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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始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强大的意象，它以强硬而单调的造型来体现它的权力。
无论多么小的院落，都要有院墙，尽管这院墙可能是象征性的，用简易的树枝围成，但它给人的心理安慰却是不可取代的。而各级衙府乃至宫殿，则无不围以高大的围墙。墙，不但执行着实际的防卫功能，而且成为地位的标志。身份不同的建筑，拥有级别不同的围墙，甚至在院落的正门内或者正门外，还要加设一道影壁墙，用以消解视线的穿透力。
墙阻挡了我们的目光，使墙内的事物越发显得神秘和诡异。墙的本质，是它的私密性。实际上，即使是皇宫的高墙，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它的防卫使命，它不代表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安全，是藏在人的心里的。万历年间那件著名的梃
击案就是对重重宫墙的一个绝妙的反讽。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端午节前的一个黄昏，一个手持枣木棍的陌生男子从东华门闯入大内，接近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穿过两道宫门，直奔前殿檐下，才被七八名宦官捉住。在此之前，重重宫墙对他已形同虚设。
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屡次发生，屡禁不绝。这证明墙对安全的许诺是不真实的。即使如此，没有一个皇帝甚至很少有臣民，能够摆脱对墙的依赖。皇帝把自己的宫墙无限放大，就成了长城。只有帝王才具有如此胆大妄为的想象，也只有专制体制具有这样的强制力，使这一不着边际的想象得以实现。
皇帝的想象开启了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长城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没有尽头的。那些最早开启了这项事业的君王，无论怎样高瞻远瞩，都不可能看到长城的尽头。长城远在千里之外，在宫殿深处，他们不可能看到长城，但长城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的心里。长城是他们帝国的最大的院墙，而戍边的将士，则是为他们看家护院的家丁。
在冷兵器时代，国土越大，它所需要的城墙和军人就越多。所以，国家的强盛与它所需要支付的费用是成正比的。不过，越是富足就越危险。在皇宫的宫墙、都城的城墙以及边塞的长城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这些级别不同的墙环环相扣，共同组成帝国的防卫体系。卡夫卡曾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的一切之上。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诚然，卧榻是很宽大的，但也可能是很窄很短的。”也就是说，古代帝王们把长城视为安全的最大边界，只有长城存在，他们才能在卧榻上高枕无忧；只有长城真实地存在着，皇帝们才能忘记长城，怀抱着娇妃沉入梦乡。而长城一旦出问题，皇帝们就会坐卧不安、无所适从。长城的安危决定着皇帝们的生活质量，而宫殿的权威也是依靠长城的权威维系的。
是宫殿的意志创造了长城，同时，宫殿也要看长城的脸色，所以，所有的宫殿对长城从来不敢怠慢。长城就是这样不断扩大它的势力，以不可一世的架势横亘在崇山峻岭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