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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却不能安抚肚子。苏轼的俸禄，此时已微薄得可怜。身为谪放官员，朝廷只提供一点儿微薄的实物配给，正常的俸禄都停止了。
而苏轼虽然为官已二十多年，但如他自己所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并无多少积蓄。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钱，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更何况，他的家眷也来到黄州相聚，全家团圆的兴奋过后，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横在他们面前：这么多张嘴，拿什么糊口？
为了把日子过下去，苏轼决定实行“计划经济”：月初，他拿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一份份地悬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他用叉子挑一份下来，然后藏起叉子，即便一百五十钱不够用，也不再取。一旦有节余，便放进一只竹筒。等到竹筒里的钱足够多时，他就邀约朋友，或是和夫人王闰之以及侍妾王朝云沽酒共饮。
即使维持着这种最低标准的生活，苏轼带到黄州的钱款，大概也只能支撑一年。一年以后该怎么办？妻子忧心忡忡，朋友也跟着着急，只有苏轼淡定如常，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意思是，等钱用光了再做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无须提前发愁，更不需要提前预支烦恼。
等到第二年，家中的银子即将用尽的时候，生计的问题真的有了解决的办法。那时，已经是春暖时节，山谷里的杜鹃花一簇一簇开得耀眼，苏轼穿着单薄的春衫，一眼看见了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坡地。
马梦得最先发现了那片荒芜的山坡。他是苏轼在汴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太学里做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的墙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诗《秋雨叹》，受到围攻，一气之下他辞了官，铁心追随苏轼。苏轼到黄州，他也千里迢迢赶来，与苏轼同甘共苦。
马梦得向官府请领了这块地，苏轼从此像鲁滨孙一样，开始荒野求生。
那是一片被荒置的野地，大约百余步长短，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做过营地。几十年后，曾经拜相（参知政事）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来黄州拜谒东坡，后来在《吴船录》里，他描述了东坡的景象：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那片被荒弃的土地，苏轼却对它一见倾心，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会对食物太过挑剔。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让苏轼想起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做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写了《东坡种花二首》，还写了一首《步东坡》，所以，苏轼干脆把这块地，称为“东坡”。
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
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里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此时才算正式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