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佐杂官员的卑微

首领官和杂职官的特定的头衔指明了各自的职责，但佐贰官也可能负有一般性行政责任，或负有赋税 、治安、河道管理或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特定责任。 他的头衔可能是一个没有前缀的简单头衔，也可能是一个指明了特定任务的头衔，例如，管河县丞（或州同、州判） 、水利县丞（或州同、州判） 、赋税县丞（或州同、州判） 。有时，一个头衔指明两种以上职责，例如管河和水利 ，赋税和水利 ，赋税和治安 ，或赋税、治安和水利 。应该说明，负责河道管理的佐贰官或主簿官治所（称为“汛”）及负责河道管理的同知治所（称为“厅”），都隶属于“河道”（河运监管官，道员）。河道受河道总督的领导。 我们不应将这样的佐贰官与负责一般行政事务的佐贰官混淆。

每一僚属官都有自己的办公所。常驻分辖区（分防）的“巡检”通常只起治安特派员之作用。 “驿丞”和“闸官”常驻守于驿站及水闸所在的特定地点。州县“吏目”或“典史”则总是在监牢附近设立自己的办公所。 负责河道管理的佐贰官总是驻守在河堤上。 一般佐贰官或在州县治所有自己的办公所 ，或驻守于另一地（分防）以利守备 。

除了这三种僚属官以外，每一州县还有两个教育官员（教职或学官）：学正（州教学指导官）或教谕（县教学指导官）和训导（教学指导助理官）。他们受提督学政的领导，负责监督指导州县学校的学生。 然而，他们有时也被委以一定的行政职责，例如负责开拆纳税人交来的银两封包。 州县官在处理涉及生员（学生）的行政事务时常指名要求学官参与。例如，学官有责任督促没有纳税的生员缴纳税赋。法律还要求他与州县官一起听审需要对生员施以惩戒的案件，因为州县官无权对生员施以笞惩。

上述三类僚属在地方行政中仅占非常次要的地位。首先，除了首领官即“吏目”“典史”在所有州县均有设置之外 ，别的僚属官实际上很少设置。据1899年《清会典》统计，在全国的“杂职”官员中，共有925个分辖区佐贰官， 65个驿丞，45个闸官（闸官只在有水闸需控制的地方才设置）。 在某些县，有两个以上闸官，例如山东汶上县有5个，江苏清河县有4个。 仅在4个县可找到税收官， 仅广东的南海、番禺两县设置了渔税官。

佐贰即助理知事官数量之少更引人注目。按1899年《清会典》统计，全国仅设有31个州同（一级知州助理）和35个州判（二级知州助理），343个县丞（知县助理），54个主簿（簿记官）。 ^[1] 表三显示了他们在各省的分布状况。

资料来源：《清会典》（1899年），卷五。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山西、广东三省没有设州同、州判。 直隶没有设州同，在直隶、云南、新疆三省均未设置主簿。事实上，仅不足一半的州（63个）设有同、判，不足三分之一的县（370个）设有丞、簿。在表三中，知县助理官数量之少，在拥有县数很多的下列省份特别值得注意：直隶、四川、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云南、广西和贵州（参见表二县分布情况）。显然，许多州县并没有设置佐贰官。

许多州县仅设一种佐贰官。即是说，有的州仅设州同或仅设州判，有的县仅设县丞或仅设主簿。只有很少的州县两者均设置。按1899年《清会典》，仅有三个州同时设置州同、州判， 仅三十一个县同时设置县丞、主簿。

虽然《清朝文献通考》曾提到在公务特别多的县设有几个县丞和主簿，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况且，这些佐贰中，有些仅是负责河道管理的。例如，在涿州，有四个州同、州判，其中三个是负责河道管理的。 在霸州和通州，均设有一个州同和两个州判，他们也都是负责河道管理的。 祥符有两个县丞和两个主簿，除一个县丞外，其余均是负责河务的。 良乡有三个县丞，就有两个是负责河务的。 在武清县，三个县丞和两个主簿全部是专管河务的。 仅有三个地方设有两个以上一般性佐贰官：贵州的定番州，两个州判； 江苏的元和，两个县丞和一个主簿； 四川的富顺，两个县丞。

不只是数量少，僚属官在地方政府中也只扮演着卑微的角色。除了那些被委以特定职责（如河务、邮驿、治安、典狱）的僚属官员外，他们大多仅有一些琐碎有时甚至不确定的职责。例如，佐贰官或杂职官可能被派往偏远地区去收税，并现场向纳税人开具收据。 在州县官主持将征收到的赋税钱物进行统计时，佐贰官也常被委以开拆封包，清点纳税人交来的银两之责。 佐贰官和杂职官有时也被派遣去督办漕粮征收， 或监督以低价售卖官仓储谷给百姓（平粜）。

法律不允许佐贰官和杂职官受理诉讼。允许他们这么做或委派他们听审案件的州县官则要受惩处。 然而，事实上，许多州县官允许其佐贰官受理诉讼，以期给他们一些额外收入。 当然这种情形仅限于处理像殴骂之类的轻微案件，仅仅指望佐贰官通过两造（原告和被告）质辩或要求两造的有关亲友作为调解人解决这些案件。 换句话说，佐贰官不会被允许受理刑事案件及较重大民事案件。 驻守在与州县官不同地的分辖区的佐贰官，常被授以对盗窃、赌博、卖淫等罪嫌加以逮捕的权力，但他无权审讯被告，只能将其押送到州县官那里审判。 有时，如果州县官太忙，会将贼盗案的听审委托给僚属官。在这些情况下，所审获的供证必须呈送州县官审查；僚属官不得起获盗赃或逮捕罪嫌。 另一些可能委授给僚属官的职责是：涉案当事人所受伤情的验查， 受自然灾害破坏之地区的灾情勘查， 田土或墓地之争讼的调查。 州县官不在时，佐贰官或典狱官也可能被委派主持贼盗案的调查讯问或现场勘验。 但是，许多州县官不愿将调查勘验之事委托给僚属，因为后者可能接受贿赂，或者没有足够的威信获得百姓敬重，而且百姓更愿意接受州县官的审判。 甚至负有特别职责的僚属官，如狱官（吏目、典史），有时实际上并不负其头衔所标明的职责。狱官，虽然是以负责警狱之名而任命的，但有时实际上可能在警狱事务上没有发言权。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僚属官，特别是佐贰——常被称为“闲曹”（闲散官员）或“冗官”（多余的官员）， 在地方政府中仅具有极少的功能。 ^[2] 为了减轻州县官一人独任征收赋税之类劳累负担，有政治家才识的知县 陆陇其（1630—1692年）建议，从科举考试入选者（举人）中选拔佐贰和主簿，委派他们做征收赋税的实务助理。 鲁一同（1805—1863年）鉴于僚属官甚至比书吏权力更少，建议一个州县官应增聘两三个以上僚属官，并给他们更多授权，以便能真正获得他们的佐助，从而使书吏数量减少或便于控制。 僚属官闲置，必然导致州县官成为“一人政府”（one-man government），百事躬亲而不堪重负，很少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僚属的辅佐。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州县官所扮演的角色、公务在其衙门里被执行的方式途径，以及他所面临的行政难题等。这也解释了他的幕友和长随所扮演的角色，二者是由他私人雇用并直接对他负责的。僚属官的卑微无权，使州县官不得不依赖这两类助手。

注释：

[1] 同上书，卷五，第1页。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管理河政的州同、州判、县丞和主簿。负责河政的官员包括5个州同、13个州判、317个县丞和42个主簿（《清会典》卷六，第16页a—b）。
可能是因为1646年在各县裁撤主簿的结果，主簿的数量显得很少（《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二十七，第1页）。关于县丞、主簿和其他僚属官员的职位在不同时期设裁的详细资料参见《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和同书（1899年），卷三十、卷三十一。

[2] 李卫认识到了州县官僚属的地位是如何无足轻重。他在奏折中写道：“因其不能分任而但知营私，故禁其受词理事，专令尽本分之职掌而已。”（《朱批谕旨》，《李卫奏折》第四册，第25页）
蒋士铨（1725—1785年）将家乡的佐贰官描述成“徒尸其位”的冗官，并将这种情况总结为：“名为佐宰，擅受（诉讼）则获罪；名曰粮厅，收粮弗与闻。”（《忠雅堂文集》卷八，第28页）鲁一同的结论是：佐贰官对于法律、税收、重大盗窃案件或重大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都没有发言权（《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第2页a—b）。王侃（生于1795年）也说，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州县官手中，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巡检和典史或吏目都无事可做（《放言》，第47页b—48页）。 T/TX59zdTsslrsthEsa0nX/QVSt6l1P4CMJ9932uqqOlllbNUAGnby4aUR48Yh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