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界开始重视言语交际的研究。言语交际指人们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人们在交际中说出的话。此前,语言学只注重书面语的研究,这与东方和西方的语言学最初都是以“解经”为目的不无关系。如古代的中国人对古汉语、印度人对梵语、欧洲人对拉丁语的研究,都是以解读经典著作为目的的。18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则专注于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和发展规律。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均注重语言的本体研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应用语言学勃然兴起。至此,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解经—本体—应用”的三个发展阶段。
言语交际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末陆续引入了一些西方的言语交际(有人也说“口语交际”)理论。例如英国语言学者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美国语言学者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等。这些说法散见于我国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一类书中。20世纪90年代,有关言语交际的论文不时见诸语文刊物。我感觉,从西方来的理论似乎有些形式化,有些虽然看起来十分深入,但对现实的社会言语交际好像没发挥什么作用,只是纯粹的理论探讨。我就想,如果将此类研究跟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实际对话相联系,社会意义就大了。于是,我就试着寻找一些文学作品中的对话,来观察我国社会生活里对话中的各种情况,并试图从中寻绎出规律性的东西。但一直不顺利,读了多本现当代文学名著,其中的对话材料都不大理想,也不丰富,难以进行细致分析。后来,偶然翻阅《红楼梦》,发现这部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品中的对话是那么生动、细腻。更重要的是,从言语交际的四个要素“说话人、听话人、言语目的、语境”来观察,能得到许多收获。这真令我喜出望外。于是,随手记录阅读心得,写成文章,寄给《北京日报》《演讲与口才》等报刊,大都登了出来。《演讲与口才》杂志还因此将我评为1996年的“年度优秀撰稿人”。这些,都推动了我对《红楼梦》言语交际的研究。后来,连续写出一系列《红楼梦》言语交际方面的文章,并结集成本书。在写作中,我力求文章通俗易懂,尽量少用术语,目的是让读者一看就懂,并将书里的言语交际“策略”应用到自己的言语实践。
本书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程乙本《红楼梦》(1964年2月,北京,第三版),个别例句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红楼梦》(1964年版中无),均分别注明,分析了87例人物对话,引导读者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欣赏《红楼梦》,观察人物形象,深入理解作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欣赏、理解《红楼梦》的崭新视角。
分析人物话语的着眼点是:人物说话时的自我身份意识、听话人意识、言语目的、语境等。因此,本书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品读《红楼梦》,而且能让读者获得许多在现实生活中言语交锋的制胜法宝。譬如:初入贾府的黛玉为什么一会儿说自己读了“四书”,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曾读书” (见此处) ;王夫人劝说贾政不要毒打宝玉的话为什么反而火上浇油 (见此处) ;“门子”为什么寥寥数语就让固执的贾雨村改了主意 (见此处) ;贾珍责备张道士的话为什么让张道士畅快地笑起来 (见此处) ;等等。读完每一条,读者在领悟言语交际策略、技巧之后,能更好地欣赏、理解作品。
本书1998年初版时,很不起眼。多年后,一次去开会,签到时,会务组同志看到我的名字,提起此书。我很惊奇,这么多年仍有人在读。其实,该书二十年来一直在陆陆续续销售,2013年、2017年各加印一次。这很出乎我意料,一本讲言语交际策略的书,为什么长销不衰呢?后来猛然省悟,人家主要不是“跟着学说话”,而是要欣赏古典文学名著。原因是:本书分析人物话语时,无形中详细解析了说话人的目的、心态、性格以及当时场景等,客观上帮助读者领略到曹雪芹笔触的精微细腻,获得满满的品味曹公语言艺术的享受。
这也许是读者购买本书的主要动机。但是,我仍然希望,在咂摸原著的同时,读者能积极获取对自己有用的言语交际策略,并运用于社会交际、写作及教学与研究。
本书初版问世于1998年,至今已20余年了。本版做了不少修改,主要是将原先偏学术味的叙述改得通俗易懂,以便读起来更顺畅、更轻松;许多小标题也进行了调整,含义更为显豁清晰;还删去若干重复的例证。
这本书犹如到北京春节地坛庙会开设的一个摊位,摆放些色彩绚丽、功能特异的杯盘碗盏,希望并且相信,会有人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来。
感谢三联书店编辑黄新萍的鼎力相助,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杜永道
2021年3月于北京沙滩后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