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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整个世界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尽管这段繁荣仅仅持续了4年，而且其根基并不牢固，但在危机爆发前，很多观察家却将之视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黄金时代的开端。很多人认为，货币流、商品流和劳动力流将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张，从而使财富持续增加。这些人也认为，更多贫困国家将跻身富国行列，而在这些国家也会有更多的居民摆脱贫困，过上舒适的生活，进而缩小与世界1%最富裕的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差距。他们还认为，财富的增长将为政治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而政治自由与民主将让经济更加繁荣兴盛。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的风暴来袭，人类社会从“危机前时代”进入“后危机时代”。危机爆发后，所有关于黄金时代的预言，被一个全新的现实取代。人们不再狂热追求全球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全球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并非所有全球化带来的流动都出现减缓。举个例子，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流增长依然迅猛，以游客数量和航班乘客数量为标志的人员流动也在快速增长。不过整体而言，从穷国到富国的人数在持续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最为直接的货币流，包括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及商品、服务贸易，也大幅下降。
世界各国开始重建贸易壁垒，阻绝本国人和邻国之间的交流。自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逐渐低于经济增速，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一遭。大型跨国银行对海外贷款心有余悸，纷纷将业务重心收回本土。历经30多年的迅猛增长，2007年资本流动额达9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当年全球经济总量的16%。但目前资本流动额已跌至1.2万亿美元，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退回到1980年的水平。
当流动性不足、贸易增速减缓时，经济增长也将同步放缓。尽管经常有国家遭遇衰退，但世界上也从不缺少快速增长的国家，全球经济也很少出现整体性萎缩。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没有以GDP负增长来定义全球性衰退，而是以收入增长放缓、就业数量减少及其他标志全球衰退的因素来定义。
IMF认为，典型的全球性衰退有4次，分别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及2008—2009年。在这几段时期中，全球GDP增长率降至2%以下，而全球GDP长期的年均增长率为3.5%（这里在计算全球GDP增长率时，以市场确定的汇率为准）。此外，全球GDP增长率还曾在2001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之际降至不足2%。因此我们可以说，自1970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过5次全球性衰退，而且这5次衰退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均起源于美国。
不过，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全球GDP年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国家，下一次全球衰退有可能从中国开始。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也仅实现2.5%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尤为沉重。除中国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均下跌至勉强超过2%，低于远比它们富裕的美国。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失去了赶超全球领先经济体的机会。从巴西到南非，大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均跌下发展的阶梯。对全球繁荣的持续预期，就此转化为抢夺生存空间的竞争。
2010年，全球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遭受重击，始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扩散。在此前10年中，整个世界已陷入动荡之中，平均每年发生14起造成全球震荡的重大事件。从2010年开始，这个数字飙升至22起，其中绝大部分事件的诱因，来源于日趋壮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
第一轮震荡来自阿拉伯世界。食品价格引发的抗议活动，到2011年，蔓延到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抗议活动出现的根源，既有对经济发展的不满，也有全球经济的放缓，比如印度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的政治和南非的工资、劳动环境恶化等原因。这一轮动荡在2013年夏天进入白热化状态，当时在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里，数百万民众涌上街道举行抗议活动。
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这样描述：“当人们最基本的幻想破灭，便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今天，前危机时代对无止境繁荣的期望，已彻底化为泡影。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支撑着包括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因为向中国出售大宗商品始终是这些国家繁荣的重要支柱。中国对资源近乎无止境的需求增长，形成了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周期，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俄罗斯，还是相对落后的尼日利亚，都从中受益。但是到2011年，铜和钢材等金属价格纷纷开始下跌。进入2014年底，原来的预期彻底破灭，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原油价格便拦腰减半。
不过，最能体现全球趋势变化无常的例子，莫过于“金砖四国”（BRIC）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国家有引领全球经济的潜力。不过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已从巅峰时期的14%跌至6%左右。2019年，俄罗斯和巴西的年均GDP增长率仅1%；最初的“金砖四国”中，印度也从2015年起大幅度地放缓增长势头。
之前的超级繁荣，加上极少有人意识到危机来临这一事实，加剧了后危机时代的动荡。所有人都认为，新兴中产阶级需求的增长将持续高企，而事实是，在许多国家，愤怒的中产阶级正在用减少消费发泄他们的不满。在这样紧张的全球形势下，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自然不及对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的担忧。毕竟，在某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的危害更大。
许多危机前曾享誉全球的热门公司已灰飞烟灭。随着货币流总量的枯竭和方向上的逆转，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开始剧烈贬值。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始终是资本的净流入国，但是在2014年，新兴市场国家首次迎来资本净流出。到2015年，阻挡资本外流的大坝轰然崩溃，资本流出一发不可收拾，当年流出总额超过7 000亿美元。资本的突然流失，让这些国家丧失了偿付外债的能力。许多费尽周折才摆脱债务负担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被拖入债务泥潭。
2005年是危机前繁荣期的顶点，那时IMF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救助，看似已准备彻底放弃这项业务，但是到2009年，IMF财务救助项目的数量迅速增长。自那以后，IMF每年都会启动10～15项新的救助计划，目标遍布全球，从欧洲的希腊到拉丁美洲的牙买加。
在后危机时代，增长的危险已被广泛承认。2009年后的全球化进程创下“二战”后的历史最低点。在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前的2007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国家仅占1/20。但是2013年，这个比例已高达4/5，而且这种同步放缓已是连续出现3年，这种情况在近期历史中也是头一遭。它持续的时间，比1994年席卷新兴市场国家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更长，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本身的危害性也无法与之相比。随着萧条的蔓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寻找增长明星的游戏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新的现实：经济增长绝非天赐的礼物。事实上，世界上的主要地区都曾经历过持续数百年的无增长阶段，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
高盛的研究人员追溯了过去150年经历过长期低增长的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进行横向比较。他们总共发现90次至少延续6年的经济停滞案例，其中26次持续时间甚至超过10年。有过这种情况的国家包括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法国。最长的经济停滞始于1930年的印度，前后持续长达23年。其次是1982年的南非，持续22年。但是这些停滞远不如战后持续数十年的亚洲增长奇迹那么知名，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被研究的程度也远远不够。不过其经济停滞的普遍性绝不亚于后者，而且在后危机时代更具有常态性。
必须认清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人为改变商业周期，以可预期的线性方式持续增长。一旦经济收缩超过某个临界点，这个经济体就会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例如，正常的经济衰退会提高失业率并降低工资，促使企业推动经济循环，进入复苏阶段。但是如果衰退的持续期太长，程度太深，就可能影响劳动力的技能，引发大规模破产，破坏产业竞争力，导致更严重、更漫长的衰退。人们为这种危险新增一个专用术语——“滞变”（hysteresis），以描述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导致经济远离复苏，陷入进一步放缓的状态。在极不景气的后危机时代，新的担忧是某些国家可能会长期陷于这种状态。
如今，强势增长背后的羸弱根基和现实难度已显而易见，这就提出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我们如何预测哪些国家最有可能崛起，哪些国家更有可能衰落？一国命运即将发生变化的最重要标志是什么？应如何解读这些标志？
这是一个不断在繁荣、衰落和复苏中循环的世界，为认识它的正常状态，本书列举10项规则，以判断某个国家是正在上升，还是陷于衰退，又或者正在平庸中挣扎。总体上，这些规则构成一套能显示一国状态是否发生变化的标志。就实用性而言，它们更适合于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尚不健全，更有可能遭遇政治或经济上的冲击和变革。不过，其中的许多规则也适用于发达国家。
所有的规则都遵循着若干基本的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是“无常性”（impermanence）。
在21世纪前10年繁荣的最高点，全球各种力量汇集，从西方银行涌出的宽松货币、飙涨的大宗商品价格，加上剧增的全球贸易额，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足足翻了一倍。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到2007年，经济增速超过5%的国家已达100个，相当于战后常态的5倍——预言家们却将此件非同寻常的事视作转折点。他们从现有趋势做出推断，如果所有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继续保持原有增速，它们的人均收入将赶超发达国家，或是齐头并进。
这种线性预测法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开发银行（ADB）拟将总部放在马尼拉，部分原因就在于菲律宾高速的经济增长已让其成为亚洲的象征。在那10年中，虽然菲律宾的增长陷入停滞，但亚洲开发银行总部仍永久性地留在了马尼拉。
线性推论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浮现，它促使许多美国学者和情报分析师认为，苏联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这个国家却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分崩离析。不久后，预测家们转而认为日本将成为21世纪的主宰者，而它却不幸成为下一个溃败的国家。
接受这个世界的无常，将会引出我们的第二项原则：不要预测过于遥远的未来。自12世纪成吉思汗扫除“丝绸之路”沿线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以来，全球化趋势便始终起起伏伏，而左右经济增长的商业、技术和政治周期日趋缩短，通常仅有5年左右。大选周期的平均跨度恰好也是5年左右，这就有可能诱发改革派领导人产生改造僵化经济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关下一轮周期的预测，都有可能成为无稽之谈。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避免将针对世界经济的探讨陷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转而着眼于5～10年这一更具现实性、可行性的时间窗口，聚焦于对下一轮繁荣、衰落和复苏的判断。 针对未来20～100年的预测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新的经济大国或将在未来5年中涌现，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和21世纪部分非洲国家。
在任何一个5年中，新技术都有可能横空出现，并改变全球格局，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当今的3D打印等。纵观战后历史，即便是在历经28年之久、人均GDP增速超过6%的“超级”增长时期，其平均持续时间也不足10年。
高速增长期的持续时间越长，其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小。当日本、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迎来长期的强势增长时，分析师不应只关注高速增长能否持续，而应更多关注经济周期发生逆转的节点。
“锚定效应”（anchoring bias）
会进一步放大经济繁荣将会永远持续的观念。人们话里话外谈论的焦点，都是经济繁荣期的出发点（锚定点）。进入21世纪，人们开始意识到，两位数的年均GDP增长率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已成平常，超过7%的增长率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标志。这样超高增长率确实前所未有，逐渐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进入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将跌至4%以下的观点与上述锚定点相左，以致大多数人不予采纳。
而实际上，在“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恰好是4%。总之，对任何预测而言，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数据的可靠性。因此，最可取的策略应该是寻找可靠的历史模式。本书所描述的兴衰模式建立在本人的长期研究之上，其中包括56个至少增长率不低于6%并维持10年以上的战后新兴市场国家。
这种紧抓不当选择和不成立的出发点不放的习惯，会因“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进一步恶化，即人们倾向于收集能证实自己观点的数据，而对与之相悖的信息选择视而不见。在21世纪初的市场极度乐观期，人们对“金砖四国”的狂热让确认偏误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派依旧悲观。这种心理趋向在当下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在全球环境趋于恶化的形势下，要让人们相信，某个国家会重新崛起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回答的不再是习以为常的问题：
如果当前趋势得以延续，我们的世界将会如何？
相反，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
如果惯常的模式继续延续，经济周期保持每5年左右循环一次，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规则的核心，是在坚持线性模式不可持续的基础上，对事件的发生概率做出最合理的估算。
那些认为将时间限定在5～10年只是反映出华尔街目光短浅的评论家，不要急于下断言。本书将告诉各位，长期性高速增长能够维系，仅仅是因为其领导者规避了各种会带来信贷和投资泡沫、货币和银行危机，还有恶性通货膨胀的举措。也就是说，它们摆脱了各种妨碍增长的破坏性政策。因此，这些规则也是国家实现长期经济成功的基本指南。
在巴西、印度等国，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观点：如果政府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就会影响医疗卫生、教育及其他人文发展指标。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往往也是人文发展最落后的国家。联合国每年都要编制和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按照反映教育程度的在校读书年数、反映健康状况的人均寿命和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自来水和电力等标准，对各国进行排序。一国最终的HDI排名通常与其人均收入排名高度吻合，而人均收入依赖于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譬如，在最新的HDI排名中，印度在总共187个国家中仅排在第135位。在人文发展水平方面排位较高的国家中，仅有1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拥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中，仅有5个国家在人文发展方面排名靠后。
尽管印度人文发展方面的排名一直在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提升完全与其经济增长相同步。回顾1980年，当时参与HDI排序的只有124个国家，印度排在第100位。随后的几十年里，印度经济增长650%，而全球经济的增幅还不足200%，因此，印度的HDI排名逐渐开始改善。目前，它在原来的124个国家中名列第89位，超过11个国家。然而，经济实现强势增长的国家进步更快。譬如，中国经济同期增长2 300%，其HDI排名提高30位，从第92位提升到第62位。韩国在同期的经济增幅为700%，其HDI排名上升30位，从第45位升到第15位
。
当然，也有例外。在人均收入达到6 500美元的国家中，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出奇得短，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该国居高不下的谋杀率和艾滋病感染率。不过，就总体而言，如果一国重视经济增长，其人文发展水平通常会同步提升。
公众对经济学的失望情绪持续发酵，因为经济学家们不仅未能预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许多引起世界动荡的危机来袭时，他们也毫无准备。即便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经济学家也被指责过于学术化，过分强调某些精妙的数学模型或理论，片面夸大人类行为理性的假设，依赖几乎千篇一律的历史数据，以至于根本无法正确捕捉经济现实及其未来走向。 不管是政客、外交官还是商人，又或是普通民众，任何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对明天做出合理预测，就无法制订任何有效计划。 本书就是为这些尊重现实的人而著。
越来越多的人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脱离现实的学科。对某些学者来说，预测不过是一种智力测试练习，而回报则来自发布耸人听闻的重磅观点。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必然是有选择性、有倾向性的观点。
此外，经济学家和财经作家往往会过度强调某个增长因素，如偏远地理位置带来的困难、自由化制度的优势，或是较高的青年人口比例等，并根据这一要素去解释一国的经济兴衰。这些因素就此成为众多热门畅销书的主题。但我认为，虽然它们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可是尚不足以成为预测某个经济体未来5年变化趋势的标准。例如，“石油诅咒”的存在毋庸置疑——大规模油田的发现，往往会使那些尚未做好准备的贫穷国家滋生严重腐败，并阻碍经济发展。然而，许多预测者错误地认为，当全球油价进入上行通道时，产油国也将随之进入繁荣期。
理解经济学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学会如何运用这些理论，知晓应该采取何种组合，需要哪些前提同样重要。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但随着一国日趋富有和全球环境的变化，这些因素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将随之变化。大多数主流预测者都同意这一观点，但他们的对策是设计无比复杂的预测系统。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机构认为，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的因素多达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从学习法律的学生比例，到“民族语言碎片化”趋势，再到被讨论的国家以前是否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等，形形色色，无所不包。
讲求实际的预测者必须剔除不可靠或是已过时的数据。发达国家受困于信息过载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即便要获得诸如经济规模的可靠数据也并非易事，而这些数据被人为篡改的程度，更是让他们无法理解。2014年初，尼日利亚政府官方宣布的GDP数字为5 000亿美元。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就翻了一倍。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因为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对这种统计游戏已经见怪不怪。就在一年前，加纳也发布变化同样巨大的GDP数字，使得该国一举从贫困国家进入中产阶级国家的行列。谈及印度统计局对于官方经济数据的频繁变动，印度前央行行长雷迪（Y.V.Reddy）曾声嘶力竭朝我吼道，未来永远不确定，而在印度，即便是过去也不确定。
出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字有种奇异的可变性，它们常常会通过某种变动满足主要参与者的自我需求。这就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的典型案例。该定律指出，一旦某个指标变成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会失去现实意义，因为它会让许多人产生篡改数字的动机。
一个及时有效的数据来源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通常情况下，这些价格反映全球市场对某经济体未来潜在走向的最优预测。作家詹姆斯·索洛维基（James Surowiecki）所说的“群体智慧” [1] 有根据，市场已验证这一点。尽管这些预测会受到情绪和心理的干扰，但它们绝非漫无边际的幻想。
从以往经验看，铜价的暴跌始终是全球经济衰退的前兆，以至于人们将之称为金融周期中的“铜先生”。美国是少数几个以债券及其他信用市场产品，而非银行贷款作为主要借贷通道的国家之一。尽管信贷市场偶尔也会发出错误信号，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其预警信号非常可信。在1990年、2001年和2007年的经济衰退前，美国的信贷市场无一例外地发出不利信号。
尽管深陷周期性的狂躁症与恐慌症而难以自拔，但股票市场对经济趋势的预测同样值得信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开玩笑说：“过去5次衰退，股市预测到9次。”试图贬低股市预测能力的学者经常引用此话，但萨缪尔森对职业经济学家的预测更不信赖。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趋势的预测结果要拙劣得多。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奈德·戴维斯研究院（Ned Davis Research）指出，尽管预测错误偶尔会发生，比如依股票市场走势即将爆发的经济衰退并未出现，但无论是衰退下滑还是复苏，股市的预测结果都比较准。
为了了解市场对经济趋势预测的准确性，我查看了标普500指数在达到顶峰后50年的数据，发现其逐年持续下跌10%、15%至20%。很明显，市场在美国正式宣布第七次经济衰退前6个月就已经下跌至少15%。同时，奈德·戴维斯研究院还检验了宏观经济专业预测人士的工作成果（需要强调的是，美联储费城分部会定期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结果显示，就总体而言，从1970年开始，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任何一次经济衰退。有权定义美国经济是否处于衰退阶段的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通常在经济衰退发生8个月后才会发布官方声明。
如果不考虑市场指标，仅凭数字很难把握一国经济的真正前景。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某些无法放入预测模型的软性指标，包括对经济走势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在他们看来，这些指标难以量化，也无法纳入他们的预测模型。他们喜欢用数字去解读“政策”，譬如政府开支和利率。然而，当新任领导者不再纵容垄断、行贿或是官僚主义作风时所释放的能量，数字显然难以描绘。任何国家都不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强者，所有领导者都需要努力发展经济。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法理解信贷、价格和货币流等硬数据
，以及政治、政策转换等软指标。
理解这些基本原则如下：避免对未来进行线性预测和毫无针对性的笼统讨论；警惕各种形态的单因素理论；规避各类的政治、文化偏差或“锚定”倾向；不要陷入将近期历史当做远期未来的假设，并切记，波动与危机才是常态；永远都不要否认，任何经济体，不管多么成功或多么破败，迟早都要回归其长期平均增长率，而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或衰退）；强调增长，关注一整套可控制的动态指标，以便更准确把握经济周期的转折与变换。
25年来，我一直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认识推动变革的力量。我寻找这些规则，是为引导自己和我的团队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在造访某个国家时，我们可以收集有关这个国家的轶事、事实和数据。尽管观点可以源于各种渠道，但我们必须清楚，究竟哪些观点能让我们对一国的未来做出最可靠的判断。这些规则将我们的认识系统化，并借助历史数据的检验，确定哪些规则可行，或是哪些规则不可行。去伪存真，汰劣留良，有助于我们把握大方向，将评价落脚在对一个国家兴衰影响最大的因素上。
为此，我对影响经济走势的诸多因素进行归集和筛选。这个筛选的指标体系既不能太小，导致我们的分析忽略某些重大要素，又不能太大，以至于让我们的研究丧失可行性。理论上，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分解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但是在现实中，某些方法有可能比其他方法更可行，更有意义。投资增长可以定义为政府支出、消费者支出以及用于建造工厂、住宅、购置计算机或其他设备，还有增加国防投资的总和。尽管与消费相比，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仅占一小部分，通常约为20%，但它是促进增长最重要的指标，因为投资的多与少往往会加剧经济的复苏或衰退。以美国为例，投资的波动性相当于消费的6倍，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衰退期，投资往往会收缩10%以上，而消费实际上未必会发生萎缩，只是其增长率会减缓，通常下降到1%左右。
此外，经济增长还可以分解为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各行业的产出之和。在这些行业中，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持续性的整体衰落状态，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超过24%减少到目前的不足18%。即便如此，它依旧是引发经济变革最重要的力量。原因不难解释，一直以来，制造业都是创造就业、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原动力。
因此，任何预测经济增长的规则都必须充分重视投资和工厂，而相对地减少对消费者和农民的关注。有些人认为，随着机器不断取代人力，制造业也在重复农业的发展路径，因此，我制订的规则也要不断演化，以体现这种转变。但至少就目前形势而言，制造业依旧是理解经济变化的核心要素。
本书不是想要丢弃教科书，只是试图使人们更加专注于那些预测力最强的变革力量。例如，教科书会讲述储蓄对推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为银行可以将家庭与公司的储蓄集中起来，用于投资道路、工厂和新技术。但储蓄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高储蓄，还是高储蓄引发高增长。
同样，本书的主要内容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譬如过度投资和债务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还有政治周期的异常等。追踪和衡量这些要素的方式不计其数，而我试图回答的问题却很具体，比如说，如何准确表述一个国家的债务负担，债务何时会导致经济发生逆转，变得更好或更糟。
有些因素会在长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但不适合用做衡量形势变化的标志，因此，我在研究中刻意回避这些要素。譬如，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教育对培训劳动力、培养人才和提高生产力的意义，但我提出的规则基本不考虑教育。教育投资的回收过于缓慢，而且回报的形式五花八门，因此，它几乎不影响5～10年内对经济变化的预测。许多研究将美国和英国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公立教育的普及，但这种教育模式实际上在“一战”前已经实行。著名智库“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增长最快的英国城市，正是那些在20世纪早期对教育投资最多的城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一项为期20年的教育改革计划可以推动经济规模扩大1/3，但这种增长要在改革计划实行75年后才能见到成效。
然而，教育落后的国家出现经济腾飞的例子在战后也很多，例如韩国。正如亚洲事务专家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所指出，1950年，韩国人的文化水平几乎与埃塞俄比亚人不相上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飞，当时的部分地方官员更重视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效果的道路、工厂及其他投资项目，学校建设被放到相对靠后的位置。
投资教育往往被视为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义务，其意义就如同保卫自己的祖国。因此，在是否有必要投资教育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存在任何争议。在某些国家，大学教育体系的巨大开支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影响，甚至从长期看，影响也很有限。平均在校时间最长（11.5年）、大学入学率最高（6.4%）的新兴市场国家是俄罗斯，在那里，苏联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留下的遗产依旧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基石。然而，俄罗斯经济对原材料的依赖性仍然很大，尽管互联网公司已在该国出现，但为数不多。可以说，俄罗斯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就并不符合其大国形象，它也是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增长最为缓慢的国家之一。
此外，对于某些衡量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调查，我认为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重点关注12类基本指标体系，但其中许多指标带来的影响变化缓慢，比如制度和教育。
以芬兰为例，该国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芬兰排名第四位，而在基础教育和反垄断等十几项分项指标都排名第一。此外，芬兰在接受调查的欧盟国家中也名列第一。然而，它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实现经济复苏的速度却最慢，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和瑞典，几乎与遭受危机重创的南欧国家相同。对债务增长和工资上涨的放纵，以及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情况下对木材及原材料出口的过度依赖，都让芬兰付出沉重代价。良好的基础教育，显然不足以帮助芬兰抵御更强大、更重要的变革力量。
此外，世界银行也有自己的排名体系，其标准从道路质量到开办一家公司所需要的时间，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它的排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许多国家居然开始聘请专业咨询师协助它们提高排名（这是“古德哈特定律”的另一个写照）。在2012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曾制定目标，要求俄罗斯在6年内将本国“经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指标的排名从120名提高至前20名。他的号召很快便收到成效。到2015年，俄罗斯在这一标准上的排名已提高到第51位——领先中国30多位，领先巴西和印度60位。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在俄罗斯经商很便利，那为什么到那里做生意的人不多？进入2015年以后，跨国公司对俄罗斯的敌意和排斥进一步升温，远超中国、巴西和印度。为应对这个问题，我会尽量回避一些容易受到操纵的数字性指标。
到底哪些因素才算重要？这个问题不仅随时间而变化，在各国之间也会有所不同。在后危机时代，使全球经济命悬一线的关键始终是债务：许多国家竭力偿还2008年前积累的负债，但为抵御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它们又不得不加大债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步步陷入债务危机。就总体而言，全球债务的规模已远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成为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不过，本书第1章阐述的规则并不针对债务，而是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它的影响或许更深远。
定义经济增长的另一种简单方法，是评估一国居民的工作时长和单位时间的产出或生产率。但生产率本身难以测度，其结果也容易受到人为篡改。不过，居民的工作时长能体现劳动力的增长水平。这个数据取决于人口增长率，计量相对容易。而且与经济预测不同，人口预测仅依赖于几个简单要素，比如生育率和人口寿命。这些要素的计量具有较高的精确性。进入21世纪前，美国曾预测，2000年的全球人口总数将达到20世纪50年代的12倍。这些预测中，仅有一项的偏离度超过4%。除第一项规则阐述人口的经济效应外，其他大部分规则都与生产率有关。不过，考虑到其不可靠性，我并没有直接采用生产率数据。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口趋势是经济增长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60年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3.5%，其中一半来自人口的增长，更具体地说是劳动力的增长。换言之，有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半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这种分配比例延续至今，但令人遗憾的是，公式两端的绝对量都在减少。
人口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劳动力人口每减少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这正是过去15年的现实。全球GDP增速持续放缓，目前已比危机前的平均水平整整低一个百分点。巧合的是，自2005年以来，全球年龄在15～64岁劳动力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也从前50年的1.9%降至1.2%。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倾向于负面，但具体的影响程度在各国之间各不相同。在德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总量已经开始减少；美国的适龄劳动人口虽然还在增加，但增速非常缓慢；只有尼日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依旧在快速增加。全球人口增速的放缓有可能妨碍各国原有的步伐，但不会改变这些国家的根本趋势。
本书阐述的其他规则反映全球增长中的另外一半，即生产率数字难以确切体现的那部分，也是全球经济最为复杂的那部分。1960—2005年，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但是在过去10年，这一比例降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与人口增长率相近，各国官方生产力增长率的下降程度也不相同，从美国的接近1%，到韩国的超过2%，再到希腊的接近4%。不过，人口减少的趋势毋庸置疑，但有关生产率真正下降的争论仍在持续。
生产力增长既包含难以量化的劳动技能改善，也包括工人所使用工具的数量和质量，还有反映工人运用这些要素熟练程度的X因子（在理论上，生产力增长等于劳动力质量、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力之和）。这个所谓的X因子受诸多因素影响，比如数字化管理的实施情况，道路交通状况等，无所不包。这也是生产力增长难以量化最重要的原因。技术怀疑论者声称，过去10年的生产力增长率下降恰恰反映一个事实，当下的创新只不过是通信和娱乐等领域的进步，譬如推特（Twitter）和色拉布（Snapchat）之类的社交平台，对经济增长几乎毫无意义。这些进步无法与电力、蒸汽机、汽车、计算机或空调等发明创造相提并论。对于烦闷的办公室工作而言，那些发明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单位时间的产出。
但乐观主义者认为，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功能日益强大的互联网，抑或是正蓬勃发展的物联网等新技术，仅仅考量生产力本身的增长，不足以体现它们在节约成本和时间方面的贡献。以美国为例，多年以来，互联网接入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但它依然迅猛发展，并已实现移动连接——这种时间上的节约，无法反映在生产力增长数据中。假设这些观点没有错，那么生产力增长的速度应远超当下考量指标所反映出的结果。依照同样的逻辑，也应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过双方都同意：人口增长率不仅易于衡量，而且对经济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因此，劳动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放缓。在过去5年里，这种因果关系已在全球范围得到检验。
归根结底，所有规则都旨在体现债务、投资和其他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均衡。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让各位读者感受到这10个规则自成一体，不可分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体系。就总体而言，一个摆脱危机、规避全球市场和媒体的干扰，并且由一个锐意改革的领导者执政的国家，更有可能实现经济的稳步提升。这个领导者会创造有利于吸引良性投资的商业环境，尤其是针对工厂、交通和技术的投资，并通过强化其供给网络，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而当一个国家安于现状，其私人企业和个人寅吃卯粮，甚至不惜以负债维持其奢侈性消费（尤其对进口奢侈品情有独钟）时，它的繁荣注定已走到尽头。这种挥霍与放纵会让这些国家难以偿还其外债，加剧贫富差距，从而引发有可能改变现状的政治变革，进而开启新的周期。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10项规则上的表现进行排名。考虑到这种排序会动态变化，因此，最后一章只对这些规则的整体效应做简单表述。在充满变化的世界里，一切都不确定。新兴市场国家通常会在极速增长期迎来增长，却会因遇上重大的经济危机而颗粒无收。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今追踪调查的近200个经济体中，只有40个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
因此，这套规则体系只能提高我们识别下一轮兴衰变迁的概率，而无法对预测结果做任何承诺，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判断。 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2050年的世界，我们只能把握未来5～10年的总体面貌而已。 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为人们判断国家兴衰提供一种现实可行的指导。
[1] 是《群体的智慧》（ The Wisdom of Crowds ）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团体中，信息集合有利于做出比个体成员的决定更好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