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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在中医古籍中很早就出现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共三十卷的记载（亡佚）。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中也有“疾畀（痹）”之谓。《素问·移精变气论》亦记载：“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以去八风五痹之病。”由此可推断，早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即有痹证记载。虽然各书记载的“痹”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可推知，痹证是常见的中医病证确定无疑。
在中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医者对痹证的认识逐渐丰富，包括病名的沿革，病因病机的完善，以及痹证所涵盖的范畴，这些都需要我们梳理认知。
“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素问·痹论》，而对于痹证的系统性阐述，也首见于《黄帝内经》，其中《素问·痹论》和《灵枢·周痹》是对痹证集中论述的专篇，此外，“痹”散见于其他各章节，共160余处。可以说，《黄帝内经》开创了痹证系统论述的先河，为后世认识痹证奠定了基础。首先需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论述之痹证为广义的痹证，这与后世的狭义痹证有所不同，这需要我们从四个方面理解《黄帝内经》所述的痹证。
首先是对痹证的分类，其分类标准纷繁，各有所长。如据感受风寒湿三邪之偏盛分为行痹、痛痹、着痹。《素问·痹论》说：“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这有利于判别致病邪气的性质。又如依病气部位不同分为心痹、肺痹、肝痹、肾痹，如《素问·五脏生成》的“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等，此为五脏痹。根据发病季节的不同，病邪留着部位的不同而分为五体痹，即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是病邪侵入机体相对表浅的五种痹证。其表现为“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此外还包括肠痹、胞痹、喉痹等部分的痹证。
其次是从病机的概念上理解痹证，即闭塞不通。《黄帝内经》中痹证涵盖的范围较广，它泛指一切因邪气痹阻肢体、经络、脏腑所引起的疾病，按部位大体上分为肢体痹和脏腑痹，如前面提及的按照病气积聚部位分类，即可归为脏腑痹。另外还包括其他痹证，如《素问·阴阳别论》的“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即气血郁结，闭阻不通所致的喉部疼痛、咽干之症；又如《灵枢·九针》之“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痹”，也强调了血痹亦为邪气入里阻滞气血运行这一病机。
第三，各种痹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联系。如五体痹久病不愈、正虚邪恋或复感外邪，则可内传脏腑产生脏腑痹，如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成肾痹；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成肝痹；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成心痹；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成脾痹；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成肺痹；邪传肠腑，数饮而出不得，中气争喘，时发飧泄，为肠痹。
第四，是对于痹证临床特点的多方位理解。在症状上除最为常见的疼痛外，还包括麻木、肿胀、屈伸不利、感觉异常、皮肤顽厚等，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痹阻不通的表现，如“涩于小便，上为清涕”的胞痹；“喘而虚”的肺痹；又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所言：“肝脉……微缓为水瘕痹也”，瘕痹指由于肝气壅塞，不能运化水液，致水瘕为痹的病证。由此可见，《黄帝内经》之痹为广义之痹证，其临床表现多样复杂，与狭义之痹的关节、肌肉疼痛不同，应加以注意。
《黄帝内经》对于痹证的命名研究较为深入，后世各医家均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其成书年代不详，其文意古奥，论理精微，本书所载疾病不多，但对痹证却多有论述，其所言：“痹者，闭也。五脏六腑感于邪气，乱于真气，闭而不仁，故曰闭也”；而在篇末则总结：“痹者，风寒暑湿之气中于人，则使之然。其于脉候形证、治疗之法，亦各不同焉”。此外，本书对于《黄帝内经》所云之“五体痹”有所发挥，其在《中藏经·论痹》篇中言：“大凡风寒暑湿之邪，入于肝则名筋痹，入于肾则名骨痹，入于心则名血痹，入于脾则名肉痹，入于肺则名气痹，感病则同，其治乃异。”对比《黄帝内经》的“五体痹”，本书中更侧重于五体痹与脏腑之间的关联，而轻季节性，这样就加强“五体痹”与“五脏痹”之间的联系。这也与其所创立的中医脏腑辨证理论相呼应，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书中进一步完善痹证的临床表现，进一步深化了广义痹证，如《中藏经·论痹第三十三》曰：“或痛，或痒，或淋，或急，或缓而不能收持，或拳而不能舒张，或行立艰难，或言语謇涩，或半身不遂，或四肢拳缩，或口眼偏邪，或手足倚侧，或能行步而不能言语，或能言语而不能行步，或左偏枯，或右壅滞，或上不通于下，或下不能于上，或大腑闭塞，或左右手疼痛，或行首疾而即死，或感邪而未亡，或喘满而不寐，或昏冒而不醒，种种诸症，皆出于痹也。”从中可见，痹证包括诸多临床症状，与“痹者，闭也”的理论一脉相承，上述诸症皆闭塞不通所致，而且其预后亦有区别。此外，《中藏经》还完善痹证的病因学说，其首次提出“暑邪致痹”，正如书中所言：“痹者，风寒暑湿之气中于脏腑之持为也。”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七情饮食劳倦等内部因素对于痹证发病的重要性。如《中藏经·论肉痹第三十六》曰：“血痹者，饮酒过多，怀热太盛。”又曰：“肉痹者，饮食不节，膏粱肥美之所为也。脾者肉之本……肌肉不滑泽则腠理疏，则风寒暑湿之邪易为入，故久不治则为肉痹也。”说明痹证的发生与饮食不节关系密切，这对于后世痹证的病因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中藏经·论气痹第三十四》曰：“气痹者，愁忧思喜怒过多，则气结于上，久而不消，则伤肺，肺伤则生气渐衰，则邪气愈胜，留于上，则胸腹痹而不能食，注于下则腰脚重而不能行，攻于左则左不遂，冲于右则右不仁，贯于舌则不能言，遗于肠中则不能溺，壅而不散则痛，流而不聚则麻。”此外，“痹者，乃嗜欲不节，伤于肾也”，从中可见，饮食不节、情志内伤、房劳无度均可造成气滞血停，病久则易生瘀滞而闭阻脉络，即所谓“痹者，闭也”，表现在肢体上可出现关节、肌肉的疼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而形成痹证，“壅而不散则痛，流而不聚则麻”。《中藏经》对痹证的论述有所突破，认为四时邪气皆可致痹，立足五脏分论，重视情志饮食，提及风痹、寒痹、湿痹、热痹、气痹、肉痹、血痹、筋痹、骨痹等名称，对痹证有其独到的研究。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经后人整理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杂病论》创立“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灵魂，成为后世临床之典范。张仲景虽未提出“痹证”之名，但对于痹证的论治却更加完备，书中不仅有专篇论述，亦在其他章节中多次提及；不仅有广义的痹证，亦有狭义的痹证，如《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其中“历节”之病名是首次提出。另外，书中提及湿病、湿痹、风湿、历节病、肾着、血痹等病名，对痹证命名主要以症状来描述，其中肾着、历节病以病因结合症状来描述。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175条论及太阳风湿病的辨证论治，“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此证属风寒湿三邪侵入筋骨关节，营卫不利，气血凝滞之痹证。这是对《黄帝内经》之风寒湿三气杂致的进一步阐述，更加重要的是指导了临床治疗。另外，《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305条：“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该证属阳气虚衰而寒湿偏盛，其证由少阴阳虚，不温四肢而见手足寒；阳虚而寒湿不化，留滞肌肉关节而见身痛及关节疼痛。少阴阳衰，病在里，寒湿不化，用“附子汤”有温肾阳、化寒湿、止身痛之功效。痹证之论虽始于《黄帝内经》，然开痹证辨证论治之先河者，命名为“风湿”且详于论治者则非仲景莫属。在《金匮要略》中，不仅从病机上有所阐明，而且列明湿痹、风湿、寒痹、血痹、历节、胸痹诸名，所载之麻黄加术汤、防己黄芪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桂枝附子汤、乌头汤、桂枝芍药知母汤等不胜枚举，对后世医家产生深远影响。书中痹证章节独列，如《痓湿暍病脉证》《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等，其中历节之名为首次提出，如《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谓：“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此证外因腠理开泄，感受风寒湿邪，水湿入侵，郁为湿热，伤及血脉，浸淫筋骨，流入关节。内在因素是肝肾气血不足、筋骨虚弱，或阳气阴血亏虚为病因。临床以关节疼痛、肿大、变形、屈伸不利为特征。“历节”之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狭义的“痹证”，特指关节之疼痛，这与《黄帝内经》所述之“痹者闭也”的广义痹证有所不同。后世又称“白虎历节病”“顽痹”“尪痹”等，后世部分医家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特殊的、顽固性痹证，以关节疼痛畸形为临床特征。此外，仲景对于辨证论治可谓精益求精，辨证分析细致准确，亦有颇多划时代的创举，如汗法，利小便、温通散寒、祛湿、清热等方法，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意义重大。以汗法为例，仲景谓：“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仲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将其分为虚实之别，分别处以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及防己黄芪汤分而治之，疗效如神。其通利小便之法，亦以五苓散等，即所谓“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其利湿以使三焦气化得施，湿邪自去。对于寒湿内袭，关节剧痛，屈伸艰难者，以乌头汤温经散寒，除湿止痛。当然仲景亦重视里热之历节，以及日久化热伤阴之痹证，其以白虎加桂枝汤及桂枝芍药知母汤清热、滋阴。此外，仲景在治疗历节时，特别兼顾胃气、阳气，时时护卫，这与仲景“保胃气，存津液”的治疗大法一脉相承。
《针灸甲乙经》为晋代皇甫谧所著，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书，约成书于晋太康二年。全书十二卷，共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中医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等。皇甫谧本人为风痹所苦，其在《针灸甲乙经·卷十·阴受病发痹》中论己痹时说：“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其痹“留连筋骨间，得之风寒湿流注筋脉，气血不通，久则疼痛”。此外，皇甫谧提出了针灸治疗痹证的原则与方法：“足不仁，刺风府。腰以下至足，清不仁，不可以坐起，尻不举，腰俞主之。痹，会阴及太渊、消泺、照海主之。嗜卧，身体不能动摇，大湿，三阳络主之。骨痹，烦满，商丘主之。足下热痛，不能久坐，湿痹不能行，三阴交主之。膝内廉痛引髌，不可屈伸，连腹，引咽喉痛，膝关主之。痹，胫重足跗不收，跟痛，巨虚、下廉主之。”其阐明了痹证的针灸治疗方法和临床禁忌、病证所主之穴，并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这无论对于痹证还是其他病证的针灸治疗，都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诸病源候论》为隋代巢元方奉诏编著，书中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源与证候。其论痹证者，遵《黄帝内经》之理，结合中医临证，对中医痹证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诸病源候论》认为：“风寒之气，客在肌肤，初始为痹，后伤阳经，随其虚处而停滞，与血相搏，血气行则迟缓，合机关驰纵，故风痹而复手足不随也”“血为阴，邪入于血而痹，故为血痹也”。从中可见，其论痹不离气血，邪气客于气血，阻滞气运血行，最终成痹。另外，本书在论述病因时，不仅重视风寒湿之外邪入侵，亦重视患者正气充盈与否。“此由体虚，腠理开，风邪在于筋故也”“血痹者，由体虚邪入于阴经故也”。其强调了体虚、正气不足是造成痹证的根本原因。其尤其重视人体之阳气，“然诸阳之经，宣行阳气，通于身体，风湿之气，客在肌肤，初始为痹”，这与《黄帝内经》所云“阳气者，若天与日”不谋而合，故其在治疗时亦多用宣通温补阳气之法。此外，《诸病源候论》将痹证分列于风病、虚劳、注病等病候中，依病因分为风痹、湿痹、风湿痹、血痹、历节风、虚劳风等。如“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其风湿气多而寒气少者，为风湿痹也。证见皮肤顽厚，或肌肉酸痛，日久不瘥，亦可致身体手足不遂。”此外，书中对于痹证的治疗亦提出了诸多新解，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保留了《养生方》关于用导引治痹的操作方法，具体方法有30余条，且每条都有具体术式和适应证。如“左右拱手，两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劳倦、风痹不随”“以手摩腹，从足至头，正卧蜷臂导引，以手持引足住，任臂，闭气不息十二通。以治痹湿不可任，腰脊痛”。在导引时，还有相应的安神定志操作要求：“安心定意，调和气息，莫思余事，专意念气”“徐徐以口吐气，鼻引气入喉，须微微缓作，不可卒急强作，待好调和引气吐气，勿令自闻出入之声，每引气，心心念送之”。这些导引之法具有疏通经络，行气活血之功，对于调整人体免疫、恢复全身机能均有益处，可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关节及周围的物质代谢，利于关节功能的康复。
《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于公元652年撰成，共30卷，30年后《千金翼方》成书，亦30卷。孙思邈并未将痹证单独列出，而将其对痹证的论治列入《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八“诸风”“虚损”及其他章节，提出风痹、湿痹、寒痹、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骨痹、胞痹等10种痹。孙思邈继承《黄帝内经》及《诸病源候论》对痹证的认识，认为“诸痹由风寒湿三气并客于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肉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肤，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为痹也”。另外，孙思邈把五体痹、五脏痹同归于“六极”门下，强调了痹证由“痹”到“极”，突出痹证由实到虚的演变发展过程。孙思邈还将痹证视为虚损病证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与痹证先实后虚、“先痛后废”的病程相合。孙思邈亦重视内因在痹证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出“疾之所起，生自五劳”，此五劳即肝、心、脾、肺、肾的五脏虚劳，尤其是肝、脾、肾三脏最为密切。因此，孙思邈在治疗痹证时亦选择滋养脏腑之品，如菟丝子、山萸肉、杜仲等，其所创的独活寄生汤最为有名，其中当归、芍药、干地黄、川芎补血活血；佐以桂心温通经脉，化生气血；杜仲、牛膝、寄生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人参、甘草大补元气，益卫固表；配伍独活、秦艽、防风以求祛风除湿散邪。全方共奏补肝肾、益气血、强筋骨、祛风湿之效，是孙思邈重视体虚内因，因证施治痹证的集中体现。此外，孙思邈还创立犀角丸、风缓汤等，这也是他首次提出风毒致痹之说，此类方剂以清热凉血解毒为主要功用，治疗“热毒流入四肢，历节肿痛”“脚弱，举体痹不仁，热毒气入脏”的热毒之痹及因此致虚的虚实夹杂痹证。此外，孙思邈受仲景影响颇深，治疗痹证重视扶阳，重用辛热，用药多依《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如将小建中汤化裁为“内补当归建中汤”“内补芎汤”“大补中当归汤”三个方剂，将真武汤和附子汤相合治疗风寒湿痹等。孙思邈治疗方法多样，剂型丰富，汤、膏、丸、散、酒剂皆用，如治疗“风虚气满，脚疼痹挛，弱不能行”的石斛酒；治疗“风虚脚弱，手足拘挛，疼痛不能行，脚浮肿上膝”的内补石斛秦艽散等。他还特别强调服药的次序，如在《备急千金要方·汤剂第二》中，“治疗恶风毒气，脚弱无力，顽痹，四肢不仁”第一服用麻黄汤，第二服用独活汤，第三服用厚朴汤兼治诸气咳嗽、逆气呕吐，第四服风引独活汤。这些都体现了孙思邈依证用法，法变方变，严守病机，辨证论治的思想。另外，孙思邈强调针药并举，在其著作中列举了诸多关于痹证的针灸治疗方案，如“膝病：风市，主两膝挛痛，引胁拘急，亸躄，或青或焦，或枯或黧如腐木。曲泉，主膝不可屈伸。髀关，主膝寒不仁，痿痹不得屈伸”。
《外台秘要》为唐代王焘所著，全书共引用各家著述2800余条，收载医方6000余例，因此《外台秘要》也被历代医家称为“世宝”。《外台秘要》在痹证、历节病之外，又立白虎历节，并设方五首，《外台秘要·白虎方五首》载：“《近效论》：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因虚所致，将摄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疾昼静而夜发，发即彻髓酸疼，乍歇。其病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白虎历节为《外台秘要》首次提出，书中又言：“热毒气从脏腑中出，攻于手足，则焮热赤肿疼痛也”，并比喻曰：“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盖若以板盖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上，此板终不可润也”，可以说形象地描述了白虎历节的病机。此外，书中的治痹方药不胜列举。
《太平圣惠方》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修的大型综合性方书，以临床实用为目的，全书之首还详述诊脉及辨阴阳虚实诸法，次列处方、用药基本法则，理、法、方、药俱全，充分反映了北宋前期的医学水平，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太平圣惠方》对痹证的认识主要是继承《黄帝内经》与《诸病源候论》的观点，其认为腰脚湿痹是“风湿冷三气相攻而成也。气胜则通行流转，不为留滞。风湿冷气胜，则住于腰脚，是为湿痹……风湿痹，冬多中人血脉腠理，则为诸风矣。本由外风邪，入于经络气俞也”。脚腰痛是“由肾气不足，受风邪之所为也。劳伤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与真气交争，故腰脚疼痛”。该书收集腰脚疼痛、虚劳筋急、脚气痹挛、腰脚冷痹、虚劳痿痹、历节风、走注疼痛、心痹等治痹方417首，为前人处方用药之一大总结。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认为治痹当“宜以食治之也”，这种食疗的观点也与《黄帝内经》所示的“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观点一脉相承。《太平圣惠方·卷第九十七·食治腰脚疼痛诸方》共有9首方剂，大致可以分为5类，包括肝肾虚热型、风湿型、肾虚型、肾脏虚冷型及肾脏风冷型。另外，本书治痹的方药收集诸多包含虫类药物之方剂，如乌梢蛇、白花蛇、全蝎、地龙等搜风通络之品，亦在书中有所罗列。
《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济总录》，共200卷，是宋徽宗组织曹宗孝等八位医官，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方药编写而成的宫修医书，全书共66门，共收载药方约2万首，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内容极为丰富。在理论方面，除引据《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亦注意结合当时的各家论说，并加以进一步阐述，在方药方面，以选自民间经验良方及医家秘方为主，疗效比较可靠。《圣济总录》卷十九、卷二十为“诸痹门”，载方152首，将痹病分为五体痹、五脏痹、痛痹、着痹、行痹、周痹、痹气、热痹等类型，并首次把痹证与虚劳区分，把六极正式列入“虚劳门”。其对每种痹证皆遵经旨，先述大意，说明治法，而后证候、方剂及用法。对各痹证均提出一系列处方，是集痹证治疗方剂之大成。书中设有骨痹专篇，认为骨痹的病因当责之肾虚，“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夫骨者肾之余，髓者精之所充也。肾水流行，则髓满而骨强。迨夫天癸亏而凝涩，则肾脂不长；肾脂不长，则髓涸而气不行，骨乃痹而其证内寒也。虽寒不为冻栗，则以肝心二气为阳火，一水不能胜之，特为骨寒而已，外证当挛节，则以髓少而筋燥，故挛缩而急也”。所以在治疗方药方面，其列补骨髓、治寒湿之肉苁蓉丸，治肾虚骨痹之石斛丸、补肾熟干地黄丸，治肾脏中风寒湿成骨痹之附子独活汤，治肾脏气虚骨痹缓弱之鹿茸天麻丸，治肾脏久虚之肾沥汤等方。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宋代医家陈言所撰，全书18卷，180门，载方1050余首，《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三·叙痹论》是对痹证病因病机、传变转归的论述，“夫风湿寒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虽曰合痹，其用自殊。风胜则为行痹，寒胜则为痛痹，湿胜则为着痹。三气袭人经络，入于筋脉、皮肉、肌骨，久而不已，则入五脏”。从中可见，其书仍宗《黄帝内经》的观点。“凡使人烦满，喘而吐者，是痹客于肺；烦心上气，嗌干恐噫，厥胀满者，是痹客于心；多饮，数小便，小腹痛如怀妊，夜卧则惊者，是痹客于肝；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者，是痹客于肾；四肢解惰，发咳呕沫，上为大塞者，是痹客于脾。又有肠痹者，数饮而小便不利……大抵痹之为病，寒多则痛，风多则行，湿多则着；在骨则重而不举，在脉则血凝不流，在筋则屈而不伸，在肉则不仁，在皮则寒，逢寒则急，逢热则纵，又有血痹，以类相从，附于此门，外有支饮作痹，见痰饮门。”从中可见，其书虽宗《黄帝内经》，但亦多有发扬，对临床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在治疗方剂的选择上，其多源自《伤寒杂病论》《备急千金要方》等书，主要有附子汤、黄芪五物汤等。附子汤治风湿寒痹，骨节疼痛，皮肤不仁，肌肉重着，四肢缓纵。书中继而论“历节”，谈及历节病，其“疼痛不可屈伸，身体魁瘰，其肿如脱，其痛如掣，流注骨节”，乃宗《病源候诸论》所论，饮酒当风，汗出入水，遂成斯疾。其病因与痹证有相似之处，以芍药知母汤主之。
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正所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医学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李东垣，为当时医界之翘首，形成了各自的学术流派，其特色鲜明，寓其观点于著作中，而且每位医家的著作量产丰富而论点治法极具特点，其中对于痹证的认识也见解独到。
刘完素，金代河间人，故尊称为“刘河间”。刘氏极重视《黄帝内经》理论的研究，其学术思想中心是探讨火热病机，以治疗火热病证为擅长，以清热通利为主，善用寒凉药物，故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其《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诸证门》提出痹气、骨痹、行痹、痛痹、着痹、胞痹、热痹、胆痹、诸痹等治疗方剂。刘氏对痹证病因病机的认识，宗《黄帝内经》的“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及“风寒湿三气偏盛”的学术观点，对痹证的论治还是强调辨证论治，如痹气证用附子丸、骨痹用附子汤、行痹用防风汤、痛痹用茯苓汤加减、着痹用茯苓川芎汤、周痹用大豆蘖散、肠痹用木香丸、热痹用升麻汤、胆痹用益胆汤、诸痹证用升麻前胡汤、风热走注疼痛麻痹用防风通圣汤。
张从正，字子和，是攻邪派的一代宗师，应用汗、吐、下三法祛邪，主张“攻邪存正”。其《儒门事亲·指风痹痿厥近世差玄说》载有“风、痹、痿、厥”四证的鉴别诊断，对隋唐以来世人把以上四类皆归于“风门”提出了异议，认为“夫风、痹、痿、厥四证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辨，一概作风冷治之。下虚补之，此所以旷日弥年而不愈……夫四末之疾，动而或劲者为风，不仁或痛者为痹，弱而不用者为痿，逆而寒热者为厥，此其状未尝同也，故其本源又复大异”。他还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天之邪；雾、露、雨、雹、水、泥土是地之邪，最易致人于病”。张氏亦强调痹证必从风寒湿相合，指出感邪久而不愈，则传入里，“皮痹不已而成肉痹，肉痹不已而成脉痹，脉痹不已而成筋痹，筋痹不已而成骨痹，久而不已，内舍其合，若脏腑俱病，虽有智者，不能善图也”。同时他也提出“痹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痹”的观点。他认为痹证早期可采用汗、下、吐三法攻之，即“诸风寒之邪，结于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痼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此即凡是风寒之邪所发的疾病，在皮肤和经络之内者可用汗法；凡是风痰宿食，在胸膈和上脘的，可用吐法；凡是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在下的疾病可用下法。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为“补土派”代表人物，其对痹证的论述亦强调脾胃虚弱而内生痹证，为痹证的病因学说增添丰富色彩。如其在《脾胃论》“神圣复气汤”案中，论述痹证之上热下寒病机：“上热如火，下寒如冰，耳鸣耳聋……肠鸣，膝下筋急，肩胛大痛，此皆寒水来复，火土之杂也。”从中可以看出，因木火受邪致上焦如火，加之寒气入侵，肾水之旺，故令下寒如冰，致上盛下虚之痹证。此外，在痹证的治疗上，指出当先辨外感内伤。对于外感痹证，提出“风能胜湿”，代表方如《内外伤辨惑论》之羌活胜湿汤；对脾胃不足，外邪乘虚而入，则在羌活、独活、防风等诸风药的基础上，加用人参、白术、苍术、猪苓、泽泻等益气健脾利湿之品，代表方如《兰室秘藏·腰痛门》的拈痛汤，从方名可见，其止痛效果之优，如信手拈来。此外，李氏还阐述了根据各自经络不通而用不同引经药物治疗臂痛的经验：“以两手伸直，其臂贴身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而定，则臂之前廉痛者，属阳明经，以升麻、白芷、葛根行之；后廉痛者，属太阳以藁本、羌活行之；外廉痛者，属少阳，以柴胡行之；内廉痛者，属太阴，以升麻、白芷、葱白行之；内后廉痛者，属少阴，以细辛、独活行之。仍视何经而用针灸。”此外，李东垣在《脾胃论》提及痛痹、寒痹、诸湿痹；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提及行痹证、痛痹证、着痹证、周痹证、胞痹证、肠痹证、热痹证，证的提出也标志着痹有其病位、病性、病机、临床表现，辨证渐趋完善；在《儒门事亲》中提到不仁或痛者为痹，“夫痹之为状，麻木不仁，以风寒湿三气合而成之”。
朱震亨，号丹溪，因其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先生”。朱氏在医学上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强调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朱氏对痹证的研究杂见于《格致余论》《丹溪心法》《金匮钩玄》《丹溪手镜》《丹溪治法心要》等医籍中，其对痹证论治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论治“痹证”“历节”“白虎”之外，另立“痛风”一门，对后世影响颇大。朱丹溪在《格致余论·痛风论》中首次提出痛风病名，谓：“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治法以辛热之剂。”后又在《丹溪手镜·痛风》中提出：“痛风，血久得热，感寒冒湿，不得运行，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亦有血虚痰逐经络上下作痛。”《丹溪心法·痛风附肢节痛》又云：“四肢百节走痛是也，他方谓之白虎历节风证。大率有痰湿、风热、风湿、血虚……又有痛风而痛有常处，其痛处赤肿灼热，或浑身壮热，此欲成风毒，宜败毒散。”此外，对于痛风的症状，也散见于朱氏的著作中，如“两腿痛甚，动则甚痛”“夜则痛甚”（《格致余论·痛风论》）；“走注疼痛，或麻木不遂，或半身痛”“脚软，骨疼或膝肿”（《丹溪治法心要·痛风》）；“痛有常处，其痛处赤肿灼热，或浑身壮热”（《丹溪心法·痛风》）；“不仁，由气血虚少。邪气壅盛，正气不能通行而致也”（《丹溪手镜》）。通过以上诸书可以看出，痛风的疼痛既有定处夜甚的寒痹之证，也有四肢百节走痛的风痹之证，还有麻木不遂的着痹之证和痛处赤肿灼热的热痹之证，显然，“痛风”指代痹证，其名症相符。此外，以痛为主症，兼麻木、肿胀等相兼症状。更重要的是痛风的病因有别于传统“痹证”，它既有风寒湿，又提出了“有痰、风热、风湿、血虚”之因，并首次提出了痰为痛风病因之一的观点，独创了“风湿与痰饮流注经络而痛”“污浊凝滞”，提出了“肥人肢节痛”的论点，这对后世的痛痹病因是极大的丰富，也与现代医学的研究相呼应。此外，这些观点意在纠正当时人拘于前论，不辨痿痹，统属于风，滥用香燥，以痛明确痹证主症，以示痹痿有别，不能皆从风论治。此外，丹溪论痹时时体现其注重养护阴血的观点，如《丹溪手镜·痛风》中提出：“血虚痰逐经络上下作痛。四物汤，桃仁、牛膝、陈皮、甘草、白芷、黄芩……”此即以四物汤加减治疗血虚之痹。另外，朱氏还重视外邪与内因二者的关系，“三气致痹之原，或外兼他患有之，若舍此而能痹，未有也”。其指出风寒湿三气为痹证发病外因，“三气乘虚客之”为痹证发病的内因，正因有内因，故外邪才可乘虚而入。朱氏还善用引经之药，如“在上属风，加羌活……在下属湿，加牛膝、防己……血虚加芎、归，佐以桃仁、红花。气虚加参、术、败龟板。有痰，加南星”。这些都是朱氏治痹之妙。
张介宾，明代医学家，号景岳。其治病思想以“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为中心，认为“人体虚多实少”，强调命门在人体中之重要性，治疗则主张补真阴元阳，所谓“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张氏治痹不仅在《黄帝内经》痹论的基础上对痹证的概念及归类作出了明晰的说明，而且，就痹证之外感、内伤的关系，体痹与五脏六腑痹的关系亦有所梳理。尤其在风痹的论治上，见解独到。其在《景岳全书·杂证谟·卷二·风痹》中谓：“风痹一证，即今人所谓痛风也。盖痹者闭也，以血气为邪所闭不得通行而病也。”张氏为《灵枢·论疾诊尺》中“尺肤涩者，风痹也”作注曰：“尺肤涩者血少，血不营，故为风痹”。他认为营血虚少是感受风邪发为风痹的基础，从中可见风痹是痹证的一个特殊类型，因血虚而感受风邪所致，在阳者，客于肌表也；在阴者，病邪入里也。病在阳，则见肌肤顽厚，或疼痛，或厥冷，或灼热；病在阴，则见头痛、心烦、呕吐、汗出等症。此处风痹并非肢体游走性疼痛的行痹。在治疗方面，张氏因邪之偏胜，制定了治疗大法，即风胜者，顺肝风，治当从；寒胜者，调营卫，从温治之；湿胜者，散阴寒，补脾建中；虚者，充血气，通经治本。依此大法，分别予败毒散、乌药顺气散以散风，“若以风胜而兼微火者，宜大秦艽汤或九味羌活汤主之”。予五积散或小续命汤、甘草附子汤以温治，“寒甚气虚者，宜三因附子汤之类主之”。体重、多寒、多汗者，“皆脾弱阴寒证也，若羌活胜湿汤乃兼风散湿之剂也，五积散乃温经散湿之剂也，真武汤乃温中除湿剂也”。最后提到“然又有湿热之为病者，必见内热之证，滑数之脉，方可治以清源，宜二妙散及加味二妙丸、当归拈痛汤之类主之”。张氏治痹，扣准病因病机，善用祛风、温补之法，方证用药上明显体现扶阳，注重培育真阴，遣方用药多用辛甘温热之品，以补营血之不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药特色，丰富和发展了辨证治疗思路。
李中梓，字士材，明末著名医家，《医宗必读》为其代表作。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卷十论痹，对病因、病机、证候、治法、方药及医案概有述及，既未离《黄帝内经》之藩蓠，又颇多新意，开后世无数法门。如《医宗必读·痹》中谓：“愚按《内经》论痹，四时之令皆能为邪，五脏之气各能受病，六气之中风寒湿居其半，即其曰杂至，曰合，则知非偏受一气可以致痹。”他认为风、寒、湿三邪致痹，虽各具特点，但在临床上往往合而成痹，不能截然分开。他在治疗上主张“治行痹者散风为主，御寒利湿，仍不可废，大抵参以补血之剂。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缺，大抵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治着痹者，利湿为主，祛风解寒，亦不可缺，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盖土强可以胜湿，而气足自无顽麻也”。其中，尤其是李中梓提出的“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被后世倍加推崇，为痹证，尤其是行痹的治疗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在行痹治疗上，《医宗必读》载方7首，分别为防风汤、如意通圣散、桂心散、没药散、虎骨丸、十生丹、一粒金丹、乳香应痛丸，这其中很多方药的组成中包括当归、川芎、没药、乳香、五灵脂等活血之品，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祛风散寒利湿，养血活血，共奏祛邪扶正之功。此外，李氏治疗五脏痹，以五痹汤为主。五痹汤由人参、茯苓、当归、白芍、川芎、五味子、白术、细辛、甘草组成。方中人参、茯苓补中益气，健脾渗湿，当归、川芎活血养血，行气止痛，白术健脾利湿，细辛祛风散寒，五味子敛肺止咳，白芍、甘草缓急止痛。李氏又云：“肝痹加枣仁、柴胡；心痹加远志、茯神、麦门冬、犀角；脾痹加厚朴、枳实、砂仁、神曲；肺痹加半夏、紫菀、杏仁、麻黄；肾痹加独活、官桂、杜仲、牛膝、黄芪、萆薢。”这些引经药的应用，使药直达病所，提高疗效，有的放矢，这也是李氏在《医宗必读》中所体现的治痹特色之一，值得后人学习。
王肯堂，字宇泰，明代著名医家，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十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有“医家圭泉”之称，其中第四册“杂病证治准绳”论痹。在书中他用简要的语言回顾了痹证的学术发展史及各种痹证的主要治疗方案，并辅以自身见解。如书中云：“《内经》谓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胜者为行痹。行痹者，行而不定也，称为走注疼痛及历节之类是也。寒气胜者为痛痹。痛痹者，疼痛苦楚，世称为痛风及白虎、飞尸之类是也。湿气胜者为着痹。着痹者，着而不移，世称为麻木不仁之类是也。痹者闭也，五脏六腑正气为邪气所闭，则痹而不仁。”又如其对仲景治痹的记载：“《要略》曰风病当半身不遂，若但臂不遂者，痹也。以冬遇此为骨痹，以春遇此为筋痹，以夏遇此为脉痹，以至阴遇此为肌痹，以秋遇此为皮痹。凡风寒湿所为行痹、痛痹、着痹之病，又以所遇之时，所客之处而命其名，非此行痹、痛痹、着痹之外，又别有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也。”王肯堂的主要贡献是相对详细地记载了痹证的症状及诊断要点，他认为：“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关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浮络多青则痛，黑则痹。络脉暴黑者，留久痹也。脉大而涩，为痹。脉来急，亦为痹。”此外，对于脏腑五体痹证的描述，其亦有建树：“肺脉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恶日光。心脉微为心痹，引背善泪出。左寸沉而迟涩，为皮痹。左寸结不流利，为血痹。右关脉举按皆无力而涩，为肉痹。左关弦紧而数，浮沉有力，为筋痹。迟为寒，数为热，濡为湿，滑为痰，豁大、弦小为虚。”王氏从基础到临床均有很好的总结与归纳，对后世痹证学术研究有很大帮助。
喻昌，字嘉言，清初三大名医之一，伤寒学派代表医家，学术上推崇《伤寒论》。晚年所著《医门法律》卷三“中风门”中设“附风痹法七条”“风门杂法七条”两篇，此二篇是对《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有关痹证的论述引而发之，提出“以浊痰不除，则三痹漫无宁宇也”的观点，为后世痰瘀致痹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正如书中所云：“痹在遍身，走痛无定，用控涎丹方略。原治人忽患胸、背、手、脚、腰、胯痛不可忍，牵连筋骨，坐卧不宁，走移无定。乃痰涎伏在胸膈上下，变为此疾……按：风寒湿三痹之邪，每借人胸中之痰为相援。故治痹方中，多兼用治痰之药。昌于中风第四十一方，取用三因白散子之用半夏，已见大意。但彼治浊气上干，此治浊痰四注，以浊痰不除，则三痹漫无宁宇也。凡遇痰积盛之症，此方亦不可少，实非谓子和之法，足胜治痹之用也。学者辨诸。”此外，喻氏辨治重气血，推崇“气者，血之天也，气壮则血行”，并从自身临床经验出发，自拟一方，“以人参为君，黄芪、肉桂、当归、川芎为臣，以代赭石之专通肝血者，佐参芪之不逮，少加羌活为使”，乃言治痹之法必以养血调气为主，兼以通经达络之法方可。喻氏对《妇人大全良方》的三痹汤推崇备至，谓：“用参芪四物，一派补药内加防风、秦艽以胜风湿，桂心以胜寒，细辛、独活以通肾气。凡治三气袭虚而成痹患者，宜准诸此。”这也是喻氏重气血的体现。喻嘉言还论述了中风与痹证的鉴别，指出中风与风痹病机虽类似，但“风则阳先受之，痹则阴先受之”，中风乃卫外之阳不固，风邪入中空窍；痹证则是风入于阴分，与寒湿互结，扰乱其血脉，致身中之阳不通于阴而致等。总之，喻氏对于痹证辨治的不俗见解，亦为后世广泛应用。
程国彭，字钟龄，其治痹理论宗于《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亦参见《景岳全书》和《医宗必读》之内容，结合自己30年临床经验而成《医学心悟》一书，在《医学心悟·第二卷·痹》中，对痹证的论治进行了系统阐述，尤其对于行痹、痛痹和着痹，论述精当。正所谓：“治行痹者，散风为主，而以除寒祛湿佐之，大抵参以补血之剂，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而以疏风燥湿佐之，大抵参以补火之剂，所谓热则流通，寒则凝塞，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也。治着痹燥湿为主，而以祛风散寒佐之，大抵参以补脾之剂，盖土胜则能胜湿，而气足自无顽麻也。”程国彭详述行痹、痛痹、着痹的治则治法，根据风寒湿邪偏重治疗上分别参以补血、补火、补脾之剂，并创立蠲痹汤、松枝酒、虎骨胶丸等特色方剂，其以蠲痹汤加减主之，痛甚者，佐以松枝酒。此外，他还提出风气偏胜可加秦艽、防风；寒气偏胜可加附子；湿气偏胜可加防己、萆薢、薏苡仁；痛在上者，去独活加荆芥；痛在下者，加牛膝等。这些皆补前人所未备。程氏治痹着眼于扶正祛邪、攻补兼施，调整气血阴阳、寒热虚实之偏重，别开治痹法门。
王清任，字勋臣，清代医家，著《医林改错》，其倡导“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两大法则，此亦是王氏著名的“瘀血学说”。王清任在痹证方面的主要贡献亦与之相关，即突出论述了因瘀血致痹的理论与治疗方法，提出“痹证有瘀血说”的概念，指出凡对痹证经用常规治法不效，可考虑从瘀血论治，方用身痛逐瘀汤。《医林改错》云：“凡肩痛、臂痛、腰痛、腿痛，或周身疼痛，总名曰痹证。明知受风寒，用温热发散药不愈，明知有湿热，用利湿降火药无功，久而肌肉消瘦，议论阴亏，遂用滋阴药，又不效。至此便云病在皮脉，易于为功，病在筋骨，实难见效。因不思风寒湿热入皮肤，何处作痛。入于气管，痛必流走，入于血管，痛不移处。如论虚弱，是因病而致虚，非因虚而致病。总滋阴，外受之邪，归于何处？总逐风寒、祛湿热，已凝之血，更不能活。如水遇风寒，凝结成冰，冰成风寒已散。明此义，治痹证何难。古方颇多，如古方治之不效，用身痛逐瘀汤，秦艽一钱、川芎二钱、桃仁三钱、红花三钱、甘草二钱、羌活一钱、没药二钱、当归三钱、灵脂二钱炒、香附一钱、牛膝三钱、地龙二钱去土，若微热，加苍术、黄柏；若虚弱，黄芪量加一二两。”从中可见，瘀血阻络乃治痹重要之法，当诸法不效时，宜对此法重视，尤其是疼痛较剧者，这也与不通则痛的瘀血之证相契合。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为清代著名医家，温病学派代表。他师古而不泥古，在外感热病、内科、伤寒和杂病方面都颇有见地，《临证指南医案》便记载了叶氏治疗杂病的遣方用药思路。《临证指南医案》关于痹证的论述，主要见于“痹”“肩臂背痛”及“腰腿足痛”等篇。其中，“痹”篇首先按痹证的发病部位分类，如周痹、行痹、肢痹和筋痹；接着按病因及病机分类，如寒湿、湿热入络、痰血壅塞经络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病因分类的部分，尽管将痹证分为“寒湿”“风湿”“湿热”等，叶氏并非机械地以祛风、散寒、除湿等法治疗，而是将上述诸法融汇，并且更注重脏腑机能的失调，强调扶正与祛邪并用。叶氏认为痹证病因一是劳倦内伤，易于感受风寒湿邪，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二是脏腑留邪。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湿阻气滞血瘀使气机不畅，外来之邪易与内部病理产物相合而发病，即“外来之邪著于经络，内受之邪著于腑络”，二者皆可“混入经髓而为痹”。故其在治疗，亦采用扶正为先，佐以祛邪的治疗大法，如书中所言：“用参、术益气，佐以风药，壮气为主”。此外，叶氏认为痹证虽为风寒湿邪为病，更多的是风寒湿热相互夹杂。叶氏对痹之属热者有见解独到，认为痹证有热者不少，有初病即属湿热者，有外邪“变混”而生热，即“风湿化热”者。而邪热内郁，亦有深浅之别，或郁于气分，或郁于营分，即“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对久痹者，痹痛不去，叶氏认为是邪入血络中，即：“经以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然经年累月，外邪留著，气血皆伤，其化为败血凝痰，混处经络，盖有诸矣”，并指出此证“搜逐甚难”。正是：“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对于络病的辨治，叶氏亦将其贯穿痹证治疗，如辨别痹证络病病位的不同，所谓：“经脉通而痛痹减，络中虚则瘦弱无力……邪中于经为痹，邪中于络为痿。今痹痛全止，行走痿弱无力”。又言：“痹痛在外踝筋骨，妨于行走。邪留经络，须以搜剔动药。”其指出：“脉数右大，湿渐化热，灼及经络，气血交阻，而为痹痛。”此言湿邪侵袭，日久化热，湿热壅滞经络。又指出：“左脉弦大，面赤痰多，大便不爽。此劳怒动肝，令阳气不交于阴，阳维、阳跷二脉无血营养，内风铄筋，跗酸痹痛，暮夜为甚者，厥阴旺时也。病在脉络。”这些都是对痹证入络的寒热虚实辨别。在用药上，叶氏有针对风寒湿热而采用散风、散寒、化湿、清热等法，而更以祛邪活络、缓急止痛为大法，观其医案，以“通”字为要诀，贯穿始终，概括有三。一辛温通络。所谓“非辛香无以入络”。叶氏常用桂枝、小茴香、当归（须）、姜黄、鹿角霜等，皆属辛温，或兼补血，或兼活血，或兼理气，或兼散寒除湿。二虫蚁通络。如书中云：“取虫蚁有四：意谓飞者升，走者降，灵动迅速，追拔沉混气血之邪……圣人另辟手眼，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治经千百，历有明验。”药用全蝎、地龙、穿山甲（现用代用品）、蜂房、川乌头、麝香、乳香等，治风寒湿邪留经络。三活血通络。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叶天士认为：“大凡络虚，通补最宜。”因此无论虚实络病，活血养血药均为常用。叶天士用药规律及经验，对提高痹证，尤其是顽痹的疗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吴谦等人于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医宗金鉴》是我国综合性医书中最完备、最简要实用的一部医学巨著，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关于痹证的论述见于“痹病总括”“周痹”“痹病生死证”“痹入脏腑证”等篇章。将痹病总括为：“三痹之因风寒湿，五痹筋骨脉肌皮，风胜行痹寒痹痛，湿胜着痹重难支。皮麻肌木脉色变，筋挛骨重遇邪时，复感于邪入脏腑，周同脉痹不相移。”这些主要内容均缩炼为七言歌诀，方便记忆，歌诀下有注释，对歌诀内容进行阐述。此外，该书重视痹证的鉴别诊断，如比较了周痹与脉痹，认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周痹与脉痹都在血脉之中，随脉上下为病；而二者不同在于周痹痛有定处，脉痹左右相移，并指出痛风、流火、历节风“皆行痹之俗名”。“周痹”条中指出周痹的临床表现是痛有定处、痛无歇止，应当与中风相鉴别，而中风有口眼歪斜，周痹则无。另外“痿痹辨似”条下提出痿证与痹证的鉴别，痿证两足痿软不痛，痹证通身肢节疼痛，即无力与疼痛的区别，所谓“痿多虚”“痹多实”，所因有别，亦应从病性症状上进行鉴别。在治疗方面，其用药有治“痹虚”的小续命汤，治“痹实”的增味五痹汤，方中诸品可通治三痹、五体痹，使用时需根据情况增加相应药味，即“痹虚加减小续命，痹实增味五痹汤，麻桂红花芷葛附，虎羊耆草二防羌”。此外，对于痹证预后，书中亦给出相关观点，于“痹病生死证”中指出五体痹中筋痹、骨痹受邪深故痛久难已，皮痹、脉痹受邪浅故易治。五脏痹中若脏虚中邪则难治多死，脏实不受邪则易治多生，这其实也契合了中医治未病的这一治疗原则。
吴尚先，字师机，钱塘人，清代名医。吴氏倡导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法即内治之法，汇集前人和民间的外治方药，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专门从事外治法的膏方薄贴，其著作《理瀹骈文》是我国第一部外治法专著，在痹证外治方面提出膏药外贴等综合治疗的方法。如散阴膏，又名阳乌膏，治寒湿第一。“凡风湿痹筋骨疼痛及一切气血痰凝滞，阴酸漫肿疼痛，肾虚腰背痛，受寒腹痛，与跌仆闪挫诸痛”。注解云：此膏治风寒湿痹跌打损伤筋骨疼痛俱效，此膏治下焦寒湿及表里俱寒者凡三阴证并宜之。风寒湿痹，一切漏肩鹤膝走注历节，左瘫右痪，麻木疼痛，日久不能愈者。再如金仙膏，治腰痛。肾虚是本，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是标。膏掺白术、官桂末贴痛处，再用羌活、防风、杜仲、故纸、牛膝、续断、木瓜、萆薢、香附、当归、延胡、红花、半夏、陈皮、黑豆之类，炒熨。吴尚先有“良工不废外治”格言，其外治法膏贴治疗痹证疼痛，对近现代外用药物的研制产生重大影响。
清代医学由于得益于宋金元及明代的良好基础，中医药学空前繁荣。温热病、传染病学派的学术思想，继明代的传承，到清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清代医家继承前代的理论、经验，对痹证的探讨颇为广泛，有百家争鸣之势。除上述代表医家与著作外，还有以下各家学说极具特色。
张璐《张氏医通》对痹证的论述集中在卷五“诸痛门”与卷六“痿痹门”。诸痛门中的腰痛、脊痛脊强（尻痛）、肩背痛、腿痛、膝痛、身体痛诸篇，以及痿痹门中的痛风、痹、鹤膝风皆属于痹证讨论范围。张氏论述了风寒湿三痹的症状特点和治疗大法，提出治疗三邪应分清主次、主次兼顾的观点，并把《黄帝内经》的五体痹和当世的三焦辨证相结合，即上焦痹、中焦痹、下焦痹之三痹，归属于风寒湿三痹的范畴，并指出“非行痹痛痹着痹外，又有皮脉筋肌骨之痹也”，三焦痹“是风寒湿痹其营卫筋骨三焦之病”。此外，张氏还对《黄帝内经》中的周痹，《金匮要略》中的血痹、肾着等10余种痹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如治疗肌痹用神效黄芪汤，本方原治气虚耳目不明，张氏认识到肌痹初期虽类湿痹、着痹，但后期必损阳气，故预用之治疗，这无疑是先安未伤之地的精确体现。吴鞠通《温病条辨》中有关痹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二卷“中焦篇”，主要对温病中暑热、湿温而致的痹证进行论述。吴氏认为“痹之因于寒者固多，痹之兼乎热者，亦复不少”，痹证“大抵不越寒热两条，虚实异治，寒痹势重而治反易，热痹势缓而治反难”，改变世人一味从寒论痹的学术惯例，使痹证的论治更全面。吴氏治痹着眼于湿热痹证，有论有方，他以宣痹汤及加减木防己汤等治疗湿痹及暑湿痹，开后人治痹新门路，完善了痹证治疗的版图。
何梦瑶之《医碥》对致痹之邪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痹证是“身中血气为三邪（风寒湿）所闭滞”。因此，《黄帝内经》所言的行着痛三痹、筋骨脉皮肉五痹及脏腑痹，“总由风寒湿三气为患，特以其受病之所在区别言之耳，要其本则一也”，更加强调了“闭滞”二字。何氏治疗有其所长，其重视依体质选方，并配合外治法和食疗，如治痛痹以葱白入沸醋中煮过后滤出，布包熨患处；治着痹以食疗方：白米半碗，薏苡仁数钱，生川乌末四钱，熬粥，入姜汁、蜜少许，空腹服。
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卷十三有诸痹源流（白虎历节风）及附方专门论述痹证。沈氏认为“痹因风、寒、湿气侵入”“痹兼三气，因阴受之”。在治疗上重视痹证脉象，言痹证脉象可出现涩紧、浮涩而紧，脉大而涩及脉来急等。此外，在痹证调摄方面，重视治疗禁忌，如味酸的食物可伤筋而致筋脉弛缓，味咸的食物可伤骨而致肌肉萎缩，甚至引起痛痹、麻木等病证，故沈氏建议痛风等痹证患者须戒鱼腥面酱酒醋。这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