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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人脑反映外界事物的认识活动，而语言则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思维和语言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思维是全人类性的，对同一事物，不同民族的人即使思维方式不同，但也可形成共同的认识。英语和汉语民族具有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社会体制、宗教信仰。在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下，英语和汉语民族的思维模式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思维模式的更新是产生新观念、新知识和新理论的先导因素，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中西方文明史上处处可见思维模式发展的足迹和思维模式进步的硕果。鉴于中西方所依赖的哲学思想不同，生长的地理环境不同，以及所依存的生产方式不同，所以中西方呈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
1.悟性与理性
作为哲学的两种基本思维模式，悟性思维主要借助形象，而理性思维则借助逻辑来了解、分析与探讨世界万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主义思维模式在儒家的“格致”（格物致知）、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它要求人们不是仅用理性去认知对象，而是用整个身心去感悟、体验对象。儒家思想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妙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儒家思想关心的是人道，而非天道，是人生之理，而非自然之性。”（连淑能，2002）。著名的语言学家林语堂（2011）在《无字的批评》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知道理论是靠不住的，因此用‘情’字来调和，不但言理，且兼言情，入情入理，则凡事不错，这是中国人思想原则之特征。”而在海洋型气候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英美文化促成了当地人民对天文地理的浓厚兴趣，使他们形成了探索自然奥妙、向自然索取的认知传统。
总体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思维具有以下本质特点。 自我性 ：悟性的这种自我性，在根本上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个体的认知体验。 本体性 ：鲜明地体现和表征了中国哲学认识论与本体论、伦理学密不可分的特色，真与善有机融合和统一、浑然一体，并因此具有审美化的特征。这种认识论要求人们不仅要用理性去认知对象，还要用身心去感悟、体验对象。 整体性 ：对象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表达和再现。 直接性 ：摒除事象、语言、文字等一切间接性，直指对象的本体、本性。悟性所诉诸的直接性，不是面对事象、表象、现象的直接性，而是面对“始源”本体即所谓道体或佛性的直接性。 逆向性 ：打破日常和常规思维定式，采用反的、负的或逆的说明方法，这种反的、负的或逆的说明方法的实质和特殊意义在于：不说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而只去说它不是什么；通过可思议和可言说的东西，思议和言说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的东西。
与悟性思维相比，理性思维更加注重对逻辑思维的训练：强调概念，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知识和概念的确定性；依赖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解释和揭示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过程。因此，概念、判断、推理是理性思维的主要手段和形式，而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抽象到具体则是理性思维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2.整体性与个体性
整体性是指对对象的整体性把握。思维的整体性源于对象的整体性，是对象的整体性要求的。这种整体性思维基于朴素的自然认识观，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整体来观察其间的有机联系，认为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这种思维模式注重从个体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体的综合思考，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具体来说，在儒道释那里，它源于道或佛性的整体性，即道体为一，佛性不二。老子提出“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庄子论及“主之以太一”（《庄子·天下》），孔子申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些都可以视为对对象即“始源”之统一性的不同把握和表述。而慧能主张“性在身心存”“佛是自性作”（《六祖坛经》），强调佛我的统一，泯除主客的分离与对立，其实质也是表达和再现对象的统一和完整。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成部分逐一进行分析研究（何南林，2008）。中国人向来就有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从中医疗法（综合疗法）、综合性艺术、汉字的结构、对联和诗句中对偶辞格的频繁使用等诸多方面都可以反映中国人重整体和谐的心理文化。
与中国人强调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相反，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个体性、对立与差别交织的整体性，即世界充满了独立的毫无关联的个体与对立的力量。这种基于对立的二元思维渗透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个体独一无二的差异性与权益平等，个体与集体的对立性，这些都倍受重视且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对主客体、人和物质、现象和本质的分析研究深深地渗透在西方人的血液之中，继而形成了西方人固有程序化思维模式。这种解析性思维的特征表现为重个体、重分析；善于从本质了解现象、从整体出发分析事物等，是典型的分析性思维模式。
3.直觉与实证
直觉思维是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觉的、明澈的洞察或领悟 。中国人在思想上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借助直觉体悟，即通过直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中国哲学看重的是实用，偏爱以直觉顿悟的方式去感悟自然法则，而不是求助于抽象的概念、语言或逻辑推理。直觉思维强调感性认识、灵感和顿悟。直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直觉是一种心理现象，不仅是认知，也包含情感和意志的活动；狭义上，直觉则指觉察或直觉思维，是一种基本的认知过程和思维模式，是对突现的事物、现象或问题及其关系的一种快速识别、察觉、理解和判断的思维过程。 理性、思辨是西方实证思维的标志 。这种思维特征演变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古西方哲学家重视理性思辨的力量，在对自然界的种种观察和科学实验中偏重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近代西方哲学家则侧重借助于理性，利用实证或思辨来探索、考察主体世界与认识论。而康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构架起现象之间过渡、转化的桥梁，探索与挖掘出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刻根源与本质。
本节从悟性与理性、整体性与个体性、直觉与实证三组概念对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进行了阐述。下面依托这些概念就思维模式对ESP语篇翻译的制约进行探讨。
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思维和认识的组织者。语言以一套富于意义的符号系统，储存于人脑并参与各种思维活动。思维和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思维和语言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思维促进语言的发展，而语言也推动着思维的发展。同时，思维与语言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一方面，思维支配语言，丰富语言的内涵，驱动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语言承载着思维，是思维的形式与载体。伍铁平（1991）曾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看待世界与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在相同的语言习惯环境中，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的思维活动；但如若语言习惯不同，语言形式对主体的思维活动影响极为有限。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风格是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常常在语言中得到相应的体现。每种语言都隐含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而思维也反作用于语言，支配统率相关语言的内在结构，从而形成独特的语言心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也不例外。英语和汉语民族间的思维模式差异决定了英汉两种语言对同一主题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表示概念的词或词组形式可能截然不同，表达判断的句子和表达推理的句群的结构和排列顺序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作为英语语言的一个分支，ESP语篇翻译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思维模式差异的制约。在ESP翻译中，英语和汉语的思维差异折射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从而制约翻译过程语言转换的各个层面。本节主要从词汇、句子及篇章三个层面探析思维模式差异对ESP语篇翻译的制约。
1.词汇层面：表音与表意
思维模式的差异对词汇层面产生折射和制约。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从这里可以说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成中英，1991）。
从语言系统类型来看，英语是表音文字，其符号完全出于理性的规定。表音文字与其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而文字在表达客观事物的概念时，其音素组合的任意程度很大、信息量很低，词的形式与意义之间没有理据性（王德春，1997）。因为英语是通过语音来表达意图的，所以具有重形合、重抽象，具有一维的时间性特征，即通过时间的延续来说明或解释外部事物。英语是听觉语言，音素本身与意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通过与意义无直接关系的声音间接表达意义的。
汉语属于表意文字，其符号则是出于对自然的模仿：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是由记事符号和记事图画演变而成的，是通过形意来表达思想的，它重意合、重具象，具有多维的空间性特征。汉语是视觉语言，汉字的字形可直接表示概念：“寻象以观意”“睹形悟义”“察而见意”不仅是古人汉字造字的依据或原则，也是汉字认知的基础和规律。在汉字形体构造中，以形声字所造的字占80%以上。形声字由声符和意符（偏旁）两个部分组成。意符表示语义，或者为其语义规定一定的范围，提供重要线索。形声字的形旁是字形与语义发生联系的成分：形旁给形声字划出一定的意义范畴，帮助人们概括和类化字义。人们通过形旁提供的视觉信号，产生一些联想或猜想，从展开的空间序列中去摹拟或把握外在世界，再加上汉语是一种孤立型语言（Isolating Language），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形变化，没有显性的词类分别，词语就像能够自由活动的基本粒子，可以随意碰撞、组合。使用表意文字的汉语民族善于形象思维，用词倾向于具体，常常以实的形式表达虚的概念，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连淑能，1993）。例如，“氨（Ammonia）”，以“安（an）”表读音，以“气”为形旁表示它是以气态存在的化学元素，使人一见便能想到“氨”是读音为“安（an）”的一种气体；“吖啶”（西药名）（Acridine）则以“口”旁表义，说明是口服药；同样地，“涤纶”（纺织品名，Terylene）以“纟”为形旁让人一看就知道“涤纶”是一种纺织品。
英语和汉语在文字上的特点，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了解和熟悉英汉文字各自的特点，对于学习和掌握对方语言，理解各自所承载的文化，无疑有重要意义。
2.句子层面：形合与意合
思维模式的差异对句子层面产生折射和制约。最早提出“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两个概念是语言学家王力。“形合”由显性标记手段连词成篇，因此语篇句界分明、结构严密、脉络清晰。“意合”指以意义为语言组织手段进行布局谋篇，因此，语感、经验和语境是理解该类型语篇的关键。刘宓庆（1992）曾如此对二者进行过比较：“形合”指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意合”则指借助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联系而不是语言形式来实现关联。前者注重语句形式上的接应，后者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吕叔湘先生（1980）认为，汉语“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申小龙（2003）则认为，汉语民族注重“天人合一”，因而在语言上重“意合”而不重“形合”；西方民族强调主客体的分离，因此在语言上重“形合”而不重“意合”。
汉英语言“意合”和“形合”的区别表现在汉英两种语言的句子及语篇层面。“汉语的造句不注重空间构架的完整，而是线性的流动、转折，追求流动的韵律、节奏，不屑于形，以意统形，自上而下是一个形散意合的系统”（范红升，1996），但何善分认为，汉语的“意合”主要表现在句内，句间联系更多的还是靠“形合”；英语刚好相反，句内重“形和”，句间则多有“意合”，即靠代词、同义词、上下位词等词义而非形式语法结构达到语篇的连贯——但仍是显性连贯（Overt Coherence）。由于缺乏形态变化，汉语更注重隐性连贯（Covert Coherence），少用、不用形式连接手段，语法关系主要是通过词序来表达的。
英语以“形合”为特点，与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重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崇尚个体思维、主张“人物分立”、强调“由一到多”的思维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之所以重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崇尚个体思维、主张“人物分立”，与其祖先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古代使用印欧语系的人们，或者生活在气候恶劣的海洋性环境中，或者生活在干燥广阔的草原上，到处游牧迁徙，这一切使他们充分领略了大自然的暴戾无常、波诡云谲、变幻不定的一面，因而需要冷静客观地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并在与自然的斗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他们不得不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分析、了解自然，产生一种与大自然隔离的元初心态，即西方传统哲学的天人分离。人与自然的主客观对立，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导致其对个性、理性的强调与追求（陈登，1994）。这种文化心态，使得印欧语系具有了其他语系所不具备的鲜明特点：丰富的词法形式和形态标志，词语在句中位置的相对自由性等。
英语句子从形式上看，大都是SV或SVO，呈现出典型的形合特征，有严密的形态规定，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像汉语那样含蓄、模糊。英语常用显性接应（Overt Cohesion）手段连接词、句，注重句子形式、结构完整，注重以形显义。
汉语呈明显的意合特点，这与汉语民族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民族历来讲究天人合一，主张物我交融，注重和谐、了悟、悟性。这与汉语民族自古以来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及其所从事的农业性经济有关。汉语民族生活在北温带广袤肥沃的土地上，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再加上汉语民族所从事的是农业性经济，人与土地、气候的关系非常密切，于是人们崇拜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整体观。由此而发展了直觉的、悟性的辩证思维模式，注重从整体上、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把握认知对象的实质，反映在汉语语言上，即表现为不凭着严谨的形式进行分析，而是根据主观的直觉，从逻辑及上下文中“悟”出关系来，因此语言简约、模糊。可以说，重意合是汉语重悟性的突出表现（陈登，1994；陈安定，1998）。所以中国文化求全、求圆满、求和谐、求对称平衡，重个人感受和心领神会；重视整体抽象，注重心理时空，特别强调时间顺序原则，注重空间移动（陈安定，1998；杨自俭，1992），等等。
另外，自古以来，汉语民族文化更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中国的绘画、书法等都以重神似见长，所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笔断意连”等均是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最佳描述。在这种文化关照下的汉语往往注重隐性连贯，注重以意统形，句子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信息完全依赖语言环境和语言内在的相互关系体现。在ESP 旅游篇中，“云山”可以有以下 3 种英语译文：①Clouded Mountains，②Mountains like Clouds，③Mountains in the Clouds。汉语原文中“云”和“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只有读者自己才能领会。但在英语中，译文①以过去分词Clouded加上Mountains来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译文①没有Cloud后面的-ed 和 Mountain 后面的-s 等形态标志就不足以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同理，译文②和译文③分别通过增加like和in，以及分别在Mountain和Cloud之后增加-s的形态标志来体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思维差异。英语重形合的特点体现在句界明确，句法严谨，句式固定规范，以动词为核心、其他结构向外扩展的树型结构等方面。此外，英语的长句和复杂句多，句间的关联性强，注重连接词的使用，例如：
例1： Founded in 1986， the Asia Society has built a reputation of leading public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broadening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Asia and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Asians and Americans.
例2： Adelaide， aided by its central position and a ready supply of new materials， has since with its factories producing automobile components， machinery， textiles and chemicals.
例 1 是典型的 SVO 结构，以主体动词 has built 为中心统制全局，以分词founded和dedicated引导的部分为补充，构架出一个主次分明、内容丰满、连贯流畅的树形结构。例2为SVP结构，分词短语与独立结构成分的使用凸显了主要动词的地位，使得整个句子重心突出、层次分明，充分体现了树型结构的特点。
与英语不同，汉语句式上没有焦点，多由几个分句按一定顺序排列，各分句语义连贯，无须显性形态标记，呈流散型结构，不像英语那样呈空间立体布局。重意合、轻形合、少用连词等是汉语布局谋篇所呈现的内在、隐含、模糊关系的语言特点，一方面充满大量的重复内容，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省略内容。因此，英语句法是无法解释如此松散脱落、生动活泼的语言组织的。正如申小龙所言：“汉语造句注重的不是空间构架的严谨，而是线性的流动、转折，追求流动的韵律、节奏，不滞于形，而是以意统形，削尽冗繁。”汉语语法是一种形而上的语法，汉语句子中有大量的零句（Minor Sentence），零句是汉语的基本句型，整句由零句组成，因而复杂多样，灵活多变。整句与零句混合交错，便组成了流水句。又如：
无论在世界的家装领域还是家居环境，厨卫集成顶、空间集成顶都占了重要的位置，空间领域需要讲究各种装修材料的完美配合，使得家居空间更加具有美学感、更加和谐，集成顶以高尚的生活元素注入使家居空间变得更加具有灵动感，科宝博洛尼集成顶更是诠释了家居空间的梦想。
该例句中有大量零句，各零句流泻铺排、角度转换频繁、结构松散、无固定框架，是典型的汉语流水句。
3.篇章层面：直线式与螺旋式
思维模式的差异会在语篇层面产生折射和制约。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佛教都重视悟性，汉语也重顿悟、讲含蓄，汉语有一定的模糊性。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人们习惯一开始把思维发散出去，最后又要渐渐回到原点。这种思维模式成就了汉语的语篇特征——螺旋式结构，即对问题以螺旋式展开，而不是直入主题，如八股文中的“起、承、转、合”就能贴切、形象地解释这种语篇特征。西方民族重逻辑、擅长抽象思维、概括力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鲜明，即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形的，说话、写文章习惯开门见山，先亮话题，再由此展开，后面的内容都由前面的话题引出。英语语篇一般按直线展开：开头、提出问题、分析论证、结尾。英语语篇通常包含4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整个语篇就是一个整体，以一定的连接手段衔接起来，形成直线流动的实体。
Kaplan（1966）的研究结论表明：在英语写作中，文化背景不同，英语学习者使用的修辞模式也不同，这些差别类型转化为英语语篇的直线式特征、汉语语篇的螺旋式特征、俄语语篇的偏离式特征等。直线式特征的结构特点为：主题—例证—结尾，分为归纳和演绎两种结构，即以一个主题句（Topic Sentence）开头，然后全文围绕该主题进一步展开。Hoe（1988）、McCarthy（1991）把英语语篇概括为3种类型：概括—具体型（General-Specific Pattern），包括概括—举例式（Generalization-Example）和整体—细节式（Preview-Detail）；问题—解决型（Problem-Solution Pattern）；对照—匹配型（Matching-Pattern）。
（1）概括—具体型。 这种模式在英语中是最典型的，其应用广泛，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的直线式思维模式。例如：
An increase or a decrease in the price level affects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farmers .One of the best-known examples of this…Many farmers were…A farmer might…These facts show how directly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life depends on the prices of their farm products.
以上语篇以画线的主题句开头，开门见山，直接点题。后面的文字是对主题进行的印证、解释和例证。这是一个概括—举例式语篇。
The working conditions were poor .The tables where workers sat were very high, and uncomfortable.Except for a half hour at lunchtime, there were no breaks in the day to relieve the boring work.There was no music.The walls of the workrooms were a dull gray color.I was amazed that the workers hadn't gone on strike.
同样地，该语篇画线的首句也为主题句，概括了主题思想，后文的细节是对主题的详尽解释和说明，属于整体—细节式语篇。
（2）问题—解决型。 这种模式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顺序组织语言，常用于叙事体、文学作品，以及科技、社会类的说明文等。例如：
Nowaday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traffic accidents in some big cities .It is estimated that…It is a never-ending battle which man is losing.
Why have there been so many road accidents?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etc.The third reason is that…For all th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road accidents is due to carelessness.
It is high time that something were done about it. For example,…In addition, traffic facilities should be…All these measures will certainly reduce the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该语篇第一段的主题句明示了问题，第二段的主题句以疑问句的形式明确段落的主要任务——分析原因，第三段的主题句呼吁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属于典型的问题—解决型语篇。
（3）对照—匹配型 。这种模式常用于比较两种事物的异同，存在于较长的语篇中，常与其他模式混用。例如，下例从各种细节，如体积、重量、节能等，对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的车型进行了清晰的比较。
The American car of the 1980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 old models. The most striking difference is the size.While the old models were large and spacious, the newer ones are smaller and more compact.In the past, cars were also constructed of heavier materials.Nowadays light-weight aluminum and plastic have replaced the heavy-weight metals of yesterday.Engines are now more fuel efficient.Ten years ago the average American car got ten miles per gallon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Many of these differences are advantageous to today's driver, but unfortunately these smaller, lighter cars are not as safe if an accident occurs.
以上各例表明，英语语篇的3种模式均具有“先抽象，后具体”“先综合，后分析”“先概括，后细节”等特点。换句话说，英语语篇的组织和发展 呈典型的直线式 。
汉语民族的思维活动大多是螺旋式的，这种螺旋式的思维在语言上表现为围绕主题绕圈子的“迂回式”表达：作者不直接进入主题，而是在主题外围迂回阐述（林大津，1994）。对篇章的主题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阐述，而是采用曲折起伏、隐喻含蓄、断续离合、迂回间接的方式来阐述。
例 1： 但是场中叫喊的人，不但有少男少女，还有许多白发的老教授——我的植物教习罗里教授就坐在我的附近——他拼命地喊着助威的“呼声”！ 我心里更不明白了！ （胡适《我对于运动会的感想》）
这个片段从事情的背景叙述开始，逐步阐述个人的感受，以此作为段落的总结，是典型的迂回式结构。
例2： 在栖霞岭北侧黄龙洞后山上，有洞深约30米，狭长如游龙匍地，常见雾霭弥漫， 这就是卧云洞 。
这简直就是中国名胜古迹介绍的模板，先具体描述，最后才加以概括，即所谓的点睛之笔。
汉语语篇结构不是从主题句出发，而是在主题句外围绕圈子，最后才点题。
以上从词汇、句子及篇章等层面探析了中西方的思维差异及语言表现。作者认为，ESP语篇主要具有如下特点：词汇层面的表音与表意、句法上的形合与意合，语篇均具有“先抽象，后具体”“先综合，后分析”“先概括，后细节”等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对ESP语篇翻译能产生较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