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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证的病因较多，早期中医论著主要强调风寒湿热外邪的致病性，亦提出复感后可引起肢体脏腑痹。随着中医不断发展完善，后世除认可外邪的致病外，亦强调瘀血阻络、痰浊内生、情志不遂等因素，同时，气血虚弱、脾胃肝肾不足等内在因素亦在痹证中发挥作用。
六淫邪气为痹证致病首要因素，感受六淫邪气以风、寒、湿、热及燥邪为痹证常见的病因。《黄帝内经》强调外邪致病，《素问·痹论》明确指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认为风、寒、湿三气错杂而至，侵犯人体是痹证发生的基本原因，而“所谓痹者”，不过是“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此外，热邪致病《素问》中亦有谈及，云：“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热痹。”其认为风、寒、湿、热、燥邪侵袭人体，流注经络关节，致气血痹阻而为痹证。此外，本书有论，痹与居处环境亦有相关，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这说明南方湿盛之地，百姓易患痹证，这一认识直至今日仍具参考意义。另《素问·五脏生成》所谓“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亦是其例，明确指出平素起居对于痹证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中藏经》认为，除风寒湿外，“痹者，风寒暑湿之气中于人脏腑之为也”。本书是最早提出暑热之邪致痹之说的。后世论痹者，多只看到《素问·痹论》之言，治疗多从风寒湿邪入手，偶有兼论热痹者，也多认为是患者素体郁热，风寒湿邪入里从阳化热或病久伤阴所致。但《中藏经》之暑热致痹与上述病机有本质区别。它更强调暑热之邪本身致病，而非其《素问·痹论》所论，“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以及《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其本质在于“风寒湿痹入里化热之热痹”与“暑热之邪伤人之热痹”在病因病机上截然不同，可以说这是《中藏经》对痹证外感病因最大贡献。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一些医家也开始渐渐意识到暑湿热邪与痹证的关系。
《伤寒论》中有关痹证的论述较多，其中外邪致病亦较多。如“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支节烦痛”，为营卫失调，风寒湿痹凝阻太阳经脉；“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掣痛不得屈伸……恶风不得去衣”“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为阳虚寒湿凝结少阴，注经络，流关节，渗骨髓；“其人骨节疼，翕翕如有热状”，为表证不解化热，风热湿痹稽留筋脉骨节所致。这些都是痹证由于外感风寒湿邪及内虚感邪所引起。
另外，《金匮要略》对于痹证有专篇记载，如湿痹，不仅是病名，更是病因病机的论述：“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湿痹。”又言“汗出当风”“久伤取冷”“风湿相搏”“湿痹”“湿家中风”“历节”出现身体烦疼，不能自转侧，一身尽重，历节痛，不可屈伸，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等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明确指出此风湿之痹的病因是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此外，《金匮要略》认为痹证的病因病机主要为外邪侵袭，正气不足，风湿相搏，或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或身劳汗出，衣里冷湿，病久得之。这是导致痹证发生最常见的外因。风寒湿热之邪乘虚侵袭经络而流注关节，阻碍气血运行，形成痹证。
《诸病源候论·风湿痹》云：“风湿痹病之状，或皮肤顽厚，或肌肉酸痛，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其风湿气多，而寒气少者，为风湿痹也。”从中可见，外感一直为痹证的首要致病原因。
《儒门事亲》论述：“痹者，必风寒湿相合。夫痹之为状，麻木不仁，以风寒湿三气合而成之。风气胜者为行痹，风则阳受之，故其痹行，旦剧而夜静。寒气胜者为痛痹，寒则阴受之，故其痹痛，旦静而夜剧。湿气胜者为着痹，湿胜则筋脉皮肉受之，故其痹着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或濒水之地，劳力之人，辛苦失度，触冒风雨，寝出津湿，痹从外入。况五方土地，寒暑殊气，刚柔异禀，饮食起居，莫不相戾，故所受之邪各有浅深。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缩，寒则虫行，热则纵缓，不相乱也。皮痹不已而成肉痹，肉痹不已而成脉痹，脉痹不已而成筋痹，筋痹不已而成骨痹，久而不已，内舍其合。”其认识到外感风寒湿暑邪气致痹外，居处环境，地域、气候、饮食、劳累、体质、感邪轻重、久病入内相结合为痹发生的重要病理机制。
张从正提出“痹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痹”的观点，这是痹证治疗史上首次提出痹证与湿热关系的论述。其认为痹证早期可采用汗、下、吐三法攻之，即：“诸风寒之邪，结于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痼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其谓：“仆尝用治伤寒汗下吐三法，移为治风痹痿厥之法，愈者多矣。”
《医宗必读》认为：“……痹者闭也，风寒湿三气杂至，则壅闭经络，气血不行，则为痹也……风者善行而数变，故为行痹，行而不定，凡走注历节疼痛之类，俗名流火是也……寒气凝结，阳气不行，故痛楚甚异，俗名痛风是也……肢体重者不移，或为疼痛，或为不仁，湿从土化，病多发于肌肉，俗名麻木是也。”筋痹即风痹也，游行不定，上下左右，随其虚邪，与血气相搏，聚于关节，或赤或肿，筋脉弛纵，古称走注，今名流火。论述了痹证为外邪入侵，闭阻气血经络所致。
《医学心悟》曰：“其风气胜者为行痹，游走不定也。寒气胜者为痛痹，筋骨挛痛也。湿气胜者为着痹，浮肿重坠也。对于顽重之痹证鹤膝风，曰：此三阴本亏，寒邪袭于经络，遂成斯症。”论述了由外感风寒湿或阴亏外邪入侵，内外合邪致痹。
《时方妙用》论曰：“痹者闭也，风寒湿杂至，合而为痹，与痛风相似。但风则阳受之，痹则阴受之。虽《黄帝内经·痹论》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之分，而深究其源，自当以寒与湿为主。盖以风为阳邪，寒与湿为阴邪，阴主闭，闭则郁滞而为痛。是痹不外寒与湿，而寒与湿亦必假风以为之帅。寒曰风寒，湿曰风湿，此三气杂合之说也。”其继承《黄帝内经》风寒湿杂至，合而为痹的观点，强调了寒湿的重要性。
《金匮翼·热痹》曰：“行痹者，风气胜也。痛痹者，寒气偏胜，阳气少，阴气多也。着痹者，湿气性也。热痹者，闭热于内也……脏腑经络，先有蓄热，而复遇风寒湿气客之，热为寒郁，气不得通，久之寒亦化热……臂痹者，臂痛连及筋骨，上支肩胛，举动难支，由血弱而风中之一。”其说明感受热邪，或郁而化热可致热痹。
清代温病学派兴起后，对暑湿热邪致痹理论进一步发挥，引起后世的重视。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痹者，闭而不通之谓也，正气为邪所阻，脏腑经络不能畅达，皆由气血亏损，腠理疏豁，风寒湿三气得以乘虚外袭，留滞于内以致湿痰、浊血流注凝涩而得之。从来痹证，每以风寒湿三气杂感主治，召恙之不同，由于暑外加之湿热，水谷内蕴之湿热，外来之邪，著于经络，热痛不减，余以急清阳明而致小愈。”叶氏秉承前人风寒湿以乘虚而入，湿痰瘀致痹观点，重视湿热，包括外感及内生湿热在痹证中的作用。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书首曰：“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者也。”中焦篇部分专论痹证，其在前人经验基础上，重视寒热虚实，发展和充实了对热痹的论治理论，对热痹的证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自论曰：“本论因载湿温而类及热痹……当于《内经》《金匮》，喻氏、叶氏及宋元诸名家，合而参之自得。大抵不越寒热二条，虚实异治。”此将痹证从暑湿热立论，把痹证归入温病范围，并使之证治系统化，为《温病条辨》创新之处。
《素问·评热病论》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从中可见，《黄帝内经》极为重视正气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正气不足的条件下，外邪才能侵袭人体致病，痹病由“风寒湿三气杂至”而致，亦不例外。另外，《素问·痹论》已有明确论述，谓饮食居处，为其病本，认为人自身不注重饮食调摄、不重视居处环境，造成正气不足，邪气侵袭可以导致痹证发生。又谓：“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此段论述表明，营卫不和是造成痹证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只要正气充足，营卫和调，则邪气难以侵袭导致痹证；若营卫失和，腠理不闭，卫表不固，风寒湿三邪乘虚侵袭，脉络闭阻，气血凝涩，则可致痹证。也就是说，痹证的发生与营卫失调密切相关，营卫失调是痹证发生的内在因素，所谓：“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
在《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中亦有论述肝肾不足，《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四条：“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肾藏精主骨：肝藏血主筋。寸口脉沉说明肾气不足，主骨病；脉弱主肝血不充，主筋病。沉弱并见，则肝肾亏虚，筋骨不强。汗大出后，腠理开泄，此时出入水中，则水湿之邪乘虚而入，阻遏经络，留滞关节。如果寒湿之气阻遏心阳，使热闭于里，湿热相合，内外蒸腾，则关节局部溢出黄水。“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少阴脉候心肾，其脉弱指肾阴不足，心血亏虚，脉浮为风邪外袭，即体内阴血亏虚，不能充养经络筋骨，风邪乘虚外袭，正邪交争，导致经脉痹阻，故关节疼痛如掣，屈伸困难。再如，“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痛，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身体肥胖之人，脾气亏虚，痰湿内盛，故其脉涩小，平素易短气自汗出，酒后汗出，腠理更虚，此时外风侵袭，风与湿合，形成关节疼痛，为不可屈伸之关节痛。
《诸病源候论·风湿痹》曰：“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病在阳曰风，病在阴曰痹，阴阳俱病曰风痹。由血气虚则受风湿，而成此病，久不瘥，入于经络，搏于阳经，亦变令身体手足不随。人腠理虚，则由风湿气伤之，搏于血气，血气不行，则不宣，真邪相击，在于肌肉之间，故其肌肤尽痛。然诸阳之经，宣行阳气，通于身体，风湿之气，客在肌肤，初始为痹。若伤诸阳之经，阳气行则迟缓，而机关弛纵，筋脉不收摄，故风湿痹，而复身体手足不遂也。”可见体虚为致痹主要原因。又言：“血痹者，由体虚邪入于阴经故也。血为阴，邪入于血而痹，故为血痹也。其状，形体如被微风所吹，此忧乐之人，骨弱肌肤盛，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肤腠开，为风邪所侵也。诊其脉，自微涩在寸口，而关上小紧，血痹也。”从中可见，无论风痹还是血痹，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体虚，而腠理开，邪气入，久之气血不通，不通则痛而成痹。
《备急千金要方·诸风》云：“夫腰背痛者，皆由肾气虚弱，卧冷湿地当风所得也，不时速治，喜流入脚膝，为偏枯冷痹缓解痉重，或腰痛挛脚重痹。”又言：“诸痹由风寒湿三气，并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间，肉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者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此内不在藏而外围发于皮肤，若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为痹也。夫痹，其阳气少而阴气多者，故令身寒从中出；其阳气多而阴气少者，则痹且热也。”孙思邈把五体痹、五脏痹同归于“六极”门下，强调了痹证由“痹”到“极”、由实到虚的演变发展过程，并把痹证的发生看作虚损病过程的一个阶段，虚损的形成，孙氏强调内因的作用，所谓“疾之所起，生自五劳”，而痹证的发病部位主要在肌肉筋骨，而脾主肉，肝主筋，肾主骨，因此孙氏认为肝脾肾三脏与痹证发生关系最为密切。
《太平圣惠方》论述：“夫腰脚冷痹者，由风寒湿三毒之气共伤于人，合而成痹也。此皆肾弱髓虚，为风冷所搏故。肾居下焦而主腰脚，其气荣润骨髓。今肾虚受于风寒，湿气留滞于经络，故令腰脚冷痹疼痛也。”从中可见，之所感受邪气，主要在于肾虚，故出现上述诸症。此外，《太平圣惠方·肝脏论》从肝气不足、肝血虚损、肝肾俱虚等几个角度论述了痹证与肝的关系，指出肝与骨关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肝脏阴阳气血的虚损，或兼外感病邪，搏于筋脉关节，均会造成气血不畅，筋脉失养，使骨关节疼痛，筋脉抽搐。
元末戴思恭指出：“臂痛有血虚一症，血不荣于筋，或致臂痛。若坐卧为风湿所搏，或睡后手在被外，为寒邪所袭，遂令臂痛。”其认为痹证由感受外邪及血虚所致。
元代吴澄在《不居集·诸痛》中说：“虚劳之人，精不化气，气不化精，先天之真元不足则周身之道路不通，阻碍气血不能营养经络而为痛也。是故水不养木而胁痛，精血衰少而腰痛，真阴竭绝而骨痛，机关不利而颈痛，骨髓空虚而脊背痛，三阴亏损而腿膝痛，此皆非外邪有余，实由肝肾不足所致也。”吴氏认为痹证的发生主要与肝肾不足，骨髓空虚，精血衰少有关。
《济生方》也有类似观点：“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又有风血痹，阴邪入于血经故也。外有支饮亦令人痹，当随症施治。”从中可见，白虎风病、腰脚冷痹均由内虚，风寒三湿三毒乘虚入侵，留滞经络引起。以上均认为外邪入侵是发病的外在条件，正气不足乃是造成痹证的内在原因。
《寿世保元》认为：“夫痛风者，皆因气体虚弱，调理失宜，受风寒暑湿之毒，而四肢之内，肉色不变。其病昼静夜剧，其痛如割者，为寒多，肿满如剜者，为湿多，或汗出入水，遂成斯疾。论痛风，腰背手足肢节疼痛，乃血虚气弱，经络枯涩，寒滞而然也。午后夜甚者，血弱阴虚，午前早甚者，气滞阳弱，痛甚者，曰白虎历节风，走注风。膝大胫瘦，曰鹤膝风是也。论瘀血湿痰，蓄于肢节之间，筋骨之会，空窍之所而作痛也。”肢节沉重者是湿痰，晚间病重者是瘀血也，论述了风寒暑湿之邪乘血虚气弱、血弱阴虚之际入侵，瘀血、湿痰、气滞蓄于肢节筋骨之会、空窍引起痹证发病。
《景岳全书》曰：“既若受寒邪，而初无发热头疼，又无变证，或有汗，或无汗，而筋骨之痛如故，及延绵久不能愈，而外无表证之见者，是皆无形之谓，此以阴邪直走阴分，即诸痹之属，故在阴者命曰痹。其或概有表证，而疼痛又不能愈，此即半表半里，阴阳俱病之证，故阴阳俱病者命曰风痹。此所以风病在阳，而痹病在阴。然则诸痹者皆在阴分，亦总由真阳衰弱，精血亏损，故三气所以乘之而为此诸证……痹证之湿胜者，其体必重，或多寒，或多痰，或多汗，皆脾弱阴寒证也。风痹之证，大抵因虚者多，因寒者多。惟血气不充，故风寒得以入之。惟阴邪留滞。故经脉为之不利，此痛痹之大端也。”此论述了痹证由阳衰、精血亏损、风寒湿三气乘虚侵入引起，指出痹证病位病性为在阴分，阴邪直走阴分。
《傅青主女科》认为产后百节开张，血脉流散，气弱则经络间血多阻滞，累日不散，则筋牵脉引，骨节不利可导致遍身疼痛。产妇于产后出现肢体麻木、疼痛、重着，或遍身疼痛，称为产后关节痛或产后身痛，属痹证范畴。血虚失养若失血过多，或生血不足，或久病耗伤肝血，亦可发生痹证。肝主筋的功能有赖于肝血的滋养，若血虚肝血不足，血不养筋，可出现关节肌肉疼痛，关节屈伸不利，肌肤麻木等，而发生痹证。
《医学衷中参西录》说：“从来治腿疼臂疼者，多责之风寒湿痹，或血瘀、气滞、痰涎凝滞。不知人身之气化壮旺流行，而周身痹者、瘀者、滞者，不治自愈，即偶有不愈，治之亦易为功也。治疗时历久调治不愈者，补其元气以流通之，数载沉疴，亦可随手奏效也。”其认为痹证的病因病机与内伤虚损有关。
此外，房室不节，劳逸损伤，如《素问·宣明五气》云：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房室不节，劳逸损伤均可劳损气血、筋骨、精髓而致痹证发生。
痹证虽由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所致，但人身正气的偏虚，气血不足，腠理肌表不固，是引起痹证的内在因素。其主要病机为人身气血先虚，外邪乘虚入侵，阻滞经络，气血运行不畅，以致肌肉或关节疼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而形成痹证。正气虚是引起痹证的主要内因之一，辨别邪正胜衰是痹证辨证的要点。
情志失调可致气机功能紊乱，其作用于脏腑首先影响脏腑气机，怒、喜、忧、悲、恐、惊、思无度都有相应气机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如筋痹日久不愈，复感外邪，可伤及本脏，发为肝痹，《素问·痹论》云：“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
《中藏经·论痹》说：“痹者闭也，五脏六腑感于邪气，乱于真气，闭而不仁，故曰痹……气痹者，愁思喜怒过多，则气结于上，久而不消则伤肺，肺伤则生气渐衰，则邪愈胜。筋痹者，由怒叫无时，行步奔急，淫邪伤肝，肝失其气。”怒叫无时，加之行走奔跑过极劳伤形体导致筋痹发生。“过怒伤肝”，大怒可损伤肝脏，肝主筋，肝脏受损可使筋失濡养，且行走奔跑无度，损伤筋膜，从而出现筋脉挛急、抽掣疼痛、关节屈伸不利等表现，发为筋痹。
《丹溪心法·六郁》曰：“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皆生于郁。”又有《寿世保元》“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之说。可见，情志失衡，郁郁不得发，气郁气结内伤，则可发病。
《景岳全书》中提到：“郁怒而痛者，气之滞也；忧愁思虑而痛者，气之虚也。”忧思郁怒可致气机郁滞，气血运行不畅，病久痹阻于腰部经络；或忧愁思虑过久伤及脏腑之气，从而导致气血亏虚，血行不畅，血不荣络而成腰痹。
《医学入门》中言：“痹者，气闭塞不流通也……周身掣痛麻者，谓之周痹，乃肝气不行也。”其论述了肝气郁结而致周身掣痛麻木的周痹。
《内经博议》中提到：“凡七情过用，则亦能伤脏器为痹，不必三气入舍于其合也……用力不息而致乏竭，则痹聚在肝。”恼怒不解，致肝失条达，气机运行不畅，则脾运化失司，久则气血郁滞，痰湿瘀血得生；或者忧思过度可致气血郁而化火，灼肝阴，导致筋脉痹阻，肝脏受损，发为肝痹。《内经博议》又云：“或焦思劳心，心气受伤，或心火妄动，心血亏损，而心痹之症作矣。”忧思过度伤心，邪气易犯心而生痹证。
《血证论》所说：“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故此证与风寒湿邪无关，随情志变化而变化，一有怫郁，疼痛更甚，更体现气机壅滞对痹证之影响。
《张氏医通》曰：“妇人鹤膝风证，因胎产经行失调，或郁怒亏损肝脾，而为外感所伤，或先肢体筋挛，继而膝渐大，腿渐细，如鹤膝之状。”忧思郁怒可致气机郁滞，久可形成痰浊瘀血，痰浊瘀血留著四肢关节，导致关节肿胀疼痛甚则变形，从而形成膝痹。
《医学传灯·痛风》中云：“痛风者，遍身疼痛，昼轻夜甚，痛彻筋骨……古今诸书，皆以风湿为言，害人不浅，改正其非，讲明其理……所制逍遥散一方……屡试屡验者也，识者珍焉。”此以逍遥散治疗痛风一证。肝属木，主畅达一身之气血，其性喜条达而恶抑郁，情志失调，抑郁不疏，则肝气不展，滞塞不通，致血行受阻，脉络不通，不通则痛。
痹证发病的病因病机较为复杂，情志因素在其发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情志失衡可出现气机逆乱、脏腑内伤、正气损耗、痰浊血瘀等疾病表现。
饮食不节，过食肥甘，或因嗜酒，或多食辛辣，脾之运化失权，水湿不化，蕴久化热，湿热由内而生，流注肢体关节，则可引起关节红肿等痹证表现。如《素问·痹论》曾说：“其客于六腑者何也……此亦其食饮居处，为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
《中藏经》言：“肉痹者，饮食不节，膏粱肥美之所为也血痹者，饮酒过多，怀热太盛，或寒折于经络，或湿犯于营卫，因而血搏，遂成其咎。”书中认识到过食肥甘厚味、醇酒嗜肉，引起肉痹、血痹。“骨痹者，乃嗜欲不节，伤于肾”，指出房劳过度，久而伤肾，肾主骨，从而引起骨痹。
《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曰：“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酸入肝，过食则伤肝，肝伤则筋失所养而弛缓；咸入肾，过食则伤肾，过食则肾不养髓而疲惫。说明饮食的偏嗜，可致肝肾亏虚，如肝肾俱伤，精亏血竭，导致“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此时感受外邪则发热，关节疼痛。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夫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用自殊。三气袭人经络，入于筋脉、皮肉、肌肤，久而不已，则入五脏。又六腑各有俞穴，风寒湿中其俞，而食饮应之，故循穴而入，各舍其腑。大抵痹之为病，寒多则痛，风多则行，湿多则着。在骨则重而不举，在脉则血凝而不流，在筋则屈而不伸，在肉则不仁，在皮则寒。”可见痹证的发生与动静居处失常、食饮有关，外邪由皮肤入经络、筋脉、五脏六腑，深入骨髓。其中饮食失节也是致痹的重要因素之一。
《格致余论》曾列痛风专篇，言：“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其创造了“污浊凝滞”的观点，提出了“肥人肢节痛”的论点，这对后世的痛痹病因是极大的丰富。
张景岳《景岳全书·脚气》云：“外是阴寒水湿，今湿邪袭人皮肉筋脉；内由平素肥甘过度，湿壅下焦，寒与湿邪相结郁而化热，停留肌肤，病变部分红肿潮热，久则骨蚀。”从中可见平素过食肥甘厚味，久之入里化为湿热，郁于病处，发为痹证，出现疼痛、肿胀、屈伸不利等症。
《万病回春》中又指出：“一切痛风肢体痛者，痛属火，肿属湿，所以膏粱之人多食煎炒、炙、酒肉，热物蒸脏腑，所以患痛风，恶疮痈疽者最多。”此类膏粱厚味多易化热化湿，熏蒸五脏六腑，阻滞气血而为痹，且可肉腐为痈。
《古今医鉴》曰：“痛痹，少阴脉浮而弱，弱者血不足，浮者为风，风血相搏，则疼痛如掣。夫痹者，手足痛而不仁。盖由元精内虚，而为风寒湿三气所袭，不能随时祛散，流注经络，入而为痹。其为病也，寒多掣痛，风多则引注，湿多则重着。至如白虎历节风，以其走痛，四肢骨节如虎咬之状，而以其名之耳，无非风寒湿三气乘之也，若饮酒当风，汗出入水，亦成斯疾，令人骨节蹉跌。”除内虚外邪入侵为痹证之由外，尚有饮酒当风之弊，此乃造成痹证另一元凶。
饮食不节，素日嗜食膏粱厚味，或嗜酒伤脾，脾失健运。致使湿热内生，湿热蕴积于中焦，脾胃功能失调，聚湿生痰。湿热聚于肌肉关节，关节红肿热痛，痰瘀流注，形成结节痰核，流注于关节、肌肤、下焦则发为痛风。
痹者闭也，本身就包含脏腑经络之气血闭阻，即指痹之病机，从此可以看出瘀血与痹证发病有着重要关系。瘀血既可作为病理产物贯穿痹证发病始终，又可作为致病因素导致痹证的发生。
《黄帝内经》论痹时虽未用“瘀血”字样，但“痹”字本身即对瘀血用意显露无疑。如《素问·痹论》有“心痹者，脉不通”“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等，均是对瘀血致痹的描述。《素问·痹论》言：“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痛，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后世宗此说，谓“麻犹痹也”，我们可将此“麻”视为“痹”之轻证，但病因皆在瘀阻不通。
《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谓：“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该条指出由于阴血先虚，风邪乘虚而入，由表侵及血脉，正邪相互搏结，以致经脉痹阻，气血瘀滞，而成痹证。
《诸病源候论·风湿痹候》曰：“痹由血气虚，则受风湿而成此病，久不瘥，入于经络，搏于阳经，亦变令身体手足不遂。”其认为：“血之在身，随气而行，常无停积。”痹证的病理是“风寒之客肌肤，初始为痹，后伤阳经，随其虚处而停滞，与血相搏，血气行则迟缓，使机关弛纵，故风痹而复手足不随也”，指出邪气侵入经络，首先伤害气血，造成气机不利，血行迟缓，气血瘀滞不通，最终使经络痹阻而为痹证。
《重订严氏济生方·诸痹门》云：“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这表明气血亏虚、正气不足等内因形成血瘀病变，阻塞经络，痹阻肢体关节，因瘀致痹。
《圣济总录》云：“若因伤折内动经络，血行之道不得宣通，瘀积不散，则为肿为痛。”上述观点表明，痹证之疼痛、肿胀由瘀血阻滞、脉道不通所引起，痹证多瘀。痹证日久，迁延难愈，经络闭阻，会影响气血津液的运行、输布，血滞为瘀，津停为痰，酿成瘀血痰浊，出现皮肤瘀斑、关节周围结节、屈伸不利等症，皆为“痹证多瘀”的深刻表现。
《宣明论方》论述：“寒气胜则为痛痹。湿气胜则为着痹……痹者气血不行，如从水中出，不必寒伤而作也。风气胜者行痹，上下左右无留，随所至作。”其认识到除外感寒热湿邪致痹外，气血不行也为痹的重要病理机制。
朱丹溪认为，风寒湿为痹证的外因，血虚内热、湿、痰、瘀血是痹证之内因。如《格致余论》论：“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其称痛风为恶血入经络证。血受湿热，久必凝浊，所下未尽，留滞隧道，所以作痛。《金匮钩玄》中指出：“十指麻，是胃中有湿痰死血。”可见朱丹溪认为，痹证病因除风寒湿外邪外，血虚内热、湿、痰、瘀血凝滞等具体病理因素及体质是关键。金元时期对痹证的认识在理论上较前人又有较大的突破。
《张氏医通》曰：“血痹者，寒湿之邪痹著于血分也。辛苦劳动之人，皮肤致密，筋骨坚强，虽有风寒湿邪，莫之能客。惟尊荣奉养之人，肌肉丰满，筋骨柔脆，素常不胜疲劳，行卧动摇，或遇微风，则能痹著为患，不必风寒湿之气杂至而为病也。”此论及血痹由寒湿痹阻血分引起，体质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杂病源流犀烛》曰：“跌仆闪挫，卒然身受，由外及内，气血俱病也。”又说：“忽然闪挫，必气为之震，震则激，激则壅，壅则气之周流一身者，忽因所壅而凝集一处……气凝则血亦凝矣。”跌仆外伤后，瘀血留于筋骨关节，阻碍气血运行和经脉通畅，使营卫失调，卫外不固，且瘀血不去，新血不生，组织失于濡养。故有“恶血留内，发为痹痛”之说，此即瘀血作为直接因素致痹。另外，本书又云：“痹者闭也，三气杂至，壅敝经络，气血不行，不能随时祛散，故久而为痹。或遍身，或四肢挛急而痛，或有不痛者，病久入深也。入于骨则重不举为骨痹，入于血则凝而不流为脉痹，入于筋则屈而不伸为筋痹，入于肉则肌肉不仁为肉痹，入于皮则寒在皮毛为皮痹……白虎历节风，痛痹之一症也，以其痛循历遍身百节，故曰历节；以其痛甚如虎咬，故曰白虎历节。其原皆由风寒湿入于经络，致气血凝滞，津液稽留，久而怫郁坚牢，荣卫之气阻碍难行，正邪交战，故作痛不已也。”由此可见，瘀血痹阻是造成经络痹塞不通的主要原因，曰历节、曰白虎、曰脉痹，均有瘀血参与其中。
《医林改错》明确提出“痹证有瘀血”论。“凡肩痛、臀痛、腰痛、腿痛或周身疼痛，总名曰痹证。明知受风寒，用湿热发散药不愈；明知有湿热，用利湿降火药无功……因不思风寒湿热入皮肤，何处作痛。入于气管，痛必流走；入于血管，痛不移处……总逐风寒、去湿热，已凝之血，更不能活。如水遇风寒，凝结成冰，冰成风寒已散。明此义，治痹证何难？古方颇多，如古方治之不效，用身痛逐瘀汤。”《医林改错·痹证有瘀血说》亦系统阐述了痹证多瘀，从瘀论治痹证的重要性，为后世所效仿。
《血证论·痹痛》亦提出：“身体不仁，四肢疼痛，今名痛风，古曰痹证。虚人感受外风，客于脉分，则为血痹……失血家血脉既虚，往往感受外风，发为痹痛。或游走不定，或滞着一处……瘀血窜走四肢，亦发疼痛，证似血痹，惟瘀血之痛多如锥刺，脉不浮不拘急。”因此，血瘀贯穿于痹证发病之始终，亦再次验证“痹证多瘀”之观点。
《类证治裁·痹证》亦云：“诸痹……良由营卫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邪气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久而成痹。”这里亦强调了各种痹证，其先期为卫外不固，感受外邪，但久之必然气血凝滞而痹阻气血运行，出现诸痛等痹证。
痹证以邪实为主，随着瘀血渐成之势，病程随之发展，故总体治疗的关键为瘀血的祛除。
水湿痰浊是痹证常见的原因，“风湿”病名正是最好的印证。《金匮要略》中多次提到“湿家”，此湿家更多指的不是外感湿邪，而是体质为“痰湿”之人，书中指出“湿家病身疼发热”，即这种体质与痹证发病密切关系，尤其强调痰湿在痹证病因学中的重要性。痹证病情缠绵，难以根除，日久气血闭阻，必有津液停聚而形成痰浊，风、寒、湿、热与痰浊相互搏结，凝结为患，滞留于肌肉筋骨，使病情更加复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条：“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此即痰饮归于四肢不得汗解，阻滞经络，泛溢肌肤，不会发生肢体肿痛。相应的，痰浊又是痹证发展中的病理产物，痰浊内生，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耗伤正气，进而又促进痰浊内生，周而复始，如与外邪交阻相夹，致进一步痹阻经络，停留骨骱。
《丹溪心法·痛风》指出：“痛风……四肢百节走痛是也，他方谓之白虎历节风证，大率有痰、风热、风湿、血虚……因于痰者，二陈汤加酒炒黄芩、羌活、苍术。”又曰：“肥人肢节痛，是风湿与痰饮流注经络而痛，宜南星、半夏。”由此可见，痹证从痰论治亦是朱丹溪治疗的特色。恣食肥甘厚味，痰湿内生，阻滞络道，气血不通，发为痹证；痹证气血运行不畅，气停湿阻，聚而成痰，阻滞络道，因经络不通而进一步加重痹证。
《证治准绳》云：“痛痹，有风、有湿、有痰……诊其脉，滑者痰也。”提出痰在痹证发病中与风、湿等邪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致病因素。
《冯氏锦囊》云：“脏腑津液受病为痰，随气升降，理之常也。若在皮里膜外及四肢关节曲折之地，而脏腑之痰，何能流注其所？此即本处津液遇冷遇热即凝结成痰而为病。”痰痹之痰成因有二：一是来源于原患风寒湿痹以湿邪为主者，其病经久不愈，或医治不当，湿聚成痰，此痰多来自外湿；另一来源为内湿，即平素脾胃湿邪蕴盛，日久聚而为痰。可见，不管是外湿或内湿，都易聚而为痰，而痰之为患的特点，是无处不到，特别是关节空隙之地，更易为留痰之所。
《医学入门》指出：“有因虚而风寒湿三气乘之，麻木并作者，有气血俱虚，但麻而不木。盖麻犹痹也，虽不知痛痒，尚觉气微流行，在手多兼风湿，在足多兼寒湿，木则非惟不知痛痒，气亦不觉流。犹常木为麻，血凝气间，木为湿痰。总言经络凝滞，血脉不贯谓之不仁……周身掣痛麻木者，谓之周痹，乃肝气不行也。痹者，气闭塞不能流也，或痛痒，或手足缓弱，与痿相类。”论述中认为风寒湿邪、气血虚、血凝、湿痰、郁、饮食因素均能引起痹证的发生，但其中痰浊内阻是造成麻木等痹证的重要因素，应引起重视。
《证治准绳·痿痹门》云：“留着之邪与流行荣卫真气相击搏，则作痛痹。若不干其流行出入之道，则不痛，但痿痹耳。随其痹所在，或阳多阴少则为痹热，或阴多阳少则为痹寒。痛痹，有风、有湿、有痰、有火、有血虚、有瘀血。诊其脉，浮者风也，缓细者湿也，滑者痰也，洪大者火也，芤者血虚也，涩者瘀血也。”此指出痹证发病有风、湿、痰、火、血虚、瘀血，痰与风、湿等邪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致病因素。
《类证治裁·痹证》曰：“诸痹，良由营卫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邪气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淫，久而成痹，痛风，痛痹之一症也，其痛有常处，掣者为寒，肿者为湿，汗者为风。三气入于经络，营卫不行，正邪交战，故痛不止。”痹久必有痰湿败血瘀滞经络，初因风寒湿之邪郁痹阴分，久则化热攻痛，亦或风湿热之邪直中肌肤，热郁经络，亦或内蕴湿热，外感邪气，内外合邪，湿热痹阻。其认为痹多由营卫虚，腠理开，风寒湿乘虚入内，痹久产生痰湿、瘀血，或内蕴湿热，内外合邪所致。
《医门法律》指出：“痹证非不有风，然风入于阴分，与寒湿互结，扰乱其血脉，致身中之阳不通于阴，故致痹也。”小儿鹤膝风非必为风寒湿所痹，多因先天所禀，肾气衰薄，阴寒凝聚于腰膝而不解。风寒湿三痹之邪，每借人胸中之痰相援。故治痹方中，多兼用治痰之药。痹由风寒湿互结，扰乱血脉，先天肾虚，阴寒凝聚所致。此论尤其重视痰在致病中的重要作用。可见虽有风寒湿三邪外侵，但亦与人体之内痰湿相应方易发病，故在治疗时应兼顾治痰。
《医级》云：“痹……滞气血而不泄，酸痛麻木不一而形；气杂至而合邪，行着痛而各从其胜。总由元精亏损，三气外袭，不克随感随治，以致流连成痹。更有湿热火痰，郁气死血，留滞经络形层内外，以致麻木痛痒，不可不知。指出痹非三气，患在痰瘀认为痹由元精亏损，三气外袭，湿热火痰，郁气死血，留滞经络所致。”可见痰瘀为痹证的重要病理因素。
形成痰痹之痰，是广义之痰，它是机体津液代谢失调而形成的病理产物。痹证，亦有不少是因痰邪作祟而导致的，故治疗需祛除外邪与化痰通痹并举，方可除痹止痛。
尤在泾在《金匮要略心典》中云：“毒者，邪气蕴含不解之谓。”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云：“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上述二者可视为对毒邪较为权威的释义。毒，即入里而不易祛除之邪气，且致病较剧。巢元方也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到：“冬时天时温暖……毒气不得发泄，至夏遇温热，温毒始发于肌肤，斑烂瘾疹。”已有医家认识到毒邪可作为致病因素，而痹证亦在此例。
最早以毒论痹者，当属王焘，其在《外台秘要》中云：“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因虚所致，将摄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由此，“以毒立论”治疗痹证逐渐为历代医家传承和发扬。
《千金翼方》中指出：“疾风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白风，四曰赤风，五曰黑风，其风合五脏，故曰五风，五风生五种虫，此五种虫蚀五脏……若蚀人皮，皮肤顽痹，若蚀人筋，肢节堕落。”同时结合中医理论提出了对风邪新的理解，并提出风毒致病理论，为我们后世用祛风解毒药治疗痹证奠定了基础。
《证治汇补》中云：“风流走不定，久则变成风毒，痛入骨髓，不移其处。或痛处肿热，或浑身壮热。若劳役而痛者元气虚也。恼怒而痛者肝火胜也。阴寒而痛着湿郁也。饮食失宜而痛者脾郁也。”其认为痹由风毒、元气虚、肝火、阴寒、脾郁所致。
《杂病源流犀烛》记载痹证成因：“或由风毒攻注皮肤骨髓之间，痛无定所，午静夜剧，筋脉拘挛，屈伸不得……或由痰注百节，痛无一定，久乃变成风毒，沦骨入髓，反致不移其处，则必搜邪去毒。”其明确毒邪与痰浊为痹证的病因。
“毒”邪是痹证发生的重要外部病因，故在治疗痹证时，若单用一般祛风湿药，难以奏效，需用解毒之剂，直挫痹证之毒势，紧扼邪毒之肆虐，治疗以解毒为先。
跌仆闪挫可致局部血脉受损，离经之血阻于脉络，气血不畅，不能周荣，筋骨失养，则可见肢体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痛处固定等表现，其亦可视为“不通则痛”的痹证。
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探求诸病之源，九候之要，该书《金创伤筋断骨候》中云：“夫金疮始伤之时，半伤其筋，荣卫不通，其疮虽愈合，后仍令痹不仁也。”其指出筋伤后可引起循环障碍，创虽愈合，但仍可遗留神经麻痹和运动障碍的症状。
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了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手法。“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并指出整复后可采用蜡疗和热敷，以助关节功能的恢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治疗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方法，直至现在仍被普遍沿用。
《世医得效方》在伤科学上有伟大成就，书中认为“颠仆损伤，骨肉疼痛，整顿不得，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麻醉药量按病人年龄、体质及出血情况而定，再按照病人麻醉程度逐渐增加或减少，“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本书作者危亦林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载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的人。
《正体类要》指出：“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此阐明了伤科疾病局部与整体的辨证关系。
《杂病源流犀烛》：“跌仆闪挫，卒然身受，由外及内，气血俱病也。”又说：“忽然闪挫，必气为之震，震则激，激则壅，壅则气之周流一身者，忽因所壅而凝集一处……气凝则血亦凝矣。”跌仆外伤后，瘀血留于筋骨关节，阻碍气血运行和经脉通畅，使营卫失调，卫外不固，且瘀血不去，新血不生，组织失于濡养。故有“恶血留内，发为痹痛”之说，可见外伤亦可作为痹证发病之因。
总之，痹证病因较为复杂，临床多见多种病因相兼出现，故不能完全割裂分论，需谨守病因，多方审视，方能有所察觉，切中要害，治病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