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王的博古情怀

（一）宋徽宗赵佶的“宣和盛世”

宋徽宗赵佶，这个19岁就当上皇帝的“风流”人物，尽管治理国事不那么“称职”，对于文艺却十分在行，《宣和遗事》中说他“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瑞禽，充满其间，画拱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从这些描述中足以见出宋徽宗可谓一个十足的“文艺男青年”。他不仅擅丹青、工书法，还通音律、晓诗文；不仅能射御、会踢球，还精茶道、喜收藏；不仅好文物、嗜金石，还修馆所、建园林。被后世评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书画方面，宋徽宗除临摹古代名篇佳作之外，还绘山水、画人物，作花鸟。你看那自成一家的《瑞鹤图》《听琴图》《芙蓉锦鸡图》《杏花鹦鹉》……再配上他挺秀的“瘦金书体”题款，就可窥见其“天下一人”的艺术情调。正是如此喜欢艺术，所以他兴画学、建翰林图画院（承担绘画、装画、制造神御、合香、捏塑等职事），并设画院勾当官、待诏、祇候、艺学、学生、工匠等职位，以科举形式招考画师，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年枝上太平雀”种种，在画史上真是空前绝后的重大举措。邓椿《画继·杂说》中描述了两个有趣的逸闻趣事，一个故事说徽宗刚建成“龙德宫”，便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待诏们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来画，然而徽宗看了却不十分满意。唯独在殿前柱廊栱眼的一幅斜枝月季花前矗立良久，于是问画者为谁，回答说是一个青年新画家。赵佶听了尤为欣喜，对其“赐绯”（按：宋时官员依据品级高低佩戴不同鱼袋以证明身份。“紫”和“绯”分别是佩戴不同等级鱼袋的官员的官服颜色，四品以上才可以穿紫袍，七品以上可以穿红衣服。《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五》载：大赦，内出鱼袋以赐近臣，自是内外升朝文武皆佩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廷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带），褒锡甚宠。待诏们都疑惑不解，原来“月季因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徽宗能辨别出此作乃“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另一个故事说：“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这两个故事表明赵佶对培养画家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也是煞费苦心。

徽宗专门设立御前书画所，“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收藏万千文物精品（邓椿《画继》：“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并交与米芾等人掌管。把收集到的书画，编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关于米芾，史书中记载其五世祖米信是宋朝开国元勋，故恩荫做官，徽宗时期担任太常博士、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人称“米南宫”，可见徽宗对其宠爱有加。据说有一次，米芾正笔走龙蛇，突然想吐痰，于是对着徽宗喊道：“皇帝，唾壶。”赵佶果真就把唾壶拿了过来。还有一次，赵佶招其书写屏风，米芾看中了桌上一方砚台，写完屏风之后，便指着那方砚台说：“被臣濡染过，陛下就不能用了。”赵佶知道其心思，遂把砚台赏赐于他。米芾怕皇帝反悔，于是抱着那方砚台就跑，弄得浑身墨汁。

徽宗还诏令访求天下遗书、古器，驱使臣民为其搜罗古玩奇珍，敕命王黼等人将收藏在宣和殿的青铜礼器加以整理、考订，编成《宣和博古图》。《铁围山丛谈》中记录了蔡絛与其父蔡京在朝期间目睹宋徽宗收藏古器物的情况：从大观年间开始慢慢积累，政和年间已经收藏有“六千余数百器”，到了宣和年间，达“天下古器毕集秘府”的程度。后因“宣和殿”装不下这些“天下珍品”，又修建了“保和殿”，左右还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专用于摆放古玉玺印、诸鼎彝、法书图画。

那么，徽宗如此耗费人力财力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在其政治生涯及艺术生涯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南宋翟耆年所著《籀史·徽宗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宣和博古图》中有这样的描述：“帝（徽宗）文武生知，圣神天纵，酷好三代钟鼎书，集群臣家所蓄旧器萃之天府，选通籀学之士策名礼局，亲御翰墨，讨论训释，以成此书。使后世之士识鼎彝牺象之制、瑚琏尊罍之美，发明礼器之所以为用，与六经相表里，以敷遗后学，可谓丕显文王之谟也。”可见，宋徽宗编此书的目的很清楚，一则因喜爱而记录，二则为了让后世知晓皇家礼器的制度、美感、用途，以及与“六经”相互呼应的表里内涵。

《宣和博古图》中的每件器物都经过精心摹绘，记载尺寸、重量、容量，拓录铭文并加以释读，共三十卷。按各种器物类型分为二十类：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斝、觚、斗、卮、觯、角、杯；敦；簋、簠、豆、铺；甗、锭；鬲、鍑；盉；盦、鐎、瓿、罂、冰鉴、冰斗；匜、盘、洗、盆、鋗、杅；钟、磬、錞；铎、钲、铙、戚；杂器（弩机、镦、钱、砚滴、承辕、舆辂饰、表座、刀笔、杖头）；镜鉴。在器物大类之下再按年代编排，著录了“宣和殿”内由商至唐的青铜器八百三十九件。书中所编录的器物，每一件都配以绘图，以线描的手法忠实地对器物的外形、纹样、铭文做详细的描绘，另外又对每件物体的大小、形质等进行文字说明，部分还配有出土地点、年代、藏家情况等。

宋徽宗还铸“大晟钟”为全国音高定调。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早年流落于商丘时，到高辛庙求神问卜，预言其会成为天子，于是他精神大振。崇宁三年（1104），河南商丘出土了六枚春秋晚期“宋公戍”钟，而商丘又是赵匡胤的起家之地，朝廷认为是祥瑞。宋徽宗即位后，便有“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想法，于是召集蔡京等大臣对“大乐之制，太常乐器，琴瑟制度”进行商讨。蔡京等人推荐了当时著名的音乐家魏汉津，魏汉津进宫后向徽宗进言，说黄帝创设黄钟之律，律管长九寸。夏禹效法黄帝，“身为度、指生律”，将左手中指第三节、无名指第三节、小指第三节的长度合为九寸（意在暗示徽宗将用左手中指的长度确定黄钟律的律管长度），这番说辞正好迎合了徽宗皇帝的小心思。于是，增设“大晟府”掌乐律，命“乐器制造所”和“泻务司”的工匠铸造大晟钟。晟钟成，下诏赐“新乐”，名为“大晟”，诏曰：“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随后，发送各州府，作为标准音律定音，统一了音高。

赵佶是一个靠审美境界活着的人，为彰显出“钟鸣鼎盛”之庭的不凡气度，他带动了编修古器物图谱的风潮。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四十多家，南宋有三十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因为有他做“表率”，宋朝百姓也学会了“审美化”的生活。像这样对古器物的描绘记录形式，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提供了人格修养的范例。当时的文人墨客，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无不以收藏古器物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他告诫其后人：“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惜古”风尚。

1135年，赵佶的人生大幕落下。如今，当我们翻阅《宣和博古图》中的一幅幅古器物，钟磬錞铙的袅袅余声，似乎还在诉说着往日汴京的繁华、亡国的悲凉与历经千年的沧桑，以及这个集皇帝、艺术家、风流才子、阶下囚等众多标签为一身的“天下一人”所开创的“宣和艺事”……

（二）爱新觉罗·弘历与《古玩图》

如果说宋徽宗赵佶“万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正好与他相反的皇帝——乾隆（爱新觉罗·弘历）。乾隆虽说也极具“文艺范”，但其艺术水准较之徽宗帝却逊色不少。乾隆帝不仅爱画画，还喜欢在别人的书画上进行二次“创作”，如其收藏的《鹊华秋色图》，被“创作”（盖印章）得没空地方了。尽管如此，乾隆在搜集古物方面还是功不可没，他热衷于收藏，使存世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等被搜罗殆尽，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只要民间发现精品，悉数纳入宫中。命人做《西清古鉴》《吉范流辉》等多本铜器图录，又有《精陶韫古》等四册工笔设色的陶瓷收藏图录，以完整记录皇家收藏和凸显乾隆的品鉴趣味。1749年，命廷臣梁诗正依循宋朝《宣和博古图》（图绘古器物的著录之学已然形成了一个重要传统）的体例及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二十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一千四百三十六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二十卷，共著录宫廷藏器一千六百四十二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十六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六百件，铜镜一百零一面。

博古图最初是对珍贵器物的记录，具有留存档案的功能，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档案式的作品成为后世欣赏玩味的独立审美对象，之后即形成了中国绘画中专门的一支题材画类。如清代，乾隆命如意馆画师以工笔画形式绘制多本古玩册和古玩图卷，画工精湛，写实逼真，毫厘无差。图册中记录每件瓷器的名称、尺寸、特征等。既是一本可赏玩的古玩册，又是一份内府藏瓷的档案资料。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清代除了工笔画制博古图的形式之外，还有其他做记录的方式。清代宫廷瓷器的画样也是由宫廷画师绘制而成的。故宫现存瓷器的图样是以线面的形式勾勒器形，然后在上面绘出图案的效果图，并且注有釉色、数量和尺寸的要求，使制瓷者能够按图所示准确地制作。这种近乎实物的瓷器画样，带有帝王的审美意趣，成为沟通帝王、画师和瓷工的中介，也正是工笔画所具备的准确性和制作的规范性，使其在其他领域的传播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康熙晚期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开始待诏宫廷，画花卉喜欢带上花器，花器有时画得比花卉还美。后来乾隆皇帝也许是受了郎世宁的影响，请人画《博古图》，选宫廷藏器单独绘像，古董雅玩这才有机会走下案架，走上纸绢，成了中国画里新的题材。此后，这种人物故事卷轴画又在不同载体之上抽离出各种装饰纹样，成为具有博古意味的图像组合，乃至对清末兴起的海派博古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似乎都有着一种复古情怀，他们推崇古制、雅玩鉴赏，借助“古物文玩”来陶冶情操，并以此表露博古通今、崇尚儒雅的寓意。早在春秋时期，这种博古情怀就成了衡量“高人”的标准。随着历代帝王的倡导及“金石学”的复兴，人们品茶、玩花、赏奇石、鉴古董…… 0ueIIm8FKsMqB8rbi+HBKngcxxIjIdYDWaV1Zvoiq6xs551ANiXoQtce9JosGH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