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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以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疲软无力并无什么秘密可言。2008年以后，随着美国陷入深度衰退，全球经济随之下挫，经济学家们声称，复苏必将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过程，因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衰退，而是一次“系统性危机”（systemic crisis）。我曾被这种观点说服。他们的研究显示，在经历一场足以摧毁金融体系的危机后，经济体要走出衰退绝非易事，即便能够摆脱衰退，也会在随后的4～5年里经历增长疲软的复苏期。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力度依旧远低于预期。到2015年，全球仍然没有一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平均水平。于是我开始认为，这次低迷乏力的复苏不太正常，其中必定有尚未被发现的奥秘：失去的增长到底在哪？
经济学家给出形形色色的理由，去解释我们的世界为何会陷入这次战后历史中最疲软、最缓慢的复苏。然而，大多数解释还是集中于信贷危机对经济需求的抑制作用，因为消费者和厂商不得不拼尽全力偿还债务，而后才能逐渐重拾增加开支的信心。还有一些人将需求不足归罪于收入不均问题的持续恶化、政府对银行借贷的监管不力或是危机后压力失控带来的其他弊病。这些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还不够直接、清晰。以美国为例，已有足够证据显示，需求水平到2015年已全面恢复：汽车销售量创下新高，就业增长数字也处于高位，但经济学家们最喜欢的GDP增长率数据依旧远低于危机前水平。和所有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一样，或许是这些侦探们找错了地方。
于是，我率领的团队开始将注意力从以需求为核心转移到相关供给侧，即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层面。很快，我们便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罪犯”。在诸多原因当中，导致增长乏力的一个关键性诱因，就是由人口所提供的有效劳动大幅萎缩。由于这个结论有悖于人们对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正在不断取代人类劳动的主流观点，因而最初很难被接受。既然技术已让人力劳动过时，劳动力不足又为何成为问题？不过，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不会撒谎。
人口增速下降趋势早在2008年危机爆发时就已形成。事实上，这种趋势足以成为解释此后复苏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文所述，考量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看生产力增长与劳动力增长的总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两者在全球范围内均遭遇大幅下滑。不过，生产力下降这一说法还广受争议，因为很多专家认为，官方统计数字未能体现新型数字技术的影响。以美国为例，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1960—2005年生产力的年均增速为2.2%，而在过去10年，这个数字却下降至仅有1.3%。人口增速放缓的趋势甚至更加明显，这一点毫无争议。总而言之，对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最没有异议的解释，就是劳动力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而劳动力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15～64岁的劳动人口增长率。
世界许多角落依旧弥漫着对“人口爆炸”的恐惧，这种恐惧的核心是，人口总量超过食物及其他资源的供给总量，而这种失衡会带来不可想象的毁灭效应。人口爆炸说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联合国对2050年全球人口总数的预测，即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4亿，从目前的73亿增长到97亿。这个接近百亿的数字听起来高得令人难以想象，但其实联合国的预测已考虑人口增速的大幅下降。随着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和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年轻人不断减少，平均寿命延长就成为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动力。综合起来的后果，就是为经济增长注入一剂毒药。
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总量基本维持着近2%的年均增长率，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应该能维持近2%的基础增长率。这样一来，如果人均产出同时增长，便可实现远高于2%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到1990年，由于全球人口增长遭遇断崖式下跌，人口增长率拦腰减半，降至仅有1%。单纯从数字本身看，1%和2%之间或许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如果人口增长趋势率保持在1950—2005年间的2%，今天地球上就会有87亿人，而不是77亿人；我们的世界也不会衰老得如此之快，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此讨论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经济效应还需时间才能显现，因为新一代婴儿长成15岁的劳动力尚需时日。当然，在许多地区，人们开始工作的年龄是20岁甚至25岁，这取决于他们在校学习时间的长短。因此，生育低谷对人口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需要15年或更长的时间，才会得到清晰体现。在过去的5年，这种效应已开始愈加明显。
当下全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起实施的，并在此后不断强化的生育控制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女性事业成功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进一步加剧人口增速的放缓，因为她们当中许多人会选择事业而放弃生育。
这种人口变化的根源，在于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发生根本性变化。自1960年以来，科技与医疗卫生的进步，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全球范围内，人均寿命已经从1960年的50岁延长到目前的69岁，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此外，人口增长的主要年龄段是50岁以上人群，而总数增长最快的年龄段是80岁以上人群。因此，尽管全球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但增速已大不如前，而增速下降最剧烈的人群，恰恰是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最明显的适龄劳动人口。
在1960年后的岁月，人类曾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育低谷，就总体而言，平均每个女性抚养的子女数量由4.9个减少至2.5个。在新兴市场国家，愈加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生育低谷更为显著。在印度和墨西哥这两个昔日曾最担心人口爆炸的国家，每个育龄女性抚养的子女数量居然从1960年的超过6个，锐减至不到2.5个。目前，这两个国家的替代生育数量均已接近2.1——若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人口总量将开始减少。
随着全球生育率不断逼近2.1这个临界水平，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低于正常的生育替代水平（replacement level），即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其夫妇两人。当净人口生育率为2时，出生和死亡将趋于均衡，在没有外部迁入与内部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停止增长。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生育替代率之所以为2.1，还因为新生男孩的比例略多于女孩，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对于新生儿死亡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对应的生育替代水平也相对较高，从而避免人口总量减少。全世界有83个女性抚养子女数量不到两个的国家，而地球上的每两个人里，就有近一个人生活在这些国家。它们当中既有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有德国、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在某些发达国家，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已开始萎缩，如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而且这种趋势已延续多年，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未能幸免于难，包括印度和中国。对它们来说，劳动人口萎缩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到来，而且萎缩速度甚至更快。此外，全球人口增长率预计将在未来10年及之后继续下降。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
人口增速的放缓，已通过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经济震荡，进而影响到代际、性别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引发“人机对抗”。美国最近发布的人口预测显示，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100亿，这使得部分人不停地重复人口过剩论。一些人担心，人口增长会超过食品供给的增长，让地球陷入饥饿危机；另一些人担心的是，机器人会让人力劳动者失去价值，而在人口爆炸的背景下，这种威胁自然更令人心惊胆战；在美国和欧洲，还有一部分属于反移民力量，他们主张修建国界墙以阻止难民涌入，某位英国内阁大臣称，“绝望的移民四处劫掠”的现象如“涨潮般肆虐”。
但这些人忽略的是，100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庞大，但真正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是增长率，同样，食物供给的影响也体现在增长率上。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整个制造链所承受的压力减少，即它不必再继续提供太多的服装、房屋或食品。农场也不必像以前那样，为养活所有人而不得不加快生产。相反，它们的主要目标变成满足老年人口的饮食需要——这个群体对卡路里的需求比年轻人少1/3。许多国家的确还存在饥饿问题，我不是想忽视这个事实，但这些问题的经济动因显然不是人口。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最严峻的经济威胁并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年轻人口过少，而机器人的出现或许有助于缓解即将到来的劳动力短缺。农业机器人也许就是对退休农民的有效补充。
当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一切有关非法移民，或是其他暴力活动的争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取而代之的，将是如何吸引甚至“偷窃”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和人才。对于那些人口快速老化、劳动力锐减的国家，新移民到底是寻求机会的“经济移民”还是逃避战争或政治制裁的“政治避难者”已不重要，因为他们都会加大劳动力储备的规模。在新兴市场国家，吸引或留住工人的压力尤为巨大，因为在这些国家，出生率持续下降，而人均寿命的延长速度远超英国、美国等富裕国家在最初经济发展阶段的水平。
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层面看，最关键的人口问题在于它的人才储备是否在增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未来5年劳动适龄人口的预期增长，因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现有劳动力，而不是退休者或在校青少年；其次是看这个国家如何抵御人口增长放缓带来的副作用。一种途径是鼓励女性多生育，但这种方法在历史上有污点；另一种途径是吸引包括女性、经济移民和退休者在内的成年人进入或是重返就业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大的受益者应来自那些劳动适龄人口高速增长，或是劳动力预备人才培养卓有成效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