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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曾经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积累起来就能发挥作用”。“追求金钱是不是不道德的”也总成为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客观的结论，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金钱的诱惑和追求金钱的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很难找到对于金钱的诱惑的精准分析。为什么人会受到金钱的诱惑？金钱的数额多大才具有诱惑力呢？金钱的魅力无法精准测量，因为答案会因人而异。
很久以前维也纳人会这么说：“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百万富翁。他一定有10万盾资产。”而这在现代不再遥不可及，因为“百万富翁”不代表这个人一定拥有这么多钱。“百万富翁”以前是用来表示一个因为很有钱而得到社会尊重的人（现在大概也是这样）。此外“罗斯柴尔德”或“大富豪”也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我的朋友之中有一些人，只要口袋里有100马克，就觉得自己像个百万富翁，也有很多人对别人口袋里有多少钱非常感兴趣。这些人绞尽脑汁估算这个人以及那个人有多少财产，听到某个富翁的财产数目时也总是摇头叹息，脑子里不停地猜测某个人的身价或某件物品的价值。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金融记者打来的民意调查电话。她问：“科斯托拉尼先生，您可是经验丰富的股票专家。能否请您解释一下，您为何不是一个百万富翁？”我对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惊讶，但仍马上回答：“第一，你的问题不够具体。第二，你从何得知我不是百万富翁？难道我一定得让你查我的银行户头吗？不过，不论如何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向你借钱的。”
当我向别人询问某个熟识的朋友是否健康或工作如何时，得到的回答经常是：“噢！他有很多钱。”很多人羡慕别人拥有的财富。也有些人会迷失在自己拥有的财富里，他们会开心地抚摸着钞票，赞赏财富，让自己完全沉醉其中。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曾经说：“假如我有很多钱，我会把它们全部让给那些有钱人，因为他们是这么爱钱。”
我也认识一个人，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查看银行户头增加的余额，他说这么做能将无聊一扫而空。世上也有这样的人，虽然有能力买很多漂亮又贵重的东西，却不这么做，因为他只要想到他有能力这么做，就感到很满足了；他感受到了金钱的光芒，就会觉得很幸福。我的另一个朋友，只要嘴巴里发出“钱”这个字的声音，同时手抚摸着牦牛皮制的钱包，就会觉得生活中的享受全都浓缩到支票簿里了，完全没有留意到自己不雅的姿态。还有人告诉我，每当点钱的时候，都会激起他的性欲。另一个人则更露骨地说，在股票投资损失很大时，他就会逃离交易所，直奔红灯区消遣一下。
幸好还有一些人会使用金钱来享受生活的乐趣，只看菜单是无法满足他们的，他们想实际品尝美味佳肴。
对很多人而言，金钱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金钱为他们招来朋友、伪君子、嫉妒者、马屁精在他们身旁打转。这些人完全沉迷于金钱的魔力，他们不仅想要得到物质生活的享受，也想拥有金钱带来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别人对他的臣服。
曾经拥有过很多财富的人更容易陷入金钱的诱惑而无法自拔。马奎斯·卡斯德兰（Marquis Boni de Castellane）曾是法国贵族，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他不再是美国亿万富翁——安娜·古尔德（Anna Gould）的丈夫那一天起，他真的很难过。虽然他没有穷困到要去睡大马路，但是已不能再随手挥霍钱财了。他说：“直到破产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虚弱无力。”
理论上来说，金钱的真正诱惑力来自赌博。当赌注不是钱而是菜豆时，赌博本身就失去刺激感和紧张感了。金钱也可以是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补偿，如身体残障或是容貌不佳等。或者，若是卑微的家庭背景阻碍了某人社会地位的上升，这时，金钱便能够替代祖先的作用，给他一个显赫的背景。埃尔莎·麦克塞尔（Elsa Maxell）因其爱尔兰血统，无法和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贵族们来往。但在美国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事业的成功却让她得以晋升为美国百万富豪。
之后，她便能和变穷了的贵族打成一片。这个刚出炉的百万富翁在公爵、伯爵间穿梭，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能和冷漠的美国富翁们平起平坐，同时身价百万的她也吸引了穷贵族来和她攀谈。
很多人喜欢花钱炫耀自己；有些人则绝口不谈钱，却喜欢让有关他的传闻越传越广、越传越夸张。总之，人类对金钱的反应，因人而异。
在爱情的世界里也是如此，金钱可以唤起一个女人恋爱的感觉。在有些女人的眼里，金钱代表着男人的成就。而一个成功的男人对女人而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女人可以分享男人的财富时，女人会因为男人给予她荣华富贵而真心喜欢他。但是也有女人讨厌给她钱的男人，反而喜欢找她要钱的男人。对于很多人来说，金钱只是衡量成功的标尺，他们并非只对金钱本身感兴趣。我至今耳边仍回响着当年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旗下著名女星莉莉·达瓦斯（Lili Darvas）初到巴黎时对我说过的一番话：“现在我非常想证明自己的魅力，如果我走在大马路上，等候男人过来搭讪的话，我想知道，对于一位漂亮女人，男人们会开价多少钱！”她是想了解人们认为她这样的女人值多少钱。
金钱可以扭曲人们的想法到什么程度呢？以下对话可以稍做说明。一个熟人问道：“你听说了吗？我们的朋友迈尔去世了！”
“噢！这真是令人伤心！”另一个人回答道。
“他之前有什么？”
“我估计，大概有200万。”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得了什么病？”
“也许还缺50万。”
“不，你还是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是问，他是怎么死的？”
“哦，明白了，原来你问这个！”
金钱的世界不是永远美好的，钱有种能量，能让人堕落，经常让人暴露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我现在也许可以用中立态度来看待金钱，但以前并非一直如此。
在我年少时，父亲把贫穷潦倒的我从布达佩斯送到巴黎去学习股票投资技巧，当时我只带了维持基本生活开销的钱。但巴黎是一个大城市，当时甚至是世界的中心。这个城市真是不可思议，当夜幕低垂时，它就像个超大型的夜间游乐场，到处可见琳琅满目的商品，空气中都弥漫着奢侈的气氛。
Paris！J’ai deux amours，monpays et Paris.
来自盛产香蕉的安地列斯群岛的迷人女子约瑟芬·巴克尔（Josephine Baker）带我走进这首梦幻乐曲之中，令我终生难忘。巴黎的生活充满了奢靡、享受和聚会派对，我希望自己有机会坐上东方快车，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拉斯蒂涅坐着自己的马车一样，度过迷人的夜晚。
当时我还不知道，如果没有开门的钥匙——金钱，这个梦幻般的世界是怎么也够不着的。而我口袋里的钱还差得老远。
这出大戏看上去相当迷人，但还不是全部。
来自蒙帕纳斯的藤田出现了，戴着玳瑁眼镜和黑色假发，他宠爱的模特琦琦陪着他，还有他们的朋友吉斯令、维尔泰和其他人围坐在一起闲聊。
优雅的女士们手里提着珑骧名包，流连在奥特伊，穿着名设计师普瓦雷专门设计的时装，争奇斗艳。获得过大侯爵奖的裁缝，在波罗涅自家游艇上接待和取悦着上流社会人士，通宵达旦地优游嬉戏。香榭丽舍大道上人流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让人不禁会联想到卓别林在《镀金时代》里展示的美国和《巴格达窃贼》里的东方的情形。就像弗兰西斯·卡尔科的小说里写的，人们说着大家都听得明白的市井俗语，热闹地聚集在皮加勒区的酒吧间里。而另一个夜晚，男人们嘴里哼着莫利斯·舍瓦里埃新出的情歌，在马克西姆餐厅用晚餐，或者聚在韦伯咖啡馆里，闲聊着新出产的汽车或女星密斯丹盖的美腿。英国人把图凯地区的草坪称作Beschlag（装饰用的薄膜），而当地政府在考虑将街道名称和橱窗里的价格标签都翻译成英文。
这所有的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孩子来说，就像是闻到香味走进了一家西饼店，对我充满了诱惑。
在这个城市里，只要有钱，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对当时的我而言，钱比我现在看重的健康更重要，更不可或缺；追求金钱成了我生命的全部，增加财富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当人崇尚金钱时，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就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我认为除了金钱，其他事情都不再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钱更重要。有了钱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所以人一定要有钱。
我第一天到证券交易所上班时，有个亲切的老先生问我：“嘿！年轻人，我以前没见过你。你在这里做些什么？”
“我是亚历山大公司的见习生。”
“原来如此。”他接着说，“你的老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来告诉你股票是怎么回事吧。你别管这里的人说什么，也别管那些所谓的诀窍，你只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这里是傻瓜比较多，还是股票比较多。”
一直到现在，老先生的一番话仍让我受益匪浅，而我自己发明的股市理论也只有两个要素：供与求。
第一次到交易所令我既兴奋又紧张。这里就像一座大赌场，钱来钱往，只要集中注意力，就可以感觉到它，然后抓住它。按那位老先生的说法，一切应该都不难，只要够机灵，就可以跟上行情上涨的节奏，同时也能建立信心。“然后，到了月底，你就赚进一笔钱了。”老先生咧嘴微笑着说，拍了拍我的肩膀。
交易所里几百人来来往往，场面相当混乱。老实说，当时我真的无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陌生的股票名称（其中甚至还有“十月革命”前的股票）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年轻的交易员似乎无处不在，他们总是匆忙地来回穿梭，手中还握着一张写满委托人需求的小纸条，像是在跳着不停转来转去的波尔卡舞，穿梭在不同的小包厢之间。他们总是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经常会和别人撞在一起，然后又奔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在交易所的正中央，70个人围成一圈站在一起，他们即便在夏天也穿着深色西装。这群人是股票经纪公司的雇员，其中有人把胳膊靠在围栏上，而这个围栏就是用于把这些雇员和其他人隔开。
围栏外的人对着他们大叫：“我要卖！”“我要买！”这个嘈杂的空间似乎与世隔绝了。
其中有人跑到电话亭去汇报结果；有些人用手捂着嘴巴和旁边的人窃窃私语，好像在谈论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他人则是在黑色小记事本上写上密密麻麻的东西。
我倒没有被这紧张忙碌的气氛吓倒，越走进这一片新天地，我反而越能放松自己。每个人都在吹嘘说每次交易都能赚到钱，他的客户总能得到最好的建议。每个经理都在媒体面前洋洋自得地讲述自己的经验和成功之道，开头第一句话永远都是：“我早就说过了。”
虽然当时我还很年轻，也缺乏实际经验，但我已经知道：交易所里的傻瓜和骗子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们永远在假装自己是聪明绝顶的人。这些看法一直到现在仍然没变，变的是，现在的交易所已经不再那样喧闹、杂乱了。股票交易通过电话下单，投资人不必亲自去现场交易。在伦敦和巴黎，投资人只要坐在一台机器前，用键盘输入他想要交易的股票名称和价格，通过这台机器就可以知道目前的行情。
那时的作业方式毕竟无法与今天的国际水准相比，甚至连今天的一丁点儿都不如，却是我们60年前在交易所时使用的东西。那时候，股票交易委托人需要像课堂上的小学生一样，端正地坐在计算机前。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负责人站在前方讲台上逐一唱名每一只股票，在底下的委托人则依股票名称输入交易价格。之后计算机根据每只股票的供需情况，进行交易确认。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了，知道在这个环境里的人都是有自信的资本家。音乐、绘画、艺术甚至是一顿好吃的晚餐，对他们而言一点也不重要，他们唯一想要的只是钱。巴黎的新工作也让我成为追求物质享受的拜金主义者。此外，因为我特别机灵（或者说是狡猾），很快地，我做了一件视钱如命的人都会做的事，那就是预测股市的下跌，这和一大群高傲的专业股票顾问有关。我非常讨厌这群大言不惭的家伙，讨厌到要故意和他们唱反调。于是，当他们看涨行情时，我却偏要做空。
出乎意料的是，我投资的股票收益都还不错。因为，当时碰巧发生了一次大危机，经济萧条加上萎靡不振的股票行情，股市一路下滑。我每天都会平仓，结算所有投资，以确定实际的获利金额。之后，我仍坚持看跌行情，而我的投资收益一天比一天高。
我认为这次成功纯粹是个意外，因为我并不是根据分析、判断而看跌的，看空行情的理由完全出自我个人的因素。当时的我根本一点也不懂何谓“客观的投资依据”，我也不是对经济抱有特别悲观的态度。不管股价涨或跌，我想要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钱。
直到1932年的伊瓦尔·克罗伊格破产事件，我才发觉投机做空是非常可耻且不道德的投资行为。做空操作获得的收益全部来自他人的损失。
良心告诉我，人不能靠着做空赚钱，因为即使成功，也只有我一人快乐，而别人将会很惨，非常悲惨。从此，我决定不再利用股市暴跌来投机赚钱，我要随着上升的景气进行投机，进而获利。我要很谦虚并知足地说，改变投机方式，我仍会比别人多赚一点。而且，这次我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上千人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虽然一样是成功的投资，但在一片繁荣景气的愉悦气氛中获利，真的让人感觉舒服多了。
一位成功的投资顾问，性格必定有点高傲，甚至有鄙视其他投资大众的倾向，这样做是为了令自己保持清醒，不因他人一时的情绪波动而改变自己对股市走势的看法。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表现得太过骄傲。但就连我有时也无法控制自己，可能会挖苦、嘲讽周围的人。不过，和年轻的时候相比，我现在根本不能算是自傲。
1930年秋天，一场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上演，这就是股市历史上相当著名的伍斯特里克破产事件。巴黎股市因此跳空，不断向下探底，是历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崩盘。
阿尔伯特·伍斯特里克（Albert Oustric）是当时公认的金融泰斗，是法国一位在经济领域涉及广泛，同时也相当成功的金融巨子。无论在沙龙还是证券交易所，人们总是不断谈论他的成就及其广泛、多元的投资事业，从标致汽车、地毡、制鞋到玻利维亚银矿和意大利的人造丝，他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现今的企业集团。
伍斯特里克掌握了这项“技能”并处理得井井有条。为了处理好这么多公司的财务，他另外成立了控股公司“法国控股”（简称Holfra）。事实上，控股公司是伍斯特里克控制公司股价的一个工具，他利用融资大量买进自家股票，拉动股价大涨。他的做法让大多数专业经理人认为，其公司股价已经超过市值，进而认为其股票适合做空，并开始融券做空该股，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伍斯特里克的举动就是为了引诱像我一样的投机散户对他公司的股票进行融券交易。到了月底，伍斯特里克已经将所有自家的股票全部收购了，融券交易因而无法交割，这时伍斯特里克便能操控股价的涨跌，做空的融券交易最后面临爆仓。
唯有实际掌握大量现金的金融家才能成功施展这样的诡计，但伍斯特里克用来拉抬股价的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和股市专业投资经理的投资，也就是说他的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到了第二天，可能这些资金供应方就没有办法再拿出更多的钱了。因此，小小的贷款收缩就可以轻易将伍斯特里克的多米诺骨牌推倒，而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当时，我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做空投机者，心里非常厌恶有这种欺骗行为的资本家。我很清楚他的投机手法一定会失败，事情的发展也正如我所料。我在股价180时做空，融券价格是170。后来股票跌停，我根本无法挂单平仓。当晚我无法入睡，但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其他机会从股市中把钱赚回来。
结果这家公司宣告破产，股票停止交易，我手上所持的股票被赎回，每股赚了3法郎。即使是正常的股票投资也很少有这样高的获利。这个破产事件除了造成伍斯特里克集团瓦解，还连带了大约15家公司倒闭，受害者包括股市专业投资经理、证券公司及各种形式的债权人–客户、客户的朋友和股东。连两家声誉良好的老银行（一家是布伦的费舍尔银行，另一家历史更悠久的银行是1776年成立的法兰西银行）也受其牵累而关门大吉。
倒闭事件的连锁反应也拖累了英国，英镑在不同的外汇市场同时贬值。原因是法国的信贷机构担心民众会挤提户头里的存款，为预先准备而大量抛售英镑兑换法郎。
所幸的是，我成功地躲开了这场危机，因此不免有些暗自得意，那时我变得骄傲，甚至狂妄自大起来。我戴了黑色领结，以示我对股市大跌的“吊唁”之情。由于伍斯特里克那时是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圈内人唯其马首是瞻，我的举动激怒了众人，所有人认为我从中赚钱的做法正是造成他们破产的一个原因。
以前，我习惯到交易所旁的一家餐厅，坐在固定的位置上“观察”。许多在证券经纪公司上班、为我经办过交易的朋友及同事在这里举办过一场又一场的讲座。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没有证券交易许可证，这在过去并不成为问题。但有一天，我竟然被挡在了交易所门外。他们说，因怀疑有外籍人士想投机炒作法国养老金来搞垮法国经济，所以禁止外国人进入证券交易所。
就是这种偏执的大法国主义给了一个法裔犹太人指控我的机会，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叫依斯雷尔（Israel），他经常坐在我的隔壁桌，偷听别人称赞我。他注意到别人对我的尊敬，同时也希望过上和我一样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指控我投机买卖法国养老金证券和国债。
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走出餐厅时，警察逮捕了我。在交易所隔壁的警察局，我像重刑犯一样被采集指纹，接受长时间的讯问。第二天，国际事务部门的警察搜查了我位于巴黎公园对面的个人工作室。接下来就是严密监控我的通信记录及所有交易通知书。晚上我还从收音机里听到：“警方搜查了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住处，这个匈牙利人涉嫌对国债进行投机炒作，这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
两个星期后，我再度被传唤。在市政府，我收到一张由巴黎警察厅厅长签发的驱逐令，上面写道：“限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于48小时内离境。”虽然我非常懊恼自己必须离开喜爱的巴黎，但我问心无愧。我承认我在伍斯特里克事件中的确有投机炒作行为，但绝对没有炒作过法国养老金。基于投资技术分析方面的考虑，我不可能那么做。
我曾服务过的证券经纪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好友的阿德里安·培奎（Adrien Perquel）想请前司法部长阿纳托尔·德蒙奇（Anatole deMonzie）帮我。德蒙奇和阿德里安的父亲是密友，两人都崇尚自由，对大法国主义也都持保留的态度。20年来，这位杰出和有修养的德蒙奇先生，对匈牙利人多有扶助，曾当选议员，并多次获委任部长职务。他在1926年担任赫里欧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在议会发表演讲，说过一句被人们广为传播的话：先生们，国库是空的……
德蒙奇马上在办公室约见了我，我向他解释了目前的窘境，并向他保证我绝对是无辜的。他承诺会重新调阅档案。第二天，我已打包好行李，正要动身前往车站，打算离开巴黎前往比利时。就在动身的前一刻，电话铃响了，德蒙奇的秘书告诉我：“请您不要走，德蒙奇先生要我转告您，他已拿到延后14天执行驱逐令的许可文件。”
这位前司法部长相信他们对我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如果要他正式对警察机关提出质疑，又会让他相当为难，因为这等于是在侮辱巴黎警察厅厅长。这位警察厅厅长是法西斯主义者，后来和希特勒勾结。我的驱逐令从此便一次次地被延后执行。转眼间，我又在巴黎住了一年，但始终没有拿到一张正式的居留许可证。
后来我终于得到平反，之前的案底也销毁了。另外，我还收到一张证券交易许可证，直到今天，这份证件都保存完好。它提醒我，过分高傲可能会招致灾祸。和其他具有启发性的故事相同，这场乌龙事件也有一个结尾。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后，我从美国返回巴黎，在戴高乐将军的推荐下，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勋章。
我当然又在股票市场重新活跃起来。有一天我在交易所遇见当初诬告我的依斯雷尔先生。我立刻察觉到他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我衣领上的红色荣誉骑士勋章。他是法裔犹太人，有着法国人激进的爱国情操，也有犹太人对反犹太主义的特殊心理情结。尤其是遭希特勒迫害、逃出德国或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更是强硬。
令他更为恼怒的是，我不但在巴黎，而且在股票金融界中甚至比专家还要受欢迎。尽管如此，他仍然忍不住要求我教他一些股票操作的技巧：“您说说看，现在应该买股票还是卖股票？”“如您所知，我是个乐天派。您手上的股票就继续留着吧！”我撂下这句话就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处呆立着。
也许由于伤感，后来我又买了几张Holfra的股票，大约是每股10芬尼，没想到这是我做过的投资中获利最棒的一次。不久前，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一场旧股票拍卖会上，这些具有纪念价值的Holfra旧股票以每张200马克成交。我还应买主要求在上面签了名，这件事让我感到相当自豪。
唯有对股市行情，我至今仍保持着某种变相的高傲，尤其是当行情对我不利时，我根本看也不看它们一眼，也不屑听到和行情有关的事情。
但是我非常关注全球有关外交、财税、利率政策及工商业界的重大事件。大胆分析重要事件是我的拿手绝活，但是这些事件不一定如人所料地总是反应在股市行情上。股市行情的反应经常会出现短暂的反常，总是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按照我的预期发展。
而且，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俗话说：“我不会为不知道的事情激动。”因此，我不会去关注出现了偏差的股市行情，因为我知道，得到的回答在我经过音乐训练的双耳里，听起来会像是变调的乐曲。
当股市未来趋势对我不利时，我选择在这纷乱繁杂的市场中，满怀希望地等待。这并不代表我没有悲观的时候，只是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糟糕的状况了。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巴黎股市从事很大额的信用交易了，股市的每个细微波动对我都会造成巨额的获利或损失。我有个为我工作了10年的老秘书，他非常了解我的缺点和弱点。每天他都替我在交易所做买卖，因为就像我常说的：真正的职业投资家不可以在交易所里露面。我的秘书非常熟悉我的习惯，他知道，当股市低迷时绝不可以打搅我睡午觉，而且我睡醒之后，也不能在我面前提到任何有关股市的事。
直到今天，我一直对巴黎股市不太感兴趣，而且同时在美国华尔街有投资，和大约10家证券经纪公司保持业务往来。在这里我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习惯：禁止任何人告诉我有关股市的坏消息。如果有人胆敢告诉我不开心的消息，我就不会再委托他进行交易。那个告诉我股市崩盘的家伙活该永远失去我这个客户（如果不巧碰到我在欣赏音乐的话，后果会更严重）。
长时间身处残酷的交易场中，我早就领悟出“钱不会变臭”的道理。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便在全世界不同的股市中，学习如何轻松赚大钱。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有了罪恶感，因为股票专家可能在转眼间就能轻松进场获利，一次投资的收益可能和学者、教授或医生的年收入差不多。不同的是，学者、教授和医生必须长年钻研学问，这让我感到不安。
我还记得，“二战”之前，法国全面武装备战，当时身为外国人的我，处境颇为尴尬，和我岁数一样大的人都被征召入伍，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兵营里，我则坐着看股市行情。虽然绝大部分投资人都在服兵役，但股市反而在上涨。鉴于之前的伍斯特里克事件，我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尽力避免激怒周围的人。我是第一个放弃烟斗、选择辛辣的哈瓦那雪茄（富裕的象征）的人。在酒店吃饭时，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会选择角落的位置。
在当时，我想再谈论股市可能会激怒人们，于是我选择做一件以前就想做的事——谈论绘画、艺术、美食、音乐等。但我还是原来的那个股票专家，人们想和我谈论的话题还是钱。
我一位最好的朋友，来自布达佩斯的雅努斯（后面我还会再说到他），曾经是我在里维埃拉的常客。他对于优秀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非常熟稔。为了让他开心，我邀请过法国作家、龚古尔奖获奖者、文学评论家和美国文学教授来做客。为此雅努斯还激动地准备和他们进行一天的思想交流。可惜老天不帮忙，这些客人不断向我发问，问的都是电力、石油股，黄金价格和资本市场的事情。
所以，对于好客的女士，我有一个提醒：在您招待作家、艺术家或其他文人墨客时，最好别邀请我参加！我在场会把整个文化气氛搞糟的……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时被问道：“金钱对您而言，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我得这么说：我一点也不为金钱着迷。我至今还记得本·琼森和史蒂芬·茨威格的著名剧本《福尔蓬奈》的对白。在剧中，来自威尼斯的吝啬鬼被驱逐，聪明且热爱生活的莫斯卡·福尔蓬奈继承了他的房子和全部财富。面对这所大宅，他大声宣告：把围墙拆掉，把门拆掉！让空气、阳光和人们进来！它仍然散发着恐惧气息，散发着贪婪和邪恶的气息。再也不许提金钱这码事了！我们现在要尽情享受生活，要大吃大喝，嘲笑那些傻瓜，特别是那些金钱傻瓜！来吧！要快乐！要音乐！音乐！
当然，人为了拥有独立和自由，会需要钱；为了享受舒适生活，也需要钱。我的老朋友厄恩斯特·门泽尔（Ernst Menzer），虽然脑子已不太清楚，但他说了句很有道理的话：“钱对一个年轻人重不重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上了年纪之后，钱可以带来满足感和安全感。”
我很少奢侈浪费，我买的东西都还保留着。50年前我在卡普西纳大道的西摩商场买了两打短袜，到现在都还在穿。它们的质量还是那么棒，在其他地方买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我唯一的奢侈就是收藏，尤其是收藏贵重书籍。不久前，世界上第一本谈论股票的书《混乱中的混乱》要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这本书我已经找了25年。拍卖会的目录上注明这本书起价为2000英镑，我听从了一位古玩估价商的建议，将预算定在5000英镑。根据他的看法，这个价钱一定能中标。但没想到一个日本人竟以我预算的4倍价格买走那本书。很快地，这本书的第2版又出现在慕尼黑一个由旧书商举办的拍卖会上。我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同意以3000马克成交，这个数字仍然超出了我的预算，但我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花这么多钱买一本小书，在别人眼里已经是浪费的行为了。
尽管如此，对于真正的收藏家而言，搜集古书、名画或是邮票，纯粹是一种投资，因为收藏家总是在估算收藏品的价值。无论如何，收藏是一种最好的投资方式，尤其是在把收藏物当作一项遗产，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时候。
有很多对于理财的偏见广为流传，比如很久以前就有人说女人不擅长理财。但是我认识的很多女人，不但能将家务事料理得非常妥当，连家庭支出的预算也掌控得非常好。如果一个家庭里，男人负责赚钱，女人负责持家，如此搭配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我的父亲经常购买精美的礼物送给我母亲，但每次总是换来母亲对他奢侈浪费的指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回答道，“等我真的买了昂贵的奢侈品再骂吧！”
但如果情况相反，男人节俭，女人花钱不眨眼，就有可能导致家庭悲剧了。我在朋友和自己的家族里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讲一个过去传下来的笑话。格林在咖啡馆里抱怨道：“真可怕！我太太到底需要多少钱啊，老是找我要钱！”“她需要钱干什么用？”别人问他。“不知道啊。”格林答道，“我一分钱都不给她！”
对于当今年轻人的抱怨也许就像这个世界一般历史悠久。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和他们的父母亲一样苛求，他们在富裕的生活环境里长大，没有经历过父母过去的困难生活，有些人甚至还非常自私。这种情况当然不好，他们以后会吃到苦头。但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谦虚和节俭不是最大的美德。我从中看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危险，年轻人贪图方便和懒惰，不仅用电脑做计算，而且依赖电脑代替自己思考……
“欠债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的观念从细心照料家庭、节俭的祖先们那里一代代传了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持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在德国。我认为这个观念现在只适合一种人，就是投资人，只有不欠钱的投资人才能毫无负担地按自己的想法投资。
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信用制度将会怎样？那样一来，所有产业就必须自行承担投资新业务的风险。连传统产业都必须接受新挑战，更不用说高科技产业。硅谷和其他的高新技术产业充满了奇迹和冒险，如果没有信用体系，就不敢迎接挑战，也可能无法继续经营。所以，现在的金融制度提供了很大的贷款额度，让投资人能放手在股市中创造奇迹。
贷款和债务不断增长，但是今天的情况与20年前大不一样了。货币购买力急剧下降，随着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债务人偿还贷款和债务的能力又会恢复。所以银行并不像格林那样焦虑，会派会计师去催促偿还延迟的一笔贷款。去催款的职员马上回来了。格林问：“喂，他还钱了吗？”“不如……”那个会计师答道。“什么叫‘不如……’？”格林继续追问。会计师说：“我想向您解释一下，那个借款人有一个儿子在读高级中学，以后会成为一名医生，然后会娶一位富家小姐为妻。在得到一笔丰厚的陪嫁后，他会帮他父亲还清债务的。”
门泽尔和我认识很久了，我真的喜欢他，熟络得可以直呼其名。他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乞丐，长相滑稽，体型矮小消瘦，非常聪明伶俐（后来他碰到一位电影导演，但是他没有在喜剧片里出演过任何角色，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可以演喜剧的）。可惜他把才华都用在乞讨上了。他的天分直追乞丐之王安东·库（Anton Kuh），比如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借1000马克。那位朋友只给了他500马克，他一把抓过这笔钱，接着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是你借给我500马克，还是我借给你500马克？”希特勒上台后，他逃亡美国避难，他的理由是“乞丐哪里都需要”。他符合希特勒定义的“渣滓”，不过他最好的主顾就是柏林犹太人，而他后来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他时常向我借钱，我不想和他老是为同一个问题争吵，所以最后还是借给他一笔钱付房租。但是3周过去，他又跑去向我的朋友借钱，回过头来却跟我说：“这个月的房租好不容易交了，下个月的马上又来了，我供不起这间房。”
我对他说：“别担心，你一定有办法付房租的。”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我现在连1芬尼也没有。”
我只得告诉他一则犹太人的老故事：贫穷的科恩在逾越节前夕去找他的有钱朋友格林，向他求助：“我没有钱买马佐。”
“你一定可以吃到马佐的。”格林向他保证。
过了一段时间，科恩一直没有得到格林的消息。在逾越节的前两天，他又跑去找格林。“我已经说过了，你一定会吃到马佐的。”回答仍然是一样的。
但科恩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到了逾越节的前一天，为了买马佐过节，科恩只好拿太太的珠宝去典当。节后两人又碰面了。科恩不停地抱怨，格林的回答则是：“你干吗这么激动？你不是吃到马佐了吗？”
“您瞧，恩斯特先生，”我用这个故事回答了他的问题，确定他一定可以付房租。他只好拱手作揖：“您还是别再说这个科恩的故事了……也不用再说那个马佐了，科斯托拉尼先生，够了。”这个故事又发挥威力了，简直是无往不克。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门泽尔因为是被迫害的犹太人，所以可以向德国政府申请一笔赔偿金。当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说：“我终于可以得到马佐了。”但我没有开玩笑的心情，我严肃地告诉他：“如果你不马上提出申请，我就不借给你房租了。”为避免他超过申请的期限，我把他拖到一位公证人面前，草拟了一份申请书。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来自属于德国文化的地区内，门泽尔来自匈牙利，曾经就读于莱辛堡的一所纺织学校，而且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肯定有申请赔偿的资格。
但行动还是太迟了，申请书因超过申请期限而被退回。除非申请者能提出文件，证明曾因精神疾病入院接受治疗而无法如期申请。我们商量后，认为这个方法成功的机会不高。看来，我得一直给他提供资金上的援助，直到我或他去世。
几个月后，在一间咖啡馆里，他走到我的桌前，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由巴黎精神病院开具的证明放在我面前，上面写着：“门泽尔先生曾因精神疾病在本院进行治疗。”我不禁要称赞他的聪明才智，我问他：“你是怎么弄到这份正式证明文件的？”“很简单！我真的入院治病了。”
原来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件事的共犯。在巴黎的匈牙利住宅区，经常举办为匈牙利难民募集善款的大型慈善舞会。我常常收到他们的邀请函，但从未出席过，因为我十分讨厌舞会中总有一些故作高雅的人到处说长道短、不怀好意。有一次我把邀请函转给门泽尔，要他在舞会中制造一点丑闻，做件逗人乐的怪事。
门泽尔立刻采取行动，他租了一件黑色晚礼服（租金当然是我付的），赶到舞会，先到自助餐区饱食一顿，却没有机会制造丑闻。两天后，他跑到一家服饰店找店长玛丹。玛丹是慈善舞会的筹办人，也是我讨厌的那群人的带头者。门泽尔告诉玛丹他是匈牙利难民，希望得到一些资助。但玛丹回绝了他，他们争吵起来。最后门泽尔大叫：“我要去向警方检举你，你以服装店作为掩护，经营色情交易。”门泽尔的大吵大闹引起骚动，最后警察到场将他送往精神病院，他就真的在里面待了好几个月。
由于这件事，门泽尔现在每个月都用德国政府发放的赔偿金付房租。而且，德国政府也不曾要求收回这笔对门泽尔而言为数可观的赔偿金。我则利用这笔钱帮他买了些稳当的股票，存放在一家瑞士银行里。
虽然如此，门泽尔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身上的衣服像布袋，住的是租来的套房。但这一笔财产给了他很大的安全感。他从未提取过1芬尼，一直放在银行里生利息，一段时间后，钱就增加了很多。从某个角度来说，门泽尔的故事给股票玩家上了一课：欠债时要有耐心，安之若素。真正的投机高手要能像鳄鱼一样睁着眼睛睡觉。我确信门泽尔一定不知道自己的银行户头里有多少钱，我也是如此，我从不去计算我所有户头的总金额，因为我不必对任何人负责，这是我自己的钱。
就在几周前，我又见到了他，他看上去已经十分衰老了。他请求我帮立一份遗嘱。他连匈牙利语都写不好，更不用说用法语或德语写了。所以就由他口授，我来写：“我过世后，所有财产给我的两个侄子……”（据他说，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家，门泽尔把他说成是“爱因斯坦第二”）等。他签上名，我把信折叠好，放进信封，贴上邮票。
“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朋友，我在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我问他，“不知道？我给您讲讲《强尼·史基基》（Gianni Schicchi），那个普契尼著名歌剧的桥段吧：
年老而富有的地主即将死去，全家人围在他的床前，都指望着得到他的遗产。在他过世后，亲戚们马上找出他的遗嘱。然而他们很失望：逝者把全部财产都捐给了修道院。真让人困惑不解。‘别生气，’最聪明的一个人，也就是强尼·史基基，对大家说道，‘我们先不要公开亲爱的叔叔过世的消息，我会假装是他，躺在他的床上，然后我们把牧师和公证人请来。我会最后立下遗嘱，让公证人记录下来。’
事情就照这个安排进行。在全体亲戚的见证下，他用颤巍巍的声调口授了遗嘱，他先是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说：‘我要将全部遗产赠送给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侄子强尼·史基基。’
现在，恩斯特先生，您该知道我在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吧？‘把我的所有财产赠给科斯托拉尼先生！’”这句话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
在生活中很少会发生这种事，只有在戏剧中，我们才能看到。
虽然金钱有不好的一面，但我不能想象，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金钱会如何运转。卡尔·马克思曾有这样的梦想，在他之前，托马斯·莫拉斯（Thomas Morus）曾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些是乌托邦，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需要金钱、资本和流动性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这样才能让世界欣欣向荣，让所有人过上越来越富裕的生活，穷人不会更穷，而有钱的人可以更富有。”他有许多让社会更加公平的想法，按照他的预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
我钦佩马克思，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我很欣赏他的作品。他的文字是我最好的德文学习资料（也有人说其中一些文字是出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