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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巴勒斯坦山地轮番遭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影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首推古代同时支配着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亚摩利人
的部族共同体，其次是公元前三千年末期抬头的巴比伦的政治势力，然后是作为初期资本主义业务形态发源地的巴比伦商业的长期影响。来自埃及的影响，首先是基于埃及古王国时期以来与腓尼基海岸的通商关系，以及基于埃及在西奈半岛的矿山和地理上的接近。公元前17世纪之前，这两大文化中心皆未能长期且稳固地征服此一地区，原因在于当时的军事与行政技术尚且不足。例如，至少在美索不达米亚，马匹虽然并非完全不见踪影，但是还没有被利用来作为特殊军事技术的工具。这在西克索人
征服埃及、喀西特人
支配美索不达米亚的民族大迁徙当中才发展出来。自此之后，使用战车的战争技术便登场了，且借此而有可能且激发出进行辽远地方的大远征。
埃及首先便以巴勒斯坦为攻略对象。第十八王朝并不以从西克索人的支配下——“雅各”之名的首次出现大概就是在此一支配的治下
——解放出来为满足，而且还将远征军开到了幼发拉底河。其总督与家臣们，即使在领土扩张的倾向由于内政的关系而告退却后，仍然在巴勒斯坦滞留了下来。其间，由于小亚细亚强大的西台王国向南挺进而威胁到埃及，所以拉美西斯王朝
不得不重拾巴勒斯坦的争战。经由拉美西斯二世的妥协，叙利亚被瓜分，而巴勒斯坦仍落在埃及的手中，名义上直到拉美西斯王朝告终为止，时当以色列所谓的“士师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事实上，埃及与西台王国由于内政的因素，势力陡然大幅衰退，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因而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数个世纪间，大体上如同自由放任的状态，其间亚述人新兴的军事势力逐渐壮大，开始入侵。到了公元前7世纪时，又有巴比伦的入侵，而埃及继公元前10世纪时的先一次入侵之后，也在公元前7世纪时再度发动攻击。自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起，巴勒斯坦的领土即一点一滴地为亚述人所侵夺，部分则时而被埃及王所夺，然后笃定沦丧于巴比伦大君之手，而波斯人则起而承继之。
换言之，巴勒斯坦唯有在所有的国际政治和商业关系普遍性大幅衰退的期间，正如希腊在所谓的多利安人
民族移动时期所见的情形，才有可能自外于周边列强而独立发展。在埃及衰落期间，巴勒斯坦的强邻大敌，一方面是腓尼基人
的城邦和自海上迁入的非利士人
，另一方面是沙漠的贝都因人（Bedouin）部族，然后是公元前10到前9世纪的亚兰人所建的大马士革王国
。为了对抗最后这股势力，以色列王招请亚述人入内援助。这期间，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誓约同盟，即使并非开始，至少也是军事势力高扬的时代，同时也是大卫王国以及以色列与犹大王国的军事最盛期。
尽管当时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大国的政治势力有限，但我们也得小心别误认此时的巴勒斯坦是原始又野蛮的。外交与商业关系虽然转弱但仍维持不坠，还有来自文化地区的精神影响也仍旧绵延不绝。通过语言与文字，巴勒斯坦即使在埃及统治时期也仍和地理上远隔的幼发拉底河流域时时保持联系，而事实上此种影响特别表现在法律生活上以及神话与宇宙论的思维上。埃及对于巴勒斯坦文化的影响，若从地缘相近上的观点看来，表面上似乎令人讶异地微弱。其原因首在于埃及文化的内在特质：其文化的担纲者是神庙与官职的俸禄者，一点也无意于劝诱人改变宗教信仰。虽然如此，在某些对我们而言重要的点上，埃及对巴勒斯坦的精神发展或许确实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此种影响部分是经由腓尼基人为中介，部分则是无法轻易加以掌握而且基本上多半是负面的“发展刺激”。除了语言的隔阂之外，此种表面上轻微的直接影响还是肇因于自然的生活条件与奠基于此条件上的社会秩序的深刻歧异。
埃及，这个基于灌溉整治与皇家工事的需求而发展成的赋役国家，对于巴勒斯坦的居民而言是个生活方式极为诡异的地方，他们轻蔑地视之为“奴役之家”“铁的熔炉”。而埃及人本身则视那些未受尼罗河泛滥的神恩也没有国王的书记行政管理的其他邻国为野蛮人。不过，在巴勒斯坦具有宗教影响力的阶层，尤其不能接受埃及祭司权力的最重要基础——死者崇拜，他们认为这是对其自身一贯以现世为取向的固有关怀加以价值否定的可怖行径，而这也是未曾生活在教权制统治之下的民族所抱持的典型态度。此种拒斥的态度也曾在埃及王朝本身出现过：阿蒙霍特普四世即试图摆脱祭司的权势，无奈其已根深蒂固而终告徒劳
。说到最后，与埃及的对立终归是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差异，虽然巴勒斯坦自己内部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关系也是相当多样的。
在经济的可能性上，巴勒斯坦涵盖着诸多明显受到气候所制约的对立形态
[1]
。特别是在中部与北部的平地上，早于历史时代初期起就有谷类的种植与牛畜的饲养，还有瓜果、无花果、葡萄和橄榄等植物的栽种。与这些地区接壤的沙漠地带的绿洲里和棕榈城市耶利哥（Jericho）地区则有枣椰树的栽植。泉水的灌溉与平地的降雨，使得耕作成为可能。东部与南部的不毛沙漠，不止对农民而言，对牧人来说也一样，是个恐怖之地与恶魔的居所，至今仍是如此。这个地方无论今昔只有在季节雨扫过的周边地带，也就是草原地上，才被利用为骆驼或小型家畜的牧场，而且只有在多雨的好年头里才能成为游牧民随机耕作谷物之处。从这种一时性的到定期长住的各式各样的耕作方式，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
尤其是牧场的种类，不论古今都多样纷陈。常见的是从居住所在延伸到有着明确边界的放牧区域，有时只牧养小家畜，有时则大小兼蓄。不过，牧场通常必须随着冬季降雨期和夏季干旱期的轮转而择地更换 [2] 。其中一种方式是，畜牧者来回于夏村与冬村（位于山坡上），轮流利用一处而闲置另一处。此外，不仅畜牧者如此，当农民的各种耕作地相隔遥远时，他们也会随着各田地蔬果收获期的不同而迁移。另一种方式是，由于随四季而更换的放牧地相隔如此遥远或者收益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定期长住根本就不可能。于此，我们所针对的是小型畜饲育者，他们就像沙漠的骆驼牧养人那样住在帐篷里，在季节性的牧场更换时驱赶着他们的牲畜长程远行，有的是从东到西，更有的是从北到南，正如我们在南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可以见到的情形一样 [3] 。牧场的更替，可能的话，通常是结合了自然的放牧地、闲置牧地和田地收割后的落穗草地，不然的话，就是采取村落居住季节、游牧生活季节和出外寻找工作的季节相交替的方式。事实上居住在犹大山地村落里的农民，有些人一年里倒有半年是住在帐篷里的。换言之，在完全定住于家屋和依赖帐篷的游牧生活之间，我们可以找到所能想见的各种比重的组合，而且常见变化重组。现今，也像古代一样，有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因此而对粮食的需求，所以从游牧生活转变成农耕庄稼，或者反过来，由于耕地的沙漠化而从沙地农作转变成游牧生活。除了引泉水灌溉的极为有限且狭小的土地之外，一整年的命运简直就光凭雨量的多寡和分布的情形来决定 [4] 。
降雨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带来南方的非洲热风并且往往雷声大作的豪骤雨。对沙漠农民和贝都因人而言，雷电交加意味着一场豪雨。若无降雨，那么无论古今都被解释成“神在远方”，而这在今日，犹如从前，意指罪恶的结果，而且特别是酋长的罪过
[5]
。对于特别是东约旦地区的田土表层而言，这样的一场暴雨不啻是个致命的大灾难，但是草原上的蓄水池却因此而注满了水，所以特别受到沙漠的骆驼饲育者欢迎，对他们而言，赐雨的神是而且一直都是易怒的雷电之神。对枣椰树和一般的树木来说，这种暴雨并不坏，只要别下得太大。相反的，大面积的温和降雨却能使田野和山间的牧草地欣欣向荣，这就是以利亚在迦密山上期待着从海上吹来西风与西南风所带来的雨水
。因此，农民所最渴望的就是这种雨，而赐雨的神并不是在雷电交加中降临——尽管雷电往往先雨神而行——而是“轻声细语似的”到临。
在原本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大荒野”，亦即死海的山地斜坡面，自古以来即鲜少有人定居。相反的，以色列中部与北部山地里，冬季（11月到次年的3月份）会降下相当于中欧年平均雨量的充沛雨水。所以在好年头时，亦即大雨从前期（在古代往往早自秋节起）一直下到后期（5月为止），山谷间就可以预期五谷丰收，而山坡面则会繁花盛开、草木滋长；万一前后期雨都不来，那么夏季的彻底干旱可能延续三分之二年之久，而一切草木也全都枯死，牧羊人只好从国外（古代时是从埃及）购入谷物，或者干脆迁徙他方。在这样的天候下，牧民的生活可谓朝不保夕，对他们而言，也只有在好年头时，巴勒斯坦才是个“流奶与蜜”的地方
[6]
。——此处的蜜显然是指枣椰蜜，贝都因人早在图特摩斯王朝
时代就知晓，或者也包括无花果蜜及野蜂蜜。
[1] 关于巴勒斯坦的自然条件，除了研究巴勒斯坦的一般性著作之外，应该加以参照的是收集在 Zeitschrift与Mitteilungen und Nachrichten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vereins （以下简称MNDP）里的许多论文。关于古代（犹太圣典时代）的气候，参见H. Klein,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Palästina-Vereins （以下简称 ZDPV ）, 37（1914）, S. 127ff.。
[2] 关于这点，特别可以参照Schumacher在其东约旦旅行记里的观察（收于 MNDP , 1904ff.）。
[3] 参见雷欧纳德（R. Leonhard）的精彩研究：“Die Transhumanz im Mittelmeergebiet”， Festschrift für Lujo Brentano （München，1916）。
[4] 当今最好的气象学考察是F. Exner的论文（ ZDPV 33, 1910, S. 107ff.）。
[5] 参见Dr. Cana’an所编辑的 Fellachensprichwöter und Gebete, ZDPV 36, （1913）, S. 285, 291。
[6] 关于迦南地是否值得这样一种称呼，或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颇有争议。最新观点的一例，参见克劳斯（Kraus）， ZDPV 32，S. 151。他根据犹太圣典的史料想要将“流”按字义解释成山羊奶之融和流汇于枣椰、无花果和葡萄的果蜜。相反的，西蒙生（Simonson）于同书（33, S. 44）里，正确地视其为象征性的指称。同样的，达尔曼（Dalman, MDPV 1905, S. 27）循着现今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解释，说“糕点甜得像蜜一样”。达尔曼认为巴勒斯坦一向是牲畜匮乏的。对此，（就我所知最好的作品）包尔（L. Bauer, MDPV 1905, S. 65）指出奶在现今仍然很丰盛（奶油与奶是最重要的维生食材），而蜜是指葡萄的蜜。关于后面这点，达尔曼（ MDPV 1906, S. 81）证实在古代是错误的，在那时枣椰蜜才是最重要的一种蜜。侯伊斯勒（Häusler, ZDPV 35, 1912, S. 186）则怀疑是否真的一直有那么多的蜜。在阿马纳书简（Knudtzon出版，Nr. 55）里，发现蜜是埃及守备队的实物给付。赛索特里斯（Sesostris）一世时埃及的逃亡者西努黑（Sinuhe，埃及的一名官员）提到，在雷滕努之地（Retenuland，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方的埃及名称）除了无花果、橄榄和葡萄的栽种之外，还盛产蜜；这恐怕也是指枣椰蜜。吗哪吃起来像搀了蜜的薄饼（《出埃及记》16:31）。以赛亚预言（《以赛亚书》7:22—23），巴勒斯坦在亚述人蹂躏之后将再度成为草原地，到那时原本种植葡萄的地方必长满了荆棘和蒺藜，而境内所剩的虔信者必和从前一样吃奶油与蜂蜜。因此圣子以马内利也必吃奶油与蜂蜜（7:15）。这让人想起克里特岛上的少年宙斯的食物：奶油与蜂蜜。因此，葛雷斯曼（Greβmann, Die israelitische Eschatologie , S. 207f., 另参见下面所引的文献）偏好此一用语乃神的食物的纯末世论的意义。毕竟，神的食物也就是草原地带的富人们的理想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