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的体形高大，壮硕魁伟，属于哺乳纲偶蹄目的动物，在历史时期是中国最重要的家畜。人类驯养家畜虽已有万年以上历史，但牛的驯养却相当迟慢，尤其在中国，要到五千多年前，牛骨才普遍见于遗址，且能肯定是家养的品种。公元前八九千年时，气温比现在低很多，只有华南较有人迹。这个地区温湿，适宜猪、犬的活动，故先有猪、犬的饲养。后来华南的人们北移经营农耕，也把猪、犬带去，所以华北的早期遗址才有多猪、犬而少牛、羊遗骨的现象。

牛的形象，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是有粗短的双角，故甲骨文的“牛”字，就以头部的形象来代表其种属（ ）。金文的族徽符号则描绘得更为逼真（ ）。牛虽然是个庞然大兽，但经过长期驯养以后，性情温顺，甚至孩童都可以牵引而加以指挥。相信在被驯养前，牛也相当凶猛不羁。起码古人见其体形高大，且有尖角，一定不敢想象它是温驯的动物，因而迟疑将其驯养成家畜的动机。

牛全身没有不可用的材料，但最大的用途却是它的力气大。牛行走平稳，有耐力，能够载重致远。在古代，如果没有牛的负重致远能力，就难远征方国，建立霸业。

牛对于经济的最大效益是耕田。牛耕可以连续翻土，加速翻整土地的速度；可以深耕缩短休耕期，提高农地利用率，无疑都是对农业生产有巨大影响的技术。中国的传说：“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古史考》则以为距今四千六百年前的少昊氏时代已有牛驾，至夏禹时才有驾马。根据研究，发展较早的古文明，出现靠牲畜力量拉车和拉犁的时间是相近的，因为它们利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如埃及和苏美尔在五千五百年前到四千八百年前之际，已有构造复杂的牛耕拉犁，甲骨文可以证明商代也有牛耕。

牛在家养的初期也与其他野兽一样，主要是当人们的肉食供应。不知是因牛肉味美，还是体形高大，牛是商、周以来最隆重的祭祀牺牲。从甲骨文知道，当时牛有幽牛、犁牛、熯（旱）牛、骍牛等的区别。为了要取悦鬼神，祭祀时有时还要卜问牛的性别及年龄。《礼记·王制》有“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祭天地要使用刚长出如栗子的角，肉嫩味美的幼牛。幼牛的角质软弱，有可能被鼠咬啮而损伤，故还有卜问改用牛只之事。“头角峥嵘”“栗角炽光”就是以这种最尊贵的幼牛来比喻人的才质高超。若宴飨祖先或宾客，就使用价值较低的青壮牛了。于文字，就在牛角上加一横画表示一岁，甲骨文就见有用四横表示四岁的牡牛字。其他的动物就没有得到商人的这种对年龄的特别注意，并为之创造专字。

到了东周时候，牛耕的经济效益受到主政者的重视，不再是一般人的肉食供应，限制其屠杀，故《礼记·王制》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东汉以后又受佛教教义的影响，人们更少吃牛肉，牛几乎成为君王赏赐大臣的珍食了。

以牛的形象造型的容器应该名之为牛尊，但图一这件器口的一端有斜伸的宽流，上头有可以开阖的盖子，则是属于匜（yí）或觥的特有形制。匜一般作圈足，这件则忠实地表现牛站立的形象。其宽流无疑是为了倾倒水、酒一类液态东西而设。甲骨文有一个字，作双手操作有鋬（pàn）的曲形容器而倾倒液体进入另一个盘皿之状（ ）。从字形看，明显就是匜的写生。这种铜器经常重七八公斤，不用双手就难以操作，也符合字形作双手的必要。商代不以盘皿饮酒，故倾倒进的应该是水。

学术界一般称有盖的装酒的为觥，无盖的装水的为匜。但商代酒器种类繁多，有流的爵与盉（hé）数量已非常多，而盘却没有与之相配使用的水器。中国人在汉代以前用手进食，不以筷子，故吃饭之前最好先洗手。《仪礼·公食大夫礼》记载在安排宴客的器具时，“小臣具槃（盘）匜，在东堂下”。也要陈设盥洗用的匜与盘。《礼记·内则》更叙述其操作为“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年轻人双手捧着盘，年长的人双手拿匜倒水，请客人洗手，然后又奉上手巾擦干。这是最诚恳的待客之道。

出土文物也有盘与匜成套放置的，匜的铭文也有“为姜乘盘匜”的句子。显然盘与匜配套使用由来已久。商代晚期铜盘的数量不少，不应没有与之配套的沃水器。除了没有盖子，匜与觥器形相同，功能也一样。没有盖子并不影响倒水的动作，有盖子反而是个累赘，很可能这就是后来匜很少有盖子的主要原因。

或以为觥也使用于祭祀的场面，故不会是盥洗之器。这个理由恐怕不坚强。鬼神是人所创造的，反映人间的价值和习惯。人既然用手吃饭，饭前要洗手，鬼神应该也不例外。记得台湾民间对于某些女性的神，如床头娘娘、七夕娘娘等，除一般的食品外，还要陈放毛巾、水盆以及胭脂等。可见盥洗之具也非绝不能出现于敬神的场合。战国以后贵族沃盥的礼节渐不行，汉代又流行使用筷子，故配套使用的匜与盘就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