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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虽然立国时间也就区区二百五十年左右，其文化软实力则不容小觑，历史学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呈现，在美国格外受到重视。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的历史学经历了职业化和学科化的发展，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初“新史学”——以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911年的著作《新史学》（ The New History ）出版为标志——发轫之后，极力主张打破狭隘的政治史研究传统，用进步的、综合的、多因素的观点从整体上考察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倡导历史学与新兴的社会科学相结合，注重历史的社会功能，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由此呈现出史学发展的新面向、新格局和新趋势。在二十世纪美国史学发展的进程中，小阿瑟·M. 施莱辛格无疑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历史学家，他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埃里克·戈德曼（Eric Goldman）、丹尼尔·约·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等同一代著名史学家成为接续二三十年代“进步主义史学”之后，在一九四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最为活跃、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直至一九八〇年代之后各类新流派、新转向，如“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等的出现后被迭代，但是，他们是二十世纪中期承上启下的一代史学家群体，也被贴上“自由主义史学”、“保守主义史学”或“一致论史学”等标签。
小施莱辛格出身史家名门，其祖父一代1860年从德国移民至美国，父亲阿瑟·M. 施莱辛格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走上历史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曾先后执教于俄亥俄大学和艾奥瓦大学，1924年获聘于哈佛大学，小施莱辛格随全家一起迁居到波士顿坎布里奇，从此与哈佛结下了深深的情缘。作为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施莱辛格勇于打破美国传统精英史学的羁绊，尤其关注美国社会生活史、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所撰写的《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1763—1776》（ The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76 ）、《美国历史新观点》（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以及主编的多卷本《美国生活史》（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等均获得学界的好评，其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查尔斯·奥·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弗农·路易斯·帕林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等人一样，被认为是“进步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小施莱辛格的母亲伊丽莎白·班克罗夫特（Elizabeth Bancroft）据称和十九世纪美国最具声望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是远亲。小施莱辛格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尤其是得到父亲在人文教育方面的培养，其年少聪慧，博览群书，涉猎甚广，1933年，小施莱辛格十六岁，已经从高中毕业，考虑到进大学年龄还小，同时为了奖掖他学业优秀，父亲带他和全家作了一次环球旅游，以开阔他的眼界，更多地了解世界。他们游历了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瞻仰了人类文明史上许多著名的历史遗迹，从金字塔到雅典卫城、庞贝古城，从紫禁城、万里长城到吴哥石窟。正是在北京，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当时他正在中国从事研究和学习汉语）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威尔玛·坎农（Wilma Cannon，中文名费慰梅）前来拜访施莱辛格一家，与小施莱辛格结识。威尔玛·坎农的父亲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著名生理学家（坎农家的旧宅所在地后来建成现在的哈佛燕京图书馆）。1936年小施莱辛格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十九岁的一年级新生认识了比自己大五岁的女孩玛丽安·坎农（Marian Cannon），她正是威尔玛·坎农的妹妹。当时已经回到哈佛的姐姐和姐夫慧眼识珠，也曾为他们的姻缘牵线搭桥。两人成婚后，小施莱辛格与费正清不仅变成了连襟关系，两位历史学家还成了终生的好朋友。我们从两人的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到，1987年正值费正清八十大寿，小施莱辛格夫妇专程去坎布里奇为其祝寿，而当年恰好也是小施莱辛格的七十大寿，费正清夫妇也特地到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参加了小施莱辛格的生日庆祝会，彼此之间有着深切的交往（据小施莱辛格《日记，1952—2000》[ Journals，1952—2000 ]）。
在哈佛求学期间，小施莱辛格师从著名思想史家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和文学史家弗·奥·马西森（F. O. Matthiessen），以研究十九世纪美国思想家奥雷斯蒂斯·奥·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的思想为主题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论文经他补充修改后成书，于1939年4月正式出版，书名为《奥雷斯蒂斯·奥·布朗森：一个朝圣者的成长》（ Orestes A. Brownson: A Pilgrim's Progress ）。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一些史学名家如比尔德、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等人的好评，比尔德称之是“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真正思考”。正是由于对布朗森的思想史研究，小施莱辛格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历史发展和演变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他接触大量有关社会等级和思想冲突、宗教教派和神学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对一八三〇年代民主党总统杰克逊当政时期，美国由早年的精英民主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转型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对当时美国史学界关于“杰克逊民主”的传统诠释产生疑惑，如“边疆学派”宗师特纳从“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角度，把“杰克逊民主”主要解释为“源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边疆民主社会”，过于强调区域利益冲突，而忽略财富与阶级的不平等和冲突。这样的问题意识激发起小施莱辛格对探究杰克逊时代历史的浓重兴趣。同时，他也试图在美国的历史中为当时罗斯福总统正在大张旗鼓实施的“新政”寻找先例，以此证明“新政”的合法性。他把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结合起来，以思想史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史，采用文献档案和口述史并重的手段，对杰克逊时代美国社会的转型、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两党制度建构与形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撰写了成名作《杰克逊时代》，打破了以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片面地将“杰克逊民主”的形成完全归结为源于西部边疆生活的观点，他认为，“杰克逊民主”同样具有重要的东部起源，尤其是杰克逊主义中的激进主义的来源，就是东部那些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产物，他明确提出阶级冲突是发生社会变革动力的观点，认为：“杰克逊民主”的真正动力源于日益城市化、工业化的东部，那里的劳工阶级、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更为激进的经济民主中起到了领导作用。“杰克逊民主”更多地表现为阶级斗争而不是区域之间的斗争，而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形式便是工商业界与其他所有群体之间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该书在1945年出版后，即获得学界甚高的评价，被认为是“进步主义史学”最后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具有成熟的眼光和分析性的思考”（著名史家霍夫斯塔特语）。史家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在书评中称：该著“赋予了杰克逊主义运动新的意义……是值得关注的分析历史作品，充满活力，富于洞察力和新的事实”。《杰克逊时代》获得1946年普利策历史著作奖，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地位。此时，小施莱辛格才二十八岁，可谓是少年成名。由于其出色的史学才华和成就，同年即被哈佛大学聘为历史系副教授。施莱辛格父子两人同时执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施莱辛格把自己在哈佛常开的一门课程《美国社会与思想》拆分成两门课，思想史部分由小施莱辛格开设名为《美国思想史》课程，他自己则专讲《美国社会文化史》。父子接续，相得益彰，受到了哈佛学生的欢迎，“上阵父子兵”也成为哈佛校园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小施莱辛格和其父母均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民主党的忠实拥趸，他在学生时代就十分赞赏一九三〇年代罗斯福总统为克服美国经济大萧条而实施的“新政”社会改革。面对战后美国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潮，“反共”“恐共”也成为攻击和诋毁“新政”的借口，在东西方冷战的缘起阶段，小施莱辛格对美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撰写了一部为自由主义张本的政论性著作——《核心：自由的政治》，于1949年出版。此书全面阐述了他对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入分析和主要观点，以及对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提出要理解自由主义传统，秉承“新政”自由主义的路径，除了“核心”，无左无右。唯如此，才能真正捍卫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的这部政论性著作被评论界视为“一部战后自由主义的宣言”。同时，也标志着小施莱辛格从进步主义历史观向自由主义历史观的转变。在“非美活动忠诚调查”和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的年代，他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是思想的分歧，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反对对同情和支持左翼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和迫害，他不赞同把所有身为共产党员的教授开除出大学的观点，主张“在课堂上要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年间，美国经历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一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扩张，一次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一场引人注目的政治改革试验，一次天翻地覆的世界性战争。美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埃里克·方纳《新美国历史》）大家都想了解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动荡起伏、风云变幻的年代，专业历史学家们纷纷著述立说，写出了一大批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作品。1957年至1960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罗斯福时代》三部曲，即《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新政的来临：1933—1935》、《剧变的政治：1935—1936》。与绝大部分论述罗斯福“新政”的作品或其他罗斯福传记不一样的地方是：小施莱辛格并不局限于“新政”本身来讨论“新政”，也非主要突出罗斯福个人对“新政”的建树和贡献，而是将“新政”和罗斯福个人置于一个特定的、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和论述。他曾说：“一切都是以我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为条件的。”该三部曲的第一部《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就着重追溯和分析了“新政”的思想和历史根源，特别是将罗斯福的政治思想与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了他们的异同，以及小罗斯福汲取了前任思想观念的合理部分，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政治思想和实施“新政”的政治理念。小施莱辛格以后来逐步成型的“美国历史周期理论”为分析范式，他把这种范式称为“全国范围内公共目标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持续转换”。每隔数十年，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历史周期，因此，小施莱辛格深入地分析了一九二〇年代美国社会在共和党保守主义政府治理下，如何从所谓的“柯立芝繁荣”走向经济大萧条的过程。小施莱辛格对“新政”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述是全景式的，书中详实地描述了罗斯福动员当地美国人和移民，各种族（无论黑白）选民，无论北方各州还是南方各州的各阶层选民结成联盟来赢得大选的胜利。《罗斯福时代》这部巨著还“记录了美国社会在公共政策引导下成功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与过渡的过程，充分展示了现代民族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尝试和举措，增强危机的处置能力，妥善应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困境，从而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心理，摆脱危机阴影，从而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业绩和成效”。（艾拉·卡茨尼尔森《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小施莱辛格还认为，“新政”是悠久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该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立国之初。“新政”改革也是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在与那些贪婪自私的利益集团的斗争中获得了成功。这部著作气势宏大，文笔优美，论述生动有力，感人至深，出版后获得了史学界和一般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罗斯福时代的看法，第一卷《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还获得了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著名史学家约翰·威廉·海厄姆（John William Higham）曾评价说：“自从乔治·班克罗夫特那个时代以来，首次有一部描述美国历史中一段时期的多卷本学术著作能获得如此高度的赞扬。”（海厄姆等《历史：美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 States ]）当代史家卡茨尼尔森也指出，在众多历史学家中，小施莱辛格“首先提出了围绕救赎这一主题书写‘新政’历史的主张。这也是最早由职业历史学家对这一主题作出的严肃评判，为后来的‘新政’研究定下了基调”。
在《罗斯福时代》三部曲中，小施莱辛格解释历史的框架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坚持“进步史学派”的那种“阶级冲突论”，而是致力于论证“美国的政治传统主要是基于一种自由主义的和谐一致”。后来有人也把他归入“和谐论”的历史学派中，其实他与“和谐论”有所不同，他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不仅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秉持这样的观念和立场，在参与具体政治实践中，亦是如此。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小施莱辛格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才华也可以对社会与现实政治产生影响，他希望自己不同于父亲，仅仅充当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像他从小就敬仰的先辈班克罗夫特一样，既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能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对于介入政治行动有了很大的热忱和积极性，也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的行动主义者。1947年他与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等人一起发起组建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组织“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ADA），并在该组织中发挥思想智囊的作用。1949年出版的《核心》一书，被称为“战后自由主义的宣言”，自然也是ADA的行动纲领。1952年和1956年，小施莱辛格先后两次参加了民主党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总统竞选班子，成为史氏的演讲撰稿人，但是，史氏两次都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然而，小施莱辛格的自由主义观念引起了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的注意，遂将其吸纳到自己1960年的总统竞选团队中来，一方面，他觉得小施莱辛格可以成为他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之间的一座桥梁，另一方面，他觉得小施莱辛格对自由主义观念的一些阐释可以为他的竞选纲领提供一些新意，这恰恰是他本人最感缺乏的。正如肯尼迪传记的作者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所言：“施莱辛格加入肯尼迪的竞选阵营，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肯尼迪与史蒂文森相比是个更加现实的自由主义者，而帮助杰克发现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正是施莱辛格。”（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肯尼迪试图学习罗斯福，网罗了一批知识精英进入他的智囊团，小施莱辛格与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人成为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所称的“出类拔萃之辈”中的一员，肯尼迪任命他为总统的特别助理，参与白宫内外事务的处理。史学家从政，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确实引起过一些人的质疑。肯尼迪的密友和幕僚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en）曾写道：“其在白宫的职责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诟病，说他不过是装饰门面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或者不了解肯尼迪总统以史为鉴、对历史的重视程度，或者不了解阿瑟有着多么敏锐的政治头脑……后来阿瑟写的关于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传记充分证明了白宫的选择是明智的。”（特德·索伦森《总统幕僚：在肯尼迪身边十一年》）
1963年11月23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1968年6月4日，曾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的弟弟罗伯特也被刺杀身亡。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一个月，其遗孀埃塞尔就向小施莱辛格提出要求，请他为其丈夫撰写一部传记，尽管此时小施莱辛格还沉浸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深深的悲伤之中，他曾对朋友说：“因为伤心欲绝而无法静心思考。”（理查德·奥尔德斯《施莱辛格：帝国历史学家》[Richard Aldous， Schlesinger: The Imperial Historian ]）但是面对肯尼迪兄弟的遗孀杰奎琳和埃塞尔以及他们的家庭，他都是无法拒绝的。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长时期以来唯一能从白宫这一有利位置观察历史的职业历史学家”，当然义不容辞地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由著名记者与史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畅销书《总统之死》（ The Death of a President ）中对肯尼迪兄弟夸张和不实的叙述。为了如实记录肯尼迪总统白宫执政的岁月，他曾因肯尼迪的要求，积累了许多重大事件决策过程的记录和笔记（本是准备为肯尼迪将来自己所用），后来又对一些当事人作了口述史实录来加以补充。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1966年再度获得了普利策传记奖和国家图书奖。后来又完成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传记《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此书也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因为要连续为肯尼迪兄弟立传，他不得不放下《罗斯福时代》第四卷的写作，致使这部伟大的多卷本著作始终存在未竟的遗憾。而事实上，作为肯尼迪的同龄人，小施莱辛格对于“接过火炬的一代”（指出生于二十世纪的年轻一代政治家）有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期望，按照他正在逐步成型的“美国历史周期理论”，肯尼迪正是接续罗斯福“新政”改革传统的一代，这一代不但可以塑造出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而且是在政治上可能更能创新的人。《一千天》如同他的前两部作品一样，具有优秀史家的宏大叙事风格，史实清晰，细节生动，为读者勾画出肯尼迪当政时期内外政策形成和决策的历史情境。
当然，小施莱辛格从内心深处是希望能将肯尼迪时代与美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改革传统接续起来，为它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正是由于对肯尼迪兄弟执政历史的分析和记载，使之成为继“杰克逊时代”、“罗斯福时代”，直到“肯尼迪时代”的这样一部美国民主党自由主义传统和推进社会变革的作品系列，也形成了小施莱辛格主要历史著述的一个特征。作为被评论界称为一度处于美国政治核心圈的人物，小施莱辛格如此接近政治权力中心，可以利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以及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来描述和分析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运作，但是，这样的描述和分析能否摆脱政党圈子的立场和偏袒，能否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也常常遭到学界和社会的质疑，有人就说他是“肯尼迪的卡米洛（Camelo，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是“宫廷历史学家”，是“肯尼迪神话”的制造者之一。但是，小施莱辛格指出，在历史学职业化之前，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就源于他们亲身的经历。涉足历史纪录的客体对历史学家而言是有益的。他后来在谈到历史学的功用时指出：“历史学家的目标是在重现往事的过程中力争做到准确，抽丝剥茧与客观公正。但是历史并非仅仅是供奉于大雅之堂中的一门学科，它在国家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历史之于国家就像记忆之于个人，一个人被剥夺了记忆，会感到无助与迷失，全然忘记他去过哪里或即将前往何处。以此类推，当一个国家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时，它将无法应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
离开白宫后，小施莱辛格又回到校园，他被纽约市立大学聘为阿尔伯特·史怀哲人文讲座教授，除了教书写作，也较多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发挥着一个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关注着美国社会和政治，在各类媒体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和时评，一部分结集出版，如讨论美国历史发展问题的《美国历史的周期》，探讨美国总统制度的《帝王总统》和《战争与美国总统制》，参与美国种族问题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辩的《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其“美国历史周期理论”来源于其父亲施莱辛格的“国家政治趋势论”，并吸纳了一九六〇年代社会学中“代”的理论发展而成，认为美国“政治周期”就是国家在公共目标与个人利益之间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他以此理论解释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对一些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褒贬不一，争论不少。对美国总统制的研究，主要体现其自由主义态度和立场，尤其是针对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总统行政权力的扩张，小施莱辛格提出了“帝王总统”的概念，其时恰逢美国政界为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帝王总统”很快成为被学界和社会接受的一个政治术语，认为其恰如其分地阐释了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增长和国际地位上升，美国总统制所发生的变化。由于其长期参与总统竞选的实践，并一度担任总统的特别助理，使那些研究总统史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其著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福里斯特·麦克唐纳，《美国总统制：一部知识史》[Forrest McDonal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对于自一九八〇年代兴起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小施莱辛格也积极参与其中，1991年出版的《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一书，即是他针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历史痼疾，将“多元文化主义”放在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和种族在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在北美大陆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合众为一”，而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家和民族。他坚持美利坚国家认同，反对偏执地极力地宣扬“非洲中心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担忧族群自我认同超越国家认同有可能产生的危害，其最终结果必将导致美国的分裂。对照当下的美国，小施莱辛格的担忧不无道理。
作为历史学家的小施莱辛格，一生笔耕不辍，除了为世人留下了十几部史学专著之外，还主编过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如在《牛津美国历史学会历史文献指南》（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s Guide to Historical Literature ）中就列入了其主编的《大西洋移民与美国的建立：1607—1860》，此外还有《美国的思想道路》（ 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 ）、四卷本的《美国政党史》（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Parties ）和十卷本的《美国总统选举史：1789—1984》（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789—1984 ）等。2000年他八十三岁，出版了自己两卷本的回忆录中的第一卷《20世纪的历程：1917—1950》（ 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Innocent Beginnings, 1917—1950 ），2007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德鲁（Andrew Schlesinger）和斯蒂芬（Stephen Schlesinger）又根据他的日记编辑了回忆录的第二卷《日记：1952—2000》以及《小施莱辛格书信集》（ The Letters of Arthur Schlesinger Jr. ）。由于小施莱辛格具有多重面向，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 Historical Writhing ）认为他“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知名和最具争议的历史学家”。2017年，英国史家理查德·奥尔德斯编写出版了小施莱辛格的传记：《施莱辛格：帝国的历史学家》，因其九十年的一生确乎伴随着美利坚“帝国”盛衰荣辱的过程。1988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公告，训斥时任总统里根对自由主义的嘲弄和轻蔑，坚称自由的原则是永恒的。包括小施莱辛格、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在内的六十三位著名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在上面署了名，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称他们是“关键的知识分子核心人物，是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坚强道德中心”。（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2015年我在为谈丽博士的专著《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撰写序言时曾说道：“在中国，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除了《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和由其主编的《美国政党史》有中译本（其实都是摘译本）之外，他的重要著作《杰克逊时代》、《罗斯福时代》三部曲、《美国历史的周期》、《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帝王总统》以及《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等，目前都无中译本。而事实上，对小施莱辛格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剖析和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二十世纪美国史学史和思想史的理解。”201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决定把译介小施莱辛格的主要史学著作列入该社的出版计划，并购买了其中十部主要史学著作的版权，翻译出版，以飨读者。尽管，小施莱辛格的史著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作品，它的某些观点和结论已经显得落伍，他本人也始终摆脱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在美国史学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发展过程中，无疑还有其一席之地，特别是《杰克逊时代》、《罗斯福时代》等作品，既有学院派职业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扎实功力，又兼具深受读者喜爱的通俗历史作品书写中叙事精彩和文笔生动的特点，至今仍被认为是史学的经典之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要了解二十世纪美国历史，小施莱辛格的史学作品依然是值得一读的。如果要想深入了解小施莱辛格的史学思想，前述谈丽博士的专著《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学界最为扎实最为深入的著作，可以参照阅读。
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