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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实现其“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竞选承诺，其短期主要经济和政治目标是增加就业，即增加有质量的就业（制造业就业），提升中产阶级的收入。因此，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理念，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很多政策观点既挑战民主党政府的现有政策，也挑战共和党的传统政策取向。特朗普通过组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内阁，在推行贸易保护、实施全面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大幅增加基建投资、大力发展制造业、重振美国经济方面雄心勃勃。特朗普保守主义路线的政策框架，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的经济与产业政策取向。
经济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美国优先”的务实主义经济政策。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位商人，商人重利轻义，所以商人治国也必然注重一个国家的实际商业利益。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制造业回归、发展国内经济、振兴国内贸易、拉动内需，其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提升进口关税
特朗普主张对所有进口货物施加20％关税，特别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45％关税。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美国进口额占比前三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占比为21.1％、13.4％和12.7％，而其传统经济盟友日本和德国则仅分别占6％和5.2％；在美国的产品出口地方面，2016年出口额占比排名前三的国家依次为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分别占18.3％、15.9％和8％，日本、英国、德国分别占比为4.4％、3.8％、3.4％。很显然，如果对所有进口货物施加关税，必定会造成贸易对手反制，对美国自身并不利。
之所以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高达45％关税，因为美国在过去长达30年的时间里，对中国一直是贸易逆差，年均贸易逆差达1000亿美元以上，特朗普认为这也是中国会有大量外汇资金持有美国国债的重要原因之一。换句话讲，也就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增长，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得益于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得益于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和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这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红利，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源于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2016年，美国商品与服务净出口为－5023亿美元。特朗普认为，这种逆差仅有利于贸易伙伴，却使美国国内资源及工作岗位流失，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2．退出国际组织
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贸易增长乏力和政治不稳定叠加的背景下，贸易保护成为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从竞选开始，特朗普就把美国贸易赤字、制造业外流、失业等问题归咎于某些国家和地区加入WTO和汇率操纵，以争取蓝领工人支持。上台伊始，特朗普就宣布：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WTO；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大幅减少对外援助；实行高关税等。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TPP使美国深度参与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通过实施零关税，扩大出口，2015年10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国达成协议，不过该协议还需要各国的立法机构批准。美国贸易政策历来由白宫制定，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表明其强硬贸易立场。
除了一贯地反对TPP，特朗普还计划重新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1994年已签署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谈判，甚至扬言要退出WTO。特朗普称“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我希望为美国争取更好的贸易协定，帮助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增加收入”。NAFTA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关于自由贸易的共识，能促进三方商品自由流通；WTO目标在于建立完整的多边贸易体系，推进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目前这些经济组织多由美国主导，特朗普认为若美国退出这些经济组织，退出北美、亚太乃至全球的自由贸易活动，这或将增加美国国内商品需求，增加就业岗位，推动经济增长。
特朗实施的财政刺激方案：一是主张全面减税，通过对普通居民和企业减税，实施再工业化进程，保护工人和中产阶级利益，鼓励国内就业；二是加大基建投资，调整财政开支结构，改革美国全民医改法案，缩减外交和社会福利开支，将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加大基建投资。
1．大幅增加基建投资
特朗普的施政纲领非常支持基建投资，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老化、质量下降，影响效率和安全，并提出了“万亿基建计划”，以完善美国桥梁、铁路、机场、水电系统。“明天，我们要修道路、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铁路。要让全世界嫉妒美国的交通，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生活。”
美国道路交通网多建于20世纪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案》，以连接城乡地区、刺激经济增长。其后30年，美国政府对公路建设和维护的支出被视为一项重要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经济危机前还在全球基础设施质量指数高位的6.4（7为最佳），仅次于德国。经济危机后迅速下降到5.2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目前已降到1.4％，下降了50％，2015年仅为0.53％，这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指标引起美国普遍关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美国确实有必要增加基建投资。例如，在基础设施质量方面，美国位居全球第19位，排在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曼之后。
加大投资基础设施有利增加就业、增加收入和消费、推动GDP增长，所以特朗普会尽快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毫无疑问，特朗普这些政策不仅将使美国现有交通局面出现比较大的改观，而且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也将强力拉动美国经济增长。
2．大力推进税务改革
共和党与民主党在美国国内最大的政策差异，就在于税收政策。民主党主张增税以扩大社会福利，共和党主张减税给企业松绑以增加就业。特朗普竞选纲领在施政上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体系。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特朗普主张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现行的35％降至15％（对有限合伙等企业中间体不收税，仅对支付给合伙人的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0％降为15％）；对回迁海外利润的美国企业一次性征税10％。下调公司所得税既由于美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率高达3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公司所得税平均水平从1995年的32％下降到目前的22％，美国公司所得税高于OECD成员平均水平，更高于英国和加拿大15％的公司所得税，美国有下调公司所得税的空间和理由；下调公司所得税也有全球竞争因素，下调公司所得税有利于增强美国企业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加强对美国的实业投资和增加就业。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提高标准扣除额，大约为现行的4倍，个人及已婚联合申报者分别提高到25000美元及50000美元，若国会同意，将使7500万人不必纳税；二是将股息及资本利得税税率最高限制在20％；三是14岁以下美国少年儿童享有托儿费免税；四是计划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次从7个简化为3个，即从10％/15％/25％/28％/33％/35％/39.6％，简化为12％/25％/33％；同时提议废除遗产税；特朗普认为，对个人减少税负将有利于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出台了“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希拉里的监管政策主要出自其副手桑德斯，桑德斯大力主张整顿华尔街和拆解大银行。与桑德斯的金融政策相反的是，特朗普认为应该放松监管。
1．放松金融监管
特朗普一直宣称将坚持金融自由化理念，废除或者简化《多德－弗兰克法案》，放松对银行业监管，使华尔街的金融创新重新复苏。特朗普认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当下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已严重阻碍了美国民众从银行贷款，应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并宣称要“暂停所有监管”，重新审视现在的监管政策。
2017年6月14日，美国财政部发布首份金融监管核心原则报告，敦促联邦政府减少金融危机爆发后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措施主要包括：调整美联储评估银行能否抵御经济下滑的年度压力测试，“全面资本分析和审查”（CCAR）是美联储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后推出的监管改革计划，它对在美国的主要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进行系统性评估，报告主要调整了测试的频率和测试对象的资产门槛；修改辅助杠杆比率（SLR）计算，报告提出大幅改动SLR的计算方式，将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从分母中剔除；放宽包括“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在内的交易法规，对“沃尔克规则”增加豁免、增进配合、简化汇报；削弱监管机构的权力，特别点名追查金融机构不当行为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必须改革。
在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声明中，美国财长姆努钦说，报告重点放在无须国会通过就能采取的行动上。在报告建议的改革举措之中，“我们考虑约80％的报告（提议改革）内容都可以通过改变监管来完成，通过立法（实现的）约有20％”。美国财政部称，金融监管改革是为了提高监管的效率，降低金融业的负担，刺激借贷和就业增长。
2．稳健货币政策
从特朗普言论来看，对于利率水平态度摇摆不定。一方面，特朗普认为奥巴马政府长期维持低利率创造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和资产价格的泡沫，这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他批评耶伦加息进程过慢，倾向于提高加息的节奏；但另一方面，他的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和缩小贸易逆差的两大核心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需要低利率和弱势美元的配合。所以，特朗普时期“加息优先”还是“财政扩张优先”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非常重视就业和经济增速。他在竞选时曾宣称，他的经济改革将使未来10年美国的经济增速达到4％。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特朗普很有可能也会采取类似于里根时期的先短期紧缩，再长期宽松的政策选择，即2017—2018年的总体紧缩阶段和2018年以后的相对宽松阶段。
2010年至今，美国的失业率一路下行，从10％下降到4.7％；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总体呈现出回升的态势。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经济增速明显上升，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美国GDP（不变价格）同比增速分别达到了2.4％、2.6％和3％的较高水平，为经济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从2014年开始，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停止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2014年至今，美元指数已经从80上涨到了100，其间，美联储共采取了三次加息政策。因此，目前美国已经进入了非典型性加息周期，预计2017—2018年仍将处于紧缩阶段。
实际上，如果由于债务上限未能达成较好的谈判结果，也需要短期内采取结构性的财政紧缩计划，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联邦政府支出。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总基调将仍然是宽松的财政政策，减税将成为其执政期内一项持续贯彻的政策纲领。2018年以后，如果美国利率水平如期回归到正常水平，通货膨胀苗头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化解，特朗普政府可能重新回归宽松的政策环境，加大财政宽松的力度，来实现其经济高增长的目标。
特朗普支持“再工业化”，包括号召美国制造业回归，振兴制造业，其经济政策强调引领制造业回迁，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将从减税、简化监管体系、降低能源价格三大方面入手，使美国本土企业更具竞争力。
1．实施减税政策
根据特朗普竞选纲领，减税将由两部分组成。个人所得税方面，在竞选阶段特朗普曾提出将最高税率由当前的39.6％降至25％，将现有的七个税阶减少至两个，分别为10％和25％；另外，对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最富裕的家庭征收附加税。此举将有效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同时降低贫富差距，帮助解决财富过于集中的社会矛盾。企业所得税方面，税率由15％～35％降低至一律15％，降低境内企业经营成本；对回流美国的企业再减少10％，取消企业海外保留利润延税的做法，以吸引企业回流美国和调回海外保留利润。
2．放松政策监管
放松政策监管也是吸引企业回流美国的一大利器。据美国国家制造业企业协会（NAM）估算，繁复的监管政策每年给企业增加大约2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约为美国2015年GDP总量17.87万亿美元的1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规模的制造业企业更容易受到繁杂监管政策带来的冲击，约有2800万小企业受到影响，而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约占全部新增就业岗位的60％。减少监管将减小中小企业经营压力，降低制造业企业运营成本，整个就业市场将得到提振。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将政策监管带来的支出减少10％，约2000亿美元。
3．降低能源价格
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对于能源行业，其中包括开采、生产、运输等所有相关环节的限制条款，支持能源行业扩张，恢复管道基础设施计划。此举将有效降低能源价格，从而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能源行业扩张本身也将大幅改善美国就业市场结构性问题，同时减少能源进口对GDP的拖累和贸易赤字。
目前美国制造业资本已有回迁趋势。2013年以来，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资本流出呈持续下滑趋势，2013—2015年资本流出下降16.26％，资本流入则不断上升，2013—2015年上涨183.97％。2010年以来，已经有美国制造企业将部分业务回迁美国，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和卡特彼勒的组装业务、家电厂商惠而浦旗下著名品牌KitchenAid手持式搅拌器生产业务、福特汽车、英特尔等。
制造业务回归得益于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2009年至今，其先后推出“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提振美国制造业。尽管美国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但是生产效率和自动化程度有利于弥补人工成本的差距。估计在特朗普政策感召下，会有更多企业回归美国本土。
特朗普实施的美国优先经济和财税政策：一方面，主张全面减税，通过对普通居民和企业减税，实施再工业化进程，保护工人和中产阶级利益，鼓励国内就业；另一方面，调整财政开支结构，改革美国全民医改法案，缩减外交和社会福利开支，将节约资金用于加大基建投资。其在短期内可提振需求，能促进美国GDP增长，增加就业，对其他经济体有正面的溢出效应。但从长期来看，随着财政刺激缓和、高贸易关税、降低移民以及更加收紧的货币政策的推进，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并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削弱美国国际竞争力和政治地位。就收入分配来讲，减税和缩减社会福利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冲击中产利益，将导致收入和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
推动美国经济增速达到3％以上是特朗普政府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前提。根据特朗普政府提供的财政预算报告，通过减税、放松监管等措施将推动美国经济增速从2016年的1.6％上升至2021年的3％，此后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3％的增速直到2027年。特朗普认为3％的增长目标是现实的，他说：“我认为3％的目标是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限制取决于每个美国工人的生产量。据估计，美国经济如今的年可持续增长速度接近1.8％，接近2010年以来的实际增长速度。特朗普政府辩称，降低企业税税率将会鼓励投资和研究活动。
税改将大幅减轻美国居民的纳税额，尤其是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税务负担。经测算，在这次减税方案中，低收入、中等、中高收入群体的降税幅度分别达到46％、30％、29％，整体平均纳税减少21％。纳税的减少直接增加了美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由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由此可测算出税改将释放大约3000亿美元个人消费支出。如果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得以实施，美国公民将少纳税达数千亿美元，这无疑将刺激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
特朗普税改框架中提及，除建筑类以外，固定资产投入允许全部计入当年折旧。美国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入分为住宅类、建设、非住宅三大类，预测未来税改中投资费用化的政策会针对非住宅中设备与软件的投入，将其折旧年限缩短。2016年，美国设备净存量为6.4万亿美元，每年新增设备投资额约在1万亿美元，以现有新增设备投资水平，测算得出税改实施当年即可产生约9000亿美元的新增折旧量。在不改变企业原现金流的情况下，企业将每年新增折旧所减少的税收作为在设备上的额外投入，预测税改方案中投资费用化的政策，将使美国未来五年年均固定资产投入额外新增约2100亿美元。
美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高达35％，为达避税目的，一些美国企业通过收购国外的公司，将产业迁移至海外，减税将缓解这种“税收倒置”现象，引导美国企业回迁本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统计，受美元强势周期及美国经济复苏的影响，2015年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显著增加，从2000亿美元暴增至4500亿美元，同时近五年内美国跨国公司资本流出呈逐渐递减趋势。近两年，美国资本净流入保持高位与较高的资产回报率相关，目前美国企业净资产回报率已高于世界大部分国家，未来若受税改降低企业税的直接影响，美国上市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将从目前的12％提升至14.8％，美国在投资回报率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强化，从而增强美国对全球实业资本的虹吸效应，预计未来实业资本的净流入将至少维持在2000亿美元水平以上。
2004年，小布什政府的税收优惠措施就曾经对美国企业汇回海外资金起到促进效果（若考虑当期海外财富增速，2005年回流美国的财富总量占比约为30％），但由于当时政策对回流资金的用途做了大幅限制，跨国公司利润回流的意愿并不强烈。特朗普税改框架指出未来将以全球范围内该企业可享有的最低税率对其海外利润征税，虽没有对回流利润用途的限制做具体说明，但考虑到税收优惠幅度之大，可预期其中对海外利润回流的优惠举措不会小于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因此，保守估计税改将导致至少8200亿美元财富的回流。事实上，美国跨国公司持有的现金及其他流动性资产为海外财富的最大组成部分，截至2016年底，跨国公司持有的流动性资产总计1.3万亿美元，占海外财富总量的50％，而这部分流动性资产又主要集中于几家跨国公司。因此，未来若税改中海外利润回流的税收优惠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于前几家大型跨国公司），那么大批流动性资产将迅速回流美国。
特朗普总统就任一年，美国经济出现好转。从GDP来看，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第一季度为1.4％，第二季度为3.1％，第三季度尽管连续遭遇两次“飓风”，但增长率依旧保持在3.0％。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预测，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4.5％。而奥巴马总统八年来平均GDP增长率仅为1.6％。截至2017年10月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执政期的失业率下降至4.1％，这是16年来的最低点。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在2017年10月达到了125.9，这是自2000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美国经济的真实增长体现在股市上，道琼斯指数自特朗普选举以来上涨了29％。
特朗普税改以企业所得税为主攻方向，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变动之巨超过以前几届政府，是解决美国经济多年沉疴的艰巨任务；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延迟纳税堆积在海外的近3万亿美元的利润，正成为许多国家打着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大旗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重要目标，特朗普税改通过优惠政策既吸引利润回流，又应对国际税源竞争。特朗普税改政策付诸实施，对国际经济将会产生以下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税收管辖权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地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税或低税的“避税天堂”。一些跨国公司将税基或利润转移至避税地，以实现其税后利润最大化。不断恶化的国际税收竞争秩序带来的结果是税基侵蚀和转移，利润被转移到了“避税天堂”，而投资国和被投资国在竞争中税收利益均受到伤害。美国现有税制安排叠加规模巨大的资本输出，使其深受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困扰。一是美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位居世界第三位，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在近十几年全球各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始终保持在39％的高水平。三是美国税制规定，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在汇回国内时才缴纳企业所得税，导致美国跨国公司不愿意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四是美国跨国公司数量最多，资本输出规模最大。上述税制安排和资本输出规模巨大，给美国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在特朗普的税改方案中，引人注目的是全球课税体系（TST）调整。降低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以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鼓励海外利润回流本国，降低汇回海外利润的税率。推动企业所得税“属地”制改革。美国推动企业所得税的“属地”制改革则意味着美国企业仅就其在美国境内的所得纳税，而境外所得即使汇回国内也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从而鼓励美国跨国公司的境外利润回流美国，避免税基流失和利润转移。美国跨国企业众多，大量海外美元迟迟没有回归美国本土，旧有课税体系带来的回流成本是其中重要因素。而一旦特朗普的全球课税体系改革方案通过，将对美元加速回流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减税改革会影响国外资本撤回美国，会使其更加快速地回流美国，从而在美国进行投资设厂。减税改革也会使部分企业或业务回迁，企业或业务的迁回，势必会给美国带来一批就业岗位，拉动美国就业，这也是特朗普税改的目的之一。但与此同时，企业或业务迁出其他国家，也必然会使其他国家就业机会减少，这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减税改革也会使部分企业利润回流，高盛预计特朗普的税改方案将在他上任首年吸引2000亿美元的企业离岸利润回流美国，而资本回撤、业务回迁、资金回流，势必会影响全球流动性。
从营商环境角度考虑的总税负比较，在国际范围内，美国税负已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并大幅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而美国减税政策将使这个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他竞争国家为了避免资本流出也将会被迫做出调整，从而引发一场全球减税战。为了在全球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世界各国将进一步强化税制改革，特别是针对税基流动性较高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因此，及时调整所得税税率和税基，简化税制必将成为各国税制改革的关键。目前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似乎已经开始“动手”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曾表示将设置自由竞争税率以吸引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和投资者到英国发展，英国也将企业税下调至19％，预计2020年会再度下调至17％。而德国、法国在特朗普减税主张公布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此举将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德、法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但根据近20年来各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人们可以发现，德国、法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基本呈下降趋势，因此，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有可能跟进减税的步伐，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宣布了相应的减税计划，从而引发全球性的减税浪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认为，一旦美国法定税率低于25％，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将出现类似后里根时代的螺旋式下降，并带动个人所得税费的下降。这可能迫使各国更多依赖增值税、环境资源税来增收，依靠房地产税来调节贫富差距。所以，以税制改革为切入点的财税改革很可能在国际上成为主流。事实上，全球公司所得税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公司所得税税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从2006年的30％以上一直下降到30％以下，2015年公司所得税税率的世界平均水平约为26％。其中，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的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在世界范围内最低，从2006年的24％下降到2015年的22％。各国选择降低税率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使本国对资本所得课税的税率低于邻近国家的税率，以便吸引国际资本。根据现代税收理论，税基是具有流动性的，按照流动性从小到大排列，依次是房产税、间接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世界经济仍处在经济危机后的调整期，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动能，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特朗普的减税、扩大基建投资和放松金融管制等所谓“美国优先”政策有可能巩固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势头，进而使得世界经济低增长态势出现一定改观。根据计算，美国GDP每1个百分点的波动，会造成加拿大0.9个百分点的GDP波动，会造成墨西哥0.75个百分点的GDP波动，对其他20个国家会引发0.3～0.5个百分点的GDP变动。据IMF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分别增长3.4％和3.8％，分别较上年提高0.3个和1.9个百分点，2018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分别增长3.6％和4.1％，为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其中，2017年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分别增长1.9％和4.5％，分别较上年提高0.3个和0.4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2.3％，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制造业回归是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对外经济政策目标，但在其执政期间，这一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违背了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比较利益原则。特朗普政府会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不考虑全球产业布局的比较利益原则，强制要求美国企业在国内投资。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政策虽然尚未波及其他国家，但其前景并不乐观。考虑到美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美国市场的巨大影响，这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对外经济政策对未来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会带来实质性的损害。如果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最终实施，对世界各国税改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如果减税计划形成立法，则未来几年最具投资价值的方向就是美国公司和美元。”美国公司会将其他地方的货币放回美国，这会伤害新兴市场。美国公司将把留存在海外的利润汇回美国，这将会损害那些美元负债的新兴市场。欧盟成员和新兴国家政府在特朗普税改方案提出后，反应普遍更加剧烈。各国主要媒体纷纷指责特朗普此举意在挑起税收战，破坏世界税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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