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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什么要移民？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解读，建构了许多有关移民的理论。在中国由于华人华侨数量居世界移民的前列，故研究华人华侨的学者们正在努力构建“华侨华人学”。
国际学术界构建的移民理论很多，对移民现象作了种种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6种：
离散（Diaspora），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当下国际上最流行的移民理论。
公元前3世纪，犹太人因为巴比伦之难而远离家园，开始了数千年的漂泊，在异乡生根发芽却始终对家乡念念不忘。首字母大写的“离散”（Diaspora）一词专指因为历史事件而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1] ，虽然身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是因为宗教信仰以及对犹太文化的传承，使得每一代犹太人心中都有一个“回到故土”的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遭遇前所未有的悲惨命运，纳粹加诸犹太人头上的大屠杀使得全世界都震惊于犹太人的命运竟如此悲剧。战后以色列建国，流散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终于有机会返回那个被上帝选中的“流着蜂蜜和牛奶”的祖国（homeland）。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散”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逐渐从犹太人群体转移到描述各种族群团体因为政治、文化、社会等情形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在客居国（host country）采取种种方式保存族群文化，对家园故土始终心存“回去”的念想。因此，“离散”这一词语渐渐地被用来分析亚美尼亚人、黑人、华人等族群／群体的社会状况。与此同时，该词的定义也逐渐被扩大，一些研究者使用离散来分析全球化情境下的劳工迁徙带来的文化认同。“被迫”不再是离散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些族群／团体主动离开原居住地，为了工作、婚姻、家庭等原因到另外的地方居住；一些族群成员并不会长期在所属国以外的国家／地区长期定居，而是像候鸟一样定期来回往返。这些新出现的经济、文化现象给“离散”一词的定义提出了新的挑战，甚至有学者提出，“离散”一词可以用来指称妇女的全球迁徙和流动现象，即女性离散（women diaspora）。但是，有学者严肃地指出，我们对“离散”一词的定义和用法需要经过谨慎的探讨和思考，因为如果这个词可以指称任何现象、任何族群，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中国的学者开始关注离散现象与华人认同。港澳的学者集中探讨海外华人与香港、澳门的本土社会的联系，以及到香港、澳门来求职或政治避难的非洲人、尼泊尔人等群体在当地社区的融合状况。由于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东南亚人到香港和台湾求职工作，另外，还有大量的外籍新娘嫁入台湾、香港和澳门。与之相反的现象是70、80、90年代不断有香港人和台湾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于是，海外华人是否符合“离散”一词的定义，成为学者们探讨的主题之一。汉语、风水信仰、节庆等文化元素成为海外华人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持文化认同，秘鲁的华人不惜下血本地兴建华文学校，教授中文以谋求传播中华文化、实现文化认同的目标。
族群迁徙是否必然意味着在迁入国的领土上被消融、被涵化？回到“离散”一词最初描述的对象——犹太人这一群体上来看，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亚美尼亚人、波多黎各人、爱尔兰人等各个族群在历史上的经历同样回应了该问题。文化认同固然在族群迁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说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族群迁徙是否完全等于离散本身呢？“离散”一词是否可以用来形容因为性别取向而离开原居住国的群体，即同性恋离散（gay／lesbian diaspora），是否可以用来形容因为就业等因素而全球流动的劳动力离散（labor diaspora）？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的研究提供确切信息，亦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
离散（diaspora），又被译为“流散”“散居”，通常被用来描述因为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等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公民身份原属的国家，而到其他国家以难民、移民等身份居住。离散（diaspora）一词来自希腊语dispersion，而dispersion又是从diaspeirein变形而来，其意思为撒种（dia，表示跨越；speirein，σπερω，播种，种子）、散播（scatter）。2001年出版的美国《韦伯斯特词典》上给出的释义是两类，第一类含义是指“巴比伦之囚
以后，分散在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定居点”；第二类含义则将分散居住的群体扩大到犹太人以外的其他人群，“分裂或分散开来了的一群人，迁徙或迁移；离开祖国而定居在其他地方的一群人；这群人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离散”（diaspora）这个词最初出现是在圣经中，描述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家园被流放。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被逐出巴比伦的事件创造了“离散”这个词的含义，这个词在圣经故事里就有定义，圣经里面关于离散是被描述成“流放—返回”这一熟悉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离散的研究不仅仅是关注犹太人，视野范围也扩大到了美籍非裔、海外华人以及因为持续战乱所流离失所的亚美尼亚人，讨论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家园故土与客居他国的族群的关系，扩大到了第二代与故国的想象，因为劳动市场的开拓而引发的迁移 [2] 等。新的用法则涉及分离的任何类型，包括诸如中国人的贸易离散，或像土耳其人和墨西哥人的劳动迁徙离散 [3] ，诸如离散经历的一些扩大用法，比如所有“跨—国” [4] 的移动人群。
由此可见，“离散”一词无论是应用上还是理解上，都经历了一个膨胀过程。1998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期刊《离散》（ Diaspora ）的编辑khachig Tölölyan说，其撰稿人用“离散”这个词来描述38个不同的群体。Rogers Brubaker甚至严厉地指出，“离散”（diaspora）这个词在学术圈里本身就经历了一种离散（diaspora）。Rainer Bauböck和Thomas Faist总结了“离散”一词的三个特征：迁徙或分离的原因从以前的被动到现在涉及迁徙的任何类型；有一个从家园与目的地之间的地理移动，只不过以前是关注返回故土的想象，现在是对目的地的探讨；某一族群或团体在定居国／定居地的遭遇，包括社会融合、涵化等内容。
除了一些早期的不够正式的资料以外，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古典定义被系统性地扩大了，变得越来越常见用于形容非洲人、亚美尼亚人和爱尔兰人的分离。当学者们将“离散”一词用来形容20世纪的分离现象时，这种描述激发了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灵感，将16世纪以来的奴隶贸易导致非裔美国人的祖先们永远地离开了故土，而非裔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身认同的重叠，使得离散现象更复杂。在这之后，“离散”一词的定义越发被扩大了，亦有学者认为，海外华人的散居现象也符合“离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
在扩大到对其他族群的离散经历的研究时，研究的主题也从以前比较注重分析历史上的离散现象转向与客居国的政治、经济、性别研究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扩大离散一词的含义时，以前仅仅是分析离散这个词适不适合用来描述其他的族群，其他族群的经历是否吻合“离散”一词的含义。而现在的研究，则把离散现象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对接，分析离散群体融入当地社会时的种种际遇。Robbie B．H．Goh和Shawn Wong检视了亚洲人离散的两个主要方面，东亚和南亚；他们在客居国问题，犯罪、住房、就业、种族歧视以及其他问题，并将其与全球化和公民身份联系起来。
海外华人的祖先如此积极主动地到海外谋生，并且以一带十的方式将家族宗亲都带到海外。有学者争论，到底华人的这种迁徙模式是否可以用“离散”一词来表述？进而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劳动力的流动算不算离散？此前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离散后的海外华人是怎样相互认同的，即在遥远的异乡，他们是怎样建构出文化元素进而对其进行一种“符号性消费”呢？在马来西亚，以乡籍为标签的会馆里供奉了菩萨、张圣君和义安尊王。在美国的华人往往会采取加入基督教教派的方式，一方面是获得心灵的宁静，另一方面是将信仰与融入美国结合起来，国族认同和“中华认同”是明显分开的。
21世纪才走过十几年，而离散人群遍布全球，非洲人、加勒比人、日本人、南亚人、菲律宾人等。1991年， Safran创办了名为《离散》（ Diaspora ）的期刊，从理论、文化和历史角度对离散现象进行考量。在越来越扩大定义的环境中，很多例子和情况现在被遮蔽在离散的伞下了，我们需要从犹太人的研究传统到对这种无可避免的，在应用的时候出现的稀释、变化和扩展的情况感到敏感而做出一些基本的推论。英国利兹大学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离散、迁徙和认同”关注这些问题，没有迁徙，可能存在离散吗？比如同性恋离散，反资本家或反恐网络可以成为离散吗？不能因为有人说自己是离散，就真的是了。社会结构、历史经历、之前的概念理解、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看法都会影响到给某个特定群体贴上离散的标签的合法性。而《离散》创办者Safran认为，离散指的是，当一个“被逐出国外的少数群体的社区”的成员共同拥有以下特征：
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背离了一个原来的中心，到了两个或更多个陌生的地域；
有集体记忆，关于起源的家园的幻想或传说，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和辉煌成就；
相信他们不是—或者永远不会被客居国完全接受，所以保持部分的游离；
故土是理想中的，被认为是当条件满足时，他们或子孙应该返回；
相信离散的所有族群成员专心于家园故土的维持，以及它的安全和兴旺；
各种方式与家园保持联系，种族共同意识和团结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方式来定义这种关系的存在。 [5]
全球化的背景，给离散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Sheffer提出未来研究的六个可能性方向：
未来的研究中，第一个可能的领域是重新审视离散不同类型的基本特征，跨国和跨领土（Miles and Sheffer，1998）；无领土和与领土相关；历史的、现代的和刚开始出现的；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对冲反应，也就是离散一方面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在增加，另一方面同化和融合也在增加。什么移民会形成新的离散或加入现存的离散队伍中。第四个研究领域应该处理那些仍然存在的理论性主题。第五个研究应该包括未来对适应性的一些本质上的缘由进行分析，离散族群居住在客居国时为了他们持续的存在所采取的主要策略。第六个，关于离散的适应性和策略的改变，之前这个是被忽略的。最后一个仍然是离散—故土的关系。 [6]
21世纪又是互联网的时代，数码技术和互联网在资讯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之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全球文化经济下的分离和差异，创造出五个层面的地景——族群的、媒体的、技术的、金融的和理念的，而这五个背景之间是互相关联的。
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比，中国的离散研究还处于后来者的位置。港台的学者们较早涉入离散现象以及离散族群的讨论，尤其把离散现象与全球化下的劳工流动相联系起来。大陆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离散现象所涉及的族群，诸如犹太人在中国的定居情况
、海外华人的生活状况与文化认同
等，只是并没有过多地使用和讨论“离散”一词对于中国社会的观照。从中国作为海外华人的“祖国”而言，蔡苏龙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族群离散及全球化与华人离散社群的关系问题。
陈历明分析了潮剧怎样在华人社区里被传播和消费，其背后所隐藏的也正是华人离散社群对“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亦期望借助戏剧的手段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再构。
中国作为客居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为印支难民提供生存所需物品。
虽然缺少对“离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的讨论，章戈浩研究了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怎样与族群互动发生影响的，进而对整个族群认同的情感基础都有激发。
除此之外，从文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剖析，也是值得考虑的内容。总之，大陆的离散研究分为两个层面，关注实际上属于“离散族群”的研究者们较少从离散这个角度去思考，更多地是从族群认同本身去考虑种种定义和诠释。而探讨“离散”比较多的则是从文学作品出发，关注印度离散现象、海外华人离散现象等，他们对文本的分析和把握，亦是对“离散”这一词语在当下是否适用的问题进行了追问。
移动论即移动性（mobility），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有关移民研究的新理论。
移动性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属性，移动性不仅前所未有地显现其功能，而且它成为现代性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说明。时间上，“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的到来，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全球化”的讨论浪潮。在这一个历史时期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因素出现了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和互动，特别是以经济作为联接纽带的功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移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为满足生计所进行的遵循自然节律的移动和迁移，而是根据“全球化”需求在生产、商品、消费、信息、资本、技术、交通、安全、服务等全方位移动。“全球化”也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
“全球化”这一概念源于对国际关系和“现代化”的延续。 [7] 在吉登斯那里被描写成这样一种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加强，它使得在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8] 在以往的传统社会里发生并限制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群范围的情形，现在已经越来越超出了社会、民族和地域的边界而成为“全球性”的事情和事务。“全球化”现象当然不止政治经济领域，社会文化也会出现空前的“流动”；有学者根据“全球化文化潮流”的变化情形，归纳出了五种“流动的图景”：
1．族群的图景（ethnoscape）。指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包括移民、难民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致使人们的生活也随之移动，从而发生史无前例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2．技术的图景（technoscape）。指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和概念已经在全球化经济和文化活动当中扮演了一个无以替代的重要角色。
3．财经的图景（finanscape）。指全球资本的流通。当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商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和经济活动来进行交易和交换。资本的活动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活跃和具有广泛性。
4．观念的图景（ideoscape）。扩张性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特别是以西方为主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的社会价值——构成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历史社会价值的主导“范式”。很显然，在全球化的趋势里，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会借助全球化的流动进行传播和互动。“西方中心”的价值观会在这一过程中继续起着“执牛耳”的作用。
5．媒体的图景（mediascape）。通过诸如报纸、杂志、电视节目以及电影等广泛传播信息的方式以展示其特殊的现代能力。毫无疑问，现代传媒是全球化的一个奇迹，它可以使人们在同一时间内了解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9·11”事件，世界上的数十亿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观看到的悲剧事件。好莱坞把美国式的文化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9]
新的移动属性打破了既往的“边界”范畴：资金、资本、观念、形象、信息、人群、物品和技术都在移动，
使移动从传统意义上超越了简单“工具性功能”而上升为一种表述范式，以往相对单纯的、同质化程度高、缓慢变迁的文化形态和格局逐渐消失。与此同时，“移动”的方式、价值和意义也发生了改变。现代社会的“移动性”还表现在观念的“移动”和“转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形态。它“携带”着诸如符号、隐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10]
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流动”的速度上，更重要的是，“流动—移动”本身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认知主体。这样的变化与变革从观念到范式给民族志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同样也是革命性的。
[11]
移动性这一社会属性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很自然地反映在各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今天的迁移，包括移居、侨居、移民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事务中发生最为频繁、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并在这一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认同需求。客家人“新客运动”正是这一情势的典型例证。客家人不仅是一个家庭、姓氏、乡党、团体、个人等离开自己的原居地、祖籍地，甚至到另外一个客居地、地区或者国家生活、居住。于是，认同问题便随之上升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现象，成了一个极其复杂多样的存续和变化关系，也因此在研究中出现了专门的认同主题甚至领域。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一移动方式所产生的价值依附和价值附加，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历史事件，比如近代以降，我国出现了一大批客属华人、华侨迁移海外的历史现象，他们在海外与祖国之间游走，或从事革命活动（如孙中山），从事商业活动，并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各种事业，这种现象被安德生称为“远程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事业。 [12]
同时，当代大规模旅游的兴起也唤起人们对移动性这一表述范式更深刻的反省。其后果是重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麦克内尔在《空聚场》（
Empty Meeting Ground
）一书中认为：“人们浪迹天下的意识在旅游行为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建立完整世界中永久性的家居生活。”
[13]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变化，全球化的加速到来，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很难囿于一个稳定不变的工作场地，许多工作的完成和生活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旅行活动。现代人已经非常习惯在旅行中生活，由此也产生了空前的迁移行为和移动意识。逻辑性地，诸如“离散”“再地化”“非地化”“无家化”“寻根”“怀旧”“认同”等文化母题遂成旅行表述范式的新景观
。
推拉论是西方古典的移民理论。西方古典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现代推拉理论认为，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他于188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口迁移之规律》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七条规律，一是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的；二是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迁居到城镇里面；三是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四是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五是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六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七是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地理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对移民的迁移规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地流动，而是遵循着一定之规。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
。在“推拉模型”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
人口学家巴格内（D．J．Bagne）研究人口流动的原因时也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在巴格内之后，迈德尔（G．Mydal）、索瓦尼（Sovani）、贝斯（Base）、特里瓦撒（Trewartha）都做了一些修正。后来，国际劳工局也在一些研究报告中验证了巴格内的理论。李（E．S．Lee）在《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一文中，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百年来移民潮风云变幻，但推拉论为后续者不断引用并不断拓展。据李明欢的研究，综观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表的诸多研究移民问题的著述，虽然具体着眼点大相径庭，推拉因素孰重孰轻也见仁见智，但是，无论是以美国的古巴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还是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注意从他们的原居地寻找将他们“推”往异国他乡的排斥力，同时剖析将他们“拉”往异国他乡的吸引力。并对推拉论进行了批评：其一，推拉论将“迁移”描述成某一群体被动地被“推”、被“拉”的过程，无视移民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是片面的。其二，推拉论无法回答当移出地，或移入地原先存在的“推拉”因素发生变化之后，为什么移民行为并不一定立刻终止；反之，在另外的个案中，某些“推拉”因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移民行为却减少或下降了。其三，在相似的“推拉”因素的作用下，同一群体中有的人走上了移民道路，有的人却依旧故我，安于现状，原因何在？其四，移民行为完全是推拉因素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吗，其中难道不存在偶然的恣意行为吗？
总之，20世纪后期西方出版的移民著述中，学者们已不再简单地去寻找、罗列不同的或特殊的“推拉因素”，而更多地着眼于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形成产生移民行为的“推力”或“拉力”，而相似的“推力”或“拉力”又如何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发生不同的效应。除了因严重天灾人祸而引起的突发性移民潮外，“主动移民”的动因问题尤其吸引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较有影响的有关推拉论学说主要有：
第一，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乔治·J．波亚斯（George J．Borjas）、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等为主要代表。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学者们或从宏观上比较移民输出国与移民输入国之间人均收入及就业机会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或具体对移民个体移出之前与移入之后的收入差距做出定量分析，进而指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所得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为就会发生。学者们还强调指出：移民行为往往只受到移出地与移入地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只要移民后的净收益有吸引力，那么，移民后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可能改变等其他因素，则往往不被潜在移民群体所顾及。由此推导，一方面，移民将去往收入最高的地方，而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因移民行为而缩减，直至弥合；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相关政策以控制移民的流入与流出，例如，政府可以提高移民流入本地的附加支出，或增加对雇用移民的雇主的附加税收，以减少乃至阻止移民流入。
第二，新经济移民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首先，他们特别强调移民的动因不应仅仅着眼于分析迁移的个体，而必须以一家、一户甚至一个社区为单位进行剖析。
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从分析发达国家经济体制内部对于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来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国际劳动力迁移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发达国家的雇主们（或由政府代其出面）大量雇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引发的。皮奥雷指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来自第三世界的廉价移民劳工填补其空缺。在“双重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再加上一个“族群聚集区”（Ethnic enclaves）。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从而推动新的移民行为。
第四，历史结构与世界体系理论（Historical－structural theoryand world systems）。历史结构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六七十年代形成著名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rory），进而达到其影响的顶峰。西尔索·弗塔多（Celso Furtado）、弗纳多· H．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等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们提出：资本主义强权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而迫使不发达国家依附于他们，形成世界范围内位于“核心”地位的工业化国家与被置于“边缘”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工。虽然“依附理论”并没有直接涉及国际移民问题，但是，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伴随着学界对于“全球化”问题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形成相互结合进行考察。其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尽管后者可能呈现出与前者之间的反向流动，但毫无疑问，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
网络论（Network theory）是对移民的一种新解读。
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外甚至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某地的乡俗民风，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学者们还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实行的为“家庭团聚”开绿灯的移民政策，促进了网络的延伸，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弗雷德·阿诺尔德（Fred Arnold）等人曾以美国的菲律宾和韩国移民为例，提出连锁移民的比例是：平均每个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将带入一个家庭成员；每个韩国移民将带入0.5个家庭成员。格勒米那·亚瑟（Guillermina Jasso）和马克·罗森茨维格（Mark Rosenzweig）的研究结论则是：每个新移民在移居十年后平均带入1.2个“劳工类”新移民
。
连锁论被称为连锁因果说（Cumulative causation），也是对移民的一种新解读。
连锁因果论基于如下假设：第一，某人认识的人群中移民的人越多，此人移民的倾向就越大；有过一次移民经历的人，再度移民的可能性相对更大，并可能带动其亲朋好友移民。第二，移民汇回家乡的钱款，将增加原居地的收入不均，从而使那些没有移民汇款收入的家庭增强“相对失落感”进而引发新的移民。因此，移民行为有其自身内在的延续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说”（Habitus）也被用于作为剖析移民之“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连接点：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移民行为在该群体内仍会获得认可而得以延续。
文化论被称为“移民文化”说（Culture of migration），也是对移民的一种新解读。
按照“移民文化”的基本观点，在某些地区人群当中，伴随着人口的跨境迁移而逐渐在当地演绎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综合移出国与移入国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新的、相当自主的、跨越国境的虚拟空间，并展示出如下主要特征：那些在物质上获得成功的移民被尊为样板；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原生活圈内被奉为圭臬；成长中的年轻人从就业取向、人生目标到价值观念均与移民国外融为一体，“移民”成为该群体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在此特殊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成长中的一代代新人往往在不由自主中，或在群体及个人均认为理所当然中追随其前辈走上移民道路。移民行为因而生生不息。西方学者的“移民文化说”，与中国传统的“侨乡文化”“侨乡意识”有相似之处。近年来，西方研究中国移民问题的学者，同样注意中国“侨乡”研究。而且，随着“侨乡”（Qiaoxiang）一词的拼音越来越多地被直接用于西方的相关研究著述中，可见该词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接纳为一个国际性词汇。
中国是海外华人华侨的祖籍国和母国，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即出版了一系列华侨华人的学术著作，从罗香林到王赓武，到周南京，以及庄国土、梁志明、李安山、李明欢等，涌现了许多有名的学者专家。使华侨华人历史和社会状况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基础相当深厚的学术领域。可见，现在中国的华人华侨研究已不再是历史研究的分支学科，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民族、人口、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已广泛地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华侨华人研究实际上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的“边缘交叉学科”，此为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的移民与发达国家移民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移民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西方的一些移民理论和研究成果，并不一定都适用于中国国情和文化，并不能完全解释海外华人华侨的有关问题。
平心而论，在华人华侨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在吸收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同时，不仅仅是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和需要，开展自己的研究，构建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和中国体系。为此，中国学者们开展了构建“华侨华人学”的讨论，1987年陈烈甫在《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一书中提出了华侨学与华人学的概念；1992年王季琛发表《大力开展华人学研究》
一文，提出了构建“华人学”的问题；2000年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也将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列为重大科研项目；2002年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
论及了建立华侨华人学的看法；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长期开设硕士学位课程“华侨华人学概论”，2003年由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持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的教育部课题正式启动；同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物开辟专栏，展开了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讨论，凡此等等，都表明华侨华人学的构建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已列入人们的议事日程。
[1] Cohen，Robin，2008， Global Diasporas ：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转引自刘冰清、石甜《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学术探索》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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