月后希特勒的上台叫停了军事合作。苏联的基地和电台均被关闭，最后的关闭时间是1933年9月15日（近300万马克的装备都留在了原处）；如受邀参观演习之类的军官交流和互访也被叫停。对进攻概念和新式装备进行了充分试验的苏联红军和国家防卫军彼此依依不舍地看上一眼，却渐行渐远。创建德国空军的戈林强烈要求苏联军官不得在他的基地周围训练。国家防卫军最亲俄的军官，如哈默施泰因、亚当、奥斯卡·冯·尼德迈尔都被弗里奇将军之类激烈反苏的军官替换。深受希特勒欣赏的冯·勃洛姆堡后来也被说服，认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有其合理性。1934年2月23日，他把苏联红军从友军的名单上划掉，将其列入了潜在敌军的范畴内。

从斯大林这方面来看，同柏林进行冷战等于只能不情不愿地把拉巴洛这一页翻过去。等待了几个星期之后，斯大林让外交公署寄了217份抗议照会，抗议1930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戈培尔在帝国发起的猛烈的反苏宣传攻势。《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正告柏林：“这样的政策也会孤立德国，只有疯子，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谁都知道对德国不抱持敌意的唯一一个国家就是苏联，这不是什么秘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你们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却不愿去了解这一点。［……］只有坐在皇位上的疯子才会这么干。” ²⁵ 6月22日，在德国共产主义先驱克拉拉·蔡特金的葬礼上，斯大林带头举行了大规模反纳粹示威游行。9月26日，所有德国媒体记者都遭到了驱逐。1933年12月，在斯大林的建议下，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极端反动分子、好战分子以及帝国主义者的恐怖独裁行为”。这个说法后来就成了惯用语，再三出现。在苏维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上，斯大林说希特勒的统治长久不了，在这点上，他和欧洲的许多观察家犯了同样的错误。 ²⁶ 1935年10月26日，尽管出现了这个新的动向，但在帝国驻莫斯科大使冯·舒伦堡伯爵私家宅邸的晚宴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还是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如果德国和苏联能像不久之前那样保持友好的政治关系，那两国就能确保世界的和平。” ²⁷ 我们不知道他这话是不是克里姆林宫的意思，但这话反映了斯大林对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何要与苏联破裂始终耿耿于怀的内心想法。这话也表明了苏联的军队首长仍然认为国家防卫军拥有它并不拥有的政治权力，而他们自己在斯大林政府内的权力要比想象的大。1937年的行刑队开始倒计时。

布尔什维克心中的世界

对饱受各种威胁和动荡之苦的苏联来说，希特勒上台此时还算不上最糟的情况。因为斯大林这人天性妄想偏执，十分担心自己遭到政变的结局，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会输，只有他自己认为会赢，其危机之严重可见一斑。1930年代初的局势又加剧了这种情绪：苏联既可能因其内部紧张程度的积累而内爆，也可能因环伺四周的一系列敌对国家采取的行动而爆炸。

尽管斯大林让李维诺夫来负责外交机器的运转，但制定外交政策的还是他及周围的那些人。外交机器的运行遵循的是列宁制定的一些标准以及对列宁本人的信仰。第一条是持久存在反对“世界上唯一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帝国主义威胁”，这种威胁相当严重，过个一到十年，“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就会难以避免。出于1927年对战争的恐惧，1929年，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写了一本小册子《会有战争吗？》， ²⁸ 他的观点是战争马上就会爆发；1930年，轮到波兰成了这波恐惧情绪的目标，然后又是1931年的日本。

第二个信条部分地和第一个有所抵牾：苏联需要和平，因为它很虚弱。经济和军事上的虚弱就需要保障外部的安全，这样布尔什维克就有时间来改变社会，在面对内部形形色色或真实或假想的敌人时，能使政权维持稳固。这也就是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第一次社会主义工业干部大会上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的意思。曾是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讲话的时候喜欢列举，但我们发现他在列举的时候，并没有提及1917年被德国打败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古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俄罗斯因为落后而持续挨打的历史。被蒙古的可汗打败。被土耳其的贝伊打败。被瑞典的封建主打败。被波兰—立陶宛的封建领主打败。被英法的资本家打败。被日本的王公打败。整个世界都把俄国打败了，就因为俄国落后。军事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他们打俄国，是因为这样能带来好处，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因为这就是剥削者的法则：专打落后者和弱者。［……］这就是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落后的原因。［……］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时间里跑完这段距离。我们要么跑完，要么就被碾压。 ²⁹

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的顺序并不一致，因彼此竞争而遭到了削弱。必须避免形成一个“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因此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简言之，要寻找可能帮助苏联的盟友就是第三个信条。因《凡尔赛条约》和《拉巴洛条约》而被赶出帝国主义阵营的德国，无论是在1933年，还是在1922年，都是莫斯科努力争取的标靶。德国难道不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正好可以暂时解决三个信条之间的矛盾吗？不到几个星期，希特勒就把列宁传下来的苏联对外政策的这根柱石给打碎了。

最后，是第四个信条，就是秉持“国际主义者的责任”，也就是说要重新确认世界革命的目标，哪怕是远期的目标。为了保持和平，就必须和某些帝国主义阵营的国家有所往来，但采用外交政策的做法只是暂时的。只要苏联这个国家的力量允许、条件允许，革命——对斯大林而言，就是苏维埃化——会再次大踏步向前。如有必要，红军队就必须亮出刺刀，冷酷无情，不把现有的条约当回事，被占领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怎么想也无所谓。这种态度是不是苏联当政者的特点，或者说他们是否要彻底返回到俄国以前的帝国主义，还是前者掩盖了后者的本质，这些都有讨论的空间。斯大林从1925年1月起便开始考虑开战时对己有力的框架：“和以前一样，我们的军队必须高举和平的大旗。但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就不能抱着胳膊不动，而是必须走上比武场，但得最后走进去。我们参战是为了在天平上投下关键的砝码，使天平发生倾斜。” ³⁰

处于内战边缘的苏联

苏联社会从诞生起便暴力蜂起，创伤接二连三。最严厉的酝酿着内战的措施，就是斯大林1929年发起的农业集体化。苏联为了推进农业集体化，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以此来对抗它所瞧不起的“属于过去”的一个阶级，它像对待殖民地民众那样对待这个阶级，带有同样的偏见，无视他们的苦难，用的也是同样的粗暴手段。1933年4月4日，集体化开始之后三年，此时希特勒已经掌权，哥萨克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给领袖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了自己在北高加索的所见所闻。

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饿馁而死。成年人和儿童身体浮肿，吃的都不是人吃的东西：腐烂的动物尸体，栎树树皮，沼泽地里的野草。［……］为了让集体农庄庄员招供麦子藏在什么地方，（专门的机关）［……］就会打断他们的关节，在脖子上套上活结，把他们沉到顿河里。［……］大多数恐怖手段使用的时候，完全丧失了分寸感。过度成了通行的准则。 ³¹

1932年和1933年，大饥荒导致500多万苏联人死亡，其中许多都是乌克兰人。1941年，幸存者仍然对这场惨剧记忆犹新， ³² 所以曾对德国军队热烈欢迎。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大饥荒也有很大的影响，削弱了国家的储备力量，结果，遭殃的就是苏联红军。1941年至1942年征来的兵员中大部分都是1917年至1921年出生的年轻人。1926年，他们占人口的10%，1939年只占8%。大饥荒中死得最多的就是饥肠辘辘的青少年，他们发育迟缓，这也就解释了10%的征召来的兵员在过审的时候被要求下次再来。 ³³ 除了这样的损失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行为之外，还有1929年再次发起的反宗教运动，这场运动对恪守传统的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些行动使政权产生了动摇，使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审慎的策略。哀鸿遍野之声也扩散到了军队内部。还是在1937年，大清洗又使人多了一层不满，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一整袋一整袋审查过的农村招来的新兵的信件运往莫斯科：“我希望战争早点来，我会第一个起来反对现政权。”“沙皇尼古拉就是个白痴，但面包可是多得很，就连白面包都不用排队买。”“斯大林早晚会被干掉。许多人都反对他。”“这就是生活，对不？托洛茨基要是在的话，应该会比斯大林领导得好。” ³⁴

由于强制推行集体化，苏军已是伤痕累累，长期以来本就低落的士气更是一落千丈。1929年6月，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概括了“伟大的转折点”以来新出现的不足之处。

乡村政策［……］导致军队出现“农民运动”。这项运动并没有因为军队政治机关或指挥员的介入被压制下去。它部分渗透到了各级组织内部。［……］由于富农渗透进了军队，而且公开宣扬反革命，出身于贫农和中农的红军士兵的政治活动就开始越来越多。［……］同样也使得全军各区的反犹主义行径大幅度增长。［……］这些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非党员的士兵中间，也出现在了指战员身上，其中就包括党员和共青团员。［……］我们发现犹太人因为遭到迫害进而自杀的情况。［……］还必须强调很难启齿的一点：自杀人数越来越多。1925年至1926年，1万名士兵中有8.3个自杀，1927年至1928年的数字是12.1个。 ³⁵

1941年6月22日，在一些部队，不守纪律和捣乱行为始终都存在。

城市里的情况尽管没农村糟糕，但仍然和那个时代西方各国的宽容度没法比。1932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城里市场上基础农产品的价格和1928年相比翻了十番。1926年，运气好的苏联人——不属于特权阶层——和莫斯科大工厂的工人每天可以吃到150克的肉，1932年是70克。这个数字还要考虑到首都占有了大约全国各级供销网络和合作社四分之一的肉量。每个工人家庭每年可以拿到一块250克的肥皂。奶制品几乎找不到。白面包彻底消失，甚至连莫斯科都没有，斯大林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由此就出现了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阿利卢耶娃离开了，带走了白面包，斯大林要是再结婚，黑面包都会离开。” ³⁶

在这种形势下，骚乱、罢工和暴乱就成了家常便饭。各地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都遭到绑架杀害。1930年1月，格别乌 登记在案的有402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个类别指的是1万人以上的公共事件。2月达到1048起，3月是6528起，集体化时期情况最严重。2月，距梁赞以东150公里的皮捷林斯基区的2.5万个农民一听钟声响起，便起来暴动。他们抢夺被没收的粮食和牲口，对抗格别乌派来的部队，几个月后，格别乌将暴动镇压了下去。1930年至1931年间，集体化总计放逐了180万农民。在乌克兰，整村整村的人每天都会跨过边界，亲吻波兰边防军士兵的皮靴，除了问边防军要面包之外，还要求他们和苏联开战，解放他们。工人阶级也没幸免。1932年4月，伊万诺沃附近的维丘加因为没人干活而瘫痪。人群洗劫了民兵大楼，占据了格别乌和党委大楼。和警察的对抗导致有人被杀。斯大林在政治局的副手卡冈诺维奇被派往当地平息民情。1933年1月，城里的一个工人团体竟然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说“沙皇时期的生活更好”。八年后，这样的局势就显现出了后果，当时，德国军队出现在了伊万诺沃的大门口。绝望的柳芭·沙波丽娜只能内心起来造反。她在巴黎生活了四年，成了有名的画家，1928年返回列宁格勒居住，又重新开始记日记，她只有一个耳朵有听力。1933年4月26日，她写道：

日本夺走了我们的中东铁路。显然，日本根本没把我们的飞机和士兵放在眼里，因为士兵的父母都在村子里饿得奄奄一息。［……］在克里姆林宫，我们就像一排排瑟瑟发抖的羔羊：我们这儿有个得意扬扬的将军，他想“干革命”，当拿破仑，有什么好不能接受的呢？［……］我们的政权穷凶极恶。这儿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一切都建立在谎言和虚假之上。 ³⁷

提莫菲·特列古勃夫住在切尔尼希夫（切尔尼戈夫）州，那儿是乌克兰最亲俄的地方，他在日记里概括了自己和该地区居民的谈话。

战争？那就让战争来吧！战争也好，发洪水也好，地震也好，我们都行，就是不要集体农庄。就连在外国人占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过得更好，比在集体农庄当农奴要好。这不是生活，这是苦役犯监狱。［……］不，我们现在不会再犯傻了。1918年到1919年，他们说会给我们土地。［……］我们会扛着枪走，不是去前线，而是去后方。 ³⁸

1933年，在西方各国首都，还有华沙和柏林看来，苏联没让他们的预言成真。一方面，五年计划使他们可能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国内政策，对待农民阶级的做法，以及许多荒唐之处，比如苏联给工程师的报酬很高，但还是缺这样的人才，于是就在1928年抓捕德国工程师，所有这一切都让西方各国觉得苏联是一个异常的国家。还有1935年开始的大清洗和大审判，到1938年愈演愈烈，然后转为秘室行动，一直到1941年，许多观察者就形成了这样的判断：苏联就是个吞吃自己孩子的怪物，希望它快点消失掉。这种情况就在国际关系上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这么弱的国家，军队不行，外交没有可信度，和这样的国家结盟有什么好处？甚至都不需要大规模的军队介入，就能让它分崩离析，难道不是吗？从1934年至1935年起，希特勒就在酝酿如何从苏联的弱点中牟利。

苏联边境的紧张局势

除了魏玛德国之外，莫斯科就只剩下敌人了。1920年代，在这些敌国中间，苏联最怕的是波兰和日本，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打败过它，现在还能把它打倒。

波兰面积的四分之三是由1914年的俄国领土构成的。1920年，波兰在华沙的城墙下击败了苏联红军，次年与之签订《里加和约》，再次将边境深入东部，将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纳入领土之内。这份和约签署之前，波兰和法国结盟（1921年2月19日），得到军事协定的加持，后再与罗马尼亚结盟（1921年3月3日）。波兰和苏联的关系并没有变得正常化。边境事件层出不穷，经济关系濒于停滞。1926年，年老的毕苏斯基元帅再次掌权，便越发让莫斯科觉得波兰是个法西斯政权，企图恢复17世纪的大国地位。普罗米修斯计划——既是一个概念，又是半官方性质的政治组织——的复兴让苏联人抓到了把柄，而毕苏斯基就是20世纪初该计划的发明者或再发明者。对华沙而言，它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带出现一系列盟国：波罗的海诸国，再加上芬兰，还有罗马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华沙和东京之间相当友好的关系使该计划得以顺利推出，因为后者会向华沙提供苏联红军方面的情报。

不过，普罗米修斯计划并非毕苏斯基元帅的对外政策：毋宁说这有点类似于乌托邦，只有苏联崩溃，该计划才站得住脚，而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等待苏联的倒台。事实上，波兰的外交政策有两个支柱：同两个强大的邻国，也就是德国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不得以损害另一方来获益（也就是所谓的“平衡”政策）；不惜一切代价和法国及罗马尼亚结盟。在这些原则之上有个禁忌：不得让德国军队或苏联军队踏上本国的领土，无论提出任何借口，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行。

由于一方面日本存在侵略企图，另一方面英国又充满敌意，于是在莫斯科的倡议之下，华沙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经过七年的谈判后，两国于1932年7月25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纯粹因为形势的需要，1920年的两个宿敌彼此走近，这给欧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2月，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成了首个造访莫斯科的部长级别的外交官员。在这个场合下，出现了新的措辞：“和平共存”“集体安全”“互不侵犯原则”。但和华沙关系的解冻并不能说明苏联战略上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方面，这只不过是条件使然，就像拉狄克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关于实施的这项政策［接近波兰］，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接近’，就是指：a）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展开斗争，［……］b）‘接近’并不会给出明确的保证，［也就是说这要］取决于条件是否变化。” ³⁹ 另一方面，贝克在心理上犯下了一个错误：他有些自负地拒绝和斯大林见面，给出的借口是他在国家的政府机关里并未担任官方职务。 ⁴⁰ 最后，第三个理由就是对波苏关系的回暖做相对化处理，德国，甚至纳粹，都不应对此起任何疑心，斯大林在1934年1月26日的十七大就是这么讲的：“我们并不针对德国，我们对波兰和法国也没有针对性。［……］当然，我们对德国法西斯政权远没有达到喜欢的地步。但这儿并没有牵涉到法西斯主义，事实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的情况，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我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⁴¹

如果说斯大林想要缓解同西方的紧张关系，那都是因为和东部的紧张关系正在有增无减。1931年9月，日本军队利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地域广阔的中国东北，又于次年建立了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这样一来，日军和苏军就会在长达5000公里的边境线上发生接触。 ⁴² 斯大林提出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1931年12月，日本拒绝了这项提议。蒙古由于粗暴推行集体化而导致暴动，发生兵变，局势不稳，如此一来，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斯大林拒绝了乌兰巴托提出的军队介入的请求：“我认为派遣军队会冒很大的风险。［……］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派出军队会挑起冲突，日本、中国和蒙古就会联合成统一阵线，对抗苏联。”日本战机不停地侵犯苏联领空，远东军区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向伏罗希洛夫发去电报，要求获准开火。卡冈诺维奇于是就给正在索契度假的斯大林去信：“我们已召集委员会开会，讨论了远东问题。我们决定千万不能开火，只要向莫斯科进行汇报即可。我们不敢保证一小撮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不会设法挑起战争。” ⁴³ 斯大林的答复是：“委员会针对远东问题，决定没有莫斯科的命令千万不能开火，这百分之一百正确。很显然，这些问题和这些‘事件’本身都有可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导向战争，只能由莫斯科了解详情之后，再行定夺。我建议不管布柳赫尔怎么叫嚷，我们都应始终恪守这项指示。” ⁴⁴ 这种认为如果对挑衅做出回应，一小撮法西斯主义军人就会挑起战争的看法也是对苏联红军将领的要求，但这种看法将在1941年6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这些威胁，斯大林开始增兵。10万人，到1938年将增至45万人；500架战机，其中170架是格里戈罗维奇TB—5四引擎轰炸机，悉数调往远东地区；1932年创制太平洋舰队。这一年，国防预算比去年的实际开支多出2.5倍。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鲁道夫·纳多尔尼向柏林发去电报，说西伯利亚战争难以避免。1934年1月4日，斯大林对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威廉·布利特也是这么说的。战争部长荒木贞夫 在东京鼓动战争的言论日益增多，他无意间对美国大使说：“如果苏联人继续来骚扰我们，我就会荡平西伯利亚，把他们像苍蝇一样全都赶走。” ⁴⁵ 1932年至1934年间，苏联和日本的边境部队记录在案的冲突就达152起，1935年为136起，1936年为203起。到1937年夏，为争夺黑龙江上的小岛，两军爆发了激烈冲突。翌年，哈桑湖 战斗打响，为时十天，死亡人数达1500人。 ⁴⁶ 斯大林面对希特勒和西方国家采取何种立场，也会随西伯利亚的战火而变化。在莫斯科，没有人会忘记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曾导致俄国战败，革命爆发。

希特勒的外交革命

1933年1月30日当上德国总理的那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欧洲所有的领导人一样，斯大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帮派老大应该变得温文尔雅，现在新闻电影里经常能见到他身着黑色礼服，全套西装笔挺。现实很快就来了：纳粹党开启了一场新式的，而且也很激进的革命。在外交政策方面，希特勒颠覆了习惯做法，尺度前所未见，其中有两个因素导致他在内部获得成功：掩盖和欺骗。他的对手和合作者经常会被他弄得晕头转向，尤其是如果决策层很多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了。那么在柏林究竟是谁在实施外交政策呢？是威廉街的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领导的纳粹党新成立的对外政策部门？代表元首的鲁道夫·赫斯主导的外事组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领导的类似的部门及其一帮“社团”？领导全球性的“德国反共产主义统一联合会”组织，负责颠覆和反共产主义宣传事务的戈培尔？ ⁴⁷ 希特勒的习惯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他一副波希米亚做派，对政府的事务本来就无好感，他不写东西，不计划，不做任何协调，也不遵守任何流程。他从来不对外交官讲话，不喜欢读他们写的报告，喜欢通过奥托·迪特里希每天给他拿来的各国的报章杂志来思考问题。两个小时的阅读又让他找回了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喝咖啡时的习惯，他显然对此很是心满意足。他讲得很多，但随着听众的不同，他的讲话经常会变；他讲得越是多，想法背后的东西就越是隐蔽。六年来几乎每天都会见到他的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判绞刑之前不久说：“时至今日，我始终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知道什么，想要什么，我只知道自己觉得、推测他在想什么。” ⁴⁸ 什么时候是在装腔作势，什么时候是在说谎，什么时候是在欺骗，什么时候是在表达观点，就连他身边的人都没法知道。哈尔德将军写道：“甚至就连我们，和他合作的人，对希特勒内心在思考什么基本上都只能靠表面显露的迹象来做出推测。” ⁴⁹ 观点、计划、假设、方案，所有这一切都飘在空中，飘浮不定，如朦胧的雾气，直到突然间做出决策。希特勒就像个墨洛温王朝的国王，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从不预先通知，从柏林到慕尼黑，从慕尼黑到贝希特斯加登，均是如此，后面跟着那班重臣，永远在钩心斗角的各机构、各部门的代表。这种混乱的局面都是他有意维系着的，这样他就能随心所欲。希特勒不惜把专有的行政部门弃如敝屣，由他一人来掌管外交政策。他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的计划和规划，只有空想、幻觉、直觉、执念。在废止《凡尔赛条约》、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方面，他只有一个固定的想法，那个想法构成了他天空中最为璀璨的星辰，那就是摧毁苏联，在废墟上建设生存空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他在1933年当上总理的时候，和1924年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的时候，同样都没有什么概念。看具体形势，机会来了，就放手去干。

即便希特勒上台这件事并不出人意料，甚至都没出现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上，但一开始还是让莫斯科寝食难安，因为希特勒随后出台的两项政策明显自相矛盾。一方面，总理在围在他身边的保守派的压力下，似乎仍在遵循《拉巴洛条约》的精神。他宣布放松魏玛共和国留给他的那些外交官身上的缰绳，所有亲俄派人士都可以一仍其旧。他在2月6日到3月23日的讲话中表明自己拥有良好的意愿：面对苏联，帝国政府希望能够培养双方的友好关系，这样对两国都有益处。 ⁵⁰ 1933年5月5日，他同意延长由前任发起的德苏友好协议的期限，此前的2月25日，他还签署了一份信贷协定。

但其他行为就背道而驰了，而这些为数众多的行为却体现出了他的想法。苏联通商使团在汉堡、莱比锡和柏林遭到了冲锋队的攻击，德俄石油销售公司 ⁵¹ 的员工遭到殴打和逮捕，《消息报》的一名女记者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苏联犹太人出身的代表的委任状被收回。1933年4月1日，罗森贝格被任命为纳粹党对外政策部门的负责人，尤其是4月28日，他去了一趟伦敦，想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结果一无所获，但这些行为本身已经给斯大林敲响了警钟。希特勒接受《每日邮报》记者约翰·福斯特爵士的采访，他的话没有变，就是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无所畏惧的统一战线：“他［希特勒］希望通过和平手段修改《凡尔赛条约》。德国海外扩张的观点或许战前就已出现，但现在遭到了摒弃。德国并不想和英国在海军军备上竞赛。德国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殖民地或自治领，而是取决于东方的边界问题。” ⁵² 希特勒一开始假装对意大利提出的四国和约——已签署，但尚未批准——感兴趣，坚持说欧洲事务的指挥权要交给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石二鸟：苏联被排除在外，帝国承认四国之间权力均等。在莫斯科，大家都能感受到反苏大联盟的绳结正套在他们的脖子上，更有甚者，7月9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一封电报中说赖歇瑙将军正为了这个目的就此事接触英国人。 ⁵³ 不安情绪很快就消停下来。因为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了一些倡议：帝国退出裁军协商会议和国联。对德国来说，集体安全和多边主义就此终结。斯大林倍觉欢欣，他认为德国的孤立主义行为为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设置了障碍。

华沙和柏林调情

1934年1月26日，柏林和华沙共同刊发了一篇极短的文章，宣布他们想要“开启两国之间崭新的时代”，两国放弃使用武力，在所有领域采取合作。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和波兰大使维索茨基会面，倡议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这件事不但震惊了帝国国内，也使外界惊愕不已。巴黎对其盟友的态度感到错愕。斯大林对波兰的“平衡政策”更是感到不自在——毕竟他还向其建议过要保持军事接触——怀疑两国之间签订了秘密条款，以此来对付苏联， ⁵⁴ 但这样的条款并不存在。这份宣言既不表示结盟，也没有签订条约，是希特勒要求他手下的那些外交官，如外交部长冯·牛赖特、国务秘书冯·比洛、驻莫斯科大使纳多尔尼和迪克森，以及负责经济事务的亚尔马·沙赫特、各路将军，包括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这么做的。所有这些人都对波兰充满了憎恨，对1918年至1920年失去的省份耿耿于怀；所以，他们都想在所有可能出现的议题，如贸易、但泽自由市、波兰的德国少数族裔等方面和华沙对着干；他们都有个心愿，就是保持和苏联的良好关系。 ⁵⁵

除了旅行推销员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之外，只有希特勒独自在帝国的东方政策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好处相当大：华沙疏远了巴黎和莫斯科，柏林使岌岌可危的边境地区得以安全。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因签订了这样一份协议而信心大增，后来又于6月暗中破坏了法苏之间重要的“东方洛迦诺”计划，这项计划本是为了使苏联及其邻国之间互相保障边境安全，所以这一招让希特勒欣喜若狂。德国和波兰之间关系的升温有一个更为深远的理由，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注意到这一点，除了罗尔夫—迪特·米勒是个突出的例外。 ⁵⁶ 1934年的德波宣言还远远算不上是高潮，只不过是一个短期的花招，或者是斗牛士用的一块红布，将今后的猎物引开而已，但它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在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斯卢奇看来，这份宣言是“希特勒向东方扔的一颗炸弹”。 ⁵⁷ 扔这颗炸弹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1918年以来的东方的现状，打开一条通往目标的通途，他一刻不停地一直在瞄准这个目标，那就是消灭苏联。1939年9月1日发起进攻之前六个月，希特勒还曾试图拯救自己的“盟国”波兰，这个词在他眼里，几乎就是附庸的同义词。

希特勒选择波兰首先是出于地缘上的考虑。帝国和苏联并不接壤，因此就必须和波兰这个与苏联拥有1000公里边境线的邻国取得和解，这样才能获得三条纵深插入的路线：北部的维尔诺（维尔纽斯） 走廊，目标是列宁格勒；中部的明斯克—莫斯科路线；南部利沃夫的加利西亚走廊，那是乌克兰的大门。希特勒意识到，截至1938年，自己的军事手段还并不充足，还另外需要波兰提供70万士兵，德国的参谋部认为波兰军队能适应和苏联红军作战，只有他们能在1920年在广阔平坦的乡村地区打败苏联。而且该国有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倾向，尤其是军官阶层，更别说还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保证成功的补充手段。柏林和华沙结盟就能拿到莫斯科的钥匙，这即使不是将军们的想法，也是希特勒的想法。

1月26日签署宣言之后的几个月，柏林的总理府传来各种认为苏联由于日本的侵略即将倒台的传言和猜测。帝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保守派鲁道夫·纳多尔尼发了很多邮件反对这种猜测。尽管远东战争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但他仍然对苏联大厦将倾的结局持怀疑态度。他和李维诺夫及威廉街交谈多次，终于明白希特勒的真实想法就是同华沙合作，以加速苏联的倒台，他觉得这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他在1934年1月9日的一封电报中写得很明确：“［……］让波兰加入和苏联的战争，并在这种情况下，违背波兰的意愿，夺取走廊，这并不是什么在公众面前拿得出手的积极的政策。” ⁵⁸ 和希特勒发生激烈争论之后的3月5日，他就提出了辞呈，拒绝为自己不同意的政策进行担保：德国只有两个外交官有这样的勇气。当天，罗森贝格在日记里写道，他向元首提交了一篇“短论，讨论了德英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他立刻就看了文章，并表示赞成。然后，又提交了一份内容庞杂的备忘录，是关于日本的扩张政策。［……］此后，他就对这类复杂的问题都特别感兴趣”。 ⁵⁹ 罗森贝格在这些文本中只是建议德国、波兰、英国共同介入，对抗苏联，平分胜利果实；日本发起进攻就是一个信号。虽然德国尚未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军事部门也没有重建，但他已经公开谈论对苏战争，认为为此目的，就需要结盟，还规定了扩张的指导方针。

由于苏军情报部门提供的线索，斯大林也在追踪这些进展。1934年2月1日，伏罗希洛夫收到一份德国针对苏联政策的报告，报告结尾有这样一句句子：“希特勒的对俄政策，其目的就是让日本和苏联爆发战争，战争的爆发就能促使波兰进攻苏联，由此实现其帝国主义的图谋。” ⁶⁰ 1934年12月，伏罗希洛夫又通过同样的渠道收到了新的情报：

德军的领导层勃洛姆堡和赖歇瑙完全同意希特勒—罗森贝格的必须与苏联开战的政策。［……］德军准备在东北部开战，也就是说和波兰及芬兰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并在波罗的海诸国登陆。三国的总参谋部在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必须等到日本进攻苏联以后再开始。德军认为法国出于国内原因，仍将保持中立。［……］德国地面部队的将军估计军队备战需要三年（因为缺少重炮和弹药）。但戈林和空军指挥层认为国际形势一旦有利，就必须开战。 ⁶¹

就1934年12月呈送的第三份文件来看，“［……］希特勒已让毕苏斯基确信，在德军的将官内部，那些倾向苏联的人［……］都会被压下去，如施莱谢尔和罗姆。［……］德波行动已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军甚至会交换秘密情报”。 ⁶²

在等待有利时机、重建军队、重振军威之际，希特勒对华沙可以说是紧追不放。1934年1月，波兰邀请戈林来比亚沃维耶扎森林狩猎猞猁和野牛。起初，这件事并无政治色彩，但在这次临时起意驶往华沙的专列上，事情却起了变化，戈林还和毕苏斯基及其军事顾问谈了两个小时。到底谈了些什么呢？照在座者马克斯·约瑟夫·辛德勒将军的说法， ⁶³ 波兰方面提到了德国是否有可能让波兰自由染指乌克兰，作为交换，德国可以染指波罗的海。波兰驻柏林大使利普斯基当时也在场，他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建立军事同盟的提议来自戈林：“特别是在和将军们的会面中，他的想法走得很远，几乎就等于是在提议建立反俄联盟，共同对付俄国。他趁这个场合，说乌克兰会成为波兰的势力范围，西北部俄罗斯则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⁶⁴ 不管倡议者究竟是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波兰人结束谈话的时候，礼貌地保留了意见，他们谈论的是在苏联的西部战线联合发起进攻。罗森贝格在日记中记下了元首的话，他认为元首对最初的这几次尝试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德波政策不应该在十年后再来谈，必须长期如此。至于波兰对东方［乌克兰］的进一步企图是什么，我们丝毫不感兴趣。” ⁶⁵

1935年5月，毕苏斯基去世。三个月后，柏林出版了这位老元帅的战争回忆录，赫尔曼·戈林对这本书做了热情洋溢的介绍。约瑟夫·贝克上校是波兰最有权势的三个人之一，其他两个是军队首脑雷兹—希米格维元帅和总理斯克瓦德科夫斯基。在三驾马车统治期间，波兰政权日益变得专制且反犹，这让柏林开心，却让西方舆论很排斥。约瑟夫·贝克身材极其高大，是个坚定的加尔文派，也是个盲目自信的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波兰军团服役，同俄国人打仗。后来，他专事负责谍报部门，该部门是世界上搜集苏联红军情报方面最得力的机构，其表现优异，部分原因就应归功于他，他的名字是和鲍里斯·萨温科夫 所在的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萨温科夫是俄国移民，在颠覆苏联的斗争中相当活跃。1926年5月，官职不高的贝克支持毕苏斯基发动政变，从而让议会民主派走向了失败。这次政变使他当上了部门的首长，1932年又升为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他一直做到了1939年。选他当外交部长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法国人特别厌恶贝克，1923年他在巴黎当武官，结果法国人怀疑他替德国人从事间谍活动而将他驱逐出境。元帅去世后，贝克同希特勒走得很近，照毕苏斯基的说法，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罗曼史”，当然这话要放在新的背景下，也就是希特勒在帝国执掌大权的背景下来看。波兰并没有对德国重整军备以及重建军事部门的迹象（1935年3月16日）做出反应——他们本来应该做出反应，毕竟那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而对巴黎的反应却相当激烈，1935年5月2日，法国同莫斯科签订了援助协议，两星期后莫斯科又和布拉格签订了协议。华沙的担心可以从地图上看出来：苏联只有深入波兰领土，才能援助法国，也就是说向德国发起进攻或支援捷克斯洛伐克，而这一点正是华沙所不敢面对的。所以，若是赖伐尔 签法俄协定的话，应该会把里面的军事部分剔除出去。

1935年5月，贝克上校和戈林在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上见了面，1936年2月再次狩猎时，两人又见了面。戈林提议由波兰“在俄国北部维持秩序”；对德国而言，它要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原材料对帝国经济至关重要，当时此种论调甚嚣尘上。相比于一年前提出的要求来说，这次在如何划分上，是完全颠倒的。贝克本应觉得担心才对，毕竟在华沙看来，乌克兰这个狩猎场应该由他们来看管。戈林认为占领苏联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次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对着数千名听众做了一场极具煽动性的讲话，两者之间的观点互相印证。“乌拉尔这个原材料的宝库用之不尽，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乌克兰耕种小麦的土地广袤无垠，如果这些都在德国境内，那么在民族社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德国就会无比富饶。［……］每个德国人都能生活得相当富足。” ⁶⁶ 不过，对柏林而言，现在进攻苏联的想法还不到付诸实施的时候。华沙对此避而不答，他们发现德国仍然想和他们寻求合作，还想在使用这根杠杆的时候，给和莫斯科走得太近的巴黎发个警告，显然，华沙方面对此颇觉满意。简而言之，调调情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日本一直都没发起进攻。原材料方面的问题相当紧迫，希特勒不得不在1936年8月推出了一系列权宜性的政策，也就是“四年计划”，想开发出尽可能多的替代品，使帝国做到自给自足。他亲自写了备忘录，目标说得很明确：德国的军队和经济必须在1940年处于能够发动战争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持久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生存空间，尤其要在粮食和基础原材料方面下功夫。 ⁶⁷

依据某些资料的说法，斯大林看过希特勒的这份备忘录，时间是1936年底或1937年初，通过一名常驻柏林的间谍瓦西里·扎鲁宾这个渠道。1937年3月，扎鲁宾返回莫斯科的时候，被叶若夫叫了过去，叶若夫想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真的。扎鲁宾没去理会这话当中的挑衅意味，坚称文件是可靠的，已经得到情报来源的证实。叶若夫仍然有疑虑。“千万不能忘了英国人就想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挑起冲突。”他又这么说了一句。翌日，扎鲁宾被斯大林叫了过去。叶若夫也在场。这次是斯大林问他能否确保备忘录不是被特意“炮制”出来的。然后，他向叶若夫转过身去，来了下面这一段独白：

我们没有情报，没有真正的情报！从这个词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指的是警惕性，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指的是良好的情报组织。我们的情报很糟糕，很弱，被那些间谍弄得千疮百孔。这也证明了，在我们的情报机构里，存在一个为德国、日本、波兰工作的庞大组织。在情报这一块，我们被彻底打败了。

高谈阔论之后，斯大林声明扎鲁宾把他给说服了，但仍然有所保留：希特勒有好几个目标想要达成，究竟哪个才是最主要的？他自问自答，以一句俄国的古老谚语作为回答：“尺子量七遍，下手剪得稳。” ⁶⁸ 这种对自己的特工极端不信任的态度愈演愈烈，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6月22日。

一个格鲁吉亚人在德国的磨难

对希特勒的侵略意图，苏联做出了回应：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人民阵线”，同他们憎恨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目的是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赞同“集体安全”的准则，以这种形式和西方保持接触。李维诺夫后来四处斡旋，草拟了大量多边协议：如东方协定， ⁶⁹ 1934年9月15日，在法国的全面支持下，让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签署两份互助协议，两份协议互有关联，一份是由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1935），其目的是改组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但除了众所周知的这些层面之外，斯大林还推行私人外交，但方向完全相反。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不谈，至少在1937年，他就已经向柏林发出了信号，即便不是要回到《拉巴洛条约》的精神上去，至少也是想保持和平共处，重新建立经济关系。向柏林发送信号的时候，斯大林身边官员的官方讲话或媒体攻势通常也都会一起出现，其中一个就是康德拉基事件，走的是直接接触的路子。

1934年9月28日20点，克里姆林宫接待了一个胖胖的小个子男人，此人着装甚是朴素。达维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康德拉基和斯大林身边的领导层谈了有45分钟时间。第二天14点，他又和斯大林以及国家领导人加里宁谈了15分钟，这是一种苏联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荣誉，毕竟他地位很低，只是个商务专员。康德拉基明白自己的使命后，便出发去了柏林，从1935年2月起，他就和帝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见了面。前阵子，莫洛托夫在苏维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称：“除了和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之外，我们从来就没有其他的愿望，以后也不会有其他愿望。” ⁷⁰ 在和苏联特使交谈过之后，德国就出台了一个协议，批准2亿马克贷款，用机械设备来交换对方的原材料。7月15日，在和沙赫特进行新一轮面谈的时候，这位商务专员坦诚地询问对方“是否同样有可能改善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关系”。部长便向同事冯·牛赖特和希特勒传达了这个请求，后者未予答复。10月30日，沙赫特又提出了提供5亿贷款的提议，条件和之前那次相同。斯大林接受了这个提议，但要求德方交付的一半货物必须是武器。1936年1月，希特勒做出了回复：不行。1935年12月24日，康德拉基又和沙赫特见了面，沙赫特要求莫斯科方面做出官方表态，不再进行任何颠覆活动。斯大林给康德拉基做了指示，以此作为回复，他表示自己愿意去这么做：“苏联政府不会拒绝直接的（政治）讨论。” ⁷¹ 并宣称现在只能保密。毫无结果。虽然赫尔曼·戈林急于找到原材料来重整军备，但小个子格鲁吉亚人同未来的帝国元帅及其担任沙赫特副手的堂弟赫伯特之间的交谈仍然无果而终。1937年3月16日最后一次见面之前，赫尔曼·戈林遭到了希特勒的训斥，显然正是因为这一点，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提议，戈林才会以另一个问题作为答复：“德国政府并没有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有什么区别，你们怎么让我们向前推进呢？” ⁷² 康德拉基失败了。除了受到政治上的羞辱之外，德苏之间商贸往来的体量也渐渐地一年少于一年。1931年还有13亿马克，到1939年就只有9600万马克了。1937年4月，康德拉基被召回莫斯科，在1938年7月的清洗中遭处决，罪名是替德国人从事间谍活动。

康德拉基事件让历史学家们兴奋不已。他们一厢情愿，想要从中看出这次事件预示了今后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甚至还说这位身为使馆代办的格鲁吉亚人和希特勒见了面，可是他们却找不出任何证据。尽管这只是无稽之谈，但还是有必要做几点评述。首先，康德拉基并非秘密行动。李维诺夫了解他的行动，其中大部分都是常规的行为，主要就是讨论两国之间商品交易该采取何种“补偿”方式而已。其次，斯大林这招并不高明：他选择了一个小人物，这人话多嘴快，不会见机行事，他却想让这样的人来牵线搭桥，同柏林保持关系。康德拉基的报告都经过了荒唐可笑的美化，掩盖了德方的保留态度，从而带偏了苏联的决策方向。我们观察到这样的错误并不是最后一次，这是靠恐惧来统治的政权典型的现象。最后，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经济目标就算不见得比政治上的盘算更重要，但分量至少也是一样重。1932年，苏联使用的43%的机械设备是从德国进口过来的。希特勒的上台使德国出口至苏联的贸易额三年内下降了几乎85%，而正处于全面工业化时期的苏联对现代科技产品的需求又相当急迫。苏联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与其他无关。斯大林后来转向英国和美国，但贸易方面的条件更为不利，因为苏联销售的原材料，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从其他地方购买。

康德拉基除了个人能力不足之外，他所肩负的使命之所以完全失败，还因为希特勒根本就没有想要和苏联保持正常的关系。从1934年5月起，他就下令“首先从波兰购买货物，其次再是苏联”。 ⁷³ 1937年1月30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无疑很好地给康德拉基的使命画上了句号。

我丝毫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1 .我们将布尔什维克看作全世界难以容忍的危险；2. 我们会使用一切手段让这种危险远离我们的人民；3. 我们会尽可能使我们的人民免疫，避免受到这样的感染。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要避免和带有这种有毒病菌的国家保持亲近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德国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签订的条约毫无价值。［……］我们拒绝布尔什维克方面给予的任何援助。因为我担心人民如果接受了这样的援助，就不会有好的下场。 ⁷⁴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观察到希特勒为了帝国的经济利益，牺牲过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只要其他任何措施都不管用，而和苏联的协议能更好地为经济利益服务，他就会这么做。

希勒特直到1939年夏才和苏联建立关系，而且是由他单方面提出来的。显然人们还记得，当时在柏林和达维德·康德拉基讨论期间所签的经济协议可以打开一扇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那我们就要自问为什么斯大林还觉得有必要向柏林拉两条线，一条是官方途径，由大使苏里茨对冯·牛赖特；另一条是半官方途径，由康德拉基对沙赫特和戈林。斯大林认为，希特勒的决策取决于内部各派别力量的对比，纳粹党是一派，大工业圈或军队是另一派。确实，从李维诺夫及其部门之间的交流可以看出，苏联领导层相信借助于战略原材料就能将沙赫特、戈林、国防军的将领吸引过来，促使他们说服希特勒与苏联和解。这只不过是纯粹的幻想，表明斯大林并不理解希特勒政权的本质，他没能领会元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政治领域的先知，只有他才是外交领域的王者，而这些根本性的错误到1941年就这么劈头盖脸地压了下来。

《反共产国际协定》

虽然详细探讨1930年代的国际关系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还是有必要在一个关键点上驻足一下，那就是希特勒和伦敦结盟的梦想彻底破灭。和英国结盟构成了《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对外政策“纲领”的两大基石之一。希特勒同意放弃在海军、贸易和殖民方面同英国竞争，期待着英国人能投桃报李，让他自由地在东方获取生存空间，1933年10月，他在和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交谈的时候，对此并不讳言。他的这个期待以他的意识形态作为前提，那就是两国拥有“精神和种族方面的亲缘关系”， ⁷⁵ 而且他并不惧怕英国对纳粹主义抱有的几乎普遍的敌意，随着他的反犹主义 ⁷⁶ 和反基督教的政策日益严厉，这种敌意也越来越明显。有一个时期，这种敌意对鲍德温及张伯伦相继组成的内阁所采取的策略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两位首相考虑的是舆论中的另一种情绪，即和平主义，毕竟成千上万名英国年轻人永远躺在了索姆河和帕斯尚尔的泥泞之中。希特勒对1935年6月18日签署的海军协议有些自欺欺人，他说那天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尽管伦敦只是采取了妥协政策，他却认为开启了前景更为广阔的政治协商空间。可他为什么不选英国和普鲁士滑铁卢大捷120周年这一天来签协议呢？戈培尔在日记里是这么说的：“这份协议相当了不起！［……］它是和英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前奏，最终这份协议就会变成盟约。再过五年。” ⁷⁷ 8月，希特勒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就对外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从戈培尔的笔下能看到这种看法的回响：“和英国是永恒的盟友。和波兰是良好的关系。小规模殖民。向东方扩张。波罗的海国家都是我们的。” ⁷⁸ 但拉芒什海峡彼岸 却没有提出共同管理的提议。相反，希特勒这些明目张胆的倡议，以及委任敌视英国的里宾特洛甫当大使（1936年10月—1938年2月），都只会使伦敦越走越远，反而使它和法国开始接近。落空的希特勒对日本和意大利的关注越来越多。把伟大的殖民者、日耳曼种族的兄弟抛在了脑后！他不再表达赞扬，而是私下里越来越多地对英国的没落、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对英国的渗透持否定的态度。不过，这还不算是彻头彻尾的敌意。直到1938年，甚至以后，希特勒都始终还在想迫使英国和他签订协议，当然他不会再让步了，至少口头上不会，而是要施加压力，厉声恫吓，先是遮遮掩掩，而后就是堂而皇之。

1936年11月25日，当时尚未成为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和武者小路公共 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其目的就是要约束英国。该协议明确地旨在协调德国和日本帝国的行动，以此来对抗共产国际的阴谋。那是否有什么秘密条款使签署双方愿意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呢？在没有发起挑衅的情况下，受到（来自苏联的）进攻或进攻威胁时该怎么办？签署双方在并未知会对方的情况下均和苏联缔结了政治协议。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该协定就是帝国主义阵线想要和苏联进行对抗的证明，但它严格意义上又不算是结盟。它很模糊、有限，而且没有军事条款。但希特勒仍然试图将该协定当作模板，今后由此建立反苏联盟，苏联驻柏林大使雅科夫·苏里茨就是这么分析的：“内战以来我们第一次跟目的是为了同苏联开战的一个集团或集团的核心打交道。” ⁷⁹ 伦敦方面，他们都很清楚这个协定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个威胁，尤其是在亚洲，但他们没有对德国的动向做出回应。这些动向体现了希特勒真实的内心想法，至少到1937年之前是如此，希特勒想要构建一个反苏阵线，伦敦也包含在内。 ⁸⁰ 在这一点上，希特勒颇为失望，于是从1938年起，他在思考采取何种政策的时候，就不大考虑大英帝国会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了，他认为英国就是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他周围所有的反英人士，如领头的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为此深受鼓舞，戈培尔把那些岛民叫作“雅利安种的白皮肤犹太人”。 ⁸¹ 对苏联而言，可悲的是斯大林及其幕僚并没有看穿英国和德国这种逐渐疏离、无法逆转的策略，毕竟两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完全对立。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苏联人的处事方式都很僵化，他们或许还是可以在1939年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而不用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巴巴罗萨行动也就不会发生了。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也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对希特勒来说，除了英国有可能会签署这个纯粹的假设之外，波兰的加入至关重要，日本也在往这方面推动。1937年2月，戈林在狩猎的时候又正式向雷兹—希米格维元帅提了出来。他甚至宣称德国会永远放弃但泽走廊。 ⁸² 波兰人再一次对此避而不答。他们不敢调情调得太过头，因为他们的参谋部并没有排除德国今后发动侵略的可能性。但希特勒是真的想在今后攻打苏联的时候可以寻求华沙的支持，至少使华沙保持中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进攻苏联仍然是德国的目标。波兰人的模棱两可还不止这件事，比如他们帮助柏林暗中破坏了获得法国和苏联两国支持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构成的“小协约国”。一旦能孤立捷克斯洛伐克，约瑟夫·贝克就着手这么去做了，于是德国国防军便草拟了1935年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初计划。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波兰同柏林在文化和治安方面合作了。这些迹象都在鼓励希特勒继续寻求同华沙保持合作。

1937年整整一年，德苏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在逐渐升温，德国和苏联的顾问、飞行员、坦克兵在西班牙内战中直接交了手，两方都伤亡数百人。柏林开始针对进攻苏联进行军事作战方面的研究。1937年6月，德国在思考以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为一方，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为另一方发生冲突时的对策。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 ⁸³ 是，波兰会保持中立。1938年，各军种针对西部采取战略防守、东部发起突袭的战术进行战争推演。从后者来看，他们认为占领波罗的海的空间具有优先地位，这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事实看出来，即从东普鲁士发起进攻，就能经由波罗的海诸国，攻占列宁格勒，而不用侵入波兰的领土，但条件是德国必须和波兰就是否可以通过但泽走廊保持联系。

慕尼黑：孤立的莫斯科

苏联人的担心及其孤立状态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而达到了顶点。我们要提醒大家，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会议上，巴黎和伦敦受到会爆发战争的要挟，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地区，即苏台德地区，将之拱手让与希特勒。由于失去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的保护，布拉格便丧失了自卫能力。苏联并未受邀参加慕尼黑会议，英国和法国也从来没有将此事告知苏联，他们应该是不希望将苏联牵扯进来，使之形成反希特勒的阵线；苏联自己也没正式提出任何提议，自从捷克危机开始之初，苏联就采取消极姿态，封闭于自己的孤立主义之中。尽管会后的宣言和苏联的愿望相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便布拉格发出呼吁，苏联红军的航空兵和空降旅也不会介入。至于苏联方面为什么会秘密调动相当于90个师的部队，其中40个左右为装甲旅，这点很好解释，因为苏联担心德国和波兰联手进攻，而不是与西方各国有可能建成共同阵线的前景所致。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慕尼黑协定》表明“帝国主义力量联合阵线”正准备开始进攻苏联。几个月以来，苏联驻伦敦代办伊万·迈斯基向上级领导传回大量信息，说英国首相张伯伦竭尽所能想要将希特勒的怒火导向苏联。10月1日，驻布拉格代办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极好地反映了斯大林周边幕僚的主导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错误，而且相当偏执：“希特勒成功说服了达拉第和张伯伦，使他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他，而是苏联才是危害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布尔什维克的堡垒苏联会在挑起欧洲战争的过程中扮演致命的角色。” ⁸⁴ 集体安全寿终正寝，在莫洛托夫和最高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日丹诺夫的批评下，李维诺夫的阵线彻底崩溃。1937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亲自给外交机关放过血，想要更好地控制它，可外交机关依旧颟顸无知，所以斯大林的疑心病就更重了。数百名外交官要么遭到处决，要么消失在了古拉格里。 ⁸⁵ 1939年1月3日，李维诺夫报告说九个重要的使馆一年以来都没有大使上任，其中就包括日本和波兰的大使。 ⁸⁶ 苏联也没再向柏林、东京、赫尔辛基、伦敦、华盛顿派遣武官。所有的岗位提拔的都是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员， ⁸⁷ 这些人都不敢有什么积极性和主动性。让这些新人任职根本就不是为了融入国际外交界，而是顺应于斯大林的规则，毫无效率可讲。

我们还可以引用大量文献，轻易地证明这些官员被腐蚀得有多厉害，只要跟着风向走，对莫斯科说什么话都行。1938年夏的一封电报就是这样胡说八道的。

依据意大利驻赫尔辛福斯 、塔林和里加的大使，［……］还有情报机构在这些国家的耳目，以及齐亚诺的心腹，我再重复一遍，从齐亚诺和墨索里尼的心腹提供的信息来看，对抗我们的联盟已最终定型。该联盟将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波兰都联合了起来。其中，英国是领导者，给联盟提供资金支持。军事行动计划已得到批准，接下来：1 .日本开战，进攻远东地区；2.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借口下，德国紧接着也会采取对抗我们的行动，德国军队会穿越波兰领土，从两个轴线向我们发起进攻——俄罗斯中部和乌克兰左岸；3. 波兰占领前线的南部地带，攻打乌克兰右岸；4. 意大利军队穿越土耳其的领土和黑海，从海路进攻高加索；［……］5. ［……］英国穿越阿富汗进攻中亚，也会派军队攻打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这些进攻都会受到驻守芬兰的英国空军的支援。 ⁸⁸

随1932年至1936年开始的国际对话紧接而来的，就是苏联的不断退却，它不仅排外到了病态的地步，还患上了极其严重的间谍恐惧症。11月15日，德国领馆关闭，随后，12月1日，波兰领馆关闭。英国、瑞典、丹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驻列宁格勒的领馆也都开始打包走人。1938年1月，斯大林决定关闭伊朗和阿富汗的所有领馆，只剩土耳其的一家领馆还开着。然后，就轮到了意大利以及苏联与之拥有良好关系的一些国家的领馆。 ⁸⁹ 慕尼黑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隔离表明，他们确信苏联这个国家无法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外交方面，都不行。

1938年10月1日，捷克切申工业区被波兰武力攻占，切申的部分人口讲波兰语，这次，波兰就直接成了德国的同谋。1938年2月23日，戈林造访贝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合作的细节问题。波兰的参谋长雷兹—希米格维在面对德方提出的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对付苏联的请求时，再次婉转拒绝。波兰轻易就会在他们内心深处相信，六个月以来让红军损失惨重的大清洗降低了苏联的威胁程度，而德国的威胁却增大了。然而，通过分享瓜分捷克的战利品，华沙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暧昧游戏。全世界都已经看到在1938年的整场危机中，华沙都是支持希特勒的，在进攻切申的时候，波兰还派出了3.5万名士兵、100辆坦克、100架飞机。它向匈牙利提供军事支援，改变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还攻占了鲁塞尼亚的外喀尔巴阡山区，那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这些军事行动尽管并不引人注目，却也是真真实实发生的。李维诺夫的副手波将金就对大使库隆德尔 说过：“波兰准备开始第四次瓜分了。” ⁹⁰ 1938年9月，波兰军队在沃里尼亚演习，展示军力，而距沃里尼亚东部150公里处就驻扎着50个师的苏联红军。波兰还想向斯大林传递一个信息，即斯大林不要妄想入侵其领土和领空去支援盟国捷克。那是因为有柏林撑腰，波兰才会这么明目张胆，至少莫斯科方面是这么看的。如果伦敦和巴黎联合起来为捷克斯洛伐克不惜一战的话，波兰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波兰是否会回到1918年的伙伴中间去，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希特勒支持它的话，它会向苏联红军露出獠牙吗？更有可能的是，它会保持中立，只会让苏联人不要在它的东部边界蠢动，禁止苏联人从陆路援助布拉格。斯大林根本就不想去这么尝试，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在这个局面有个很大的未知数，那就是在面对远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德国国防军时，捷克人的抵抗到底能持续多久。如果三个力量薄弱的装甲师在波希米亚地区的防御工事前被打得满地找牙，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将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现。

1939年3月的转折点

在慕尼黑，希特勒不得不宣布德国对欧洲没有领土要求。因此，他亲自设了限制，越过这个限度，伦敦就会对1935年3月发起的调停政策，也就是“绥靖”政策提出质疑。因此，尽管他相信民主政治太懦弱，不敢和他闹掰，但他在这条线之外做的任何事还是会有爆发战争的风险。所以，他就不停地表示想要向东方进发，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向。目前，他不顾自己在慕尼黑所做的承诺，准备占领“捷克”的其他地区，而且已经向东推进了600公里，直抵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区（也就是鲁塞尼亚的外喀尔巴阡山区），这儿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最东部的领土，距苏联边界仅有150公里。1939年1月6日，里宾特洛甫向贝克发表声明，1938年12月，新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则向美国驻柏林代办雷蒙德·盖斯特发表声明，声明中说，元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从“鲁塞尼亚山区” ⁹¹ 进发，攻占乌克兰。外交文件显示戈林想在斯洛伐克设立空军基地，攻打东部地区。 ⁹² 但为了向苏联成功发起进攻，就必须能从北部进入。于是但泽走廊问题也就紧迫起来，那儿是地区性的大港口，人员和物资都能经由那儿运输出去。

1938年10月24日，伯格霍夫 所在地山脚下的贝希特斯加登大饭店，在三个小时的早餐时间里，里宾特洛甫向波兰大使利普斯基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要求对所有的冲突点都进行“总体的解决”，其中就包括：恢复但泽自由市的主权，获得穿越走廊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的治外法权。作为补偿，德国承认两国的边界，不再收回1919年放弃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他还向华沙提出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向华沙提供帮助，将波兰犹太人强制迁出的要求。最后，在回答几天前波兰驻柏林使馆首席参赞卢博米尔斯基亲王 ⁹³ 提出的非常明确的建议的时候，他还提议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共同行动。利普斯基听后脸色煞白，他只能回忆说，希特勒在一年前曾经郑重重申，但泽的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

经过这次糟糕的交流之后，1939年1月5日，从蒙特卡洛返回的约瑟夫·贝克拒绝了前往巴黎和盟友谈话的邀请，而是撇开了外交渠道，马不停蹄地直接去了贝希特斯加登见希特勒。元首接待了他，再三提出想要通过但泽走廊的要求，并详细解释了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大的波兰来面对苏联，为什么需要波兰强大的军队。“波兰每派出一个师，就能少损失德国的一个师。”他毫不讳言这一点，苏联始终都是他的目标。翌日，贝克见了里宾特洛甫，承认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了悲观。特别是但泽问题都是总理提出来的，故此部长没有见到任何协商谅解的余地”。 ⁹⁴ 1939年1月25日，这次，里宾特洛甫在波兰首都重掌大权，他向约瑟夫·贝克提出用苏联治下的乌克兰来额外补偿波兰的提议。他再次劝告贝克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不久之后，让东京和罗马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但他遭到了拒绝：这个协议有什么用？俄国也不会就这样垮台，贝克这么回答道，但他顺便重申了他对苏联治下的乌克兰有兴趣。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 ⁹⁵ ，没说贝克断然拒绝在但泽及但泽走廊问题上妥协一事，而是让希特勒放心，说贝克正在犹豫，最后会让步的。之后，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讲话，再三重弹德波友好的老调，“甚至在去年动荡不安的那几个月里，［正好证明了］这份友谊仍然是欧洲政治生活得以平静下来的一个因素”。 ⁹⁶ 2月18日，希姆莱去了华沙，华沙认为德国有可能会觊觎波兰的乌克兰地区，也就是加利西亚地区，而希姆莱此行就是为了解除华沙对此所持的怀疑态度。依旧一无所获。

贝克并没有被希特勒的保证说服，他现在并不愿放弃“和俄国之间还能忍受的妥协关系”。而且，他手下的那些军事将领都对他说柏林染指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毕竟波兰和德国三面相接，这样一来，就很难防守了。贝克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他是应该成为德国的附庸，同意和它一起进攻苏联，还是挺身而出，维持毕苏斯基的平衡政策，也就是说拒绝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选边站呢？波兰在该地区唯一的朋友匈牙利，已经选择在柏林面前卑躬屈膝，所以这样的两难似乎很难找得到出路。3300万波兰人夹在1.8亿苏联人和8000万德国人中间。这些年来，波兰已对西方国家没有信任感，尤其是对法国，这些国家对波兰的态度日益恶劣，那波兰还能剩下什么朋友呢？事实上，波兰别无选择。从1939年1月起，柏林就注意到华沙同巴黎和伦敦强化了关系，甚至还向莫斯科迈出了一步。希特勒做出了反击：从1933年起，在里宾特洛甫的提议下，他就对斯大林发出了最初的积极信号。1938年12月22日，德国就想同莫斯科重启经济谈判；1939年1月12日，元首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恳切会谈；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第一次克制自己完全没去谈进攻苏联的想法。

但是，希特勒还没准备好放弃他所谓的“波兰盟友”，其实也就是德国的附庸，同时还表示正在开展同莫斯科的经济谈判。谈判是在1938年10月苏联做出秘密决议之后启动的，苏联是想让德国不要对他们同柏林之间的贸易持区别对待的态度。“拉巴洛经济派”——里宾特洛甫、戈林及一些商界人士——从中发现了机会，认为德国现在可以从苏联那儿获取原材料，因为德国缺乏这些经济所需的原材料，而他们因为缺乏外汇，又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谈判很快就达到了目的，就是签署信贷协议，彼此都会给对方切实的保障。1939年1月1日，苏联大使梅列卡洛夫催促德国人派遣代表团去莫斯科。这个提议得到了响应：从1932年起，除了大使级的接触之外，还从来没有过在苏联首都商讨的先例。于是就定在了1月30日，德国大使馆的参赞施努雷为代表前往。但希特勒并没有听从“拉巴洛经济派”的提议。他从里宾特洛甫那儿得知波兰人提醒他们德国和苏联走得太近—1月25日至26日，里宾特洛甫部长就在波兰——便要求取消施努雷之行。一切都打了水漂，莫斯科很恼火，因为他们本来觉得可以通过谈判在政治上耍点手段。不过，路已经标出来了，下个月还会走上这条路。

希特勒要用一个秘密酝酿的新事件来解决波兰的难题。1939年3月15日6点，在暴风雪中，德军七个军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没抵抗就缴了械。9点，布拉格被攻占。盖世太保立即实施“栅栏”行动，逮捕了6000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设立为保护国，那是纳粹帝国的第一个行省；斯洛伐克成了第一个仆从国。一年之内，在并吞奥地利和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期间，德国额外征集了12个师，由于捷克强大的军事工业能力，还给15个以上的师配发了装备。德国还夺取了捷克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为国内的经济松绑。唯一的阴影就是捷克人对入侵的德国人抱有明显的敌视态度，希特勒说：“哈，那就十五天后看吧。” ⁹⁷ 第一次，希特勒的直觉背叛了他，部分原因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将自己对英国政策的错误分析传达给了他。事实上，占领布拉格在伦敦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从1938年12月起其实就能观察到事情的征兆。张伯伦极为错愕，他很快就发现《慕尼黑协定》已成了一纸空文，舆论也对他不利。3月17日，就在他七十岁生日的前一天，英国首相在伯明翰发表了讲话，语调截然不同：“我相信当我说我会牺牲一切来维持和平的时候，没人会怀疑我的真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由，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享有自由，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自由。”

内维尔·张伯伦性格冷淡，为人虔诚，是个和平主义者，行为做派好似维多利亚时期的牧师，他没有拉芒什海峡此岸给的口碑那么差。说他面对希特勒的时候像只鸽子，面对斯大林的时候又像只老鹰，这话站不住脚。从1934年起，他就是英国重整军备计划的推动者，从未掩饰过将来在对战德国的时候会用到雷达和重型轰炸机。他是内阁中的强人，和外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是一路人，他当然是想维持和平，但并不会一味地妥协。《慕尼黑协定》之后，他就已下了决心，显然是很大的决心，因为1938年10月末，罗斯福的密友阿瑟·默里爵士向他传达了一条罗斯福总统的密信：总统已表明态度，在和独裁政权爆发战争的时候，他将让英国使用美国的工业资源。在几个小时内，英国的整个政策完全转向，而同时媒体则在大骂希特勒是个骗子。不能再采取绥靖政策了，不能再对欧洲的冲突隔岸观火了：伦敦要和法国军队并肩作战，抓紧布拉格事件之前就已开始的重整军备方面的事务，1939年4月26日，还设立了义务兵役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花了两年时间才这么做。1939年3月17日，也就是张伯伦在伯明翰演讲的那一天，哈利法克斯爵士对布加勒斯特方面的传言很不放心，便给莫斯科发去了一封电报，询问如果德国入侵罗马尼亚的话，他们是否会接受其国王卡罗尔二世的请求，出兵援助。他这么做就等于是希望和苏联结盟。

巴巴罗萨行动会在1939年发动吗？

传统说法认为从战争爆发的进程来看，希特勒就是想尽快摧毁波兰，再回过头去攻打法国，最后再进攻苏联。 ⁹⁸ 事实上，希特勒直到最后一刻，在得到波兰的支援，或至少是波兰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才准备进攻苏联。而恰恰是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才使波兰改变计划，冒同时在两个战线开战的风险，面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临时）构筑起来的那一道防火墙。

1939年2月10日，希特勒对国防军高级指挥层发表了闭门讲话。他宣布他现在走出的只不过是“漫长征途中的一小步”。“下一场战斗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之战，也就是人民战争和种族战争。［……］我要让自己来解决德国问题，也就是德国空间的问题。你们要知道一天天这么过去，这个思想将会占据我的整个存在。” ⁹⁹ 这些话关涉的并不是西方政体，而仅仅是苏联：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发动一场种族主义战争而赢得生存空间呢？那希特勒为什么就不担心西部的边界呢？法国的反应似乎已不再让他担心。在慕尼黑的表现证明这个1918年的胜利者已是日薄西山，再也不可能从马其诺防线里面走出来了。而且，在1939年4月11日关于进攻波兰的指令中，也没有再出现数年前进攻法国那样的“红色计划”。至于英国，希特勒并不敢确定它会介入，但即便它介入了，行动也只会局限于空中和海上。因此，朝向苏联的通途已经打开，只要波兰愿意让德军通过，西方保持缄默就行。

1939年1月30日，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签署了集中兵力实施“东方计划”的命令，驻扎于柯尼斯堡的第一军已经就位。希特勒在一份上年11月24日（先前指令）的附件中设定了明确的目标：要出其不意地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占领立陶宛的梅梅尔港口 ，占领但泽自由市。 ¹⁰⁰ 第一个目标于3月15日达成，第二个于23日达成，连一颗炮弹都没发。但泽这儿，情况有些微妙。我们已经知道，约瑟夫·贝克还没做好让步的准备。但希特勒并不确定这是否只是一个展示给国内的姿态，3月25日他给冯·布劳希奇所下的指示中就能看出这一点，指示中说他在等待大使“利普斯基表明波兰政府不愿向人民表示自己有想要归还但泽的意愿，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得靠既成事实来完成”。 ¹⁰¹ 德国的计划是出其不意地攻占这座由国联和波兰共管的城市，不要发生战斗，尊重波兰的立场。如果波兰人开枪，国防军就下令占领走廊，但不要找任何借口四处穿越波兰的边境。如果波兰军队发起进攻，只要将之击退就行。1939年春，希特勒还在竭尽全力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他希望波兰最后还是能在德国和苏联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希特勒的目标仍然是从东普鲁士陆海空三面发起进攻，目标直指列宁格勒。德国还计划从南方的罗马尼亚或匈牙利攻打苏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柏林力求推动这两个国家明确无误地加入帝国的阵营。匈牙利于2月24日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接下来的几个月，同罗马尼亚一样，匈牙利也和柏林签署了经济协议，向德国输送谷物和石油。时机似乎有利于德国，此时已临近春天，而在蒙古边境地区，日本在和苏联的军事冲突中，正准备再往前推进一步。

3月23日，波兰军队在但泽四周加强了军力，数以万计的后备役军人被征召至前线。要夺下但泽这座城市已无可能。希特勒决定继续向华沙施加压力，使之同意让但泽自由市回归帝国，以此作为交换来确保其边境的安全，戈培尔在日记中就是这么写的。 ¹⁰² 25日，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得到一道指示，告诉他“元首不想用暴力来解决但泽问题。不能把波兰人推向英国人的怀抱”。 ¹⁰³ 但3月28日，所有的计划均已作废。华沙明确告知柏林，一旦德国企图攻打但泽，那就等于爆发战争。3月31日，张伯伦向下议院宣告英国会确保“波兰的独立”。巴黎也紧跟而上。波兰的报纸充斥着开战的喧嚣，反德国人的骚乱层出不穷，利尼奇诺的市民把元首的画像和帝国的国旗撕成碎片，或者在上面乱涂乱画。

希特勒失望至极，暴跳如雷，调情调了五年，结果还被贝克给耍了，他要用暴力来回击。4月11日，他下达了“白色方案”的指令，决定从1939年9月1日起，任何时候都可以攻打这个东方邻国。为了克服将军们在两个战线开战的恐惧，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了这个局面，他讲过这么多假话，这是其中最假的一次。第一，战争肯定只局限于波兰，它已经事先被孤立了；任何情况下，肯定都不会有同西方的对手发生冲突的计划。第二，“法国国内的危机很有可能还会发展，英国仍然持保留态度，在不太远的将来，就会出现波兰被［孤立］的局势。第三，俄国就算有能力干涉，也于事无补，因为这就表明布尔什维克会把波兰彻底消灭干净”。 ¹⁰⁴ 4月28日，柏林宣布废除之前同华沙和伦敦签署的各项协议。

如果华沙屈服，同意加入柏林的赌局，如果里宾特洛甫和贝克签署的条约取代了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条约，那巴巴罗萨行动从1939年5月就会开始，而且对侵略者而言胜算会更大。德国和波兰的军队不管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他们出发的基地事实上会离苏联很近，只有200到300公里。列宁格勒会很快被攻陷，波罗的海诸国也抵挡不住德国的攻势。一旦波罗的海成为德国的内海，那德国人就能部分解决他们的后勤问题，除了在波的尼亚湾四个月的冰封期里。到那时候，德军战线的最前端就会抵达涅瓦河，距莫斯科700公里，而不是在1300公里外的华沙。如果没有铁木辛哥的改革，哪怕改革的效果再有限，苏联就会处于外交上完全孤立的状态之中，红军也没法从1937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恢复过来，而且部队还减员了50%，还没有T—34坦克。日本无疑也会尝到甜头，关东军就会从背后向远东地区发起进攻。美国仍然会不管不问，继续陷于孤立主义之中，乐于看到日本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落败。那法国人和英国人会动吗？肯定不会。西方的这两个合作伙伴会保持隐忍克制，安全地重整军备，看见希特勒秉持扩张主义，投身至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在那儿消耗殆尽，他们定会如释重负。尽管这另一种局面是否很有可能会发生仍需广泛的考量，但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1939年的巴巴罗萨计划有可能会比1941年的更具灾难性。我们若是去想象一下“如果……会怎么样”这个令人头昏脑涨的问题，就会发现波兰人对希特勒的拒绝只会更有价值。

注释

1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 vol. 2, p. 745.

2 W. Gatzke, Von Rapallo nach Berlin , in Vierteljar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Heft 1, 1956, p. 14 et 15.

3 Memorandum de von Seeckt, in: H-A Jacobsen, Misstrauische Nachbarn. Deutsche Ostpolitik 1919 — 1970 , Droste, Düsseldorf, 1970, doc.6, p. 33.

4 RGVA F. 33987. Op. 3. D. 1237. L. 43—51; D. 1243. L. 188‑189 in: K 70-letiu nachala Vtoroï Mirovoï Voïny. Issledovania, Dokoumenty, Kommentarii , p. 70.

5 Oleg Khlevniuk, Staline Jizn Odnogo Vojdia , p. 131.

6 N. S Simonov, «Strengthen the Defence of the Land of Soviets»: The 1927 «War Alarm» and its Consequences»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8 (Dec.1996), p. 1355—1364.

7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 p. 76, 18 août 1928.

8 GARF. F.8418. Op. 1. D. 56. L. 3—5 et GARF. F.8418. Op. 16. D. 3. L. 427—428.

9 Hugh D. Hudson Jr., «The 1927 Soviet War Scare: The Foreign Affairs-Domestic Policy nexus Revisited».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39 (2012), p. 145—165.

10 Vernadski, Dnevniki 1926 — 1934 , p. 87, 28 août 1928.

11 AP RF F. 3. Op. 50. D. 258. L. 7—15. In Krassnaïa Armia v 1920-e Gody , p. 171—175. 15 août 1927.

12 Vojd这个古词在俄语中意思是指引方向的领袖、向导。在农奴制时期，这个词还有主人的意思，具有宗教意涵。

13 列宁所谓的和平共存和赫鲁晓夫时期不同。1920年代，指的是让交战的两个敌对体制暂停交火。在赫鲁晓夫时期，共存就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方式，一种各方之间的竞争关系。

14 “大转折”当然有其他原因，我们注意到在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前就存在“剪刀差”（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速度高于农产品价格的增长）。斯大林和党内左派的决定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受到了1927年大恐慌的影响。苏联红军现代化和备战的目标同大转折时期的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目标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5 V. A. Chichkine, Rossia v Gody «velikogo pereloma» v vospriatii inostrannogo diplomata 1925 — 1931 gg , p. 182.

16 Olaf Groehler, Selbstmörderische Allianz , p. 59.

17 Blomberg-Aufzeichnungen, cité par K. A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 p. 71.

18 Sergeï A. Gorlow, Geheimsache Moskau-Berlin. Die militärpolitis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Sowjetunion und dem deutschen Reich 1920 — 1933 ,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44(1996), p. 157.

19 Speidel, MGFA, «German General Staff Project», in M.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p. 273.

20 La liste se trouve dans Manfreid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 — 1933 , Oldenbourg,München, 1993, p. 355—360.

21 Blomberg, Inspektionsbericht 1928, cité par K. A.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 p. 70.

22 ADAP, série C, vol. II/1, no 47.

23 Blomberg, Erinnerungen , vol. 3, p. 154 et suiv.

24 Blomberg, Inspektionsbericht 1928, cité par K. A. Schäfer, Werner von Blomberg , p. 70—71.

25 Pravda , 4 mars 1933.

26 1933年2月，冯·巴本是这么说希特勒的：“再过两个月时间，我们就能把他逼进角落。”（Thamer, Verführung und Gewalt , p. 232）托洛茨基通常对德国事务颇有洞察力，却认为新总理是民族主义保守派领导人胡根贝格的傀儡。

27 Manfreid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20 — 1933 , Oldenbourg, München, 1993, p. 298.

28 K. Vorochilov, Budet li voïna, in : Stati i retchi , p. 428.

29 Pravda , 5 février 1931.

30 Discours au Comité central du Parti, 19 janvier 1925, OEuvres, 1947, vol. 7, p. 14.

31 Benedict Sarnov, Stalin i Pisateli , Moscou, 2009, vol. 3, p. 9—18.

32 Karel Berkhoff, The Great Famine in Light of the German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30, no 1/4 (2008), p. 165—181.

33 V. B. Jiromskaïa, N. A. Aralovets, Demografitchesskié posledstvia Velikoï Otetchestvennoï voïny in: Velikaïa voïna i velikaïa pobeda naaroda, Moscou, 2010, p. 381—397.

34 TsA FSB. F. 3. Op. 4. D. 1878. L. 4, 5, 31, 32; D. 1929. L. 20, 21, 25, 26. Dans Za fasadom Stalinskogo Izobilia de Elena Ossokina, p. 197.

35 AP RF. F. 3. Op. 50. D.259. L. 98—105. In Krassnaïa Armia v 1920-e gody , Moscou, 2007,p. 175—226.

36 Mikhaïl Vostrychev, Moskva Stalinskaïa , Moscou, 2011, p. 310.

37 L. V. Chaporina, Dnevnik ., Moscou 2012, t. 1, p. 134—135.

38 Riabilitovani Istorieiu. Tcherniguivska Oblast . Sous la rédaction de Khomenko Tcherniguiv,2008, t. 1, p. 478.

39 Mémorandum de Radek, 3 décembre 1933,in : Ruchniewicz, Krzysztof, Marek Zybura (éd.), Zwischen (Sowjet) Russland und Deutschland. 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Schaffen von Jozef Mackiewicz (1902 — 1985) , Fibre Verlag, Osnabrück, 2012, p. 40.

40 Eugeniusz Duraczyhski, Stalin Sozdatel i Diktator Sverkhderjavy , p. 270.

41 Staline, compte-rendu au XVIIe congrès du PCUS,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3, p. 269.

42 苏联红军和日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海拉尔之间200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过接触。还要加上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北部和亲苏的蒙古之间3000公里的边境线。

43 Staline i Kaganovitch, Perepiska. 1931 — 1936 gg . Sous la rédaction d’Oleg Khlevniuk et Robert Davies. Rosspen, Moscou, 2001, p. 135.

44 Ibid ., p. 141.

45 Alvin D. Coox,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 1939, p. 77.

46 围绕这场冲突有大量争论，有的作者认为可以用苏联想要开战的意志来解释，其他人则认为可以用日本的侵略意图来解释。参阅Hiroaki Kuromiya, The Battle of Lake Khasan reconsidered,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29, no 1, 2016, p. 99。

47 德国反共产主义统一联合会（GDAV；Gesamtverband Deutscher Antikommunisticher Vereinigungen，简称为反共产国际）由戈培尔创建于1933年。表面上这是一个非官方的组织，由阿道夫·埃尔特博士领导，由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组成，但事实上，该组织受柏林的宣传部指挥。

48 KTB OKW , Band IV, 1944—1945, p. 1722.

49 Lettre de F. Halder à 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 p. 24.

50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1, p. 236.

51 德俄石油销售公司（DEROP）是德苏两国合作的公司，负责将苏联的石油产品经销给德国。公司创建于1922年，是“拉巴洛精神”的产物，除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卡特尔之外，该公司也能向德国提供原材料。

52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1, p. 265.

53 Glazami Razvedki. SSSR i Evropa. 1919 ‑ 1938. Sbornik Dokoumentov iz rossiiskikh arkhivov ,Moscou, 2015, p. 343.

54 俄国时不时就会来一场新闻宣传攻势，让秘密结盟的海蛇重新浮出海面，这无疑会令人想起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议定书。

55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伯恩哈德·冯·比洛1933年3月的一份亲俄、反波的备忘录，见：G. Wollstein, Eine Denkschrift des Staatsekretärs von Bülow vom März 1933,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1973, H.1, p. 77—94。

56 R-D Müller, Der Feind steht im Osten. Hitlers geheime Pläne für einen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im Jahre 1939 , Ch. Links, Berlin, 2011.

57 S. Slutch, Stalin und Hitler 1933 — 1941: Kalküle und Fehlkalkulationen des Kreml , in Stalin und die Deuschen , sous la direction de Jürgen Zarusky, Oldenbourg, München 2006.

58 ADAP, C, II/1, Nr.171.

59 Journal de Rosenberg , Flammarion, 2015, p. 126.

60 RGVA F. 33987. Op. 3. D. 631. L. 34—35. In: Glazami Razvedki SSSR i Evropa , p. 355.

61 RGVA F. 33987. Op. 3. D. 585. L. 163—164. In: Glazami Razvedki SSSR i Evropa , p. 413.

62 RGASPI F. 558. Op. 11. D. 188. L. 31—52. In: Glazami razvedki , p. 417‑418.

63 Voir ADAP, C, III, Nr.474, p. 877.

64 République de Pologn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s relations polono-allemandes et polono-soviétiques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1933 — 1939. Recueil de documents officiels . Flammarion,1940.

65 Journal de Rosenberg , Flammarion, 2015, p. 173.

66 Max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2, p. 642.

67 Treue, Wilhelm,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 Viertelja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5), p. 184—210.

68 Ervin Stavinski, Zaroubiny, Semeïnaia Rezidentura . Moscou, 2003, p. 367—375.

69 由李维诺夫和肖当内阁的外交部长约瑟夫·保罗—邦库尔发起的这个项目旨在在国联的框架内缔结地区互助条约，目标是保护各成员国（波兰、苏联、波罗的海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芬兰）不受德国的侵略。由于法国政治局势不稳，该项目被推迟，精力充沛的路易·巴尔杜又将之重新启动，为了掩人耳目，巴尔杜还让德国加入条约。9月，德国和华沙相继拒绝了这个提议。1934年10月9日，巴尔杜遭刺杀，虽然巴尔杜的继任者赖伐尔做出了种种尝试，但巴尔杜遇刺一事还是给了该项目以致命一击，赖伐尔虽重启谈判，却已使项目变了味。1935年5月2日法苏两国签订的双边互助条约就是这次失败的产物，所以没有达成军事协定，若是巴尔杜还在的话，肯定会签署军事协定。

70 Cité par Lew Besymenski, Geheimemission in Stalins Auftrag? David Kandelaki und die sowjet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Mitte der dreissiger Jahre , Vierteljarhre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Jahrgang 40 (1992), p. 339—357.

71 Besymenski, Geheimemission in Stalins Auftrag? , p. 352.

72 Lev Bezymenski, Gitler i Stalin pered skhvatkoï , Moscou, 2000. [http://militera.lib.ru/research/bezymensky3/04.html.]

73 Note du chef de légation von Tippelskirch du 2 mai 1934. In: ADAP, Serie C, vol II, 2, Doc.433,p. 774.

74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2, p. 671—672.

75 ADAP, Série C, Vol. II/2, no 271.和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的谈话。而1935年3月，安东尼·艾登问希特勒生存空间计划是否当真时，希特勒则爆发出笑声。典型的行为模式：希特勒会顺着对话者的思路谈话，丝毫不担心自己会自相矛盾，也不担心自己撒谎的时候被抓个正着。

76 参阅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奥波德·冯·赫施发出的照会，可见：ADAP, Série C, vol. I/1,no 193, 406, 426。

77 Goebbels, Tagebücher , Teil I, vol. 3/I, p. 249.

78 Ibid ., p. 279.

79 Lette de Sourits à Krestinskii, le 28 novembre 1936, in: S. Slutsch, Stalin und Hitler… , p. 71.

80 Voir le mémorandum Hewel du 2 février 1940, in: ADAP, D, vol. 8, doc.no 591.

81 Goebbels, Tagebücher , t. I, vol. 6, p. 206.

82 République de Pologn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s Relations polono-allemandes et polono-soviétiques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1933 — 1939. Recueil de documents officiels . Flammarion,1940, p. 60.

83 Weisung der Oberbefehlshabers der Wehrmacht für die einheitliche Kriegsvorbereitung der Wehrmacht , 24 juin 1937. IMT XXXIV, p. 734—745.

84 God Krizisa , vol. 1, p. 35.

85 1936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1000个人中，有34%的人因大清洗而消失，62%的人升任至更高的职位。1939年5月，莫洛托夫上台之后，晋升的步伐开始加快。新来的人均来自外省的社会底层，绝大部分都是俄国人。

86 Dokumenty Vnechneï Politiki , vol. XXII, 1939, p. 10—12.

87 如果我们同意Sabine Dullin的观点，那通常情况下对新任外交官无知的指责应稍做修正，见：Une diplomatie plébéienne? Profils et compétences des diplomates soviétiques, 1936—1945,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4, no 2/3, avril-sept. 2003, p. 437—463。

88 AP RF F. 3. Op. 64. D. 692. L. 82‑85. In SSSR — Germania 1933 — 1941 , p. 163—164.

89 Khaustov et Samuelson, Staline, NKVD i repressii 1936 ‑ 1938 gg ., p. 305,307.

90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2e série, vol. XII, no 17.

91 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区极小，也很贫穷，有50万人口，这地方很早就受匈牙利的统治，1919年并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1938年至1939年冬，很多人都在对它打算盘。西方媒体把这儿看作希特勒向苏联进军的跳板。如果德国在那儿安营扎寨，波兰就怕德国国防军和想要收复领土的乌克兰打起来，自己夹在中间遭殃。10月，波兰向该地区派遣了武装部队，使布拉格对他们的统治变得不安定起来。1938年10月，希特勒想要利用这个问题，和波兰人及匈牙利人联手建立反苏阵线。但华沙拒绝了这个请求，要求将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区并入匈牙利，这样它就能和这个友好国家接壤了。1938年11月2日，德国和意大利经过调停，将一小部分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区交给了布达佩斯，大部分仍然由斯洛伐克管理，其实就是由德国来间接统治。华沙在这事情上遭到失败，于是在1938年11月底出其不意地向苏联靠拢了过去。最后，布达佩斯在德国的首肯之下，趁此时机，于1939年3月15日清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占领了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区。要求德国保护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极为失望。不过，他们很少有人理解德国不准备把乌克兰喀尔巴阡山区交给他们，是因为这样就会催生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乌克兰，而这一点，是德国万万不愿看到的。

92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D Series vol. IV, p. 68, 69, 112.

93 Kotowksi, 《 Ukrainisches Piemont ? 》 ..., p. 86 et 87. 卢博米尔斯基向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做了解释，他说未来，波兰会欢欣鼓舞地向基辅进军。1938年11月15日，贝克的亲密合作伙伴塔杜什·科贝兰斯基向德国驻华沙大使冯·毛奇宣布，他的国家很清楚德国是想在苏联的乌克兰地区确立势力范围，他们很高兴能在这方面同德国合作。

94 République de Pologn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s relations polono-allemandes et polono-soviétiques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1933 — 1939. Recueil de documents officiels . Flammarion,1940, p. 79.

95 Otto Meissner, Staatssekretär , p. 485—486.

96 Domarus, Hitler. Reden 1932 bis 1945 , vol. 3, p. 1065.

97 K.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Das deutsche Auss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95, p. 678.

98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 D Series, vol. IV, p. 411.

99 Intégralité du discours in: K-J Müller, Armee und Drittes Reich 1933 — 1939 . Schöningh,

Paderborn, 1987.

100 Weisung Hitlers vom 21 Oktober 1938, Nachtrag zur Weisung (General Keitel) , IMT XXXIV,p. 477—484.

101 IMT, XXXIV, p. 274—276.

10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 sous la direction d’Elke Fröhlich, t. I, vol. 6, p. 300.

103 IMT, XXXIV, p. 274—276.

104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 — 1945 . Sous la direction de Walther Hubatsch,DTV dokumente, mars 1965. n3RPvh79rPoWrwFjN7uj1nGLaD55JI3o/ZjQMoZ9aZTQVQGAovXUChGwpg4I6g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