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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做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重大经济政策部署。至此“稳”字成为关键词，中国政府坚持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为继续发展服务的，有着深刻的内涵。首先，“六稳”是一个开放概念，不仅包括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还包括“六稳”之外的事项如物价稳定等。其次，“六稳”的本质是守底线、稳增长和提信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波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所以稳就业是守底线，即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而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靠经济发展，所以“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构成的稳增长是稳就业的保障。通过稳就业及稳增长，扭转社会对经济波动的担心，实现稳预期的目标，而稳预期又有助于提信心，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良性发展。
最后，“六稳”是为继续发展服务的。“稳”并不意味着僵化或静止，而是通过冷静观察和沉着应对来精准施策，来谋求发展。
“六稳”是一个整体概念，具有内在的重要逻辑。第一，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彼此促进、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不能把“六稳”割裂开来或只争取其一而放弃其余。如稳就业政策可以增强社会安全感、人民幸福感、稳定经济社会大局，为促进金融、外贸、外资和投资营造良好稳定环境；也唯有稳增长实现，即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实现持续稳定，就业稳定和发展预期才能有稳定基础；同时，也只有稳住预期，市场信心才能不断走强，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的总体态势才能得以长期保持。第二，明确“六稳”工作的优先顺序，实现科学推进。由于就业工作的艰巨性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稳就业被放在了“六稳”工作之首，地位更加突出，这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要求。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的“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稳就业不光是社会问题、稳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第三，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既要牢牢抓住稳就业这一民生之本，还要加紧推进落实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开放举措，力促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市场预期的稳定。
基于“六稳”目标，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指向是：第一，总体来看，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中求进，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第二，面对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债务风险、经济发展持久动力缺乏等问题，政府应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供给和需求双扩张措施，调动一切积极性。一是通过继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改革和开放力度，促进科技进步、降成本、稳预期等促进供给扩张；二是依靠消费升级、对外开放、收入分配优化等措施实现需求扩张，最终实现中国特色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优化、新时代分配关系的科学构建，形成中国经济的内生持久动力源。只有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度，实现去杠杆的平稳有序推进，才能做到既有效实现调控目标，又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长期制度安排与临时税收优惠安排。在中国2019年的政策框架及“六稳”背景下，减税降费一是作为稳定总需求的政策工具，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此表现为临时性减税政策，主要通过临时税收优惠安排实现（如“加计抵减”等）；二是作为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着眼于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以提高供给体制的质量和效率，此表现为长期的永久性减税制度优化。而如果减税降费政策作为永久性制度变革的一部分发挥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作用，将对未来中长期的政府收支格局及税制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无论是长期制度安排还是临时税收优惠安排，下一步减税降费的力度都必须更大，并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做出选择，切实满足当前企业对减负的要求。
“更大规模”的定性与定量。第一，强调“更大规模”，则应明确减税降费属于全局性的政策，对所有企业都有利，能直接降低企业的成本。第二，从定性来看，首要之处是必须清晰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目标是什么。显然，结合当前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情况，中国实现稳就业、稳增长、稳预期目标，实现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目标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所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定性应该根据中国的实践，在“六稳”背景下以经济增长与减税降费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基本定性标准。第三，从定量来看，在研究税率、经济税源、税收收入三者“量”的关系方面，包括拉弗曲线等经济理论在内均只给出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量化的明确结论。世界各国对于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量的把握，也并没有严格的计算公式。中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定量需要通过实践和理论探索，从税收收入增长率指标变化、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变化、企业税收负担指标变化、 GDP 增长率指标变化等指标变动情况上做出综合分析，形成反映和适应中国国情的减税警戒线。
减税与降费的组合关系。第一，税费负担在中国历来存在，中国企业的减负，除了减税，必然还涉及降费，二者存在天然的组合关系。中国政府不仅需要通过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实现减税惠企政策，同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降负以及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降低也必须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第二，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需要税费联动形成合力。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税费总体规模中的税收占比不足50％；同时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企业总税费率已由2018年的67.3％降低到64.9％，但仍高于40.4％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险费率过高。
所以仅仅靠减税，已无法实现更大规模减负的目标，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的实现必须依靠进一步大规模降费来实现。随着《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国办发〔2019〕13号）的实施，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有所下降，但是减税与降费的组合发力需要进一步优化，才能落实中央实施更大规模减税和更明显降费的目标。因此，中国的减税和降费需要特别注重放在一起来安排，联动同降形成合力，这样才能统筹把握好减税降费整体工作，实现“1+1>2”的减负效果。第三，处理好减税与降费的组合关系，也是营造公平税费环境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稳就业、稳增长、稳预期的目标，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减税降费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需要重点把握好减税与降费的组合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在特定市场环境下的政策作用机制及其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应，只有慎重选择减税的税种和减税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
从税种来看。第一，目前增值税是中国最主要的税收收入来源，在减税降费的税种设计上，必然需要高度重视并加大增值税减税力度，从中长期看增值税制度需要进一步优化。第二，从国际税制竞争的角度看，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第三，从吸引高端人才的角度来看，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需要下调，并需要进一步扩大综合所得征税范围。此外，在优化消费税和资源税制度设计上也应下功夫，逐步改进。中国减税降费并不仅仅是减轻纳税人负担一个维度的问题，需要更多地考虑税制结构优化。
从税收优惠安排来看。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是当前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根据中央2019年提出的“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二者灵活运用能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第一，目前来看中国减税降费作为制度性安排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更符合时代背景。基于此，在税收优惠安排上需要尤为重视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在进行普惠性税收优惠安排时，一是需要落实普惠性即中国绝大部分企业主体都能够从该政策受惠；二是需要突出实质性降税，实打实增强企业获得感，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三是保证普惠政策的简明易行，增强企业享受优惠的确定性和便捷度，减少税收遵从成本。第二，在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的具体运用上，税收优惠应聚焦在进一步调低生产环节的企业税负上，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微企业倾斜，增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此方面主要通过增值税税收优惠安排实现。
稳就业的减税降费政策指向。第一，重点对实体经济减负，夯实稳就业的基础。第二，对创新创业减负，拓展新就业岗位、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第三，尤其要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减负，增强其稳岗扩岗能力。
稳增长的减税降费政策指向。第一，考虑到当下国内国际经济背景，减税降费政策应当继续以降成本为主要目的和着力点，关注降费、减企业税、减间接税，关注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和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达到实质性减负，激发经济活力。第二，通过减税降费激发的不应仅仅是眼下、当前的活力，而是追求持续性地培育新动能，长期促进创新、研发和投资。所以，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基本机制运行中，减税降费不能孤立存在，稳增长需要多方面的政策发力，包括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等，且同时要配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国企体制改革等。
稳预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指向。第一，在稳预期方面“普惠性减税＋税率式减税”更优。继续对主体税种采用普惠性降低税率措施的减税政策，具备实施范围更广和政策更明确的特点，更能坚定信念、稳住信心，对稳预期的作用要优于“特惠式减税＋税基式减税”等操作较复杂、仅针对特定范围的减税政策。第二，中长期减税降费政策更优。明确的中长期减税降费政策更有利于增强市场对政策的确定性进而稳预期。第三，整体性、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更优。制定整体性、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较之零星颁布实施更利于稳住市场信心、稳预期。
通过政府大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现企业降负降成本。一方面，降低的税费可以直接转变为用工投入，从而促进并引导稳岗就业，也促进就业规模再扩大；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红利可以投入到人才培养、改善人才待遇，进而促进了就业质量的再提升。
在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减税降费实现稳增长目标的机制主要为，一方面，通过减税降费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促进消费、促进投资，增加总支出，从而对稳增长做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政策调结构实现稳增长，如对制造业等大幅减税，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防止经济“脱虚向实”，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减税降费实现稳预期目标的机制主要为，一是通过实施普惠性减税政策，减税范围更广，给企业的预期更加稳定；二是通过实施税率式减税，确定性程度更高，如增值税税率下调是增值税税制的长期性改革和完善，长期的制度性减税更明确，市场主体和政府的预期就更稳定；三是通过实施下调社会保险费率达到减少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更有效地引导预期，提振企业整体信心。从以上三点来看，当前的减税降费政策较之以前更加针对稳预期、更能改善预期、更加符合中央的“六稳”目标要求。
从中长期来看，应该将减税降费的财税政策和政府赤字率、债务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考虑。如果在本轮全面减税降费之后的中期内，出现财政税收收入增长率明显低于当期
GDP
增长率，提高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势必构成对减税降费政策的约束。如果在中长期内，持续地将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就很可能陷入非良性循环的情景当中，这是中国财税政策需要防止出现的状况。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税费总体规模中税收占比不足50％
，即非税收入规模已占据一半以上。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减税降费数据计算，中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中减税占比为88.71％、降费占比仅为11.29％。
所以，减税降费总规模中降费占比过低对进一步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一定制约，因此需要重点优化税费比重，让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此外，减税降费总规模中降费占比过低也同时反映出中国降费存在巨大空间，调高降费在减税降费总规模中的比重，改变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中减税多降费少的状况，才能让降负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