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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才竞争日趋加剧，对高水平劳动力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截至2014年，在经合组织成员中，2/3的国家已经或正开始实施以吸引技能型移民为主的移民政策。在21世纪前10年中，这些政策已为经合组织成员带来3 500万拥有大学学历背景的移民，增幅高达70%。尽管2015年出现了新一轮的抵制移民运动，但吸引海外人才的竞争丝毫没有降温。
几十年来，美国始终是移民政策的受益者，海外移民已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创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尽管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3%，但他们已成为25%新增企业的所有者，并构成硅谷就业群体的30%。2013年全美高科技公司的25强当中，60%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创建。譬如，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是第二代叙利亚移民；谷歌公司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是来自俄罗斯的第一代移民；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是第二代俄罗斯移民；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是第二代古巴移民。在这些创始人中，有许多人来自战火纷飞或是经济衰败的国家，但也有少数人出身于文化传统浓厚的欧洲国家，包括来自法国的彼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eBay）、来自原东德的康斯坦丁·格里克（Konstantin Guericke，Symantec）和来自意大利的罗杰·马里奥（Roger Marino，EMC）。
近年来，硅谷巨头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美国正在关闭面向高技能型海外人才的大门，这使得他们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之地。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来美国只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工作。美国每年发放的学生签证已增加到接近50万，但工作签证的数量始终维持在约15万。与此同时，美国每年将35万名毕业生送回他们的祖国，其中最多的目的地是印度和中国。因此，猎头喜欢在加利福尼亚州挑选新鲜出炉的天才少年。
2013年，科技板块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转载了几张照片，照片是加拿大政府在横穿硅谷的主干道101号公路上安装的一张广告牌，广告牌上写着“要解决工作签证问题？请重返加拿大”，这句话似乎是在暗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期待的“重返亚洲”的外交政策。在2013年夏天造访旧金山湾区之前，加拿大联邦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贾森·肯尼（Jason Kenney）说，他希望更多人知道，加拿大“欢迎新来者”，而且“不会对笼络人才和挖墙脚有丝毫歉意”。他还说，“如果你们这些家伙不能制定有效的移民政策，我们就会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跨越美加边境，北上加拿大。”
在全球人才战争中，我们很少会听到如此直白的宣战。要判断谁是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者，可以看看哪些国家的移民在本国大学毕业生中占据的比例较大，是否还在持续增加。人才之争的最大受益者包括英国、加拿大，尤其是澳大利亚。在这些国家，移民占人口总数的30%，但是他们在高等教育人群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这10%的差异就是它们的人才收益。在美国和日本，移民在人口总数和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基本持平，这就是说，移民政策对于改善人口质量的影响甚微。在德国、荷兰及其他部分欧洲国家，移民人口的教育水平甚至还不及原住居民。
这种差距绝非无足轻重。移民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中国和印度家庭，大多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他们的后代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至少不低于当地人的平均水平。实际上，在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比本地人更优秀，这也是全球唯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工业化国家。而在美国和英国，外来移民的表现略微逊色于本地人。但在很多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他们的表现则远不及当地人。以瑞典为例，20%的本国学生考试成绩“略低于完全参与的现代社会所必需的水平”，但60%第一代移民的成绩则远低于这一标准。这种差异在德国、法国、瑞士及其他北欧国家更为显著。在这些国家，人们已开始担心，移民是否会导致人口素质整体下降，进而推高税收，加剧福利及养老金体系的负担。
毋庸置疑，文化壁垒会增加外来移民融入发达经济体的难度，而女性及老年外来移民的融入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对非技术外来移民的担忧或许已经言过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不管是否属于技术性移民，外来移民都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最近，针对人们经常谈及的外来移民会抢走本国人就业机会的说法，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卡格拉·奥兹登（Caglar Ozden）进行深入分析的结论是，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奥兹登发现，就总体而言，外来移民往往接受当地人不愿意承担或无力承担的工作。我曾在2015年6月去到希腊，当时，希腊的债务危机依旧严重。有传闻表明，青年劳动力遭遇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但本地企业主对希腊年轻人工作态度的抱怨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大多认为，年轻人更愿意待在家里享受父母优厚的退休金，这当然会瓦解他们接受就业挑战的动力。这些企业主指出，他们更愿意雇用有强烈工作欲望的外来移民。这种说法确有数据支撑——在希腊，外来移民的就业率比当地人高出10个百分点。这个差异在欧洲国家中最大。希腊或许是一个极端示例，但外来移民确实填补了许多不受待见的冷门职位。
此外，奥兹登还发现，一般情况下，非技能型外来移民要么对当地工资水平和就业没有影响，要么会提高工资和就业率。他对比了马来西亚的情况，在那里，近来大批外国人的迁入，让很多只有高中学历的当地人成为这些外来移民的管理者，而不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这就极大地促进了该国经济的增长，而外来技能性移民带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在美国，推动生产力增长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科研人员、高科技专业人士、工程师和数学家。在这些领域，外来移民已成为绝对主力。在当地人不愿涉足的领域，外来移民往往是填补这些工作的重要力量，比如处于社会最低端的服务员和最高端的数学教授。此外，技能型移民也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因为他们不仅拥有知识和技能，还能通过言传身教，普及这些知识和技能，如半导体制造工艺的详细流程。
根据哈佛大学发布的《经济复杂度报告》（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个别的优秀人才，而是如何将制造复杂产品所需要的专长融合为一体。例如，智能手机不仅是电池、液晶、半导体、软件及冶金等制造技术的结合，还需要相应的精益制造流程。而获得这一系列人才最快的捷径，就是海外输入。
在一个做饭已升级为烹饪艺术的时代，这样的思路自然也适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在2014年1月的一次秘鲁之旅中，我意外地发现，按某种排名方式，秘鲁首都利马居然拥有全球20家顶级餐馆中的3家。这里既有拉美口味，又不乏亚洲风味，后者源于19世纪来到拉丁美洲的中国及日本劳力。
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种竞争的核心在于如何留住人才，而非吸引人才。2000—2010年，已有约90 000名发明家离开中国和印度，其中的许多人去到了美国。对美国来说，这代表了他们在人才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而对人才流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则是一笔巨大损失。只不过，我们还无法以系统化方式跟踪这种趋势。为此，我只能不断寻找和收集人才流失和人才储备的最新证据。
有些时候，媒体报道的数字可能具有误导性。2011—2015年，数十万人从乌克兰等国涌入俄罗斯，这些新的求职大军也让俄罗斯经历了一股最强烈的人口输入大潮。但这种人口输入的积极效应，远无法抵消俄罗斯人才不断流失带来的副作用。仅在2013年，就有超过18万名俄罗斯人跨出国境，这个数字整整相当于2009年的6倍，接近1998年银行危机时期的人才流失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失的人才大多属于企业家、作家、科研人员或是那些在经济上有能力让子女接受海外高等教育的富裕家庭，而且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定居海外。在俄罗斯精英们的晚餐中，他们经常谈论一个话题，即如何拿到他们向往的某个国家的签证，以及如何把他们在俄罗斯赚到的财富转移到这个国家。
即便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但排斥外来移民的传统思维始终根深蒂固。除保守的岛国日本之外，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人们普遍接受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是10%～15%。而英国的市场调研机构——莫利调查机构（Ipsos MORI）最近开展的一项民调却显示，在德国和英国的普通民众看来，外来移民的比例远远多于这个数字。这种认知偏差在法国和美国甚至更普遍，民意调查表明，公众认知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几乎是真实数字的3倍：美国受访者认为，外来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32%，而实际的比例仅为13%。
这种错觉也反映出民众对外来人口的担心，更有不明事理的政客试图借此限制外来移民，为抵制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煽风点火。2015年，思想激进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甚至声称，如能当选，美国将强迫墨西哥移民为建立边境隔离墙支付费用。但墨西哥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也在下降，这必将导致墨西哥人到美国找工作的动力大减。尽管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2015年之前的4年间，来自墨西哥的净移民数量已减少至0，这背后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墨西哥人已很难在美国找到建筑业工作。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增长停滞，输入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在持续萎缩，这种趋势在未来若干年有可能继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