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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刚失败的时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暂时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一年来辛苦积累起来的那点革命力量已经丧失殆尽。革命的前途像是十分黯淡，仿佛望不到多少光明。可是，从客观形势来看，导致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严重民族危机，不但没有缓和下来，相反依然在不断激化。这就预示着以爱国救亡为出发点的革命运动必将继续猛进。这种前进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波浪起伏地向前推进的。
我们还是需要先来考察一下国内的社会政治状况。那时国内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只是刚刚露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那种旧式的士大夫。他们受了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思想的浸润，“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这一类观念在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目睹祖国面对沦亡的严重危险，满腔悲愤地要求“救亡”。可是，一时还突不破“忠君”这个精神枷锁的束缚，把“忠君爱国”看作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最容易打动他们的心。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态度，更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产生了巨大的幻想。而革命在他们看来，却是“反叛”“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万万干不得的。孙中山又是一个在国外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相当陌生。吴稚晖说过：“我起初瞧不起孙文，就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
因此，当时国内知识界中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流是康有为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而不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是并不奇怪的。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这次运动在提高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方面产生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戊戌维新运动帮助了广大知识分子认识万国大势，看清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激发爱国热忱。当时，许多人从甲午战败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具体事实中，痛切感受到“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但由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对世界整个形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变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茫然无所知的。著名经学家皮锡瑞的儿子写了一首《醒世歌》，里面有这样几句：“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来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些今天看来是普通常识的话，那时便引起湖南名士叶德辉的极大愤怒，竟振振有词地驳斥道：“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
这件像是笑话的事实说明：世界知识的缺乏，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维新派在这时，通过报纸和学会，竭力宣传他们当时所知道的那一点万国大势，痛陈亡国的危险。《时务报》“译欧美报纸，载瓜分之说，以激励人心，海内为之震动”
。“天津报馆刊布瓜分中国图说，远近震恐。”
湖南的南学会每七天举行讲演会一次，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描写戊戌变法期间湖南的情形说：“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者“遍地皆是”。这种情景以前不曾有过。
这个运动又在很广泛的程度上传播了西方近代文化，也就是所谓新学。他们把提倡新学的主张同群众的救亡要求直接联结在一起，因而给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不安的问题以一个看来比较实际的答案。仿佛只要照着它去做，中国就可以从危难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严复尖锐地指出中学和西学的根本对立：“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像这样把中学和西学多方面地进行强烈对比，肯定后者，否定前者，这在中国思想界还从来没有过，严复可说是第一人。他的结论是：“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这里虽不免有过分激切之词，在当时不能不是石破天惊之论。
为了救亡，他们十分重视发挥国民自身的力量，并且把它看作治国的根本。用严复的话说，就是要做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们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给学生写的批语中说：“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至于今日，士气所以委靡不振，国势所以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谭嗣同在《仁学》中更发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呼喊。尽管他们常常声明民权并不等于民主，只是要求将原来的绝对君权稍稍开放，“参用民权”而已，但这样的呼喊仍起了巨大的民主启蒙作用。
他们还突出地宣传了“变”的观念。本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长期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的思想陷于僵化。戊戌维新运动中那些思想家反复告诉大家：世界万物都在不停息的变动和进化中。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人，必须下定决心实行变革。严复翻译并写下大量按语的《天演论》这本小册子，风靡一时，强烈地震动人心，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最深远的。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中也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总之，在万国大势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的时刻，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中国的旧的一套非从根本上改变不可了，这种观念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开始深入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时特别强调群体的意义。康有为强调“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梁启超反对那种“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的“独术”，而盛赞泰西“群术之善”。严复更强调“群治”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论》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这并不奇怪。个体和群体本来是事物的两个侧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难以截然分开。应当着重强调哪一方面，这要看具体社会条件和当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来确定。一般地说，对一个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来说，民族的群体往往把个体间相一致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摆到领先的地位。对中国来说，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向以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为基础。这种社会条件带来的“一盘散沙”似的涣散状态，也是造成中国在世界列强面前显得那样脆弱和缺乏竞争力量的重要祸根。近代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实在吃够了。如果整个民族间没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要战胜它所面对的强大对手，在世界列强面前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各个成员如果只顾自己，只顾眼前，这个民族将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倡国民之间“合群”的重要性，可以说有它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
戊戌维新运动也有严重的弱点：他们的要求是软弱的，有很大的妥协性，并且希望依靠没有实际权力的光绪皇帝来实现，这自然是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能依靠的社会基础实在太薄弱了，他们自己身上又还带着浓重的封建气息。当封建顽固势力一下反扑过来时，他们推动的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但作为一个思想运动，它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作出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许多知识分子经过这次运动的洗礼，思想上跨前了一大步。通过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以后的事实，不少人又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取得教训，进一步抛弃对改良道路的幻想而走向革命。戊戌维新运动，从某种意义说，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一步形成起了阶梯的作用。这却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始料之所及了。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后，1898年12月23日，由梁启超主持，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清议报》是以“尊皇”为宗旨的。它提出的种种主张和议论，都紧紧围绕着这一中心，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只能进行温和的改良，激烈地反对革命，认为中国国民的程度不够，如果发生革命的话，不但不能救亡，反而会促使中国灭亡。这些言论是错误而有害的。
但《清议报》的宣传也有它的积极方面。梁启超等到日本后，能够大量阅读当时日本翻译和出版的各种新学书报，这使他们对万国大势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有了更多的了解，给他们的思想和宣传中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主要是：第一，他们提出“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的主张，使人们对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局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二，他们明确地提出了“国民”这个概念，并且把它同“奴隶”的概念作种种比较，鲜明地对立起来。这个宣传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到五四以前在《新青年》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把“国民”同“奴隶”对立起来比较的影响。第三，他们继续鼓舞人们前进的信心。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在青年中引起的反响特别巨大。《清议报》的这种两重性，在梁启超以后创办的《新民丛报》和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著名文章《新民说》中同样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些刊物流入原来十分闭塞的中国内地，起了不少积极作用。
正当戊戌维新运动在国内掀起巨大波澜的时候，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却陷于十分艰苦的境地。孙中山后来说：“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
孙中山本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只在日本稍作停留，就经檀香山、美国本土而到英国。抵英国后不久，被清朝公使馆诱骗羁囚十三天，准备秘密押送回国内，经他老师康德黎等百方营救，方始获释。因为这件事，他作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名声却远扬海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革命家。
这以后，他在英国留居了一年，认真考察英国社会实际情况，广泛阅读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但孙中山到英国时，正值恩格斯去世不久、欧洲工人运动内部思想比较混乱的时候，因此他虽接触到不少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内容是十分混乱的，其中给他影响最深的是美国的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使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中一开始就带有不少社会改良主义的色彩，实行起来仍只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1897年秋，孙中山离开英国，经过加拿大，重新来到日本，但处境仍很冷落。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孙中山认为彼此的宗旨都出于爱国，处境又都是亡命客，很希望同他们合作，并吸引他们一起从事革命。但康有为“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
，不愿同孙中山相见。梁启超同孙中山倒是有不少往还，孙中山还介绍他到檀香山去活动，结果兴中会在檀香山的会员大多转到了康、梁的保皇会方面去了。原来说好要和陈少白共同起草“两党合作章程”的徐勤（康有为的学生）也“不愿把章程起草，屡屡催他，总是推诿。合作之说，只好作罢”
。两派的合作所以无法实现，原因显然并不在革命派方面，而是由于康、梁等只愿意在保存现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某些改良，决不能同意采取革命的行动。两派的分道扬镳，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康、梁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人们通常把他们简称为立宪派。
上层士大夫中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下层劳动群众中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紧接着就上升到高潮，并且采取更为激烈的形式，那便是义和团运动。这次运动震动了全国，最后在八国联军和清廷的联合剿杀下失败了。在国内局势发生如此剧烈动荡的过程中，孙中山和康、梁两派都准备利用这个时机，积极开展活动。
康、梁一派策划的重要活动，是唐才常主持的自立军事件。他们想乘清政府慌乱地从北京逃往西安的机会，在两湖地区联络会党和其他各种力量，以武力实行勤王。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其意盖以武汉之间，多豪杰有志之士，思欲晓以大义，藉其声援，率之以直走襄樊，上达山陕，迎我皇上迁都南部，立中兴之基，竟维新的业，与各国重订和约，共致太平，犹向日之宗旨也”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唐才常等最初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而是提了不少含含糊糊的口号，并曾同孙中山等取得一些联系。参加这次活动的人中，也有一批人已有初步的革命意识，但政治上比较幼稚，是把自立军看作一次革命性的行动因而参加进来的，如毕永年、傅慈祥、戢元丞等。自立军原定1900年8月9日在两湖、安徽等地同时发动，但因康、梁的汇款至时拖延不到，以致无法发动，而风声早已外露。唐才常原来还曾希望得到号称开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但张之洞却在英国领事的帮助下，于8月21日夜下令包围汉口英租界自立会机关。唐才常等被捕杀。他在自书的亲供中说：“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谋保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而已。”
许多参加过自立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从清政府这次残酷镇压中，进一步丢弃了对它的幻想，同保皇力量分手，走上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等在这个时期策划的主要活动是惠州起义。这次起义由孙中山的密友、在当地会党中有重大影响的郑士良指挥。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山寨，招集了会党群众六百人，枪械三百。10月8日，他们在三洲田起义后，屡败清军，沿海岸线向福建进发。21日，抵达三多祝时，队伍已扩充到二万多人，准备直指厦门，迎接总部从台湾运来的给养援助。这以前，日本殖民台湾时的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曾在口头上表示当兴中会起事后可以给予援助，实际目的是想乘机插手以实现他们对福建的控制。孙中山本人也赶到台湾守候，准备策应。但日本政府不同意儿玉的这个计划，儿玉临时变卦，下令严禁武器出口，也不准孙中山从台湾进入内地。孙中山只得派人向郑士良传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这次起义便这样失败了。
但这次起义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已同前次的广州起义不同。孙中山说：“经此次失败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中国局势的发展，确已绽现出转变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