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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会开始呈现出新的生机？这一方面由于八国联军的进攻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国势更加危急，清政府的威信扫地以尽，人民的生计江河日下，整个局面已岌岌不可终日，人们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愈趋强烈；另一方面也由于新的社会力量在这时迅速地成长起来，逐渐形成一种能够对中国政治局势产生影响的实体。
许多政治现象的出现，常常不能离开对当时社会结构变动的考察来加以说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受过比较完整的西方教育的近代知识分子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已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他的革命活动最初在国内应者寥寥，相当程度上又由于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仍太微弱。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最初几年间有了显著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学生的人数迅猛增加。前面说过，直到1899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还不满百人。1900年，已超过一百人。1902年是留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的一年，达到五六百人。不少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如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杨毓麟（笃生）、周树人（即鲁迅）等，都是在这一年到达日本的。1903年，留日学生又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1904年，为二千四百人。1905年，更达到八千多人。这些新来的留学生充满着爱国救亡的热情。到国外后，除求学外，迫切地渴求学习新知识，并想把学到的新知识介绍到国内来。鲁迅回忆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无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或是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就为以后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为全国性革命组织的形成，准备了重要条件。
这种革命化的趋向在20世纪初很快就表现出来了。1900年冬，郑贯一、冯自由等创办《开智录》，得到孙中山的资助。它不仅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说明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并且开始提出“排满”的口号。1901年5月10日，留日学生中第一个有着比较鲜明的革命色彩的刊物《国民报》在东京创刊。它的主要编撰者有秦力山、戢元丞、沈翔云、张继、冯自由等。出版时，孙中山曾捐助印刷费一千元。《国民报》尖锐地指出，列强看到用猛力来压制别国常常会激起暴烈的抗拒，于是在中国就改而利用清朝政府作为他们可以任意“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的工具，这样便能“不劳兵而有人国”。所以，决不能“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只有依靠国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图存”。
《国民报》第4期上，还发表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所以要推翻清朝政府，不仅因为它是满族统治的政府，更因为不推翻它，中国就有被列强灭亡的危险，“革命固不得不行”。这篇文章还正面地批驳了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的保皇言论，这是革命派第一篇公开批判改良派的文字。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在东京发起举行轰动一时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同年冬，留日学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建立了自己的团体——青年会。会章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最早的会员有秦毓鎏、叶澜、冯自由、张继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陈独秀，他那时用的名字是陈由己。
1903年春天，留日学生中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学生刊物纷纷出版，包括《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大多是由各省同乡会创办的。这些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宣传严重的民族危机，介绍西方近代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历史等学说，并从各方面探讨西方国家所以富强、中国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探讨救亡图存的具体方案。他们鼓吹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认为民族是由国民组成的，民族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民族自觉心和竞争力，因此，必须发展教育，学习并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他们还提倡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这些刊物的出版和传播，使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一派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但也可以看到，在1903年的上半年，这些刊物在政治上还是比较温和的，并不带有革命的色彩。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那时刚从国内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中多数人的政治态度。
在留日学生中，猛烈的转折点是这年春夏之交爆发的拒俄事件。
当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期间，沙皇俄国由十七万七千人组成的大军分六路大举入侵我国的东北，强行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们仍迟迟不肯撤兵。沙俄企图独吞中国东北的计划，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侵略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4月28日，东京各报详细报道了沙俄对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时事新闻》并出版号外，内有北京特电，报道俄国代理驻华公使的谈话，里面说：“从来俄国对满洲政策，欲取而未取，致有生杀之嫌，故各国生出种种之障碍。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
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在他们看来，日夜忧虑的瓜分惨祸真要到来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决定性的关头。于是，一场具有极广泛群众性的爱国拒俄运动，在留日学生中迅猛发动起来了。
拒俄事件是留日学生走向革命化的转折点，但它最初也并不带有革命的色彩。当沙俄提出七项无理要求的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中的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秦毓鎏、叶澜、钮永建等联名发起，在4月29日下午召开留学生大会，到会的有五百多人。会议主席汤槱提议，由留日学生签名组织义勇队，投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麾下，自愿开往前线，抵抗沙俄侵略。他说：“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咄！待你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瞒混，待骗谁来？”当有人指责这种做法是轻举妄动、孤注一掷时，他厉声回答道：“死生一发之际，尤想层层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椁么？”
到会的群情激昂，许多人痛哭流涕，连头也抬不起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接着，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对组织义勇队一事都表示赞成。会上气氛异常悲壮，连十四岁的孩子、家中的独子和一些女学生都抢着签名，举座涕不可仰。到30日，签名愿意参加军队的有一百三十多人，签名愿在本部办事的有五十多人。学生军成立后，天天操练。后来因清方干涉，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继续操练，并决定派特派员二人回国联络。
拒俄学生军原来对清政府仍寄有很大幻想，提出的要求是隶属在袁世凯麾下从事抗俄，但清朝政府却悍然加以镇压。6月5日，上海岀版的《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又载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动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接着，上海《同文沪报》等又传出消息说：由日本归国的特派员二人在天津被清朝官吏杀害。
这件事对留日学生的刺激是很大的。一大批原来并没有“革命本心”的留日学生，在清政府倒行逆施的驱迫下，丢弃了对它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7月份出版的《江苏》上有一篇文章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写道：“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它最后得出结论：“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清朝政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当了一名出色的反面教员，给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上了极好的一课。
拒俄事件后，整个留日学生中的政治空气同以前判然不同。留日学生各种刊物中原来那种温和色彩改变了，而是公然地鼓吹反满，公然地提倡建立民主共和国，公然地鼓吹流血革命。如何进行反清革命，成为留日言论界的中心话题。这以后不久，军国民教育会的一部分会员秘密组织暗杀团，参加的人有黄兴、龚宝铨、杨毓麟等。稍后，黄兴回到湖南，龚宝铨回到上海，分别成为国内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