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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兵变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夺嫡之争，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跟这个比起来，就太小儿科了。
玄武门兵变，是不是李世民伏兵在玄武门呢？不是的，李世民的伏兵在临湖殿。临湖殿是唐高祖李渊的临时办公室。前一天，观星的官员发现“太白见秦分”，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李世民封秦王，这代表着李世民要当天子。李渊一听，当然大怒：老子还没退休，你就要顶我的岗了？而且我的太子是李建成啊。
于是，李渊把李世民叫过来质问。答不好，他就要幽禁李世民。
这时候，李世民只好转移视线，抛出了李建成跟李渊妃子私通的事情。这个事严重了，要知道，当年的杨广就跟杨坚的妃子私通过，隋朝的悲剧还要在唐朝上演？
李渊大怒之下，下令三兄弟明天到这里集合，大家对质，彻底解决诸王之争。
那李世民为什么要伏兵于此呢？
这就是另一个秘密。
李世民发动兵变，第一目标并不是杀掉自己的竞争者李建成或者李元吉，他采取了更为直接、更有效的方法，控制李渊。
李建成、李元吉的能力都来自李渊，只要控制了李渊，这两人就不在话下。李世民的皇位是从父亲手里抢来的，而不是从李建成手里抢的。
所以，李世民是伏兵于临湖殿，控制了李渊，然后用一条船把李渊载到了船上。其中，必然经历过血战。不过，唐朝的史书没有记录，只有一些零星线索。史书记载，李建成从玄武门进来后，是“至临湖殿觉变”，到了这个殿，才发现出大事了，然后在逃跑的过程中，于玄武门被杀。
为什么只记玄武门杀李建成，而不写李渊被抓呢？当然是因为囚父这种事没办法写。
最后，为什么突出玄武门呢？这是因为李建成的属下逃出来后，跑到了太子府和齐王府搬救兵，两人手下各有不少兵马，集结了两千多人。
杀到玄武门时，发现门已经关上了，因为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已经被李世民收买了。玄武门进不去，秦王府的兵马跟东宫以及齐王府的兵马在玄武门前打了一仗。在不明真相的群众眼里，这自然就成了玄武门兵变，哪里知道，它的正确名称应该叫临湖殿兵变。
虽然走的夺宫路线，但李世民同学当皇帝还是很专业的，尤其是请了魏徵矫正自己的行为。
以前一想到魏徵，大家就会想到“耿直”这个词，因为史书里写了嘛：“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
唐太宗李世民刚登基那会儿，对建设新型帝国完全没有经验，于是，数次把魏徵叫到卧室里，请教各种方法的优劣。而魏徵经验丰富，开启各种模式，性子又很直，一直没有弯过。
不过，魏徵坚持找李世民的碴儿十多年，批判过的话可以出一本砖头厚的书，又总是那么让人心悦诚服，被骂成狗了，还要点头点赞。
一开始，魏徵还是一个小道士，颜值不高，学历为零，武力比豆腐还渣。
看看唐初那些牛人。哪个不是特长生？乍一看，哪有魏徵发挥的机会？
房玄龄：我善于谋略。
杜如晦：我长于判断。
李密：我出身好。
徐世
：我有地方基础。
李靖：我会打仗。
魏徵说：我会……反正我能说敢说！
注意，能说还在敢说前面。
那年，魏徵跟着瓦岗寨老大李密投靠李唐，因为没啥门道，工作一直没安排。魏徵一看，得自己揽工程了，他自我推荐到黎阳找到瓦岗寨老二徐世
，吃了顿撸串就把徐世
给说跪了。
玄武门事变之后，魏徵跳槽到秦王府，又把原太子府的人给说得放下了武器。
这就是天生的统战人才。
到了后来，唐太宗说，我有两把刀，一把给最爱的房玄龄，另一把给最亲的魏徵。
拿着刀，魏徵对“把说话练好，是最划算的事”这句话，简直不能同意再多了。
比如有一次，有人告了魏徵一状，说魏徵包庇亲戚。李世民很高兴，说：“这人平时总挑我的毛病，可逮住他一回了。”李世民马上让主持纪律工作的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
查了一下，温彦博回来报告，说查不到，但是……
看，官场杀人刀就藏在这个“但是”后面。
“魏徵既然是我大唐员工，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他没有避嫌，被人诽谤，所以也是要批评的。”
李世民很高兴，连连点头，说把这个文件发下去，让魏徵反省一下。李世民还特地说：“以后，要注意点言行，再被人告就是你的问题啦！”
我被诽谤，也是我的错？
魏徵大大方方承认了：我确实错了，我确实不注意言行。但是，（注意，转折点来了）我这是为国言行不当，咱们当大臣的，天天想的就是怎么跟皇帝协调，要是只管自己的步调，那就没办法跟皇帝同步了啊。
哼，你牛，你检举我，你挑我刺，我先认下这个错，然后从另一个角度打败你。
碰到指责，不如先承认错误，再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为自己辩解，这样，比直接反驳往往更有效果。
李世民刚才得意扬扬，现在一听，马上点头：我错了，老魏你说得对。
大家通常以为魏徵什么都敢谏，但其实，老魏也有不碰的雷区。
到了晚年，李世民有点事情想拜托一下魏徵：老魏啊，帮我照看一下太子李承乾吧。
李世民生了好几个儿子，都挺能折腾的，比如太子李承乾，经常干一些出格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魏徵先生经常批评老板，但从来不批判或者点评老板的儿子，而且魏徵也不想管太子的事情。
嫡位之争，历来就是五万伏电压的雷区，让老魏干，老魏没这么傻。况且，老魏门儿清，他跟李世民就是老板跟打工仔的关系。说交情深，那都是工作上的，论私交，其实浅得很。老魏才不会笨到去管老板的家事。要请人管，你找你的玄武门班底去！
后来，有些大牛人管了，比如长孙无忌，比如褚遂良。
长孙无忌最后是用绳子把自己勒死的。褚遂良先是被贬到长沙，后来又被贬到桂州，最后贬到了爱州，那个叫爱州的地方……已经到越南了。
还有很多高技能，魏徵也玩得转，比如这一项：批评之前，永远先赞美一下，而且永远不要用第三者来打比方。
到了晚年，李世民这位仁兄就开始有点放纵了，什么奢侈的事情都干了出来。这咋劝呢？
要不干脆横下一条心？说“李世民啊，最近我观察你跟商纣王差不多呢”或者“李总啊，我发现你跟你杨叔一样咧”。
那结局只有两个字：征，卒。
魏徵才没那么直呢，人家是拐着弯说的。他说：“老板啊，我记得以前您干得特别好，特别能听进去劝，什么奢华的东西都不搞。最近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这明明就是幼儿园老师忽悠小朋友的话嘛。
其实，在自尊面前，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孩，你不能踩着对方的自尊，还让人家认同你。有时候，我们需要像幼儿园老师一样，把批评变成赞美来说。
说直话、难听的话、尖酸的话，这不是本事，这只是失态。
但有时候，李世民确实有点不省心，想赞美也找不到亮点，那咋办？那就拐个弯说吧。
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修了一座高楼，领着魏徵到楼上，问了一个问题。
“你是否可以看到昭陵？”昭陵里埋着长孙皇后。
“哦，你说昭陵啊，那我早看到了，我还以为你在说献陵呢！”献陵埋的是李世民的老爸李渊。
这就是不好好说话了，要好好说，直接就是：李总啊，你想老婆没错，但你也抽空想想你死去的爹啊，你天天在这里望老婆，你爹的坟墓都长草了也不修一下。
李世民自己是黑话高手，秒懂魏徵的意思，很乖，回来就把楼给拆了。
那么，魏徵说话这么弯，为什么还被称为直臣呢？
一开始的误会是来自这里。
玄武门兵变结束之后，李世民找到魏徵，准备开个批判大会，让魏徵交代一下自己怎么站队的。
通常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打死也不服，老子就是反你，咋地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服个软、认个错，表示自己眼瞎，求领导给个机会。
魏徵走了第三条路，他说：太子要是按我说的去做，今天就不会失败了。
咦，这跟第一条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同！第一，他承认了错误，他确实给太子出过主意；第二，他没有指责李世民，说李世民谋杀兄长；第三，他还批判了李世民的对手李建成，因为李建成不会用人嘛，言下之意，还是你李世民会用人啊；第四，他做自我检讨，还把自己夸了一通。
这一句话的水平，真绝了。
而且，明明这么弯，李世民还说他直：王器其直，无恨意。
魏徵这么会混，那他就没犯过错？
事实证明，他还是犯过错的。他搞了一本材料，记录了他是怎么劝告李世民的，其实就是一本“魏徵的说话之道”，然后给为皇帝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
这就不对啦，皇帝的小辫子，你抓抓就算了，还要登记在册，用皇帝的错误来证明你的说话之道。
李世民知道这件事时，魏徵已经翘辫子了，但李世民还是发了脾气，把魏徵地下安居房的招牌——墓碑给砸了。
看来，说话是一生的修为啊。
李世民先生在这么多能臣的辅助下，做了不少好事：完善三省六部制；明确中央机构的职权和决策程序；制定法律；减省刑罚；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报考，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科目；严格考察各级官吏的政绩；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说白了，就是把大隋朝建立的东西，一样一样落在了实处。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下，村子里再度迎来了喜大普奔的现象，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力增强，文教昌盛，历史上称之为“贞观之治”。
下面说一个李世民减省刑罚的故事：唐太宗纵囚。
《资治通鉴》记载：“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年唐太宗心血来潮，突然把监狱里的死囚全部放走了，然后约定回家一年，第二年秋天，还要回来受刑。囚犯大为感动，第二年全部回归，没有一个逃跑的。
最终，李世民大笔一挥，竟然免除了他们的刑罚。
初看这个事情，往往被李世民的胸怀所感动，他的大度竟然感化了死囚。但事实的真相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不用等到我们来怀疑，在宋朝时就有一个人开始怀疑了，怀疑者正是《新唐书》的编写者欧阳修。
欧阳修专门写了一个《纵囚论》，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原因如下：君子才能施以信义，小人是不可能施以信义的，这些死囚犯下大罪，是小人中的小人。君子都不一定会按约定去受死，何况小人？
这些死囚竟然全部做到了，这实在太可疑了。
所以，欧阳修揣测这是李世民的一场秀，而这场秀里牵扯到了一个博弈，或者相互的猜测。
首先，李世民要能判定这些人一定会回来，然后才会放他们走，不然，到时候一个也不回来，李世民不是沦为一个大笑话？
那他怎么判定这些人会回来呢？他就得让这些囚犯猜到如果他们能够如约回来，就能得到赦免的奖励。
所以，李世民赌的不是这些人被自己感化，赌的是这些人能够猜到自己将会赦免那些如约回来的人。
欧阳修表示，如果真要测试，就先放一批，等这一批回来后，照杀不误，明天再放一批，如果这批人也能回来，那说明死囚真的被感化了。
但欧阳修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能这样干，因为年年这样干，那以后都没有死刑了。
这是欧阳修的说法，显然，欧阳修还说得比较含蓄。王夫之说得更直接：“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
什么意思呢？就是唐朝的刑侦系统太厉害了，而且是连坐的，一个人被挂了号，就是北上胡地，南下粤地，都要被抓回来。
死囚之所以不逃，原因之一是逃不走。
而王夫之更是直接判定更隐秘的原因：“……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王夫之表示，一定有人偷偷告诉了这些犯人，如果明年老老实实回来，就能得到赦免。在这样的承诺下，死囚当然一一归队。
所以，这就是李世民的一场盛世大秀，简直是瞒天过海。
那李世民为什么要搞这一场秀呢？有人说李世民是欺世盗名，比如王夫之。当然，他确实改过史书，为自己粉饰过，那问题是，如果李世民真的是欺世盗名之徒，大唐盛世是怎么出来的呢？
所以，李世民搞这一场秀，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原因我们往上找。在史书中，我们找到了另外一笔记录：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这个“是岁”是贞观四年（630年），也就是李世民搞死囚秀的前两年。我们再看看李世民一场秀放了多少人回家。
《资治通鉴》里记载，李世民一共放了三百九十名。
这就奇怪了，两年前，大唐全年只有死囚二十九名，为什么两年后，暴涨了十倍呢？
在史书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帝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德威对曰：‘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
什么意思呢？就是李世民在杀了张蕴古之后，法官引以为戒，所以判案就严了很多。李世民还专门问过大理卿刘德威。大理卿刘德威告诉他：现在审案，如果错把一个人关进了监狱没事，如果该关的没关，那事情就大了，法官要判重罪。这样一来，法官当然从严审判。
那法官为什么这样干呢？答案在第一句：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也就是说跟张蕴古有关系。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贞观五年（631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
有个叫李好德的人，嘴上不把门，经常胡说八道，被有关部门举报后是要坐大牢了。这时候，负责审理的大理丞张蕴古汇报，说这个人有精神病，所以胡说八道，按律不应该治他的罪。
李世民一听就赦免了李好德。张蕴古听了之后，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好德，两个人还一起愉快地玩起了围棋或其他什么玩意儿。
这时候，有人把这个情报汇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之下，把张蕴古斩杀了。
这么处理，当然是有点过分了。而且随着这个案件的处理，后遗症出来了，法官们宁愿从严处罚罪犯。因为万一轻叛了，自己是要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唐朝的死刑犯数量大幅上升。李世民一看不对劲，连忙发文，要求对死刑的判罚慎重：“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可是，风气已经形成，一个文件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就算李世民反复强调，到了放囚那一年，依然有三百九十人，是张蕴古事件之前的十倍之多。
那怎么办？李世民总不能站出来说：张蕴古的事情我办错了，我太严了，大家该放还是放吧。这样一来，可能会形成另一个极端。大家一窝蜂都开始不判死刑了。
于是，李世民就策划了这一起释囚事件，故意放出死囚，然后等他们回来之后，再赦免他们。
这样的处理一是重申了宽大的方针，二是以道德为前提。这样就能对法官从严审判起到纠正作用。
这应该才是李世民释囚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
你看，管理天下是个技术活，有时候需要微调，调起来还得讲方法。
总的来说，李世民干得不错，“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
家外面，大唐军神李靖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一直不服的突厥给打服了。西域重新回到大唐的怀抱，丝绸之路又响起了驼铃声。带着和平的使命和中原的各种技术，唐朝文成公主入了藏。玄奘从天竺取回了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