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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口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因始终保持稳定。自1960年以来，全球范围的生育率持续大幅下降，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周期从50岁延长到69岁，未来还将继续延长，而同期的移民率却极为稳定。半个世纪前，移民占全球人口总量的3%，到2012年，移民率依旧维持在3%左右。不过，2015年的欧洲移民潮也确实引发全球恐惧，饱受战争摧残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大批涌入欧洲国家。就目前形势看，只要地区冲突不止，这种移民潮就不太可能停止。归根到底，影响最大的趋势依旧是新兴市场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的消失，这大大减少这些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移民数量。2005—2010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移民数量合计1 640万人，但是在2010—2015年，这一数字已减少至不足500万人。
实际上，至少在2015年的欧洲和美国反移民运动爆发之前，吸引海外劳动力的竞争已趋于白热化。根据联合国统计，到2013年，公开声称“通过移民”渠道增加人口规模的国家数量已经比3年前增加一倍多：从10个增加到22个。要了解哪些国家在吸引移民方面最得力，只需看看哪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因净移民增加得最多。2011—2015年，收益最大的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或许最令人意外的是德国，2015年，德国因抵制接纳战争难民的风潮持续发酵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期间，针对当地难民营的纵火案频发。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持续走低，部分原因就在于她大规模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然而，如果不是净移民带来的积极效应，德国的人口总数在2011年后会出现大幅萎缩。在2011—2015年，净移民让德国的人口总数增加1.6%，这个数字几乎可比肩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
尽管输入移民成为德国经济的巨大推力，但与人口总量的下降速度相比依旧不足挂齿。2014—2015年，德国的新增移民数量已增加8倍多，达到100万左右。但要维持劳动适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现有比例，德国必须在2015—2030年，每年吸引更多的移民，据测算约为150万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德国每年只要接纳超过100万的移民即可让人口和劳动力问题迎刃而解，因为让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显然需要时间。这只会让德国的老龄化问题复杂化、戏剧化，即老龄人口和年轻人口之间的失衡，会以比2015年难民进入的更快速度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已成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常态：尽管接纳的移民数量大量增加，但只能部分缓解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
因为远离难民危机，移民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带来的正效应远超过德国，自2011年以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分别增长3.3%和4.3%。最近几年，澳大利亚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已超过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他们始终坚持有序接纳移民的政策。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量的2/3源于外来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度和东亚。在反移民浪潮不断发酵，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的大环境下，澳大利亚2015—2020年间的净移民率超过其他大国，达到了3%。尽管澳大利亚也存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问题，但只要它坚持移民开放政策，其经济增长的减速就会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日本则始终坚持与澳大利亚相反的移民政策。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它锁闭外来移民之门的程度已经达到极致。在日本的总人口中，只有不到2%出生于海外，而澳大利亚的这一比例则是30%。此前，这种闭关政策曾被视为它的竞争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分析师还在大谈特谈这种单一文化和没有民族矛盾所带来的“和谐性”，并将之看做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及其他政治首脑曾公开宣称，“同质化”（homogeneous）社会是缔造日本国家地位和实力的基础。即便到了2005年，时任总务大臣、后担任日本副首相的麻生太郎（Taro Aso）还在称赞日本“单一民族、单一文明、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的特点。
尽管政府高层官员依旧坚持这种观点，但这显然已经和安倍执政时期正在为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认知形成冲突，即如果不接纳海外经济移民，日本将会成为一个日趋萎缩、不断孤立的社会。安倍首相已开始增加针对新移民的签证，且数量持续增长。目前，每一年迁入日本的移民净人数为50 000人，但是要弥补2030年的预计人口减少量，则需10倍于这个数字的外来移民数量。换言之，日本必须采取比澳大利亚更开放的移民政策。
韩国也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昔日，它将这种同质性视为提高政治和劳动凝聚力的源泉，但是面对劳动适龄人口急剧萎缩的威胁，它的转变速度远超过日本。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迫使韩国反思之前的移民政策。在危机之前，韩国的外来移民数量约为25万人，但是从2000年开始，移民的数量已增长400%，达到130万人，而日本同期的增长率仅为50%。目前，韩国政府将打造多元文化提升为官方政策。不仅移民局服务官员对他们吸引海外人才的措施自诩有加，甚至联合国也对韩国为海外劳动力在劳动力紧缺行业提供工作许可证的做法大加赞赏。尽管韩国劳动适龄人口已进入下降通道，但如果没有输入移民，这种萎缩的速度将至少是目前的4倍。此外，在2013年执政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已承诺采取新的措施解决老龄化问题，手段之一就是吸引年轻的海外人才到韩国工作。
韩国这种吸引经济移民的举措与泰国的无序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今天，泰国已成为公认的“东南亚老人”，因为它是该地区唯一一个预计在未来5年劳动适龄人口出现萎缩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一改笃信宗教信仰的官僚政府开始推行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以至于这届政府领袖被后人戏称为“套套先生”（Mr. Condom）。这项政策的执行极为成功，今天甚至有人认为其过于“成功”。警察在大街上发放免费避孕套，和尚将避孕套供奉在庙宇中。这个“套套先生”的真实姓名是米猜·威拉瓦亚（Mechai Viravaidya），他创办的“大白菜和安全套”（Cabbages and Condoms）连锁餐厅免费为顾客提供避孕套；手拿一把避孕套参加世界银行的对话节目，更是让威拉瓦亚名声大振。泰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在1970年，每个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到20世纪90年代初，生育率已降至劳动力替代水平之下。
不过，女性显然不是泰国解决人口问题的真正答案，因为相对自由开放的国家文化，使得该国女性的就业率超过70%，这个比例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中绝无仅有。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这个闲散的佛教社会更愿意接受外国人，泰国的海外移民接近400万人，占泰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相比之下，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比例均不到1%。在泰国，外国人掌管本国大公司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等更强调民族主义的邻国中却鲜有耳闻。这些迁入的移民多来自同样信奉佛教的国家，如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他们来去自由，来是他们的选择，不是因为征召，去也是他们的自由，不是因为他们不受欢迎。在2013年10月的泰国之行中，曼谷当地一位经济学家曾对我说：“在泰国，只有经久不息的传说，没有清晰的政策。严格地说，许多来到泰国的移民都非法，但谁会一丝不苟地讲法律？”不过，要解决老龄化问题，泰国还需对外来移民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近期因移民而受益最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南非。这3个国家已逐渐成为吸引本地区难民和求职者的乐园。2011—2015年，南非因外来移民而增加的人口比例达到1.1%，马来西亚增加1.5%，土耳其更是增加了2.5%。2014年，就在西欧各国右派势力因移民和难民暴增而惊呼不已时，土耳其不声不响地接受了100多万名难民，其中多数来自叙利亚。至少部分土耳其领导人意识到，这是一个输入劳动力和人才的大好时机，许多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也有同感。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曾在2014年指出，在土耳其，约1/4的新增企业由叙利亚人开办，而且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难民聚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