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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投机者处在散户投机分子和投资者之间的某一点上，这一点是不固定的。但是与投资者相反，投机者对一切消息都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消息的反应就像散户投机分子那样。当投机者在行情上升时，即使价格因某一偶然事件而暂时下跌，例如美国总统因心肌梗死而过世（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患心肌梗死），或是南非发生了地震，他不会立即放弃他的投机计划。只有当消息太严重以致动摇了他的预测基础，并与他事先的假设相违背时，他才会重新调整交易组合。投机者对股市在X与Y（见图1-1）之间发生的波动忽略不计，他只看趋势：从A到B的直线。具有长远眼光的投机者关注不同的基本因素：货币与信贷政策、利率、经济扩张、国际形势、贸易平衡表、商业消息等。并且，他们不会受二手消息的影响。他们设计了一个理智的投资组合和战略，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来调整。一句话，他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对是错，总之，他有思想。这是他与散户投机分子的根本区别。
金融巨头当然也有他们的战略和思想。但投机者与他们不同，投机者只是消极的参与者，只想从市场变动中获利。如果他不再想控制一个公司，他就不只是调整手中的股份，而是将其全部卖出。这是一份多么奢侈的工作呀。他和贺拉斯
想的一样：“那些不靠交易生活的人是幸福的。”不用联络公众，不用去做“低下”的工作，他远离货物和积满尘土的仓库，不用和交易员讨论，他每天都在沉思。他坐在舒适的摇椅上，藏在他吐出的烟雾中思考着，远离世界的喧嚣。他的工具就在手边，十分简单：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在今天，肯定还有一台电脑和几份报纸。他也有他的秘密，他知道如何从字里行间读出东西。他没有雇员和经理，不用到处打招呼，不必像银行家和经纪人那样，和各色令人头痛的顾客打交道。他不用劝说别人买东西，他是一个能自由支配自己与时间的贵族。因此，他受到许多人的羡慕，这一点也不奇怪。
然而他的生活中也有危险。他必须习惯于像鳄鱼那样睁着眼睡觉。投机是在有产和破产之间的海上航行。人们需要一艘适合航行的轮船和一位熟练的轮机师。怎样理解适合航行的轮船呢？金钱、信心和镇定。谁是熟练的轮机师呢？那些富有经验并能独立思考的人。巴尔扎克在他的有关“优雅生活”的文章中写道：“世上有三种人：工作的人、思考的人、什么事也不做的人。”真正的投机者是那种善于思考的人，但许多人却认为投机者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交易所投机者这一职业——如果可以称之为职业的话，与记者、医生的职业相似。他像记者一样靠搜集信息生活（记者撰写、评论信息，投机者分析信息），然后像医生那样做出诊断。诊断是最重要的一环，不然的话，医生就没法开药方了。就像医生首先要通过不同的检查对病人做出诊断一样，投机者必须对经济、财政、利率和财政政策进行诊断。然后他才知道怎样调整他的投资组合。如果病情发展情况与诊断不符，用医生的话说，医疗方法不起作用，那么他必须重新诊断。
在这三种人之中，只有记者可以出错。因为记者出错后还是记者。如果医生经常出错，就不会有病人找他看病了。投机者经常出错，他迟早会破产。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记者充满敬意，这一职业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在晚年也亲自尝试过。毫无疑问，记者所要承担的风险与投机者所要承担的风险是没法相比的，因为后者的命运要与走钢丝绳的演员相比才行。但这两种职业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要有敏锐的眼光、宽广的知识面、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高度的工作热情。要是一个人天生有做投机者、医生或记者的才干，那么他天生也有做哲学家的才能——至少是做一般的哲学家的才能。
投机者这一职业与记者有很大区别，与医生更有区别：他不用在任何学校学习。他的工具是经验，经验，还是经验。如果有人要用与我体重一样多的黄金来换我80年的经验，我是不会同意的，反正黄金对我来说也不是十分重要。
我的大部分经验是在损失惨重的交易中获得的。因此我也可以说，如果一位交易所投机者在一生中破产的次数少于两次，他就不配得到这一称号。交易所就像一间黑屋子，在里面待过十几年的人，会比刚进入不久的人更熟悉里面的环境。
赔钱与赚钱是一对不可分的伴侣，它们会伴随投机者的一生。一位成功的投机者，在100次投机中会有51次赚钱，49次赔钱。他必须靠赚的钱比赔的钱多而生存。用这两个数字描述两者间的关系可能有些夸张，但这能很好地表明我的观点。当然了，每次赔钱都使你获得了更多经验，这对将来会更有意义，其价值会比当时赔掉的金钱高出许多。要想从失败中获益，就必须仔细分析失败。失败的投机比成功的投机更具分析价值。人的天性是当在交易所赚了钱，就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飘飘然如坠入五里云雾，这时人们不会想到要从中学习什么，只有惨重的损失，才会把他们重新拉到现实的地面上来，人们这时才会分析错误出在哪儿。
这是成为成功投机者的唯一一条路。研究政治经济学根本不会造就成功的投机者。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如果想进入交易所，必须先把以前学的一切全部忘掉，那些知识是他们的负担。政治经济学家在预测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失败，他们又怎么能对交易所做出诊断呢？过去25年中，我在各大学做过无数次报告，一直都在谈这个问题。在各所大学中，最大的教室有80%是被学习企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学生坐满。学生们认为我的话非常幽默，但有些教授却流露出极大不满。对此，我继续说道：“我知道，有些教授认为我是江湖骗子。但是还好，我是一个优秀的江湖骗子，而不是一个差劲的教授。”
政治经济学家只去计算不去思考，不但他的统计是错误的，而且他也不知道统计数据后面隐藏着什么。人们能从书上学到的，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其中的联系。他们的理论在我那个时代就没有用处了，更何况在今天。我曾和我的一位交易所同事谈过话。几句话后我就知道他学过政治经济学。他的分析就像穿了紧身衣一样，跳不出老套路。
并不是只有我才有这种观点。巴黎交易所的第二大经纪人公司向来不考虑拥有政治经济学位的申请者，理由是：他们戴着眼罩生活，没有全局思维，更糟的是，他们自以为是无所不知的人。这种知识在大部分银行和经纪人公司是用不上的。他们不该对他们平庸的业绩感到惊讶。我建议那些已成为基金经理、交易员或分析师的政治经济学者们学学我父亲的朋友、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伯特·哈恩——他给后代留下4000万美元。他对自己的投机成功做了简短而又真实的描述：“我从来就没重视过我作为教授讲授的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