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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法国小说乃至世界小说创作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而且可以说是更加巍然耸立的丰碑。雨果作为世界杰出小说家的声誉从此稳固确立了。说它较之《巴黎圣母院》更为重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巴黎圣母院》以中世纪末期为故事背景，通过曲折的手法反映当时的法国社会，而《悲惨世界》则直接描绘了十九世纪初期，即复辟王朝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的法国社会，因此更具有现实感；《巴黎圣母院》集中描绘流浪者、乞丐、孤儿等下层人民，而《悲惨世界》则把视角从穷人扩展到社会渣滓和共和派，视野远为扩大，内容更为丰富，意蕴厚实得多。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相隔了三十多年，《悲惨世界》写作时间很长，毕竟是雨果呕心沥血之作！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为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一八二七年参观了比塞特尔的监狱，一八三四年参观了布列斯特的苦役监，一八三九年参观了土伦的趸船。在这种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指导下，雨果写出了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小说：用自叙体写成的《死囚末日记》（1829）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1834）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五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拆开，并无端禁闭了他二十四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故事简洁而动人。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一八二八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一八〇六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的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品行端正，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三十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一八四一年一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写下了记载这一场面的散文。当时有位作家于勒·雅南写过一篇风俗研究《她零售自身》（1832），记述一个女子为穷困所迫，出卖自己的头发和一颗牙齿。这个故事雨果有可能知道。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四个主要人物：米里埃尔主教、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在构思和写作小说《贫困》。一八四八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十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付梓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从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他花了七个月，“对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整部作品反复思考，融会贯通，使十二年前写的一部分和今后将写出的另一部分完全一致。”从一八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八六一年五月，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作《悲惨世界》，直至精疲力竭。于是他到比利时旅行，从五月二十二日起，到滑铁卢战场凭吊，随即写作关于这场战役的篇章。六月三十日，他写完了全书。九月，他回到盖纳西岛以后，复看手稿，从十二月至次年五月，补写了第五部。小说在一八六二年上半年陆续出版。《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它被看作雨果的小说代表作，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小说出版时，虽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却不为评论家所充分了解。拉马丁认为“这部小说是危险的”，就是一例。另外有人认为，倘若《悲惨世界》早问世二十年，也许会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同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相媲美。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人。《悲惨世界》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巴黎的秘密》当初人人争睹为快，排队等候刊载这部小说的报纸出售那种轰动一时的情形。雨果并不稀罕这种一时的成功，因为他不愿《悲惨世界》以报纸连载的形式问世，认为这有损于艺术品：“轻快而肤浅的剧作只能取得十二个月的成功；深刻的剧作会获得十二年的成功。”雨果的断言是正确的。《悲惨世界》在二十世纪受到长盛不衰的欢迎，流传于世界各国，它的读者远远超过了《巴黎的秘密》的读者。
《悲惨世界》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首先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为生存而挣扎、受凌辱受欺侮、受迫害受压迫的穷苦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在文明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依仗法律和习俗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神圣命运制造苦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沉沦，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制，换言之，也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让·瓦尔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七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五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十九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他连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只有米里埃尔主教款待了他，但他反而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他被抓住扭送到主教家里，不料主教说这套银器是送给他的，而且多送给他一对银烛台。他深受主教的感化，力求做好事。命运给了他机会，让他在制造黑玻璃小工艺品上有所发明而发达起来。他改了名字，办起了企业，为滨海蒙特勒伊城和穷人花了一百多万，创办托儿所，创设工人救济金，开设免费药房，等等，最后当了市长。出门时他往往衣袋装满了钱，回来时却囊空如洗，钱都散发给了穷人。他确已改恶从善，可是，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曾经是罪犯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在得知一个叫尚马蒂厄的流浪汉长得像他而蒙受冤屈时，他挺身而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再次从狱中逃出后，他继续行善，又一次引起警方注意。他只得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就是刑罚过量的苦海中。让·瓦尔让因偷了一只面包而判了那么重的刑罚，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监牢，一点点过错就成为累犯，要判终身监禁，真是秋荼密网啊。社会对于让·瓦尔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发指。可悲的是，当让·瓦尔让向马里于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里于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让·瓦尔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诚然是出自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让·瓦尔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么，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柯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让·瓦尔让）解雇了她，从此开始了她悲惨的经历。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用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不了自己和寄养在泰纳迪埃那里的女儿。十法郎卖掉了一头秀发，四十法郎出售了两颗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为社会的奴隶。曾几何时，一个活泼泼的年轻少女，变得形容枯槁，病入膏肓了。社会对她这种人还加以歧视，她受到恶少把雪团塞进衣衫的捉弄，反而要被警察监禁。她看到自己的恩人让·瓦尔让遭到沙威逮捕，惊吓而死。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同让·瓦尔让相比，就显出妇女比男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妇女是弱者中的弱者，更容易受到摧折。雨果描绘芳汀的笔墨不多，但却非常真实。芳汀与生活中的原型相差不大，这就说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女子何止千万，小说家无需作大量的加工，便能再现一个受损害受侮辱者。在处理这个人物的结局时，雨果同样归咎于社会压迫：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让·瓦尔让；既有心毒手狠的泰纳迪埃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让·瓦尔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柯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泰纳迪埃家受到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小小年纪便要干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东西。让·瓦尔让去寻找她的时候，正是圣诞节之夜，而柯赛特却要提心吊胆地到树林的泉边去打水。
柯赛特又瘦又苍白；她将近八岁，看上去只有六岁。她的大眼睛由于哭泣，深陷下去一圈。她的嘴角因为经常恐惧，耷拉下来，在犯人和绝望的病人身上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她的手就像她的母亲所猜测的那样，“给冻疮毁了”。这时，照亮了她的火光使她显得瘦骨嶙峋，明显地十分吓人。由于她始终瑟瑟发抖，习惯了并紧双膝。她穿着破衣烂衫，夏天令人怜悯，冬天令人吃惊。她身上的衣服尽是窟窿；与毛料无缘。可以看到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表明泰纳迪埃的女人拧过的地方。她的光腿红通通，十分细弱。锁骨凹下去，令人伤心。这个孩子整个人，她的举止，她的姿势，她的声音，她说话的不连贯，她的目光，她的沉默，她细小的动作，都反映和表达一种想法：恐惧。
童年的柯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她无亲无故，干的粗活不是孩子所能胜任的，更不用说挨打受骂，缺吃少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柯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雨果并没有杜撰柯赛特的故事，他举出社会中确实存在这类五岁童工的事例。勾画出童年的柯赛特的可怜形象，《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苦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的小说试图唤起人们思索，起来铲除愚昧和困苦。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在议会就曾大声宣称：“诸位，我不属于那些认为可以消灭世间痛苦的人之列；痛苦是一个神圣的法则；但是，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由于法律和习俗造成的。他尤其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权力，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和信任，而认为偷盗、谋杀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他认为官吏不会搞错，法官从不犯错误，而犯过罪的人不可救药，从此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不承认有例外。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那样，四处搜索，不达目的不甘罢休。不要说让·瓦尔让，就是“他父亲越狱，他会逮捕归案，他母亲违反放逐令，他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做得过分，就变得近乎恶劣了”。沙威没有想到，他对让·瓦尔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社会的恶。小说开卷，雨果便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埃尔主教。他把自己宽敞的主教府让出来做医院，救治穷人。他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尔中的一万四千利弗尔捐助给慈善教育事业，至于车马费和巡视津贴则全部捐出，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像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的仁爱居然达到这样的地步：一天，他为了不肯踏死一只蚂蚁，竟扭伤了筋骨。让·瓦尔让忘恩负义地偷走了他的银器，他不但不斥责让·瓦尔让，反而以心爱的银烛台相赠，说道：“让·瓦尔让，我的兄弟，您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我赎买的是您的灵魂；我消除了肮脏的思想和沉沦的意愿，把您的灵魂给了天主。”从此，让·瓦尔让醒悟了。小说描写让·瓦尔让赎罪的一个又一个行动：拯救芳汀，保护和扶养柯赛特，为地方做善事，救济穷人，感化沙威，终于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在这些行动中，最突出的是感化沙威。在雨果笔下，沙威并不是恶的化身，他还有善的一面，他虽然凶狠却很正直，而且刻苦、克己、节欲、纯朴，有高贵品质。只因他以为自己的信条是绝对正确的，决不能放过罪犯，他才那样死盯住让·瓦尔让。可是让·瓦尔让并不记恨他，相反，当起义者抓住了沙威，将沙威交给让·瓦尔让处死时，让·瓦尔让却放走了他。沙威的信仰至此破灭了，精神防线也随之崩溃，终于投塞纳河自尽。雨果以此描写仁爱精神的胜利。沙威之所以能转变，是因为身上有善的因素，经过点化，终于醒悟过来。而小说中作为恶的代表的泰纳迪埃，从他在滑铁卢战场上盗尸开始，继而虐待柯赛特，把柯赛特当作摇钱树，破产后他流窜到巴黎，以行骗、盗窃为生，与城狐社鼠结成一伙，企图敲诈让·瓦尔让，被马里于斯告发，警方将他逮捕，他潜逃后又企图勒索马里于斯，从头至尾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向善之心，让·瓦尔让的高尚行为也丝毫触动不了他，仁爱精神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雨果似乎意识到仁爱精神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次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街垒是“英雄主义的聚会地”，他通过人物之口说：“只要人类没有进入大同世界，战争就可能是必要的，至少抓紧时机的未来反对拖延滞后的往昔那种战争是必要的。……惟有用来扼杀权利、进步、理性、文明、真理的时候，战争才变得可耻。”雨果对正义战争的肯定，实际上与仁爱济世的思想是相抵触的。换言之，雨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仁爱济世的观点。雨果赞美斗争，同他自身的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完全合拍，他思想上的升华是实际斗争的结果。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他笔下的昂若拉是罗伯斯比尔的信徒，“ABC之友社”的核心人物。他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是为了未来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一次革命是一笔通行税。……兄弟们，在这儿牺牲的人，是死在未来的光辉里，我们要进入一座充满曙光的坟墓”。即通过斗争改变黑暗的社会，争取未来的太平盛世，这是充满民主激情的话语。他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雨果有可能根据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的圣鞠斯特来塑造他。马伯夫是个八旬老翁，平时侍弄花草，生活清贫，但起义爆发后，便赶到街垒，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地竖起，壮烈地牺牲了。加弗罗什是个巴黎的流浪儿（泰纳迪埃把他遗弃了），虽然生活无着，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如今又是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即将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青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在起义的参加者中，还应该提到马里于斯。雨果笔下的人物很少表现出思想的曲折变化，而马里于斯是个例外。他原先受到外祖父吉尔诺曼的影响，是个保王派。他父亲蓬梅西是拿破仑手下的战将，在滑铁卢战役中立了战功，受封为男爵。吉尔诺曼敌视他，不让他与马里于斯见面，否则要剥夺马里于斯的继承权。蓬梅西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只得忍气吞声，只能趁儿子上教堂之际，偷偷去看儿子。他死时给儿子留下遗嘱。马里于斯受到震动，暗地里查阅书报，了解到父亲的英勇事迹，终于改变了立场，与外祖父决裂，离家出走，接触到“ABC之友社”的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心底里还残留着旧观念：他对于自己的姓氏上加上一个“德”字表示贵族身份，还是相当看重的；他得知匪首泰纳迪埃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泰纳迪埃入狱后，他每星期哪怕借钱，也要送给这个恶棍五法郎。后来他又赠给泰纳迪埃一大笔钱，帮他逃往美洲。他参加街垒战起初是因为失恋，想一死了之，但经过街垒战的洗礼，马里于斯最终成为共和主义者。他的变化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转变历程。雨果并不讳言，这个人物有着他自身的影子。雨果青年时代由保王派转向共和派，从母系观点转向父系观点，与马里于斯相似。甚至马里于斯和柯赛特的爱情也有雨果和朱丽叶的爱情投影：柯赛特的教育近似朱丽叶所受的教育，柯赛特和马里于斯的婚礼在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举行，这一夜雨果就是在朱丽叶家度过良宵的。由于马里于斯的形象糅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因此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得层次分明，细致含蓄，较有深度。雨果把他放到起义中接受洗礼，表明他对共和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悲惨世界》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雨果的小说艺术有很大变化。《巴黎圣母院》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有不小比例，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用法国的雨果研究专家让-贝特朗·巴雷尔的话来说，《悲惨世界》的现实主义，“是以巴尔扎克的方式使人相信一个浪漫的故事”。雨果在一八六二年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十分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贼窟、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让·瓦尔让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这也是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一八三二年六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早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沉寂了的战场恐怖的夜景，雨果对命运注定的渲染：“一只巨大的右手在滑铁卢投下了阴影。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超人的力量确定了这一天……冥冥中有一种可怕的存在。”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奇景纷呈和藏污纳垢，让·瓦尔让身背受伤的马里于斯长途跋涉，遇到下陷的泥坑而免于一死，在出口处又遇上泰纳迪埃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在人物塑造方面，让·瓦尔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的方法描绘的，但他能扛起陷在泥沙里的马车；冒险在高空救出跌落在半空中的水手，随后又摔下去，落在两艘大船中间，潜水逃脱；在大批警察包围中，他不仅自己翻过高高的围墙，而且把柯赛特也弄进修道院；他毫无惧色地将烧红的烙铁按在赤裸的手臂上，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窗口逃走；他几次都能死里逃生，令人扼腕称奇。让·瓦尔让几乎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雨果宣称，小说写的是他“从恶走向善，从错误走向正确，从假走向真，从黑夜走向白天，从欲望走向良知，从腐朽走向生命，从兽性走向责任，从地狱走向天堂……起始是七头蛇，结尾是天使”。雨果是通过浓厚的浪漫主义手法去描写他的经历的。
《悲惨世界》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精细的心理描写。浪漫派素来对心理描写十分重视。但在《巴黎圣母院》中，心理描写还没有大量采用，这一艺术手法在《悲惨世界》中则放出异彩。雨果在描绘让·瓦尔让、沙威、马里于斯和吉尔诺曼时，充分运用了心理描写。对让·瓦尔让的思想分析，贯穿这个人物的始终。小说开卷，他刚刚出狱，对社会加于他的残害感到愤怒和敌视。随后，他重新做人，面对尚马蒂厄的冤案，他的脑海里掀起了风暴。他完全可以不理这个案件：他好不容易当了市长，为百姓造福，如果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就要重新坐牢，变成不齿于人的狗屎，滨海蒙特勒伊城就要毁于一旦。可是这样做违反了良心，要对得起良心，这才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追求。他窃取了另一个人在阳光下的位置、生活和安宁，置别人于死地，这样他就会虚度一生，白白地苦行赎罪了。他斗争了一夜，总算想清楚一点，于是毅然赶往开庭审判的地方。他曾庆幸找不到马车；当马车的辕木折断时，他又欣喜地感到去不成了；待到听见案子审完了，他又松了一口气；走不进审判大厅，又斗争了许久，他一度往回走，最后还是返回。这一连串描写，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要克服自己的杂念，苦苦挣扎的心理状态。自从他与柯赛特相依为命以后，他生怕失掉了她。一旦发现马里于斯的异常表现以后，马上带上柯赛特离开武人街，搬回普吕梅街。及至从镜子上看到吸墨纸上柯赛特写给马里于斯的字条，真是如雷轰顶，陷入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但他对柯赛特的爱仍然起着作用，这使他关心马里于斯的下落和安全。他恨马里于斯要夺走他的心头肉，却又在马里于斯受伤倒下时把他救走，历尽艰难，把马里于斯送到吉尔诺曼家里。这种爱与恨混杂的微妙心理写得活灵活现、真实感人。他不愿因自己的苦役犯身份，有碍于柯赛特的婚姻和幸福，想方设法不在婚约上签字，不参加婚宴。他也不愿意对马里于斯永远隐瞒自己的身份，及时地向马里于斯和盘托出，宁愿受到鄙视，可是却无法克制想看到柯赛特的心愿。至此，一个脱胎换骨、无比正直的人物终于塑造出来了。
雨果对沙威也依仗心理描写来刻画，其难度不下于描绘让·瓦尔让。这样一个死心塌地为官府效力的警探，源于他有一套深信不疑的信条，他要严厉执法，毫无同情之心，凡是犯过罪的人，他认为永远不可救药；在他看来，沦为妓女必然下贱，而公子哥儿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的。他脑子里似乎没有思想斗争。但是，奇迹在他身上发生了。让·瓦尔让不仅没有利用机会报复，把他枪决，反而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让他去捉拿。面对这样的宽厚、人道，他无地自容，他的信条动摇了，他“偏离正道”，居然放走了让·瓦尔让。这时，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交出让·瓦尔让，这样做不好；给让·瓦尔让自由，这样做也不好。第一种情况，执法的人堕落得比苦役犯还低贱；第二种情况，苦役犯比法律还高，将脚踩在法律上面。这两种情况都有损于沙威，采取哪种决定都要堕落。”他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神圣的苦役犯，一个不受法律制裁的苦役犯”。他失去了信念之后，感到惶恐不安，认为自己出于怜悯而违犯法纪。他发现自己面前升起一颗“陌生的美德太阳”，这个“秩序的监守者、不可腐蚀的警察、保卫社会的看门狗”，是“在法律的模子里整块铸成的惩罚塑像”，如今发现自己有一颗讲人道的心。他对自己的变化无法解释，他对自己的行为无法调和，于是只有一条出路：跳下塞纳河自尽。雨果对这个人物的最后转变是描写得合情合理的，他的心理状态把握得十分准确。
马里于斯的转变过程和所思所想，同样描写得细致入微。他从保王派转到共和派是在查阅了报纸和战报之后，他“又怕又喜地看到群星璀璨……还有升起一颗太阳”。他发觉至今对拿破仑和其他事态发展都搞错了，认识到拿破仑策划了“旧世界崩溃”，是一个“负有天命的人”。他从崇拜拿破仑转到站在共和派一边，他的观点甚至比共和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觉得自己有负于父亲，便念念不忘执行父亲的遗嘱。可是，他找不到泰纳迪埃。他想不到泰纳迪埃是个歹徒，他委决不下：如果他开枪报警，那个白发先生就会得救，而泰纳迪埃却要完蛋；如果他不开枪，白发先生就会牺牲，他无法向柯赛特交代，而泰纳迪埃就会逃之夭夭。要么违背父亲的遗嘱，要么让罪恶得逞！他处于两难境地。这是爱情与报恩遇到了矛盾，他无法解决，其实他是怂恿了罪恶，要执行父亲的遗嘱办事略占上风。后来，他得知割风先生是苦役犯以后，设法要同他划清界线，把他从家里赶走，直到发现让·瓦尔让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给柯赛特的巨款是他自己的钱以后，才醒悟过来，感到让·瓦尔让行为崇高。而他对泰纳迪埃的勒索虽然气愤，却仍然慷慨地送给他钱，并出了一大笔钱让泰纳迪埃逃到美洲去，而不是报警，对这个坏蛋绳之以法。两相对照，仍能看出他思想深处的偏袒心理。
吉尔诺曼是一个顽固的老古董，坚定不移的保王派。他发现了马里于斯怀念自己的父亲以后，两人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他一怒之下，把马里于斯赶出了家门。可是，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外孙，几年下来，他的防线渐渐守不住了：他要求别人不再向他提起马里于斯的名字，又暗暗抱怨别人对他俯首贴耳；他从不打听马里于斯的情况，可是总在想他；他的自尊心对他说要赶走马里于斯，但他默默地摇着老迈的头，忧郁地回答不。他非常希望马里于斯能回到身边，但他嘴上还是很硬的，而且浪荡的习性不改，见到马里于斯以后，无意中贬低了柯赛特，得罪了马里于斯，马里于斯再次愤然离去。这一次终于把他打垮了，最后他向马里于斯彻底屈服，答应让马里于斯娶柯赛特，甚至在马里于斯面前赞扬雅各宾党，但他实在说不下去，跑出房间，把真心话吐出来。这个老人的特殊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应该指出，对照艺术在《悲惨世界》中也有所体现。作为对照艺术大师，雨果善于作人物的对比。让·瓦尔让与沙威是一对矛盾体，互为对照。一个虽是罪犯，但要改恶从善；另一个虽是警察，但执法过严。一个不断做善事，却屡屡碰壁，另一个不断做错事，也未见得步步高升。一个平安死去，另一个以自杀告终。让·瓦尔让与福来主教是彼此有关的另一对。让·瓦尔让由恶至善，而福来主教是善的化身；后者是善的本源，前者是善的扩散。沙威与泰纳迪埃又是互有关联的另一对。沙威是一条看门狗，不管什么人都乱吠一气，本质上并不能说很坏；而泰纳迪埃是恶的化身，狡猾、阴险、恶毒、工于心计（他的妻子与他构成夫唱妻随的又一对，形体上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精神上虽是同样歹毒，妻子只是他的跟屁虫）。芳汀和柯赛特的身世形成对照，芳汀悲惨，而柯赛特是先苦后甜，她享受到母亲得不到的幸福。马里于斯和吉尔诺曼老人是一对。他们都是犟脾气，一个年轻气盛，决不让步，爱情热烈专一；另一个年老体衰，出于爱后代不得不让步，性格轻薄，爱寻花问柳。雨果已不再仅仅限于美丑对照，像在《巴黎圣母院》中所做的那样，而是以不同类型的性格、经历、精神特点、点与面等等的差异，作为对照物，使对照艺术得到更充分的运用。人物对照艺术有助于人物形象显得更为鲜明，避免雷同；而在叙述上也更为曲折有致，增加兴味。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四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的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包括沙威的感化都是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发生的。小说至此，已达到最高点，随后便通向结局。结构上取得了均衡的效果。有序幕：米里埃尔主教感化让·瓦尔让；有发展：让·瓦尔让做善事、芳汀的故事、柯赛特的故事、让·瓦尔让与沙威的周旋；循序渐进，一步步达到高潮；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就像一出戏剧，安排得当，情节虽大起大落，却错落有致，显示了雨果的小说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郑克鲁
二〇〇二年二月一日于上海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