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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发展的兴衰有没有规律？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去做才能稳步迈上发展的阶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摩根士丹利的新兴市场专家夏尔马在《国家兴衰》中试图找到解读经济体荣枯的法则。
夏尔马的这本著作有三大特点。
首先，这本书的视野广阔，几乎列举了“二战”后所有曾经有过亮点的经济体。据说，夏尔马平均每个月有一周的时间待在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也和当地的政商高层沟通。同时，他也是欧美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所以他从投资人和媒体人两个相互交替但是又截然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不同国家经济的发展，视角独特。
其次，夏尔马把自己观察的焦点聚焦在5到10年这样的中等距离，也就是一般经济周期的长度。他认为，预测一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尤其是基于某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而类推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很难靠谱。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拿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速度在1990年预测日本经济的发展，有人就提出21世纪初日本就会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谁也没有想到，1990年恰恰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失去的20年”的开始。相反，5年是最好的焦距。所以在这本出版于2016年的书中，很多分析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变化而失焦，反而令人更清楚问题的所在，无论是新兴市场的风险还是货币战争的影响。
第三，这本书提出的一些分析国家兴衰的经验法则，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经济的风险和韧性，以及考察“走出去”政策，“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和机会，都非常有裨益。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之后，有13个国家进入了高等收入水平，但是有31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重新沦落到贫困水平。这一组数据表明，国家经济的兴衰，并非一条坦途。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发展，走对了一条人口大国发展的路，并非易事。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发展，夏尔马提出了全方位开放、制造立国和坚持投资“供应网络”这三条经验，而在这三点上，中国改革开放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首先是开放，沿着全球贸易路线，对邻国开放，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同时对国内纵深开放，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地理优势和市场优势。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全面对外开放、整体融入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中国二线城市的发展，放在全世界城镇化的图谱中，都是令人瞩目的。夏尔马特别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过去20年的城镇化发展：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众多快速成长大都市的国家的话，印度就是一个巨型城市充满裂痕的国家。
此外，对比一下东亚和南美就能明显看出开放与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巴西是南美洲贸易不开放的例证，南美一万英里
长的海岸线，只有巴西桑托斯一个港口名列全球排名前五十。
相反，中国却创造了进入全球前十繁忙港口中的六大港口，而且这六大港口都是自然条件并不太好的人工深水港。太平洋航线取代大西洋航线成为全球更重要的贸易线路，都得益于全面开放的政策。
第二点是制造业立国。制造业有韧性，能更具包容性地发展，可以在新兴市场发展初期极大地调动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资源。夏尔马的研究发现，在战后经济发展的案例中，制造业带来的正景气循环的案例比比皆是：当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30%的时候，会保持在这一比例相当长一段时间，平均是9年。有了制造业的基础，也可以更好地抗击全球金融风险，哪怕陷入本币贬值、外资撤离的窘境也可以摆脱，韩国和泰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三点是要加强国家对供应网络的投资。所谓供应网络，就是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铁路和公路、仓储、通信设施等。供应网络可以说是对中国发展经验中“要致富，先修路”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供应网络投资不足限制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巴西和墨西哥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两国的投资占GDP比例长期低于20%，供应网络的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为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些国家特别容易遭受通胀的压力，因为一旦消费兴起，需求却因为道路、铁路、电力缺乏而无法满足，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引发通胀。对比一下中国和巴西、墨西哥的经验，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与拉美这两大新兴市场国家长期以来的通胀高企、增长不足，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过4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也在累积，总体而言有两点：投资占GDP比例过高所带来的投资缺乏效率和坏投资积聚的风险；因为投资依赖信贷导致的债务过高和负债增速过快的风险。而这两大风险又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占GDP比例过高，以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的风险。第三大风险则是人口结构变化的风险，尤其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加速给经济带来的失速风险。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投资的变化体现了市场中信心的变化。但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平衡很重要，所谓过犹不及。当投资加大了之后，需要追踪投资到底投向了哪里。按照夏尔马提出的经验法则，投资占GDP的比例最好在35%以下，25%～35%是保持良好投资势头的合适比例，超过了就会出现过量和浪费。而且站在发展的角度，夏尔马认为投资也明显有好坏之分：制造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是好的投资，而房地产和资源类的大宗商品则是坏投资。
这种好坏的分野并不是单纯从经济效益上来区分的，房地产和资源类投资短期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反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很长，过度投资也可能产生“大白象”工程。但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刺激是短期的，而且可能因为加杠杆而加剧债务负担，而资源类大宗商品可能带来的权力寻租行为，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债务增长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持续快于GDP的增长，流动性丰沛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会引发泡沫，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夏尔马给中国经济提的醒。2010年以来，根据一些国际机构估算，中国不仅债务占GDP的绝对比例已经上升到300%的水平，债务的增速也是惊人。
而“二战”之后，所有30个债务激增的国家，经济发展无一例外都以严重的衰退告终，尤其当投资从好的投资领域转移到坏的投资领域之后。类似的规律在战后经济发展中屡屡生效，如日本和意大利，产业发展之后引发房地产泡沫，泡沫破裂，一地鸡毛。
根据夏尔马的预测，债务危机一般都有临界点。过了临界点之后，不仅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还肯定会导致经济衰退。临界点一般在负债快速增长的第5年，当负债连续5年超过GDP增速40个百分点，经济就会出问题。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其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国家的人才库是在增加还是在缩水。其中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未来5年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预测曲线（这里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的人口总数），另一个则是政府在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消人口增长的放缓。
中国劳动力人口发展已经走过了拐点，劳动力人口变化的速度惊人。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变化的速率问题。中国比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加剧的步伐要更快，给我们进行政策调整的窗口也因此更短。
投资泡沫、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和人口增长放缓，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六七十个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从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来看，期待所有这些国家全部经济开足马力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如何判别它们各自的优势和问题，有所辨别，有所区分，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
夏尔马提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地理优势、开放程度、对“供应网络”的投资、管理利率与汇率的能力，是衡量它经济发展潜力的几个重要指针。而恰恰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交叉组合，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
越南和柬埔寨就充分挖掘了国际贸易的区位优势，它们承接中国市场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又依托美亚、欧亚贸易大动脉，发展迅速。类似的区位优势也体现在中欧国家的发展中。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依托贴近德国这一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区位优势发展，甚至斯洛伐克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地。
相比越南和柬埔寨，其实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以及北非的利比亚等国更靠近欧亚贸易线路，劳动力成本有时候甚至更低，但是从经济发展来讲，却是越南和柬埔寨更成功。这说明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对外开放、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有时候比地理优势更重要。新兴市场需要有区位优势，但更需要政府拥有利用区位优势的能力。
通胀和汇率变化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应对风险能力的指标。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出现持续的通胀，就是因为长期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导致供求失衡的通胀——当经济周期变好，老百姓需求增加，而供给因为基础设施瓶颈而跟不上需求的提升，从而导致价格上涨。所以夏尔马判断通胀的经验法则是——商品价格通胀是坏事。
汇率问题上，争执的焦点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坚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坚挺意味着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夏尔马的经验法则是，新兴市场国家本币的汇率有竞争力比汇率坚挺好，汇率坚挺会导致资本外逃。巴西就曾经一度如此，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增长推动本币升值，国内的少数精英在海外不断购买奢侈品和房地产。相反，本币的升值会使外资吸引乏力，因为标的资产太贵了。
但是依赖本币竞争性贬值加强出口竞争力的经验法则目前已经过气了。因为供应链的深度整合，在制造业立国的很多新兴市场，劳动力在最终出口商品中的占比并不大，贬值带来的好处会因为进口零部件的升值而被冲销。
所以夏尔马给出的判断一国汇率的经验法则也很简单：汇率有竞争力且保持稳定。经常项目赤字不超过GDP的3%是判断一国汇率稳定与否的标杆。反观2018年8月发生的土耳其货币危机，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4年至2017年，土耳其的经常项目赤字在4%上下徘徊，2018年更是超过7%，这是它出现货币暴跌的内因。类似保持长期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还有南非和阿根廷，两国货币大跌也并不令人意外。
夏尔马提出的三个有关未来发展的思考点，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经济增长不可能是线性的，预测经济增长的一大忌讳就是从短期经济的增速出发，画出条直线来预测未来。因为就长期而言，所有经济发展“回归平均”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研究发现，“二战”后不同国家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都会回到平均值，也就是GDP增长在3.5%左右的发展速度。
用线性思维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可能会被“锚定思维”的偏差蛊惑，即使是IMF也会犯同样的过度夸大经济成长的长期性的错误。文前引述的在1990年预测日本经济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就是一例。经济有周期，经济很难保持长期的快速发展。一旦经济发展的数字被锚定为目标，就可能陷入投资效率差、负债高企的陷阱。
其次，不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陷阱在一个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有，改革必须成为常态。跌落发展阶梯的国家有很多：阿根廷在100年前是可以和英美媲美的发达国家，现在却成为不断需要向IMF求助的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期人均收入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现在却深陷超级通货膨胀的旋涡。
第三，危机最有可能推动改革，但改革带来发展之后，可能引发自满、自负和自大的情绪，值得特别警惕。未来的发展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显然不够了，需要创建一整套系统来敏锐捕捉变化的迹象，推动改革，即使其他人都顺势而为，也不能低估改革的重要性。
在过去25年里，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远足，要么去印度，要么去非洲。在一次非洲之旅的途中，我听到一个故事：国王派他的儿子去学习辨别丛林中不同的声音。年轻的王子第一次到丛林，就从嘈杂的昆虫嗡嗡声和小鸟鸣叫声中，听出狮子隐隐的吼声和大象雄浑的沉吟声。之后，王子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逐渐能够辨别许多常人难以区分的声音。到后来，他竟然可以分辨蛇爬行时的沙沙声及蝴蝶扇动翅膀的声音。国王告诉王子，为了治理国家，他必须继续下去，直到能够察觉无声的危险和日出的希望。
我居住的纽约离丛林很远，但这个古老的非洲传说却映衬出了以纽约为中心爆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如何肆虐世界：破坏贸易及货币流动，引发一系列政治动荡，严重减缓全球经济发展，以至于在当下全球大转型的背景下，我们很难分辨哪些国家将走上繁荣之路，哪些国家会一蹶不振。 本书旨在滤除喧闹与噪声，找出国家即兴或将衰的清晰信号。 对任何一个热衷于了解全球经济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非洲王子式的“丛林体验”。
置身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人，往往将自己想象成雄狮、猛虎、猎豹，或是其他敏锐的捕食者。但事实上，猛兽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可能会瞬间消失。从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只角马为了种群繁衍，年复一年踏上迁徙之路，往返近2 000英里。这些外表丑陋的角马顶风冒雨，与斑马、瞪羚一样，随时可能成为狮子与猎豹的午餐。看起来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围猎，然而狮子的速度不够快，体力也不够充沛，它们狩猎成功的概率不到20%。猎豹的速度虽然快，但它们体型较小，习惯单独行动，有时不得不将到手的猎物拱手让给集体狩猎的食腐动物。实际上，10%的非洲猎豹寿命不足一年。狮子的命运稍好一点，但很多公狮会在年轻时死于种群内部的领土之争。像众多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一样，某些全球经济的主宰者也要面对生死轮回的残酷现实。
自从进入经济丛林之中，我便时刻活在为生存而担忧的恐惧中。我的投资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当时美国经济一片繁荣，新兴市场似乎还是野蛮成长的外来物种。然而，三场金融风暴席卷墨西哥、泰国和俄罗斯，很多正蓬勃兴起的经济体和世界领导者遭受重创。许多投资者在这些全球市场的动荡中血本无归，其中包括我的多位导师、同行与朋友。
回顾那段历史，国家领导者与全球投资者的更替似乎都遵循一种模式：他们都曾走上一条通往经济繁荣的光明之路，但随后形势陡变。这种模式先见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而后是21世纪初的互联网，并在2008年再度浮现。每一次，人们都习惯性地遵循顺境时的行为模式。当身处陌生境地时，他们只能在惊慌中自食苦果。
市场在狂热的欢愉和痛苦的绝望中周而复始，“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
一再出现。然而，即便是在最原始的丛林中，生活也不会一成不变。一种特定的“集群智能”（swarm intelligence）
指引着角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生存需要以许多个体的牺牲为代价。角马的周期性迁徙，可以用“雨季的草更嫩”来解释。它们跟随着非洲草原的雨季迁徙，春天涌向马赛马拉，秋季来到塞伦盖蒂。
每年两次“穿越”马拉河是角马面对的最大威胁，无论北上还是南下，马拉河都是它们的必经之路。一般情况下，为了避开捕食者，角马群始终遵循一套古老的警报系统：狒狒声嘶力竭的吼叫，画眉鸟的刺耳啼鸣。但在迁徙季的马拉河上，成千上万的角马必须面对水中虎视眈眈的鳄鱼，守在河边的狮群，还有无处不在的泥潭。
面对马拉河，角马们低着头，似乎在窃窃私语。它们发出低吼，就像参加华尔街电话会议的股票分析师，正盘算着下一步行动。所有角马都在等待某一个伙伴率先行动。如果这只迈出第一步的角马退回来，恐惧马上会传递给整个群体。不过它们的记忆很短，不出几分钟，就会有另一只角马开始尝试。当它跳入奔涌的马拉河，其他角马便会如法炮制，纷纷跃入致命的湍流，游向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据估计，角马的年均死亡率约为10%，其中大部分死于横渡马拉河的过程中。
从纽约到香港，置身全球金融市场的每个人，都会像角马一样，陷入持续运动的模式化状态。每天有各类研究报告对这些金融都市狂轰滥炸，催促人们紧跟下一个投资热潮，或者避开下一次剧烈波动。每年，甚至是每一个季度，这种冲动都会引发一轮新热点。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冲动变得愈发强烈。以2015年为例：第一季度，全球市场都在谈论是否应该进入火热的中国股市；第二季度，人们讨论的主题迅速转向希腊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这些讨论有时会切中要害，有时会混淆视听，但人们依旧我行我素。他们转换话题时，经常没有任何前兆或理由，甚至能将昨天刚讲的故事和观点忘得一干二净。
人们相信华尔街是个偏执者乐园，并信奉“适者生存”的法则。对此，我想换种说法：在华尔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引导一个理智的偏执狂为生存而奔波。每一次危机，都是唤起他们行动的号角，危机越严重，他们的行动也越疯狂。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人心有余悸，以至于华尔街的大玩家从考量年度投资收益率，改为考量月度甚至单日收益率。这迫使基金经理不得不频繁交易，避免在任何一个月份中出现亏损。即使有大量证据表明，低频交易者更有可能实现盈利，基金经理却不为所动。
2014年夏季，在历经多次游历后，我终于在马赛马拉大草原第一次亲眼看到猎豹的捕猎过程。那天下午，我和朋友偶然遇到一只猎豹，急切盼望能一睹它的雄姿。随行的向导告诉我们，这只猎豹今天已经历了两次捕猎失败。在随后的两个小时，这只猎豹一直屏住呼吸，趴在隐蔽处等待猎物出现。
随着夜幕降临，加上风向的转换吹散猎豹的气味，一只孤独的雄性瞪羚放松了警惕。猎豹开始行动。它先是小心翼翼靠近目标，动作非常缓慢，非常轻微。它的身体完全隐藏在低矮的草丛中，即便在距离不到50英尺的位置，也没引起瞪羚的注意。突然之间，猎豹腾身而出，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冲向瞪羚，在不到1秒的曲线冲刺后，它便将瞪羚压在身下。
爆发前的静止比爆发后的急速更有震撼力。尽可能保持体力是猎豹的生存本能，它们决不会做无谓的消耗，所以我们常看到它们在打盹。据说，猎豹每天睡觉的时间长达18～20个小时。在成功捕猎之后，它们不会为获取更多食物而花费时间，也不会为变幻莫测的天气惊慌失措。我注意到，在这场席卷马塞马拉大草原的午后暴雨中，所有野生动物都待在原处。即便是猎物近在咫尺，捕猎者也纹丝不动，直到暴雨停息。它们似乎很清楚，暴雨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插曲，恐慌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除了狮子、老虎和猎豹，许多动物都在丛林中成功生存了下来。体型庞大、笨重的食草动物，如大象和犀牛，拥有最有效的防御系统。即便是一只骄傲的狮子，也极少去招惹一只重7吨、象牙长6英尺的非洲大象；而借助由狒狒和小鸟鸣叫构成的警报系统，角马或许是最出色的间谍；最优秀的猎手或许是非洲鬣狗，尽管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这种食腐动物只是潜伏在成功狩猎者四周的盗猎者。和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的是，非洲鬣狗耐性十足，它们的韧性足以拖垮其他动物，而且目标不限老幼。它们成群活动，一群最多可达60只。因此，非洲鬣狗不惧怕任何猎手，可说没有天敌。在塞伦盖蒂大草原，我曾目睹一群狮子将到手的猎物拱手让给二十几只锲而不舍的鬣狗。
职业生涯早期的痛苦经历告诉我，要想熬过至少为期5年、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政治或经济周期，就必须遵循若干丛林法则：不要浪费有限的资源去追逐每天或每季度的数字；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持固有的观念阻碍应有的理性和审慎；关注大趋势，在转折点来临时做出明智选择；在所有人追随潮流之时，努力建立合理的甄别体系。这就是我在过去25年的主要工作——构建一套能够识别经济形势变化的规则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适用于自然界和华尔街的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生存。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经济涨跌的洗礼。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让许多国家至今依然深陷低谷。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周期中，强劲的经济增长终将止步，全力冲刺后的猎豹也会筋疲力尽。不论国家是否强盛、经济是否发达，只要遵循良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时代的新星可能会出现在人们忽视的角落。就像慢条斯理的食草动物一样，它们的崛起或将十分低调。
任何一个试图理解国家兴衰的人，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全球经济就是一片喧闹的丛林，崛起、陨落和对抗，就是这片丛林的主旋律。 本书归纳出了10个预示国家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信号，有些信号显而易见，有些则悄然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