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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五年十月的头几天，下山前约一小时，有个赶路的人走进迪涅小城。此时呆在窗口或门坎上的稀稀拉拉的居民，忐忑不安地望着他。很难遇到一个外表更不堪入目的行路人了。这个人中等身材，粗壮，孔武有力，正处于身强力壮的年纪。他约摸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一顶皮檐下垂的鸭舌帽，遮住被日晒风吹和汗水灼伤的脸。他的黄色粗布衬衫，由一只小银锚扣紧在脖子上，让人看到他毛茸茸的胸膛；他的领带扭成绳子一样，一条蓝色、用旧、皱巴巴的人字斜纹布裤子，一个膝头已经磨白了，另一个已有破洞，一件破破烂烂的灰色旧罩衫，一个手肘处补了块绿呢，是用细绳缝上的，背上背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军用包，扣得紧紧的，保持崭新，他手上拄着一根多节的大棍子，脚上套着铁钉鞋，不穿袜子，理了个平头，留着长胡子。
汗水、炎热、步行、灰尘，给这身破衣烂衫添上无法形容的肮脏不堪。
头发虽然理得很低，可是根根竖起；因为开始长出来了一点，好像最近没有理过发。
没有人认识他。显然这只是一个过路人。他从哪里来？从南方来。兴许来自海边。因为他进入迪涅时所走的路，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到巴黎所走过的路。这个人大概走了一整天。他看来十分疲惫。住在下城的旧镇妇女，看到他停留在伽桑狄大道的树下，在散步场的尽头的泉水边喝水。他准定非常口渴，因为尾随着他的孩子们看到他在两百步开外的地方，市场广场的喷泉边停下来喝水。
他来到普瓦什维街的拐角，转向左边，朝市政厅走去。他走了进去，一刻钟以后出来。一个宪警坐在门口的石凳上；三月四日，德鲁奥将军曾登上石凳，向迪涅惶惶然的居民朗读茹昂海湾的公告。这个人脱下鸭舌帽，谦卑地向宪警致意。
宪警不理会这问候，凝神注视他，用目光跟踪了他一会儿，然后走进市政厅。
当时，在迪涅，有一间漂亮的旅店，店名是“柯尔巴的十字架”。这个旅店的老板名叫雅甘·拉巴尔，城里人认为他与另一个在格勒诺布尔开了间“三太子”旅店，在精锐骑兵部队服过役的拉巴尔有亲戚关系。在皇帝登陆时期，当地对“三太子”旅店众说纷纭。据说，贝特朗将军装成赶大车的，当年一月常常光顾这个旅店，在那里向士兵颁发荣誉十字勋章，并向市民大把散发拿破仑金币。事实是，拿破仑进入格勒诺布尔时，拒绝安顿在市政厅；他感谢市长时说：“我要到我认识的一个正直人的家里。”他到“三太子”旅店去。“三太子”旅店老板拉巴尔的荣誉反射到二十五法里以外，直到“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的拉巴尔身上。城里人这样说他：“这是格勒诺布尔那个老板的堂兄弟。”
赶路人朝这家旅店走去，那是当地最好的旅店。他走进厨房，厨房平展展地开向街道。所有的炉子都生着火；熊熊的火焰在壁炉里欢快地燃烧着。老板同时也是厨师长，从炉灶走到有柄平底锅那里，忙碌得很，监督着为运货马车夫准备的一顿丰盛的菜肴，可以听到他们在隔壁大厅里大声说笑。谁旅行过，都知道运货马车夫的饭餐是最讲究的了。一只肥旱獭，配上白嫩的山鹑和大松鸡，架在炉火前的长叉子上转动；在炉子上煮着两条洛泽湖的肥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老板听到门打开，走进一个陌生人，没有从炉子旁抬起眼睛，说道：
“先生想要什么？”
“吃饭和睡觉，”那个汉子说。
“那再容易不过了，”老板接口说（这当儿他转过头来，从上到下扫视一眼赶路人，又说）：“要付现钱。”
那个汉子从他的罩衫里掏出一个大皮夹子，回答说：
“我有钱。”
“这样的话，为您服务，”老板说。
那个汉子把皮夹子放回口袋里，卸下他的背包，放在靠门的地上，手里仍然握着棍子，坐在炉旁一张矮凳上。迪涅是在山区。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然而，老板走来走去打量着这个赶路人。
“马上吃晚饭吗？”那个汉子问。
“待一会儿，”老板说。
正当新来的人转过背去取暖时，那个神气十足的旅店老板雅甘·拉巴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然后从摊在窗户旁边一张小桌上的旧报纸撕下一角。他在空白边写下一两行字，折好后也不套上信封，把纸片交给一个孩子，这孩子好像既当厨房小学徒，又当仆人。旅店老板在厨房小学徒的耳边说了句话，孩子朝市政厅那边跑去了。
赶路人对此没有看出什么来。
他又问一次：
“马上吃晚饭吗？”
“待一会儿，”老板说。
孩子回来了。他带回那张纸。老板急匆匆地打开来看，仿佛在等待回音。他显出在仔细地看，然后点了点头，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他朝赶路人走近一步，后者好像沉湎在不平静的思索中。
“先生，”老板说，“我不能接待你。”
那个汉子从坐凳上半探起身。
“怎么！您担心我不付钱吗？您要我先付钱吗？我对您说，我有钱。”
“不是为这个。”
“那么为什么？”
“您有钱……”
“是的，”那个汉子说。
“而我呢，”老板说，“我没有房间。”
那个汉子平静地说：
“我就睡到马厩去。”
“我办不到。”
“为什么？”
“马占满了位置。”
“那么，”那个汉子接口说，“在阁楼里占个角落。要一捆麦草。我们吃完晚饭后去看看。”
“我不能供你吃晚饭。”
这句声明虽然声调有节制，但很坚决，陌生人感到声色俱厉。他站了起来。
“啊！可我饿得要死呢。我从日出走到现在。我走了十二法里。我想吃东西。”
“我没有东西，”老板说。
那个汉子哈哈大笑，朝炉子和烟囱那边转过去。
“没有东西！这一切呢？”
“这一切有人向我预定了。”
“谁预定的？”
“那些运货马车夫先生。”
“他们有多少人？”
“十二个。”
“那里有二十个人吃的。”
“他们事先都预定了，而且付了钱。”
那个汉子坐了下来，没有提高声音，说道：
“我是在旅店里，我饿了，而且我要留下来。”
老板于是俯向他的耳畔，用使他发抖的声音说：
“你走吧。”
赶路人这时弯着腰，用包着铁皮的棍端拨动火炭，他猛然回过身来，好似张开嘴要反驳，老板凝视着他，始终低声地说：
“啊，说得够多了。你要我说出你的名字吗？你叫让·瓦尔让。现在你要我说出你是谁吗？看到你进来，我就捉摸到有点事，我派人到市政厅去，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回音。你识字吗？”
他这样说着，一面把刚才从旅店到市政厅，再从市政厅到旅店那张打开的纸递给外地人。那个汉子朝上面瞥了一眼。旅店老板歇了一会儿说：
“我习惯对所有人彬彬有礼。你走吧。”
那个汉子耷拉着头，捡起刚才放在地上的背包，离开了。
他走上大路。他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贴近房子，宛若一个受到侮辱，心境悲凉的人。他一次也没有回过身来。如果他回转身，他会看到“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掌柜站在门口，所有的旅客和所有的街上行人围成一圈，他们热烈地议论着，用手指点他。从人群轻蔑的和惶恐的目光，他会揣测出，不久，他的到来会成为全城的一件大事。
他并没有看到这一切。心情沉重的人不会向后看。他们很清楚，厄运在后头紧追不舍。
他这样走了一段时间，走呀走，穿过他不认识的街道，漫无目的，忘却了疲劳，就像创巨痛深的人会发生的一样。蓦地，他感到饥肠辘辘。黑夜已经来临。他环顾四周，想看看是不是能发现住处。
漂亮的市政厅对他来说是关上大门的；他寻找不起眼的小酒馆或者寒伧的破屋。
恰巧街的尽头闪出一注光亮；一根松枝挂在T形铁架上，衬托在黄昏发白的天空中。他朝那边走去。
这果真是一间小酒馆。小酒馆位于沙弗街。
赶路人站定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朝小酒馆的低矮大厅内张望，大厅由桌上的一盏小油灯和壁炉里的熊熊火光照亮着。几个人在喝酒。老板在烤火。火焰烧得挂在铁钩上的一只铁锅吱吱响。
这间小酒馆也是旅店，有两扇门可以进去。一扇开向街道，另一扇朝向堆满肥料的小院子。
赶路人不敢从通街道的门进来。他溜到院子里，停住脚步，然后胆怯地抬起插销，推开了门。
“是谁呀？”掌柜问。
“有人想吃饭和睡觉。”
“很好。这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他走了进去。所有喝酒的人都回过身来。油灯从一侧，炉火从另一侧照亮了他。正当他卸下背包时，大家审视了他一会儿。掌柜对他说：
“这儿有火。锅里煮着饭。过来暖和一下，老兄。”
他走过去坐在炉灶边。他把累坏了的双脚伸到炉火前；从锅里冒出一股香喷喷的味道。他低垂的鸭舌帽下面能够分辨出的脸容，隐约显出一种舒适的表情，掺杂着习惯了痛苦而具有的令人心酸的另一种容貌。
他的侧面轮廓坚毅、有力、愁苦。这副面容组合得很奇特；开始显得很谦卑，最后显得很严肃。目光在眉宇下像荆棘丛中的炭火一样闪烁。
就餐的人中有一个是鱼贩子，他走进沙弗街的小酒馆之前，把马牵到拉巴尔的马厩里。当天早上，他十分凑巧地遇到这个面色不好的外地人，在阿斯湾和……我忘了名字，我相信是埃斯库布龙之间赶路。遇到他时，这个汉子已经显得十分疲累，请求鱼贩子让他坐上马背；鱼贩子不予理会，加快了步子。半个小时以前，这个鱼贩子属于围在雅甘·拉巴尔身边的那群人之列，向“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的客人叙述了他在早上那次令人不快的遭遇。他从座位上向小酒馆掌柜做了一个难以觉察的暗示。小酒馆掌柜朝他走过来。他们低声地交换了几句话。那个汉子这时陷入了沉思。
小酒馆掌柜回到壁炉边，突然把手放在那个汉子的肩膀上，对他说：
“你从这里出去。”
外地人回过身来，温和地回答：
“啊！您知道？……”
“是的。”
“另外一家旅店把我打发走。”
“而这家旅店把你赶走。”
“您要我到哪里去？”
“到别的地方去。”
那个汉子拿起他的棍子和背包，走了出去。
有几个孩子从“柯尔巴的十字架”旅店起一直衔尾相随，看来在等着他，他一出来，便朝他扔石头。他悻悻地往回走，举起棍子威胁他们；孩子们作鸟兽散。
他从监狱门前经过。门口挂着一根铁链，铁链连着一口钟。他敲响了钟。
一扇小窗打开了。
“门房先生，”他脱下鸭舌帽恭恭敬敬地说，“您肯把门打开，让我住上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
“监狱不是旅店。你让人逮捕吧。那时就会给你开门。”
小窗又关上了。
他踅入一条小巷，那里有许多园子。有的用篱笆围起来，这使小巷显得令人悦目。在这些园子和篱笆中，他看见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窗户给照亮了。他透过窗户往里瞧，就像刚才在小酒馆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大房间，用石灰刷过，床蒙上了印花布，角落里有一只摇篮，几把木椅子，墙上挂着一把双筒枪。房间中央一张桌子摆上饭餐。一盏铜灯照亮了白色粗桌布，一把锡壶像银子一样闪光，盛满了酒，一只大汤碗冒着热气。桌子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面孔开朗，笑嘻嘻的，让一个小孩子在膝盖上跳跳蹦蹦。他身旁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在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笑呵呵，孩子笑哈哈，母亲笑吟吟。
外地人面对这幅温馨祥和的景象，沉思了一会儿。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只有他自己说得出。很可能他在想，这幢欢乐的房子是好客的，他看到乐融融的景象，也许能在那里找到一点怜悯。
他轻轻地敲了敲窗子。
里面的人没有听见。
他再敲一下。
他听到那个女人说：
“老公，我好像听到有人敲窗子。”
“没有，”丈夫回答。
他敲了第三下。
丈夫站了起来，拿起了灯，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这是一个高个儿男子，半是农民，半是工匠。他系着一条宽大的皮围裙，一直高挂到左肩，一把锤子、一条红手帕、一只火药壶、杂七杂八的东西，用腰带束紧，就像放在口袋里。他的头往后仰；他的衬衫敞开着，领子翻开，露出白皙的公牛般的光脖子。浓眉毛，黑色的大胡子，凸出的眼睛，脸的下部像动物，这一切与这幅家庭气氛比附，简直无以名之。
“先生，”赶路的人说，“对不起。我付钱，您能给我一盆汤，在园子的车棚里挪出一个角落睡觉吗？说吧，可以吗？我付钱呢？”
“您是谁？”房子的主人问道。
那个汉子回答：
“我来自普伊－姆瓦松。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十二法里。可以吗？我付钱呢？”
“我不会拒绝付钱住宿的人，”农民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住旅店呢？”
“没有地方。”
“啊！不可能。今儿个不是赶集的日子，也不是做买卖的日子。您去过拉巴尔的旅店吗？”
“去过。”
“怎么样？”
赶路的人尴尬地回答：
“我不知道，他没有接待我。”
“您到过沙弗街那间旅店吗？”
外地人更加尴尬了。他支支吾吾地说：
“他也没有接待我。”
农民的脸显出怀疑的表情，他从头到脚打量着陌生人，突然，他抖抖索索地叫起来：
“您是那个人吗？……”
他又盯了外地人一眼，往后退了三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枪来。
听到农民的话：“您是那个人吗？……”女人站了起来，搂住她的两个孩子，匆匆躲到她的丈夫身后，骇然地望着外地人，她的胸脯敞开，眼睛惶乱，咕噜着说：
“Tso-maraude.”
这一幕比想象的发生得更快。屋主审视了一会儿那个汉子，犹如观察着一条毒蛇，然后回到门口，说道：
“滚吧。”
“行行好，”那个汉子说，“给杯水喝吧。”
“给颗枪子儿！”农民说。
随后他砰地关上门，那个汉子听到两根粗门闩的抽动声。过了一会儿，窗户关上了护窗板，放上铁条的响声传到门外。
夜幕继续落下。阿尔卑斯山区的寒风呼啸着。在夕阳的余辉中，外地人瞥见街道旁的一个园子里有一间茅屋，好像是由草皮块垒成的。他毅然地越过一道木栅，来到园子里。他走近茅屋；茅屋有一个低矮、狭窄的开口充作门，酷似养路工在大路旁建造的房子。他准定在想，这是一间养路工的房子；他又冷又饿；他忍饥挨饿，至少这个地方可以御寒。这类房子一般夜里是不住人的。他趴在地上，钻进了茅屋。里面热烘烘的，他找到一张不错的麦草床。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他精疲力竭，动弹不得。由于背包妨碍着他（不过这是一只现成的枕头），他便解开一根皮带。这当儿，响起一阵凶恶的狂吠声。他抬起眼睛。一只大狗的头在屋门口的暗影中显现出来。
这是一只狗窝。
他毕竟是强壮和令人生畏的；他以棍子防身，以背包作盾牌，尽力钻出狗窝，他的破衫自然撕大了口子。
他从园子退出来，不过是后退着走的，为了小心提防看门狗，不得不耍起了棍子，用的是剑术教师称之为“遮玫瑰”的招式。
他好不容易再越过木栅，又来到街上，茕茕孑立，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屋顶遮蔽，没有藏身之地，竟然从这麦草床和不堪入目的狗窝里被赶出来，这时，他毋宁说是倒下来，而不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有个行人路过时似乎听到他嚷着说：
“我甚至还不如一条狗！”
片刻后，他站起身来，重新上路。他走出城市，指望在田野里找到一棵树或一堆麦垛，可以躲在里面。
他这样走啊走，头总是耷拉着。当他感到远离有人居住的地方时，他抬起眼睛，向四周扫视。他呆在一块地里；前面是一个小土丘，留下了低低的麦茬，收割之后，土丘宛如平顶头。
天际漆黑一团；这不仅是黑夜暗影幢幢；还有压顶的乌云，似乎支撑在土丘上，在逐渐升高，布满了整个天空。由于月亮就要升起，天宇中还残留着一点暮色，乌云在天顶上形成一种淡白的穹顶，向大地泻下一柱光来。
因此，地面比天空更加明亮，造成的效果特别阴森可怖，土丘的轮廓纤瘦可怜，衬托在暗黑的天际上，显得朦胧、灰白。整个一片丑陋、鄙俗、凄惨、局促。无论在田野里还是在土丘上，都是光秃秃的，只有一棵难看的树七歪八扭，在离赶路人几步远的地方抖动着。
这个汉子显然远远没有那种纤巧的智力和思维习惯，使人对事物神秘的外貌十分敏感；不过，在天空、土丘、平原和这棵树上，有种令人哀感顽艳的东西，以致他一动不动，沉思凝想了一会儿以后，突然往回走。有的时候，大自然显得充满敌意。
他按原路走回去。迪涅家家户户的大门紧闭着。迪涅在宗教战争
时期坚守过围城，时至一八一五年，四周还有旧城墙，本来城墙角上耸立着方塔，后来拆掉了。他越过一个缺口，回到城里。
眼下可能是晚上八点钟。由于不认识街道，他又开始漫无目的地乱走。这样，他来到省政府，然后是神学院。经过大教堂的广场时，他向教堂挥舞拳头。
在广场的一角上有爿印刷所。正是在这儿，由拿破仑本人口授，从厄尔巴岛带回来的，皇帝和禁卫军向全军的公告，第一次就在这里印刷。
他精疲力竭，一无所求，躺在印刷所门口的石凳上。
这当儿，一个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她看到躺在暗影中的这个人。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的朋友？”她问。
他生硬地、气鼓鼓地回答：
“您看到了嘛，好心的太太，我在睡觉呢。”
这位好心的太太果真名实相符，她是德·R侯爵夫人。
“睡在石凳上？”她问。
“我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那个汉子说，“今儿个我睡石头褥子。”
“您当过兵吗？”
“是的，好心的太太。当过兵。”
“您为什么不去旅店呢？”
“因为我没有钱。”
“唉，”德·R夫人说，“我的钱包里只有四个苏。”
“给我吧。”
那个汉子接过四个苏。德·R夫人继续说：
“那么一点钱您住不了旅店。您尝试过吗？您无法这样过夜。您一定又冷又饿。有人会好心留您住宿。”
“我敲过每家的门。”
“怎么样？”
“到处都把我赶出来。”
“好心的太太”拍拍汉子的手臂，向他指一指广场另一边，在主教府旁边的一所小房子。她说：
“您敲过所有人家的门了吗？”
“是的。”
“您敲过那一家的门吗？”
“没有。”
“去敲一敲吧。”
这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在城里散过步后，关在他的房间里，直到深夜。他在撰写一部关于“责任”的大部头著作，这部书可惜一直没有完成。他孜孜矻矻地搜集过教会神父和圣师有关这个严肃问题说过的话。他的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众人的责任，第二部分是每个人按所属阶级的责任。众人的责任是重大责任。共有四个。圣马太指出过：对天主的责任（《马太福音》第六章），对自己的责任（《马太福音》第五章29，30），对邻人的责任（《马太福音》第七章12），对造物的责任（《马太福音》第六章20，25）。至于其他责任，主教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明确和规定的说法；对君主和臣民，是在《罗马人书》中；对法官、妻子、母亲和年轻男人，圣彼得说过；对丈夫、父亲、孩子和仆人，是在《以弗所书》里；对信徒，是在《希伯来书》里；对处女，是在《哥林多书》里。在所有这些规定中，他不惮劬劳地汇集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想呈献给众人的心灵。
晚上八点他还在工作，一本厚书摊开在膝盖上，在一块小方纸上面很不舒服地写着，这时玛格鲁瓦尔太太走了进来，按惯例在床边的壁柜里取走银器。过了一会儿，主教感到餐具摆好了，他的妹妹也许在等他吃饭，便合上书，从书桌旁站起来，走进餐厅。
餐厅是长方形的，带壁炉，门朝向街道（上文已经说过），窗开向园子。
玛格鲁瓦尔太太确实摆好了餐具。
她一面忙于开饭，一面和巴普蒂丝汀小姐聊着。
桌上放着一盏灯；桌子靠近壁炉。炉火烧得很旺。
很容易想象这两个女人，她们都过了六旬：玛格鲁瓦尔太太矮小、肥胖、活跃；巴普蒂丝汀小姐温柔、修长、单薄，比她哥哥略高，穿一件棕褐色绸连衣裙，这种颜色在一八〇六年流行，她是在巴黎买来的，至今还穿着。有的俗语能以一个词表达一页才够说明的思想；这里可以借用一下：玛格鲁瓦尔太太模样像一个“农妇”，巴普蒂丝汀小姐则像一个“贵妇”。玛格鲁瓦尔太太戴一顶管状褶裥的白便帽，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这是这所房子里女人仅有的首饰，黑色粗呢、袖子宽而短的连衣裙露出一块雪白的方围巾，红绿方块相间的棉布围裙，腰上束着一条绿丝带，外加一条同样布料的胸巾，上面两只角用针别住；脚上穿着笨重的鞋和黄袜子，就像马赛的妇女那样。巴普蒂丝汀小姐的连衣裙按一八〇六年的样式剪裁，上半身很短，裹得很紧，袖子有肩带，衣袋有盖，钉着钮扣。灰白的头发藏在所谓“孩子”式带卷的假发下。玛格鲁瓦尔太太神态聪颖、活泼、和善；两边嘴角不对等地翘起，上嘴唇厚过下嘴唇，给她一种忧郁易怒和威严的意味。只要主教缄口禁语，她就怀着尊敬和自由的混杂心情，对他说话；但只要主教说话，她就像老小姐一样百依百顺。巴普蒂丝汀小姐甚至缄口不言。她只限于服从和取悦别人。即便她年轻时，也并不漂亮，她大大的蓝眼睛鼓凸出来，长鼻子成鹰勾状；但她整个脸，整个人，在小说开卷我们已经说过，散发出难以形容的和蔼。她始终命中注定是宽厚的；可是，信仰、仁慈、希望，这三种品德慢慢激励她的心灵，逐渐把这种宽厚提高到圣洁的地步。自然把她生成一只绵羊，宗教把她变成一个天使。可怜的圣洁的姑娘！美好的回忆已经消失了！
巴普蒂丝汀小姐后来多少次谈起过这一晚在主教家里所发生的事，好几个至今活着的人还记得最小的细节。
正当主教进来时，玛格鲁瓦尔太太正起劲地说着话。她对小姐谈起一件常说的事，主教对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关于大门的插锁。
看来，玛格鲁瓦尔太太一面为晚饭采购，一面在不同的地方听人说起一些事。有人谈到一个面目可憎的流浪汉；这个可疑的流浪汉可能来到本地，他大概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今夜敢于迟归的人可能与他狭路相逢。鉴于省长先生和市长先生不和，竭力挑起事端，相互损害，警方便软弱无力。因此明智的人不如自我防卫，保持警惕，必须小心把门关严，上好门闩，家里做好设防，“切实门关户闭”。
玛格鲁瓦尔太太加重最后一句话的语气；主教刚从自己房间出来，他在那里感到很冷，便坐在壁炉前取暖，然后想着别的事。他没有注意到玛格鲁瓦尔太太刚才所强调的话。她重复了一遍。巴普蒂丝汀小姐想满足玛格鲁瓦尔太太，而又不触怒她的哥哥，鼓足勇气胆怯地说：
“哥哥，您听到玛格鲁瓦尔太太所说的话吗？”
“我模模糊糊听到一点，”主教回答。
然后他半转过椅子，双手放在膝盖上，朝老女仆抬起热情的、很容易笑嘻嘻的脸，脸被火焰从下边照亮了：
“哦。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我们大祸临头了吗？”
于是玛格鲁瓦尔太太重述了一遍整个故事，不知不觉添油加醋。看来，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危险的乞丐，此刻就在城里。他不请自来，想住在雅甘·拉巴尔的旅店里，拉巴尔不想接待他。有人看到他穿过伽桑狄大街，黄昏时在街上踯躅。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面目可憎。
“当真？”主教说。
这种询问中表示赞同，鼓励了玛格鲁瓦尔太太；这向她表明，主教离惊慌不安不远了；她得意洋洋地继续说：
“是的，主教大人。一点不错。今夜在城里会发生不幸。大家都这样说。对此，警方软弱无力（有用的重复）。生活在山区，夜晚街上甚至没有路灯！走出门来。黑得像在炉子里。什么！我说，主教大人，小姐在这儿，像我一样说……”
“我呀，”小姐打断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哥哥做事才万无一失。”
玛格鲁瓦尔太太继续说下去，仿佛没人反驳她：
“我们说，这幢房子一点不安全；如果主教大人允许，我就去对锁匠保兰·缪兹布瓦说一声，叫他来安装旧门闩；门闩就放在那里，安上是一眨眼的事；我说，必须安门闩，主教大人，哪怕只有今夜安上；因为我说，一扇门被随便什么路过的人从外面一拉开插销就打开，那是最可怕不过的了；主教大人习惯这样吩咐别人进来，再说，即使在夜里，噢，我的天哪！甚至用不着得到允许……”
这当口，有人很重地敲了一下门。
“进来，”主教说。
门打开了。
它猛然大开，仿佛有人有力而坚决地推开它。
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我们已经认识。这是我们刚才看见的，四处游荡，寻找住处的赶路人。
他走了进来，迈了一步，止住了脚，没有关上身后的门。他的肩上挎着背包，手里拿着棍子，眼睛里一副粗鲁、大胆、疲倦和激烈的表情。炉火照亮了他。他是可怕的。这是一个阴郁的幽灵。
玛格鲁瓦尔太太甚至没有勇气喊出声来。她瑟瑟发抖，目瞪口呆。
巴普蒂丝汀小姐转过身来，望着进门的那个人，骇异地半欠起身，然后，慢慢地把头转向壁炉，望着哥哥，她的脸恢复镇静和安详。
主教平静地凝视这个人。
他张开嘴，无疑想问陌生人要什么，那个人用双手同时拄在棍子上，目光轮流扫视老人和两个女人，不等主教说话，大声说道：
“是这样。我叫让·瓦尔让。我是一个苦役犯。我在苦役监里度过了十九年。四天前我被释放了，动身回到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从土伦走了四天。今儿个我步行了十二法里。今天黄昏，我来到这儿，走进一个旅店，由于我在市政厅拿出了黄色身份证，人家把我打发走了，对我说：‘滚吧！’在这一家和另一家都是这样。没有人愿意留下我。我来到监狱，守门人没有开门，我来到一个狗窝。这只狗咬了我，把我赶了出来，好像它做过人一样。简直可以说，它知道我是谁。我来到田野里，想睡在露天下。没有星星。我想天要下雨，天主不会阻止下雨，我便回到城里，想找到一个门洞。在广场上，我想睡在一块石头上。一个好心的女人给我指出您的房子，对我说：‘敲那扇门吧。’我敲了门。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旅店吗？我有钱。一大把。我在苦役监里关了十九年，挣了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我会付钱。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有钱。我很累，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坏了。您让我留下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再放一副餐具。”
那个人走了三步，走近放在桌上的灯。“啊，”他又说，“好像他没有听明白，不是这个意思。您听到了吗？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苦役犯。我来自苦役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张折好的黄纸。）这是我的身份证。黄色的，像您看到的那样。用处是，我走到哪里，那里就把我赶出来。您想看吗？我呀，我识字。我在苦役监时学会的。有一个学校，给想读书的人办的。瞧，这就是身份证上写的：‘让·瓦尔让，开释的苦役犯，生于……（这与您无关……）在苦役监关了十九年。破坏盗窃罪判五年。四次企图逃跑判十四年。这个人非常危险。’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扔到外面。您呢，您肯接待我吗？这是一个旅店吗？您肯给我吃和住吗？您有马厩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您在凹室那张床上铺上白床单。”
我们已经解释过，两个女人的服从达到何种程度。
玛格鲁瓦尔太太走出去执行这些吩咐。
主教朝那个汉子转过身去：
“先生，请坐，暖和一下吧。过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我们吃晚饭时，有人替您铺床。”
这时，那个汉子完全明白了。他脸上的表情至今是阴沉的，粗暴的，如今带着惊诧、怀疑、快乐，变得异乎寻常。他像一个发狂的人那样，开始念叨起来：
“当真？怎么？您留下我？您不赶走我？一个苦役犯！您管我叫‘先生’！您不用你来称呼我！滚吧，狗！别人总是这样对我说。我原来以为您会赶走我。所以我马上说出我是谁。噢！那个教人到这儿来的女人真是正直！我就要吃晚饭！有一张床！一张带褥子和床单的床！像大家一样！十九年来我没睡过一张床！您不希望我走开！你们是高尚的人！再说我有钱。我会付钱。对不起，旅店掌柜先生，您怎么称呼呢？要付多少钱都行。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您是旅店老板，是吗？”
“我是住在这里的一个教士，”主教说。
“一个教士！”那个汉子又说，“噢！一个正直的教士！那么您不问我要钱吗？本堂神父，是吗？这个大教堂的本堂神父？啊！不错，我多么愚蠢啊！我没有看到您的教士圆帽！”
他一面说话，一面把背包和棍子放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将他的身份证放进口袋，坐了下来。巴普蒂丝汀小姐和蔼地注视他。他继续说：
“您有同情心，本堂神父先生。您不藐视人。一个好教士真不错。那么您需要我付钱啰？”
“不需要，”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钱？您不是说一百零九法郎吗？”
“还有十五苏，”那个汉子补充说。
“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您花了多少时间挣到这笔钱？”
“十九年。”
“十九年啊！”
主教长叹了一口气。
那个汉子继续说：
“我保存着所有的钱。我在格拉斯帮人卸车，挣到二十五苏。四天以来，我只花了这笔钱。既然您是神父，我要对您说，我们在苦役监有一个布道师。有一天，我见到一个主教。人家管他叫大人。这是马赛的德·拉马若尔主教。这是管本堂神父的本堂神父。您知道，对不起，我是胡乱说的，但对我来说，这是那么遥远的事！——您明白，我们这些人哪！——他在苦役监中做弥撒，站在一个祭坛上，他有一样尖东西，是金的，戴在头上。晌午大太阳的时候，闪闪发光。我们排着队。分三面围着。我们对面是大炮，导火线点着了。我们看不清楚。他在说话，不过站得太里面，我们听不见。主教就是这样的。”
他说话的时候，主教走过去把一直敞开的门关上。
玛格鲁瓦尔太太进来了。她拿来一份餐具，放在桌上。
“玛格鲁瓦尔太太，”主教说，“把这份餐具放在离炉火最近的地方。（朝他的客人回过身来：）阿尔卑斯山区的夜风十分凛冽。您大概感到冷吧，先生？”
每次他说“先生”这个词时，声音温和、庄重，彬彬有礼，对一个苦役犯说“先生”，等于给美杜萨
造成的遇难者一杯水。堕落者渴望得到尊敬。
“这盏灯不够亮，”主教说。
玛格鲁瓦尔太太明白了，她到主教的卧室的壁炉上去找两只银烛台，她点燃了，放在桌上。
“本堂神父先生，”那个汉子说，“您心地善良。您不小看我。您在家里接待我。您为我点燃蜡烛。我不向您隐瞒我来自什么地方，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主教坐在他身边，轻轻地触摸他的手。“您本来不必告诉我您是谁。这儿不是我的家，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这扇门不问进来的人姓甚名谁，而是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欢迎您来。不要谢我，不要对我说，我在家里接待您。这里不是哪个人的家，除了需要有栖身之地的人。您经过这里，我对您说，您是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在我家里。这里的一切都是您的。我干什么需要知道您的名字？况且，您对我说出您的名字之前，我已经知道您的一个名字了。”
那个汉子睁大惊讶的眼睛。
“当真？您知道我叫什么？”
“是的，”主教回答，“您叫做我的兄弟。”
“啊，本堂神父先生！”那个汉子叫道，“进来时我饿得发慌；您是那么好，眼下我不再知道自己饿不饿，饿劲已经过去了。”
主教望着他，对他说：
“您受过很多苦吗？”
“噢！穿红囚衣，脚上拖着铁球，只有一块木板睡觉，炎热，寒冷，干活，做苦工，挨棍打！一点儿事就上双重铁链。一句话就关黑牢。甚至病倒在床也上锁链。狗，狗也更幸福！十九年！我已经四十六岁。眼下拿的是黄色身份证！这就是。”
“是的，”主教说，“您从一个苦地方出来。听着。一个忏悔的罪人脸上挂着泪水，比穿白袍子表示样样正确的人，在天上有更多的快乐。如果离开那个苦地方时带着对人仇恨、愤怒的思想，您就值得怜悯了；如果您离开时带着仁爱、和善、平静的思想，您就胜过我们任何一个人。”
玛格鲁瓦尔太太已经准备好晚饭。水、油、面包、盐、一点肥肉、一块羊肉、无花果、鲜奶酪做成汤，还有一大块黑麦面包。她在主教先生的家常饭菜之外，还加上一瓶莫弗的陈酒。
主教的面孔陡地泛起好客的人才有的快乐神情：“上桌！”他热情地说。每当有个生客同他一起吃晚饭，他就习惯这样。他让那个汉子坐在他的右边。巴普蒂丝汀小姐非常平静和自然，在他左边落座。
主教念了饭前经，然后按他的习惯喝汤。那个汉子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突然说：“我觉得桌上少了样东西。”
玛格鲁瓦尔太太确实只放上三副绝对必不可少的餐具。然而，当主教有客人吃晚饭时，家里的习惯是桌布上要放上六副银餐具，这是天真无邪的炫耀。这个温馨而又严肃的家，将贫困提高到高贵的地步，这种奢华的优雅外表，是一种充满魅力的稚气表现。
玛格鲁瓦尔太太明白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一言不发地出去了，过了片刻，主教所要求的三副餐具对称地摆在三个就餐的人面前，在桌布上闪烁发光。
现在，为了对饭桌上发生的事有个了解，我们不如转引巴普蒂丝汀小姐写给德·布瓦什弗龙夫人的一封信，苦役犯和主教的谈话在信中叙述得详尽而又朴实：
“……这个人不注意任何人。他像个饿鬼一样贪婪地吃东西。然而，喝过汤以后，他说：
“‘善良天主的本堂神父先生，对我来说，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应该说，那些不愿意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的运货马车夫，吃的胜过您的美味佳肴。’
“私下里说说，这种看法有点冒犯我。我的哥哥回答：
“‘他们比我更劳累。’
“‘不，’这个人接着说，‘他们钱更多。您很贫穷。我看得出来。或许您连本堂神父也不是。您仅仅是本堂神父吗？啊！如果天主是公正的，您就确实是本堂神父。’
“‘善良的天主再公正不过，’我的哥哥说。
“片刻，他又添上说：
“‘让·瓦尔让先生，您是到蓬塔利埃去吗？’
“‘必须走这条路线。’
“我确信，这个人是这样说的。然后他继续说：
“‘明天破晓我就该上路。赶路是苦事。要是夜里寒冷，白天就会很热。’
“‘您是到一个好地方去，’我的哥哥接口说，‘大革命时，我的家庭破产了，我起先躲在弗朗什－孔泰省，在那里有一段时期自食其力。我意志坚定。我找到事情做。只消选择就是了。有造纸厂、制革厂、烧酒厂、榨油厂、大型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至少有二十家炼铁厂，其中四家在洛德、沙蒂荣、奥凡库、伯尔，规模巨大……’
“我自信没有搞错，这些正是我哥哥举出的名字，然后他打住了话头，对我说：
“‘亲爱的妹妹，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亲戚吗？’
“我回答：
“‘有亲戚，其中，德·吕塞奈先生是旧制度下蓬塔利埃看守城门的队长。’
“‘是的，’我哥哥又说，‘但是，九三年，人们再也没有亲戚了，只有自己的手臂。我干活。在您要去的这个蓬塔利埃，让·瓦尔让先生，当地人有一种极其古朴而迷人的工业，妹妹。就是他们的干酪业，他们叫做制干酪工场。’
“于是我哥哥一面让这个人吃喝，一面向他详细地解释蓬塔利埃的干酪业是怎么回事；‘人们分成两种：大仓是属于富人的，里面有四五十头母牛，每个夏天生产七八千块干酪；联合仓是属于穷人的，中部山区的农民把他们的母牛聚在一起，分享产品。他们雇用一个制干酪工人，称之为格吕兰；格吕兰每天三次过滤合作者的奶，在一块双合板上刻记上数量；大约到四月末，制干酪的工作开始了；六月中旬左右，制干酪工人把母牛赶到山里去。’
“那个人一面吃着，一面活跃起来。我哥哥让他喝莫弗的好酒，但连他自己也不喝，因为他说这酒昂贵。我哥哥以您了解的那种动不动就高兴起来的劲头讲述这些细节，我觉得他在话里插入一些优雅的语句。他一再提到格吕兰的入息好，仿佛他希望，不用直接而生硬地向他建议，这个人就会明白，这会是他的一个安身之地。有一件事令我惊讶。这个人的底细，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唉！我哥哥在吃饭的全部时间内，在整个晚上，除了他进来时说过几句关于耶稣的话，没有说过一个字，能令这个人想起他是谁，也没让这个人知道我哥哥是谁。训导一下，把主教的头衔压在这个苦役犯身上，让他留下路过的痕迹，看来确实是个机会。也许对别人来说，遇到这个恶人，看来应该在让他填饱肚子的时候，也该充实一下他的头脑，训斥他几句，既有教诲，又有劝告，或者再加上一点同情，并且激励他将来品行好些。我哥哥甚至没有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也没有问他的身世。因为他早先犯过罪，我哥哥好像避免提到一切能使他回想起来的事。甚至于这样：我哥哥谈到蓬塔利埃的山里人时，说是他们有一份靠近天堂的好工作，还说，因为他们是纯朴的，所以是幸福的，他猛不丁地停住话头，生怕这句话里漏出什么，会伤害这个人。由于考虑到这点，我以为明白了我哥哥的心里活动。他大概在想，这个人叫做让·瓦尔让，脑子里老想到他的贫困，最好是使他散散心，让他相信，哪怕是一会儿，他像别人一样是个人，是个普通人。深刻理解仁爱不就是这样吗？善良的夫人，不作训斥，不作开导，不作暗示，在这种体贴中，难道没有真正合乎福音的东西吗？当一个人身上有痛点的时候，最好的同情难道不是根本不去触摸它吗？我觉得，我哥哥的内心思想可能是这样的。无论如何，我能说的是，即使他有这些想法，他也没有表示出来，哪怕是对我；他从头至尾像天天晚上那样，他跟让·瓦尔让吃晚饭，神态和举止像同热德昂·勒普雷沃先生或者同教区的本堂神父先生一样吃晚饭。
“快吃完饭时，我们正在吃无花果，有人敲门。这是热尔博大妈，怀里抱着她的小不点。我哥哥亲了亲孩子的额角，向我借了十五苏，我正好揣在身上；他给了热尔博大妈。这时，那个人心不在焉。他不再说话，显得非常疲惫。可怜的老热尔博走了，我哥哥念了饭后经，然后转向这个人，对他说：您想必很需要睡觉了。玛格鲁瓦尔太太很快撤走餐具。我明白，我们该退走，让这个赶路人睡觉，我们两个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让玛格鲁瓦尔太太给这个人的床上盖上一张黑森林的麂子皮，那是放在我房间里的。这一阵夜里寒冷彻骨，这张皮保暖，遗憾的是陈旧了，所有的毛已经脱落。我哥哥在德国多瑙河源头附近的托特林根买来的，包括我吃饭时使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小刀。
“玛格鲁瓦尔太太几乎马上回到楼上，我们开始在晾内衣的厅里向天主祈祷，然后我们各自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向妹妹道过晚安后，福来主教拿起放在桌上的两盏银烛台中的一盏，把另一盏递给他的客人，对他说：
“先生，我来带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那个汉子尾随着他。
从上文所述中，读者可以注意到，屋子的布局使人必须通过主教的卧室，才能走到凹室所在的祈祷室去，并从那里出来。
正当主教穿过房间时，玛格鲁瓦尔太太把银器塞进床头边的壁橱里。每晚她去就寝之前，最后操心的是这件事。
主教把客人安顿在凹室里。那里刚支上一张床，铺上干净的白床单。
“好了，”主教说，“晚安。明天早上，动身之前，您喝一杯我们的母牛挤的奶，热乎乎的。”
“谢谢，神父先生，”那个汉子说。
他刚说完这句平平和和的话，骤然间没有过渡，做了一个古怪的动作，倘若两个圣洁的女人看到了，准定会吓得浑身冰凉。直到今日，我们仍然很难分析此刻他缘何这样做。他想提出警告，还是抛出一个威胁？他只是顺从一种本能的，自己也茫无所知的冲动吗？他冷不防朝老人转过身来，抱起手臂，对主人投以凶蛮的目光，用喑哑的声音大声说：
“啊！很明显！您让我住在您家里，是这样紧紧靠着您啊！”
他止住话头，发出狰狞的笑声，补上说：
“您充分考虑过吗？谁告诉您，我没有杀过人呢？”
主教朝天花板抬起眼睛，回答道：
“善良的天主才管这事。”
随后，他庄重地蠕动着嘴唇，仿佛在祈祷，或者自言自语，他举起右手的两根手指，祝福那个不肯弯腰的人，然后头也不回，也不朝后看，回到自己的卧室里。
当凹室里有人住时，祈祷室从这边到那边，用一大块斜纹哔叽布遮住祭坛。主教经过这块布帘时跪了下来，作了短短的祈祷。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园子里，蹀躞，遐思，仰望，全身心沉湎在夜晚天主给依然张开的眼睛指出的伟大而神秘的事物中。
至于那个汉子，他当真异常疲倦，甚至没有利用那些洁白的床单。他像苦役犯那样用鼻孔吹灭了蜡烛，和衣倒在床上，立刻酣然入睡。
午夜敲过，主教从园子里回到他的房间。
几分钟以后，这幢小房子里一切都睡着了。
将近夜半，让·瓦尔让醒了过来。
让·瓦尔让出身布里地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时代，他没有读过书。成年时，他是法弗罗尔的树木修剪工人。他的母亲名叫让娜·马蒂厄；他的父亲名叫让·瓦尔让或者弗拉让，可能这是绰号，或者“这是让”的简称。
让·瓦尔让生性好沉思默想，但不忧愁，这是多情善感的性格本质。总之，让·瓦尔让好像沉睡未醒，至少表面看来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幼年时便失去了父母。他的母亲没有被照顾好，死于产褥热。他的父亲像他一样是树木修剪工人，从一棵树上摔下来，命丧黄泉。让·瓦尔让只剩下一个姐姐，她成了寡妇，带着小子姑娘共七个孩子。这个姐姐把让·瓦尔让抚养大。她的丈夫在世时，她让弟弟有住有吃。丈夫死了。大孩子八岁，最小的一岁。让·瓦尔让刚刚满二十五岁。他代替了父亲，轮到他支撑那扶养他长大的姐姐。这样做很普通，就像尽责一样，即使让·瓦尔让那方面有点性情粗暴。他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在艰苦的低酬劳的工作中消磨掉了。他在当地从来没有“女朋友”。他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傍晚，他疲惫地回家，埋头喝汤，不发一言。他的姐姐让娜大妈在他吃饭时，常常从他盆子里取出饭菜中最好的东西，肉块呀，肥肉片呀，菜心呀，给她的一个孩子；他呢，趴在桌子上不断吃着，头几乎陷到汤里，他的长发洒落在盆子周围，遮住他的眼睛。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听之任之。在法弗罗尔，离瓦尔让的茅屋不远，小街的另一边，有一个名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瓦尔让家的孩子经常挨饿，有时以他们妈妈的名义，向玛丽－克洛德借一品脱的牛奶，在篱笆后面或者小路的角落里喝掉，由于匆匆忙忙地争夺奶罐，小姑娘们把奶都洒在围裙上和小水沟里。大妈如果知道这样干坏事，会严厉地加以惩罚。让·瓦尔让虽然粗鲁和爱抱怨，却背着大妈，将一品脱牛奶的钱付给玛丽－克洛德，孩子们没有受到惩罚。
他在修剪树木的季节每天挣到二十四苏，他又当收割工、小工、牛场伙计、干重活。他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的姐姐也干活，但是，要带七个孩子，能干什么呢？贫困包围和逐渐压抑着这悲惨的一群。有一年冬天非常寒冷。让没有工作。家里没有面包。没有面包。一点儿没有。七个孩子。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法弗罗尔的教堂广场上的面包商莫贝尔·伊扎博准备睡觉了，这时他听到铺子带铁栅的玻璃橱窗发出砰的一声。他及时赶到，看见一只手臂从一拳打碎的洞里伸进铁栅和玻璃窗内。这只手臂抓住一只面包，拿走了。伊扎博赶紧跑出去；小偷拔腿就逃；伊扎博在后面追赶，把他抓住了。小偷已经扔掉面包，但他的手臂鲜血淋漓。这是让·瓦尔让。
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让·瓦尔让“以黑夜闯进民宅破坏盗窃的罪名”，被传到法庭。他有一支枪，比上流社会的枪手枪法更准，有时偷猎；这对他不利。当时对偷猎者有一种合理的成见。偷猎者同走私者一样，接近强盗。但顺便说说，在这类人和城里卑劣的杀人犯之间，有天渊之别。偷猎者生活在森林里；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产生恶人，因为城市产生堕落的人。大山、大海、森林产生野蛮的人。它们对凶狠的一面推波助澜，但往往并不摧毁人道的一面。
让·瓦尔让被宣判有罪。法律词汇是明确的。在我们的文明中，有可怕的时刻；刑罚宣布灭顶之灾。社会远离而去，彻底抛弃一个会思想的人，那是多么悲哀的时刻啊！让·瓦尔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人欢呼意大利军团司令官取得了蒙特诺特战役的胜利，共和四年花月二日，五百人院的督政府的咨文称这位将军为波拿巴；同一天，在比塞特，给犯人上了一条大铁链。让·瓦尔让列入这条铁链中。一个以前的监狱守门人，目下已经近九十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不幸的人，他锁在大院的北角第四排的顶端。他像其他犯人一样坐在地上。看来他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只知道十分可怕。也许他通过一个愚昧无知的可怜人的朦胧思想，分辨出要采取某些极端措施。
正当在他脑袋的背后重槌钉上枷锁的螺钉时，他哭泣起来，眼泪堵住了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他仅仅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弗罗尔的树木修剪工人。”随后，他一边呜咽，一边举起右手，再逐级降低七次，仿佛他依次触摸七个高低不等的脑袋，通过这个动作，别人捉摸出他所做的事，就是要给七个孩子吃的和穿的。
他被押解到土伦，走了二十七天，锁链套在脖子上，坐在囚车里。在土伦，他穿上了红色囚衣。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抹去了，包括他的名字；他甚至不再是让·瓦尔让；他是24601号。姐姐情况怎样了？七个孩子怎样了？谁来照顾这一切呢？从根部锯掉的幼树，树叶会变得怎样呢？
以后的经历总是一样的。这些活在世上的可怜虫，这些天主的创造物，今后毫无依靠，没有向导，没有栖身之所，漫无目的地乱闯，谁知道结果会怎样呢？也许每个人有各自的情况，他们逐渐陷入这片冷雾中，那正是孤独的命运葬身之地，这是一片阴沉沉的黑暗，那么多不幸的人加入人类艰难的行进，相继消失其中。他们离乡背井。他们的故乡忘却了他们；他们的田界忘却了他们；让·瓦尔让在苦役监呆了几年以后，也忘却了它们。这颗心有过伤口，留下了伤疤。就是这样。他在土伦度过的所有时间里，仅仅有一次听到别人提到他的姐姐。我想，这是在他囚禁的第四个年头末尾。我不晓得这个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他耳朵里的。有个认识他们的人，见过他的姐姐。她在巴黎。她住在圣苏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就是冉德尔街上。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最小的那个。其余六个孩子在哪里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上，她到萨博街三号的一间印刷所去，她是折页工和装订工。清早六点钟就该到那里，冬天则要在天亮之前。在印刷所里，有一所学校，她把七岁的小儿子带到这所学校里去。只不过，由于她在六点到印刷所，学校要到七点开门，孩子必须在院子里等着过一小时学校才开门；冬天在露天的黑暗中等一小时。人们不肯让孩子进入印刷所，因为说是他碍事。工人早上经过时，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孩坐在石子路上，睡着倒在那里，而且往往睡在暗陬中，蹲在和蜷曲在他的篮子上。下雨时，有个老妇人，就是看门女人，怜悯他；她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破屋里，屋里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把木椅。小孩睡在一个角落里，怕冷而挤紧了猫。七点，学校开门了，他走进校门。这就是别人告诉让·瓦尔让的情况。有一天别人给他叙述一遍，只一会儿，闪电般一刹那，仿佛一扇窗朝他所爱的亲人的命运骤然打开，然后一切又关上；他再也没听人说起过，永远杳无信息。他们的情况再也到不了他那里；他从来没有再见过他们，遇到过他们，在这个悲惨的故事的下文里，再也找不到他们。
将近第四年末尾，轮到让·瓦尔让逃跑了。他的同伴帮助他，就像在这个凄惨的地方这种事所发生的那样。他逃了出来。他在田野里自由地转悠了两天；倘若这样也算自由的话：受到追捕，时刻要回过头来，一有响声便瑟瑟发抖，什么都害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路过的人，怕吠叫的狗，怕奔驰的马，怕敲响的钟，怕看清东西要天亮，怕看不清东西要天黑，怕大路，怕小径，怕灌木丛，怕睡眠。第二天傍晚，他又被抓住了。三十六个小时以来他没吃没睡。滨海地区法庭因这逃跑罪，判处他延长三年徒刑，这就等于判了八年徒刑。第六年，又轮到他逃跑；他不放弃，可是他逃跑不成。点名时他没有应到。响起有人越狱的炮声，夜里，巡逻队发现他躲在一艘正在建造的船的龙骨下；他抗拒抓住他的苦役犯看守。越狱和拒捕。这个特别法典预见到的情况，受到增加五年监禁的惩罚，其中两年锁上双重铁链。十三年。第二年，又轮到他逃跑，他再次加以利用。他又没有成功。因这次新企图，延长三年。十六年。最后，我想是在第十三年，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消失之后四小时，他又被抓获。这四小时逃跑换来三年监禁。十九年。一八一五年十月，他被释放了；他于一七九六年因为打碎一块玻璃和拿了一块面包而入狱。
这里插入一小段话。本书作者在研究犯罪问题和律法判刑时，第二次遇到因偷一块面包而成为命运的出发点。克洛德·格偷过一块面包；让·瓦尔让偷过一块面包。一项英国人的统计表明，在伦敦，五分之四的偷窃直接原因都是饥饿。
让·瓦尔让哭泣着和颤抖着关到苦役监；他出来时冷漠无情。他进去时是绝望的；他出来时是阴郁的。
这个人的心灵中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试着说个明白。
既然是社会做的事，就应该正视。
我们说过，这是一个无知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坏蛋。他身上点亮了自然之光。不幸也有它的光芒，加强了这个心灵中具有的一点亮光。在棍棒下，在锁链下，在黑牢里，在疲劳时，在苦役监的炽热阳光下，在苦役犯的木板床上，他在自己的良知中反省和思索。
他为自己建立了法庭。
他以审判自己开始。
他承认，他不是被冤枉的无辜者。他承认，他犯过越轨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假使他提出要求，或许别人不会拒绝给他面包；无论如何，最好是等待，要么等待怜悯，要么等待工作；完全没有理由反驳说：肚子饿的时候还能等待吗？首先，完全是饿死的情况是很少的；其次，不管是好是坏，人这样创造出来，在精神和肉体上能够长期受苦，而且能受许多痛苦，而不至于死去；因此必须有耐心；对那些可怜的小孩子来说，这样甚至更好；对他这个不幸的、微不足道的人来说，激烈地揪住整个社会的衣领，想通过偷窃摆脱贫困，那是疯狂的行动；不管怎样，由此投身于卑劣之中以摆脱贫穷，那是一道邪恶的门；末了，他是做错了。
然后，他心里思索：
在他拖累终身的这一经历中，只有他犯了过错吗？首先，他这个劳动者没有工作，他是勤劳的，却没有面包，这难道不是严重的事吗？其次，错误犯下了和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凶狠和过分呢？法律滥用刑罚，是不是超过了犯罪者放任自己犯罪呢？在天平的一个托盘里，也就是赎罪那个托盘里，是不是多压了分量呢？刑罚过量是不是能消除轻罪，并达到这个效果：扭转情况，以镇压错了来代替轻罪犯人的过错，把犯罪者变成受害者，把债务人变成债主，最终把权利给予侵犯权利的一方呢？由于企图逃跑而不断加重的刑罚，是不是最后变成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戕害，变成社会对个人的犯罪，每天重新开始的犯罪，持续十九年的犯罪呢？
他心里想，人类社会是不是有权利让它的成员同样这样去忍受：一种是失去理智的盲目，另一种是无情的先见之明，是不是有权利在缺乏和过度，即缺乏工作和过度惩罚之间，永远抓住一个可怜的人呢？社会这样对待在命运分配的财产中拥有最少，因而也最应该得到照顾的成员，是不是过分了？
这些问题提出和解决以后，他审判社会，对之判决。
他判决社会仇恨他。
他让社会负责他所遭受的命运，心想，他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有朝一日向社会算账。他对自己宣布，在他造成的损害和别人对他造成的损害之间，是不是平衡呢？最后他下结论：对他的惩罚，说实在的，并不公正，肯定地说，这是不公。
愤怒可能变得狂暴和荒唐；人可能因愤怒而犯错误；只有在内心知道哪方面有理，才会义愤填膺。让·瓦尔让感到义愤填膺。
再说，人类社会只对他干下坏事。他只看到它这副所谓正义，向打击的人显露的发怒的脸。人们只要接触他，就伤害他。凡是同他们接触，对他都是迎头一击。从他孩提时代起，不管是他的母亲还是他的姐姐，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句友好的话，一个和蔼的目光。他经历过种种痛苦，逐渐达到这个想法：生活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是战败者。除了仇恨，他没有别的武器。他决意在苦役监中磨快这件武器，离开时带走它。
在土伦，有一个由无知兄弟会
主持的犯人学校，给那些有过良好意愿的不幸者传授最必需的知识。他属于有良好意愿的人之列。他在四十岁时上学校，学会读、写、算。他感到，加强他的智力，也就是加强他的仇恨。在某些情况下，教育和智慧会用作延长恶。
说起来令人悲哀，他审判了造成他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审判了社会的天主。
他是这样判决天主的。
在这十九年忍受折磨和做牛做马之后，这个心灵既升高又跌落下来。一边进来的是光明，另一边进来的是黑暗。
读者已经看到，让·瓦尔让本质不坏。当他来到苦役监时，他仍然是善良的。他在监狱里谴责社会，感到自己变得凶恶了；他还谴责天主，感到自己变成亵渎宗教了。
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的思索。
人性就这样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人由天主创造出来时是善良的，是否会让人又变得凶恶呢？心灵会不会让命运整个儿重塑，由于命运邪恶而变得邪恶呢？心灵在不成比例的不幸压迫下，会不会畸形，变得丑陋和无可救药、残缺不全，就像垂直的柱子在过于低矮的穹顶下那样变形呢？在一切人类心灵中，尤其在让·瓦尔让的心灵中，难道没有第一闪火花，一种神圣的因素，在世间不可腐蚀，在冥间则会不朽，善可以使之扩展、拨旺、点燃、发出熊熊火焰，照得通明雪亮，而恶永远不能完全熄灭它呢？
这些问题严肃而晦涩，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一切生理学家如果在土伦见过让·瓦尔让在休息时（对他来说是沉思的时候）交叉着手，坐在绞盘的铁杆上，锁链末端放在口袋里，不让拖在地上，很可能会回答：“否。”这个阴郁、严肃、寡言少语、若有所思的苦役犯，是法律判决的贱民，他恶狠狠地望着人；他又是文明的罪人，严峻地望着天空。
诚然，我们不愿意隐瞒，进行观察的生理学家在这里会看到救助不了的贫困，也许他会抱怨违反法律的病患，但他甚至不想医治；他在这个心灵里看到一些空洞，却掉转了目光；如同地狱门口的但丁，他想从这个人身上抹去天主的手指在所有人的额角上写下的字：“希望！”
我们力图分析的他的这种心灵状态，对让·瓦尔让来说，也是明白如画吗？上文我们已经竭力给读者把他的心灵状态还原出来。随着他的道德贫困所组成的一切因素得以形成，让·瓦尔让是不是清晰地看到，或者已经清晰地看到了这些因素呢？这个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人，是不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络绎不绝的思想，由此他逐级升降，直到目睹多少年来他内心的地平线上呈现的阴郁景象呢？他是不是意识到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和在里面活动的一切呢？这是我们不敢断言的；这甚至是我们不愿相信的。在让·瓦尔让身上，过分愚昧无知，甚至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之后，他还混混沌沌。时常他不能准确知道自己的感受。让·瓦尔让处在黑暗中；他在黑暗中受煎熬；他在黑暗中仇恨人；简直可以说，他仇恨面前的一切。他习惯于生活在这片黑暗中，像瞎子和做梦的人一样摸索。只不过，他时不时兀地从自身或从外部袭来一阵愤怒的颤抖，一阵痛苦的加剧，照亮他整个心灵的苍白而短暂的电闪，骇人的强光把他周围前前后后，所有地方，呈现出命运可怕的悬崖和阴暗的峭壁。
电闪过去，黑夜重新降临，他在哪儿？他一无所知。
在这类痛苦中，无情的东西，就是说粗野的东西起主宰作用；痛苦的本质是通过某种愚蠢的变容，把一个人变成一头野兽。有时变成一头恶兽。让·瓦尔让的越狱企图一而再，再而三，足以证明法律对人的心灵所起的古怪作用。让·瓦尔让会重新再尝试多少次，哪怕徒劳和疯狂，只要机会出现，他丝毫也不考虑后果和已经做过的尝试。他就像笼门打开后的狼一样猛冲出来。本能告诉他：快逃命！理智则会告诉他：留下来！可是，面对这样强烈的诱惑，理智早已消失了；只剩下本能。只有野兽在行动。当他又被抓获时，对他施加的严厉措施，只会使他格外惊慌失措。
我们不应遗漏一个细节，就是他拥有苦役监犯人所没有的体力。拉钢丝绳，转动绞盘，即使疲乏了，让·瓦尔让也抵得上四个人。他能提起，有时在背上顶住巨大的重量，遇到机会能代替千斤顶，这个工具叫做“自豪”，顺便说说，靠近巴黎菜市场的自豪峰街就取了这个意思为名字。他的伙伴给他起了个绰号：“千斤顶让”。有一次，修葺土伦市政厅的阳台，一根普热
雕塑的出色的女像柱支撑着这个阳台，却坼裂了，险些倒了下来。让·瓦尔让当时在那里，用肩膀顶住了女像柱，使工人能及时赶到。
他的灵活还超过了他的力气。有的苦役犯，日思夜想越狱，最后将力量和灵活综合起来，变成一门真正的学问。这是肌肉的学问。囚犯永远羡慕苍蝇和飞鸟，他们每天在实践一门神秘的静力学。攀登悬崖，在只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寻找支撑点，对让·瓦尔让来说，这是一场游戏。利用一个墙角，以背部和腿弯的张力，手肘和脚后跟撑住石头的凹凸处，他好像变魔术似的爬上四楼。有时，他这样爬到苦役监的屋顶。
他寡言少语。他不笑。必须极其激动，一年才有一两次使这个苦役犯露出阴郁的笑，仿佛魔鬼的笑的回声。看到他时，他好像专注于持续地盯着某样可怕的东西。
他确实目迷神驰了。
通过不健全的体质和受压抑的智力的病态感觉，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样恶魔般的东西压在他身上。在他匍匐的混沌迷蒙中，每次他回过头来，想抬起目光，便怀着恐惧与狂热，看到事物、法律、偏见、人、事实摞成可怕的一堆，层层叠叠，互相支撑，越过他的头，升高至望不到顶；这堆东西底部无边无际，大得令他惊骇，其实，这座惊人的金字塔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在这挤紧的丑陋的整体中，这儿那儿，时而靠近他，时而远离他，在达不到的高台上，他分辨出被照得雪亮的一个地方，这里是小狱吏和他的棍棒，警察和他的佩刀，那里是戴着主教帽的大主教，高处，皇帝戴着冠冕，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他觉得，这远处的光辉非但没有驱散他的黑夜，反而使黑夜分外漆黑和阴惨惨。这一切，法律、偏见、事实、人、事物，在他头顶上，按照天主给予文明复杂而神秘的运动来来去去，踩在他身上，带着难以形容的平静态度残忍地，而且是冷漠无情地踏碎他。被法律排斥的人是落入极端不幸的深渊的心灵，是被遗弃在地狱的最底层、什么也看不到的不幸者，他们感到这个人类社会以全部重量压在他们的头上；人类社会对在它之外的人来说是非常可怖的，对处在底层的人来说是极其可怕的。
让·瓦尔让思索时处在这样的状态中，他的遐想属于什么性质呢？
如果磨盘下的黍粒有思想的话，它大概会像让·瓦尔让那样思索。
所有这些东西，包括充满鬼怪的现实和充满现实的幻景，最后都为他创造出一种几乎难以描述的内心境界。
有时，他在苦役监干活时，停了下来。他开始思索。他的理智比以前更加成熟，也更加混乱，这时愤然而起。他遇到的一切，他觉得很荒谬；他周围的一切，他觉得很怪诞。他心里想：这是一个梦。他望着离他几步路站着的狱卒；他觉得狱卒是一个幽灵；突然幽灵给了他一棍子。
对他来说，可见的自然勉强存在。这样说差不多是对的：对让·瓦尔让来说，根本没有太阳，没有夏天美好的日子，没有光辉灿烂的天空，也没有四月凉爽的黎明。平时，从通气窗射进来的、难以形容的日光，才会照亮他的心灵。
最后，概而言之，上文所述能概括起来，转为积极的结论是：我们只限于表明，在十九年里，让·瓦尔让，这个法弗罗尔与人为善的树木修剪工人，土伦的可怕苦役犯，在苦役监的调教下，变得能够干出两种坏事来：第一种坏事是迅速、不假思索、昏头昏脑、完全出于本能、对所受痛苦的报复而做出来的；第二种坏事是沉重的，严肃的、经过良心斗争、带着这样的不幸会产生的错误思想去思考而做出来的。他的预谋经过三个相连接的阶段，只有经过一定考验的人才会经历完，这三个阶段就是议论、向往、坚持。他的动机是：一贯的愤慨、心灵的辛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深沉感受，甚至反对好人、无辜的人和正直的人，如果有这类人的话。他所有的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就是仇视人间法律；如果这种仇视由于天意的突发事件而在中止发展，它在一定时期内便会变成对社会的仇恨，然后是对人类的仇恨，再然后是对造物的仇恨，末了表现为一种朦胧的，不断的，粗野的，只要是人无论谁都伤害的愿望。可以看到，身份证把让·瓦尔让说成“非常危险的人”，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个心灵一年年越来越枯竭，慢慢地，然而是不可阻挡的。心灵干涸，眼睛也干涸。走出苦役监，他有十九年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了。
一个人掉进大海。
没关系！航船没有停止前进。狂风呼啸，这艘悲惨的船有一条航路，不得不继续往前。它开过去了。
那人消失了，然后又出现，他沉入水底，又升上海面，他在呼唤，他伸出手臂，没有人听到呼唤；这艘航船在风暴中颤抖，一切都在风暴的操纵下，水手和乘客甚至看不到落水的人；他可怜的头在浩瀚的浪涛中只是一个点。
他在海浪中发出绝望的叫喊。这片远去的帆是什么幽灵啊！他望着它，发狂地望着它。它远去了，变成白蒙蒙的，越缩越小。刚才他就在上面，他是乘客，同别人一起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他有自己的一份空气和阳光，他是一个活人。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滑了一下，跌倒了，完了。
他落在可怕的水里。他脚下在下陷，在崩塌。狂风撕碎了波浪，波浪可怕地包围着他，深渊的摆动把他席卷而去，水花在他的头的四周晃动，一股浪头扑在他身上，混沌的大口几乎吞噬了他；每次他陷下去，他都瞥见黑洞洞的深渊；不认识的可怕植物抓住他，缠住他的脚，拖向它们；他感到，他变成深渊，他属于泡沫，浪涛一个个扑向他，他喝着苦涩的海水，卑怯的大洋竭力要淹没他，大海玩弄着他的垂死。看来海水怀有仇恨。
然而他在搏斗，他想自卫，他想坚持，他努力挣扎，他在游泳。他呀，尽管用尽了可怜的力气，还是同永不枯竭的力量搏斗。
航船在哪儿？在那边。在天际灰蒙蒙的地方几乎看不见。
风暴肆虐；浪花使他难以忍受。他抬起眼睛，只看到苍白的云彩。垂死挣扎中，他看到海洋无边的狂乱。这种狂乱折磨着他。他听到人们陌生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来自世外和难以形容的吓人天外。
云层中有飞鸟，就像人的悲苦之上有天使一样，但是，对他来说，天使有什么用呢？飞呀，唱呀，翱翔呀，而他呢，他在咽气。
他感到同时被海洋和天空这两个无限淹没了；一个是坟墓，另一个是尸布。
黑夜降临，他游了好几小时，力气用尽；这艘航船，这遥远的东西，上面有人，但航船消失了；在可怕的黄昏深渊中，只有他一个人，他沉下去，僵硬了，扭曲了，他感到身下是看不见的鬼怪浪涛；他呼喊。
一个人也没有。天主在哪里？
他呼喊。来人哪！来人哪！他不断在喊。
天边一无所见。天边一无所见。
他哀求大海、浪涛、海藻、暗礁；周围闭目塞听。他哀求风暴，不可变更的风暴只服从无限。
他周围是黑暗、孤独、无意识的动荡、混乱，狂暴的水难以确定的皱褶。他感到恐惧和疲惫。他身下是陷落。没有支撑点。他想到尸体在无边的黑暗中的神秘历险。无限的寒冷使他麻木。他双手痉挛和闭拢来，抓住虚无。狂风、乌云、旋风、气流、星星，有什么用！怎么办？绝望的人自暴自弃，厌生的人决意要死亡，听之任之，随波逐流，他放弃搏斗了，永远滚入阴森森的吞没人的深渊中。
噢，人类社会无法改变的前进！一路上失去多少人和心灵啊！法律使之沉落的一切，要沉落到这大洋中！援救的人可悲地消失了！噢，道德沦亡了！
大海，这是无情的社会之夜，刑罚将罪人丢弃到里面。大海，这是无边的苦难。
心灵，舍弃在这深渊中，会变成一具尸体。谁会使它复活呢？
当出狱的时刻来临，当让·瓦尔让耳朵里听到这古怪的话：“你自由了！”这一时刻不像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时，一缕强烈的光芒，一柱活生生的真正光芒，骤然渗入他体内。但是这股光芒很快就变淡了。让·瓦尔让已经被自由的想法弄得目眩神迷。他相信获得了新的生命。他很快看出，别人给他黄护照，这种自由是怎么回事。
在这周围，是千辛万苦啊。他计算过，在苦役期间，他的积蓄大概达到一百七十一法郎。应该补充说，他忘记星期天和节日只得休息，这要计算在内，十九年就要减少二十四法郎左右。无论如何，由于各种扣除，这笔积蓄减少到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他在出狱时给他结清。
他对此一点儿不明白，自以为挨斩了。说白了，是被人偷了。
他获释第二天，在格拉斯，他在一爿橘花酿酒厂的门前，有一群人在卸包。他毛遂自荐要效劳。这事很紧迫，别人接受了。他干了起来。他是聪明的，强壮的，灵活的；他很卖力气；老板很高兴。正当他干活时，走过一个警察，注意到他，问他要证件。只得出示黄色身份证。事后，让·瓦尔让重新干活。过了片刻，他问其中一个工人，他们干这活儿每天挣多少；人家回答他：“三十苏。”黄昏，由于他不得不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他去见酒厂老板，请他付钱。老板一言不发，给了他二十五苏。他不满意。老板回答他：“对你这已经相当好了。”他坚持要加钱。老板眯着眼看他，对他说：“小心下大牢！”
他再次认为自己被偷了。
社会、国家，一面减少了他的积蓄，一面大肆盗窃他。如今，轮到个人小批盗窃他。
释放不是解脱。犯人从苦役监出来，但不是走出判决。
这就是在格拉斯他遇到的事。读者已经看到他在迪涅得到怎样的接待。
大教堂的钟敲响了凌晨两点，这时让·瓦尔让醒了过来。
他醒过来是因为床太舒服了。他快有二十年没睡过床了。即令他没有脱衣服，感觉还是太新颖，不能不打扰他的睡眠。
他睡了四个多钟头。他的疲乏消退了。他已习惯用不着长时间睡眠就可以得到休息。
他张开眼睛，凝视了一会儿周围的黑暗，然后，他又闭上眼睛，想重新入睡。
白天受各种感情激荡过，脑子里考虑过许多事，会睡得着，却不能重新入睡。初次睡眠很快就来，却不容易再来。让·瓦尔让就是这样的。他再也睡不着，便思索起来。
当时，他脑子里思想一片混乱。思路晦涩。新旧回忆杂乱地飘荡其间，乱七八糟地交汇，失去了形态，无限地膨胀，随后突然地就像消失在一片激荡的泥水里。许多想法纷至沓来，但只有一种想法不断地出现，赶走了其他想法。这个想法，我们这就道来：他已经注意到玛格鲁瓦尔太太放在桌子上的那六副银餐具和大勺子。
这六副银餐具困扰着他。——它们呈现在那里。——离开几步远。——刚才他穿过旁边的房间，来到他睡觉的房间时，老女仆把它们放进了床头边的小壁橱里。——他注意到这个壁橱。——从餐厅进来的时候，在右边。——它们很厚实。——是旧日的银器。——光大勺子，至少就可以捞到二百法郎。——是他十九年挣到的两倍。——不错，如果“当局”不“偷窃”他，他会挣得更多。
他的想法游移了整整一小时，还夹杂了斗争。三点钟敲响了。他又睁开眼睛，蓦地在床上挺起身来，伸出手臂，摸索着他扔在凹室角落里的背包，然后将双脚伸下来，踩在地上。他几乎不知道要干什么，呆坐在床上。
要是有人看见他在人人入睡的房子里醒过来，在黑暗中保持这种姿态，会觉得事情不妙；他这样沉思凝想了一会儿。突然，他弯下腰，脱掉鞋子，把鞋子轻轻放在床边的席子上，随后又恢复沉思姿势，纹丝不动。
在这样邪恶地思考时，上文所说的思想不断搅动他的头脑，进进出出，像重负一样压抑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带着机械的固执念头，想起在苦役监时认识的一个名叫布勒维的苦役犯。这个人的裤子只有一根棉布编成的背带吊着。这条背带的格子图案不断回到他的脑子里。
他呆在这种状态中，倘若钟没有敲击一下，表示一刻或半点钟，他或许会一直到天亮也仍然迟疑不决。这一下钟声仿佛对他说：“干吧！”
他站起身来，还踌蹰了一会儿，倾听着；屋子里寂然无声；于是他笔直地小步走向他瞥见的窗户。黑夜并不很晦暗；风驱赶着大片乌云，掠过一盘满月。这就使得外面明暗交替，月亮被遮住了，然后又闪闪发光，而屋内像一片苍茫的暮色。这暮色已足够让人辨别方向；由于乌云掠过，暮色是间断的，酷似从人来人往的地窖通气窗落下的苍白亮光。让·瓦尔让来到窗前观察。窗没有铁栅，面向园子，按照当地习惯，只用一只小楔关上。他打开窗子，但由于一股强烈的冷风突然吹进房间，他便马上把窗关上。他专注地望着园子，目光中研究多于观察。园子被一堵相当低矮的粉墙围住，很容易翻爬出去。墙边和墙外，他辨别出等距离隔开的树梢，这表明围墙由一条林荫路或种树的小径隔开。
察看过以后，他做了一个下定决心的动作，走向他的床边，拿起他的背包，打开来摸索，掏出一样东西来，放在床上，把鞋子揣进口袋里，又扣上背包，背在肩上，戴上鸭舌帽，把帽檐压低到眼睛上，摸索着寻找他的棍子，将棍子放到窗角，然后回到床前，坚决捏住放在床上的东西。这像一根短铁棍，一端像长矛一样尖尖的。
在黑暗中很难辨别这铁器是用来干什么的。也许是根撬棍？也许是大头棒？
白天，可以认出这不是别的，是矿工的烛台。当时人们利用苦役犯挖掘土伦附近高高的山丘上的岩石，他们常常使用矿工的工具。矿工的烛台是整块铁铸成的，底部形成尖端，用来插进岩石间。
他右手拿着烛台，屏住气息，放轻步子，走向隔壁房间的门口，读者知道，这就是主教的房间。来到门口，他发现房门半掩。主教根本没有关上门。
让·瓦尔让谛听着。悄无声息。
他推一推门。
他用指尖去推，轻得如同一只猫想进来时带着悄悄的不安的轻柔。
门在压力下退让，难以觉察地、悄然无声地闪开，扩大了一点口子。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第二次更加大胆地推门。
门继续无声地退让。现在开口大得可以过人了。但是门边有一张小桌子，与门构成一个死角，挡住了入口。
让·瓦尔让看到了困难。必须使劲才能让门开得更大些。
他打定主意，第三次推门，比前两次更有力。这回，有一个缺油的铰链兀地在黑暗中发出一下喑哑的拖长的吱叫声。
让·瓦尔让哆嗦了一下。这铰链的响声在他的耳朵听来，犹如最后审判的喇叭声一样嘹亮和可怕。
第一分钟时，这响声奇异地扩大，他几乎以为这铰链刚刚活动起来，突然具有可怕的生命，像一只狗那样吠叫，向所有的人发出警告，唤醒睡着的人。
他瑟瑟发抖，惊慌失措地止住脚步，本来踮起脚尖，如今又落下脚跟。他听到血管在太阳穴像铁槌那样敲击，他觉得他的呼气宛如从洞穴逸出的风，从胸膛吐出。他觉得这生气的铰链可怕的喧声，不可能不像地动山摇那样震动着整幢房子；他推开的门发出了警报，要叫人来；老人就要起来，两个老女人就要叫喊，别人要来援助；再过一刻钟，全城就会骚动起来，宪兵整装待发。一时之间，他以为完蛋了。
他站在原地，呆若木鸡，一动也不敢动。
几分钟过去了。房门敞开着。他大胆朝房里张望。毫无动静。他侧耳细听。屋里悄然无声。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响声没有惊醒任何人。
第一个危险过去了，但他还惊惧不安。可是他没有后退。他只想快点结束。他迈了一步，走进房间。
这个房间寂静无声。这里那里可以分辨出模糊不清的形状，白天才能看出是散乱放在桌子上的纸张、打开的对开本的书、摞在一张凳子上的书籍、一把堆满衣服的扶手椅、一张祈祷凳，此刻，这只是黑暗的角落和白蒙蒙的地方。让·瓦尔让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避免碰到家具。他听到房间尽里面主教睡着时发出的均匀而平稳的呼吸声。
他蓦地停下来。他来到床边。他比料想的到得更快。
大自然有时以一种阴郁而精明的巧合，将它的效果与景象和我们的行动糅合起来，仿佛它想让我们思索一样。将近半个小时以来，一大块乌云遮住了天空。正当让·瓦尔让面对床止住脚步时，这块乌云散开了，好像是故意这样做似的，一缕月光穿过长窗，骤然照亮了主教苍白的脸。他安然地沉睡。由于下阿尔卑斯地区夜晚寒冷，他睡在床上几乎穿着衣服，一件褐色的羊毛衫遮盖住他的手臂，直到手腕。他的头仰翻在枕头上，放松地休息；戴着主教指环的手垂在床外，这只手做出了多少善行义举啊。他整个脸因隐约的满意、期望和至福的表情，光彩奕奕。这表情超过了笑容，近乎闪射出光芒。他的额角上有着看不出来的、难以形容的反光。正直的人的心灵在睡觉时，瞻仰着神秘的天穹。
这天穹的一缕闪光照在主教身上。
同时这是一个发光的透明体，因为这天穹在他心中。这天穹就是他的良知。
正当月光可以说与这内心的光芒重叠时，睡着的主教就像显现在荣光里。但这依然显得柔和，蒙上了无以名状的半明半暗。天上的月光、半睡的大自然、纹丝不动的园子、静谧的房子、此时此刻、宁静，给这个圣贤可称颂的睡眠添上了难以言说的庄严，以一种华美和宁静的光晕罩上这苍苍白发、这闭拢的眼睛、这张充满希望和信赖的脸、这老人的头和这孩子的睡眠。
在这个如此崇高却不自知的人身上，几乎有着神圣。
让·瓦尔让呆在黑暗中，手里拿着铁烛台，站着一动不动，被这个光闪闪的老人震慑住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这种信心使他惶悚。精神世界没有比这更崇高的景象了：一个受到扰乱和不安的良知，处在做坏事的边缘，瞻仰着一个正直的人的睡眠。
这处在隔离状态中的睡眠，旁边站着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他模糊而摆脱不掉地感到有种崇高的东西。
谁也说不出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连他也说不出。要想领会，就必须想象最暴烈的人面对着最柔和的人。即使在他的脸上，也确实不能分辨出什么。这是一种野性难驯的惊恐。他凝望着。如此而已。他有什么想法？不可能猜测出来。显而易见的是，他感动了，震惊不已。但这种激动属于什么性质呢？
他的目光不离开老人。从他的姿势和面容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东西，仅仅是一种古怪的踌躇不决。简直可以说，他在两个深渊之间蹀躞不前，即毁灭的深渊和得救的深渊。他觉得要么粉碎这头颅，要么去吻这只手。
过了片刻，他的左手慢慢朝脑门举起，脱掉鸭舌帽，然后又同样慢慢地垂落下来。让·瓦尔让又沉浸在瞻仰之中，左手捏住鸭舌帽，右手捏住大头棒，凶蛮的脑袋上头发竖起。
主教在这惊惶的注视中，继续沉睡在深深的安详里。
一柱月光朦胧地照出壁炉上面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它好像对这两个人张开手臂，对一个带着祝福，对另一个带着宽宥。
突然，让·瓦尔让重新戴上鸭舌帽，然后沿着床，也不看主教，快步径直走向壁橱，他瞥见壁橱就在枕边；他举起铁烛台，仿佛要撬掉锁；锁匙挂在上面；他打开壁橱；呈现在他眼前的第一件东西是银器篮；他提走了，大步穿过房间，不再小心翼翼，不担心发出响声，来到门边，返回祈祷室，打开窗户，抓住他的棍子，跨过底楼的窗台，把银器塞进背包，扔掉篮子，穿过园子，像只老虎从围墙上跳越过去，逃之夭夭。
第二天，旭日初升，福来主教在园子里散步。玛格鲁瓦尔太太惊慌失措地朝他跑来。
“大人，大人，”她叫道，“大人知道银器篮在哪里吗？”
“是的，”主教说。
“祝福天主！”她又说，“我不知道篮子放在哪里。”
主教刚刚在一个花坛里捡到了篮子。他拿给玛格鲁瓦尔太太看。
“在这里。”
“怎么？”她说。“里面什么也没有！银器呢？”
“啊！”主教接口说。“您关心的是银器吗？我不知道银器在哪里。”
“伟大的善良的天主！银器被盗了！是昨晚那个人偷了银器！”
一眨眼间，玛格鲁瓦尔太太带着灵活的老女人的冲动，跑到祈祷室，来到凹室，再回到主教身边。
主教刚刚弯下腰来，感叹着欣赏一棵吉荣的辣根菜，那只篮子越过花坛落下时，砸烂了这棵植物。听到玛格鲁瓦尔太太的喊声，他直起身子。
“大人，那个家伙溜了！银器失窃了！”
她一面发出这声惊呼，一面双眼落在园子的一角，那边可以看到逃跑的痕迹。墙檩被拔掉了。
“瞧！他是从那边跑掉的。他跳到科什菲莱小径！啊！十恶不赦！他偷走了我们的银器！”
主教有一会儿缄口不言，随后抬起严肃的目光，和蔼地对玛格鲁瓦尔太太说：
“首先，这套银器是属于我们的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噤若寒蝉。沉默了片刻，主教继续说：
“玛格鲁瓦尔太太，我不该长期持有这套银器。它是属于穷人的。这个人是什么人？显然是个穷人。”
“耶稣啊！”玛格鲁瓦尔太太又说。“这既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小姐。我们都无所谓。但这是为了大人。眼下大人要用什么吃饭呢？”
主教惊讶地望着她：
“啊！可是，难道没有锡器餐具吗？”
玛格鲁瓦尔太太耸了耸肩：
“锡器有一股气味。”
“那么，用铁器餐具。”
玛格鲁瓦尔太太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
“铁器有一股味道。”
“那么，”主教说，“用木头餐具。”
过后，他在让·瓦尔让昨天坐在那里用餐的桌子旁进餐。一面进餐，福来主教一面愉快地向一言不发的妹妹和低声咕哝着的玛格鲁瓦尔太太指出，为了把一块面包泡在牛奶杯里，根本用不着一把勺子和一只叉子，哪怕是木头的。
“真是想得出！”玛格鲁瓦尔太太说，独自走来走去，“接待这样一个家伙！让他住在自己身边！他只偷窃还算是运气的呢！啊！我的天！一想起来，令人直哆嗦！”
正当兄妹二人从桌边站起来时，有人敲门。
“进来，”主教说。
门打开了。一群古怪、粗暴的人出现在门口。有三个人抓住第四个人的衣领。这三个人是宪警；另一个人是让·瓦尔让。
一个宪警队长好像是带队的，待在门口旁边。他走了进来，朝主教走去，向主教行了个军礼。
“大人……”他说。
听到这个词，阴沉沉好像很颓唐的让·瓦尔让惊讶地抬起了头。
“大人！”他喃喃地说。“这不是本堂神父……”
“闭嘴！”一个宪警说。“这是主教大人。”
但福来主教在高龄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快地走过来。
“啊！您来了！”他瞧着让·瓦尔让，大声说。“我见到您很高兴。那么，我送给您烛台，这可是银的，您可以卖到两百法郎。为什么您不把餐具带在身上？”
让·瓦尔让睁大眼睛，带着任何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的神情，望着可尊敬的神父。
“大人，”宪警队长说，“这个人所说的话难道是真的吗？我们遇到了他。他像在逃跑。我们抓住他想看个明白。他带着这套银器……”
“他对你们说，”主教微笑着打断他，“银器是一个老教士给他的，他在教士家过的夜，是吗？我看出是这样。你们把他带到这里来了？这是一个误会。”
“这样的话，”队长说，“我们可以放他走了？”
“毫无疑问，”主教回答。
宪警们松开让·瓦尔让，他退后一步。
“让我走是当真的吗？”他用近乎咬字不清的声音说，仿佛是在梦中说话。
“是的，让你走了，你难道没有听到吗？”一个宪警说。
“我的朋友，”主教说，“这是您的烛台，您走之前，拿走吧。”
他走到壁炉旁，取下两只银烛台，递给让·瓦尔让。两个女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他这样做，也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个打扰主教的眼光。
让·瓦尔让浑身颤抖。他机械地、茫然地接过两只烛台。
“现在，”主教说，“放心地走吧。——对了，您再来的时候，我的朋友，不必穿过园子。您可以通过临街大门进出。大门日夜只用插销关上。”
然后向宪警队转过身去：
“诸位，你们可以退走了。”
宪警离开了。
让·瓦尔让好像就要昏倒一样。
主教走近他，低声对他说：
“别忘记，永远别忘记您答应过我，利用这笔钱成为正直的人。”
让·瓦尔让想不起答应过什么，闭口不语。主教说这些话时加重了语气。他正言厉色地又说：
“让·瓦尔让，我的兄弟，您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我赎买的是您的灵魂；我消除了肮脏的思想和沉沦的意愿，把您的灵魂给了天主。”
让·瓦尔让像逃走一样离开市区。他急急忙忙在田野里行走，不择道路，没有发觉时刻都在往回走。他这样游荡了一个早晨，没有吃过东西，也不感到饿。他受到一连串新感觉的袭击。他感到一种愤怒；他不知道泄愤于谁。他说不出是感动还是屈辱。不时有一种古怪的感动袭上心来，他与之斗争，以近二十年的艰苦与之相抗衡。这种状态使他疲累。他不安地看到，惨遭不幸使他内心具有的那种可怕的平静动摇了。他在琢磨，什么会代替这一切。有时他确实宁愿让宪警押到监狱里，而不愿事情这样发生；他就不会这样激动。虽然时值深秋，一簇簇篱笆还有几朵迟开的花，他走过时，花香使他想起了童年。这些回忆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已经多少年没有浮上他的心头了。
一整天，难以表达的想法就这样汇集在他身上。
落日西斜，将地上小石块的阴影拖长了。让·瓦尔让坐在不见人影的褐色大平原的一丛灌木后面。天际只有阿尔卑斯山。甚至见不到有远处村庄的钟楼。让·瓦尔让离迪涅可能有三法里路。一条切断平原的小径，伸展在离灌木丛几步远的地方。
他在思索，而这种思索不会不使遇到他的人感到他的破衣烂衫可怕。这时他听到一阵快乐的歌声。
他回过头来，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萨瓦人唱着歌，从小径走过来，腰间挂着古提琴，背上背着货品箱；这是那些和气、快乐的孩子中的一个，他们走乡串街，膝盖从长裤的破窟窿里露出来。
孩子一面唱歌，一面不时停下步子，用手里的几个钱币玩着掷骨游戏；这些钱也许是他的全部财产。在这些钱币中，有一枚值四十苏。
孩子在灌木旁停下来，没有看到让·瓦尔让。他抛起一把钱币，他一直灵巧地用手背全部接住。
这一次，四十苏的钱币飞了出去，滚向灌木丛，一直滚到让·瓦尔让那里。
让·瓦尔让用脚踩在上面。
但孩子注视着钱币滚动，看到了让·瓦尔让的动作。
他一点不惊讶，径直朝这个人走去。
这是一个绝对荒僻的地方。凭目远眺，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小径上，都不见人影。只听得到一群候鸟在高空中飞过的微弱叫声。孩子背对着太阳，阳光照得他的发丝金黄，而将让·瓦尔让蛮横的脸染成血红色。
“先生，”小萨瓦人说，那种孩子的信心由无知和天真组成，“我的钱币呢？”
“你叫什么名字？”让·瓦尔让问。
“小热尔维，先生。”
“滚开，”让·瓦尔让说。
“先生，”孩子又说，“请把我的钱币还给我。”
让·瓦尔让低下头来，不作回答。
孩子又说：
“我的钱币，先生！”
让·瓦尔让的目光注视着地上。
“我的钱币！”孩子嚷道，“我的白花花的钱币！我的钱！”
让·瓦尔让好像没有听见。孩子揪住他的罩衫衣领，摇晃着他。与此同时，他使劲要推开踩在他的财富上面的笨重铁鞋。
“我要我的钱币！我的四十苏钱币！”
孩子哭泣着。让·瓦尔让的头抬了起来。他始终坐着。他的眼睛模糊了。他有点惊奇地望着孩子，然后把手伸向棍子，用可怕的声音叫道：
“谁在那儿？”
“是我，先生，”孩子回答。“小热尔维！是我！是我！请把四十苏还给我吧！请挪开您的脚，先生！”
虽然他还很小，他却恼怒了，几乎变得咄咄逼人：
“啊，挪不挪开您的脚？挪开您的脚呀。”
“啊！还是你！”让·瓦尔让说。
他冷不丁地站起身来，脚始终踩在钱币上，补上一句：
“你想不想逃命！”
惊惶的孩子望着他，然后从头抖到脚，吓呆了一会儿，才开始拼命奔逃，不敢回过头来，也不发出喊声。
隔开一段距离，由于气喘吁吁，他不得不停下来，让·瓦尔让在沉思中听到他在呜咽。
过了一会儿，孩子消失不见了。
太阳沉落。
让·瓦尔让的周围黑影幢幢。白天他没有吃东西；可能他发烧了。
他茕茕孑立，自从孩子逃走以后，他没有改变姿势。他的呼吸掀动着胸脯，间隔很长，而且不均匀。他的目光停留在前面十至十二步远的地方，仿佛在凝神研究一只扔在草丛中的蓝色瓷瓶的碎片形状。
突然，他哆嗦起来；他刚感到夜寒料峭。
他扣紧额上的鸭舌帽，下意识地想对迭和扣上罩衫，迈了一步，俯下身来要捡起地下的棍子。
这当口，他看到那枚四十苏的钱币，他的脚将钱币半踩进地里，它在石子中闪烁有光。
这有如电击一般。——这是什么玩意儿？他在牙缝中咕噜着。他后退三步，然后站住，目光摆脱不开他的脚刚才踩住的那一点，仿佛这样在黑暗中闪光的东西是一只盯住他的眼睛。
过了几分钟，他痉挛地扑向银币，抓住它，遥望平原的远方，目光扫视着天际的各个方向，站着瑟瑟发抖，好似一头惊恐的野兽在寻找存身之地。
他一无所见。黑夜已降临，平原寒意袭人，朦朦胧胧，大片紫色薄雾在黄昏的光亮中升起。
他说：“啊！”快步朝孩子消失的方向走去。走了百来步路，他站住了，瞭望着，什么也看不见。
于是，他放开喉咙喊道：
“小热尔维！小热尔维！”
他住了声，等待着。没有人回应。
田野空寂无人，凄凄惨惨。周围广袤无边。四周什么也没有，惟有他的目光消失其中的黑暗和他的声音消融其中的死寂。
寒风骤起，给他周围的东西一种凄切的生命。灌木以难以想象的狂热摇动着它们瘦小的支臂。简直可以说，它们威胁和追逐着一个人。
他又往前走，随后跑了起来，不时停下脚步，在这孤寂的旷野中，用人间最可怕、最凄厉的声音喊道：
“小热尔维！小热尔维！”
如果孩子听到了，他会害怕的，不敢露面。但孩子无疑已经走得很远。
他遇到一个骑马的教士。他走近教士说：
“本堂神父先生，您看见一个孩子走过吗？”
“没有，”教士说。
他从背包里掏出两枚五法郎的钱币，交给教士。
“本堂神父先生，这是给您的穷人的。——本堂神父先生，这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我想，他有一只货品箱，还有一把古提琴。他在赶路。一个萨瓦人，您知道吗？”
“我没有见到他。”
“没见到小热尔维吗？他不是这一带村子里的人？您能告诉我吗？”
“如果像您所说的，我的朋友，那么这是一个外地小孩。他路过本地。大家不认识他。”
让·瓦尔让猛地掏出另外两枚五法郎的钱币，交给教士。
“给您的穷人，”他说。
然后，他迷迷糊糊地补上说：
“神父先生，叫人逮捕我吧。我是一个小偷。”
教士用双脚踢马，惊骇不已地一溜烟跑了。
让·瓦尔让朝他刚才选择的方向奔跑起来。
他这样跑了一段很长的路，东瞧瞧，西喊喊，可是再也遇不到人。有两三次他在平原朝一样东西，他觉得像个躺着或蹲着的人那边跑去；这只是地面上的灌木或岩石。末了，在一个三岔口，他站定了。月华升起。他极目远眺，最后一次喊道：“小热尔维！小热尔维！小热尔维！”他的喊声消失在薄雾中，甚至没有唤起一下回声。他还在嗫嚅着：“小热尔维！”可是声音微弱，几乎咬字不清。这是他最后一次努力；他的腿弯突然屈了下来，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猛然以他的坏良心的重负压抑他；他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块大石头上，双手插在头发里，面孔夹在膝盖间，他喊道：
“我是一个混蛋！”
这时，他的心难过得要命，他哭泣起来。十九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哭泣。
当让·瓦尔让离开主教的家时，读者看到，他摆脱了至今的思想状态。他没有意识到身上发生的一切。他想顶住老人天使般的行为和温柔的话语。“您答应过我要成为正直的人。我赎买了您的灵魂。我消除了沉沦的意愿，我把您的灵魂给了善良的天主。”这些话不断回到他的脑海里。在我们身上，骄傲就像恶的堡垒一样；他就以这骄傲和至高无上的宽容相对抗。他朦胧地感到，这个主教的原谅是最大的冲击，最可怕的攻击，他受到了动摇；倘若他抗拒这个宽恕，他就是彻底的死硬；倘若他让步，他就必须放弃这种仇恨：多少年来，别人的行动使他的心灵充满了这种仇恨，这种仇恨令他愉快；这一回，他要么战胜，要么被战胜，斗争，一次巨大和决定性的斗争，在他的恶和这个老人的善之间展开了。
面对这熠熠光辉，他像一个醉汉踉踉跄跄。正当他这样目光慌乱地走路时，他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迪涅的经历对他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他听到这神秘的嗡嗡声在他生活的某些时刻提出警告，或者纠缠着他的脑子吗？一个声音在他的耳畔说，他刚越过他的命运庄严的时刻，对他来说再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今后他不是最优秀的人，他就会是最卑劣的人，可以说，眼下他要么比主教升得更高，要么比苦役犯跌得更低，如果他想保持卑鄙，他是否要变成魔鬼呢？
这里，他要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提过了。在他的思想中，他还模糊地保留着这一切的某些阴影吗？上文说过，不幸能使人明智；但值得怀疑的是，让·瓦尔让能否弄清这里所说的一切呢？如果这些想法来到他的脑子里，他只能瞥见，而看不清楚，就会使他陷入难以忍受，几乎痛苦的混乱中。他走出苦役监这个丑恶的黑暗的地方时，主教刺痛他的心灵，就像过于强烈的光会刺痛走出黑暗的人的眼睛一样。未来的生活，今后展现在他眼前、纯洁而光辉、可以想见的生活，使他充满了颤栗和不安。他确实不知道他处在什么状态之中。犹如一只猫头鹰蓦地看到太阳升起一样，这个苦役犯被美德弄得眼花缭乱，像瞎了一样。
确定无疑的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他身上的一切起了变化，主教没有对他说过的，没有感动他的，他再也做不了。
在这种精神状态中，他遇到了小热尔维，窃取了小家伙的四十苏。为什么？他确实不能解释；这是他从苦役监带来的邪恶思想的最后表现和最高反应吗？是偷窃癖的残余，静力学称之为“既有之力”的结果吗？正是这样，也许比这稍差一些。简而言之，偷窃的不是他，不是人，而是野兽，它出于习惯，出于本能，愚蠢地把脚踩在这枚钱币上，而理智在这么多未曾见过的新困扰中挣扎着。当理智醒来，看到这个野兽的行为时，让·瓦尔让惴惴不安地后退了，发出惊惧的叫声。
这是因为，窃取这个孩子的钱是奇特的现象，只有在他目前的状态下才可能发生，他做了一件再也不可能做的事。
无论如何，这最后一件坏事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他陡地越过存在于他的理智中的混沌，消除了它，将浓浓的黑暗搁在一边，将光明搁在另一边，在他的心灵所处的状态中，对它施加影响，如同某些化学反应作用于混合物，抛弃一种因素，澄清另一种因素。
首先，在自我审察和思考之前，他像想逃命的人失魂落魄一样，竭力找到孩子，把钱还给他，然后，当他看到这已是徒劳和不可能时，他便绝望地止住了。正当他喊道：“我是一个混蛋！”他刚发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已达到同自我分离，他觉得自己只是个幽灵，面前的自己有血有肉，手里拿着棍子，身上穿着罩衫，背上的背包塞满了偷来的东西，面容坚决、阴沉，脑子里充满罪恶的计划，他是个卑劣的苦役监犯让·瓦尔让。
上文已经指出，过度不幸可以说把他变成一个有幻觉的人。这就像一个幻觉。他确实看到面前这个让·瓦尔让，这副阴郁的面孔。他几乎很纳闷，这是何许人，他感到恐惧。
他的脑子处在这样一种激烈而可怕的状态中：幻觉十分深沉，以致融入现实中。他再也看不见自身周围的东西，在头脑中的形象看来像在自身之外。
他在自我端详，可以说面对面，彼此同时进行，通过这个幻觉，他在神秘的深处看到一种光，他起先以为是火炬。更专注地凝望在他的良知中出现的光芒时，他发现它有人形，这火炬就是主教。
他的良知轮流观察站在面前的这两个人，即主教和让·瓦尔让。不需要压低前者，使后者变得柔和。出于心醉神迷所固有的古怪效果，随着他的幻觉延长，主教在他眼里变大了，闪闪发光。让·瓦尔让则变小了，消失不见。有一会儿，他只是一个黑影。冷不防他消失了。只有主教留下。
他以灿烂的光华充满了这个卑劣的人的灵魂。
让·瓦尔让哭了很久。他热泪涟涟，放声大哭，比一个女人更加脆弱，比一个孩子更加恐惧。
正当他哭泣时，他的脑子里光亮越来越强，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光，一种既令人愉悦又令人害怕的光。他以往的生活，他的第一次过失，他漫长的赎罪，他外表的粗野，他的硬心肠，他获得的自由能痛快地实施那么多的复仇计划，他在主教家遇到的事，他干下的最后一件坏事，窃取一个孩子的四十苏，尤其在他得到主教的宽容之后，这件罪行就格外卑怯和可怕，这一切来到他的脑海中，出现在他眼前，清清楚楚，不过衬托在他从来未见过的亮光中。他注视着自己的生活，他看来显得可怖；他的心灵，他看来显得丑恶。但是一柱柔和的光投射在这生活和心灵上。他觉得在天堂的光辉中看到了撒旦。
他这样哭了多久呢？他哭过以后做什么呢？他到哪里去？人们一无所知。只能证实的是，在这一天夜里，一个当时到格勒诺布尔去运货的车夫，约莫凌晨三点来到迪涅，穿过主教府那条街时，看到一个人跪在石子路面上，处在福来主教门前的黑暗里，保持祈祷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