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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听过故事，也讲过故事，只是听得多和少、讲得好与不好的区别。民间故事陪伴人生旅程，不同的人生阶段民间故事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些民间故事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深受民众的喜爱，成为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源泉，获取生产生活知识的渠道，建立社会秩序的资源，培养道德规范的传统，并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沉淀为温暖、幸福而深刻的生活记忆。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蕴藏着大量的民间故事，著名学者丁乃通曾说：“对于研究民间故事的人来说，中国显然是极重要的。”
这是丁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做出的判断。丁先生熟知世界民间故事传承和研究情况，他认为，中国对于民间故事研究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不仅有助于理解民间故事传承的基本规律，而且对深化认识民间故事讲述人及民众的生活有极大的帮助。
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性，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衡量呢？从科学角度来讲，区域性传统民间故事的数量在共时层面上能够统计出来。然而，民间故事具有穿越历史的传承性、跨越地域的流动性，使得数量的统计变得相当困难，并且历史上许多民间故事并没有记录，因此，讨论中国有多少民间故事，统计具体的数量显然不可能。但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采录工作深入到村落，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大规模采集。从1984年开始至1990年，在全国各地采集民间故事约183万篇，然而，流传在中国民间的故事远不止这么多。许多民间故事以异文的方式在各地流传，尤其是像“田螺姑娘”“青蛙王子”“狗耕田”等经典故事在中国各民族中多有传承，构成了诸多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曾统计：
百分之几的中国故事类型可以认为是国际性故事呢？本书列入了843个类型和次类型，仅有268个是中国特有的，就连这些也有少数和西方同类的故事差距并不很大……也有类型在中国邻近地方，例如越南曾经发现过的。
丁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取用的是1976年以前中国文献记录的民间故事。2014年，台湾学者金荣华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部著作的资料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为主，并且将台湾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和上海出版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收录齐整。金先生说《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部分用书173种，外国部分用书201种，类型总数1067则，其中191则为该书新设。
无论是丁先生归纳的843个类型，还是金先生提炼的1067个类型，每一个类型又由多种异文和异文变体构成，因此，对于中国来讲，流传的民间故事达1000多个类型，这在世界上是夺目和耀眼的。
中国境内自然生态环境呈现多样性，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形成不同的文化生态区域，也因为人民的生活变化，促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民间故事以人民为中心，生产、传承在特定生态环境里，环境的变革带来民间故事的变异，人民的生产、生活变化带来民间故事的变异，从这个角度上说，民间故事讲述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发展性，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讲述由讲述人、听众和讲述语境确定。民间故事讲述人往往有自己讲述内容的倾向和喜好，他们在吸收相同类型民间故事以及其他民间文艺的过程中，以自我生活及生活区域为中心进行建构。讲述是民间故事的呈现过程，也是文本的生成形式，包含了吸收和融合。民间故事每一次讲述就是民间故事知识生产、文本生产过程，意味着即使讲述同一个类型的故事，哪怕是同一个讲述人的讲述，只要在不同时间、空间讲述就会诞生不一样的文本。同时，在同一个传统文化区域内，相似的民间故事大量流传，这并不是民间故事的单一性，而是类型性民间故事的个性化，因此，民间故事讲述、传承并不存在排斥关系，而是作为区域内的传统知识被不同讲述人讲述，呈现鲜活的个性特色，涵括了浓郁的个人、村落情感。这种民间故事类型现象构成了区域内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也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间故事异文形态。
中国民间故事是人民创作的，在人民中流传，是人民共享的生活传统，也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人民”有关的词语有“民众”“老百姓”“劳动人民”，它们在我国民间故事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使用，并且不同程度地传递了民间故事彰显“人民性”的价值观。
“人民”概念不是近代才有，从先秦时期开始，民间故事的“人民性”就已经是重要特征。《诗·大雅·瞻卬》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处的“人”和“民”的内涵有些区别，对此，《说文解字》就明确指出：“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众萌（氓）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人”为“贵者”，“民”为“萌（氓）也”，“人”和“民”具有身份等级的差异性。对于这一点，朱熹在为《诗·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注释时就意识到了：“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这种将“人”和“民”分开看待的“人民性”传统内涵及其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另一种“人民性”传统内涵将“人”和“民”作为社会生活整体，并且成为社会主体实践者，即指称民众，没有贵贱、高低之分。《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诗·大雅·抑》中“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等，这里的“人民”，就是生活中的“民众”。这种“人民性”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秉持的“人民性”理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的体现，当然，在传统“人民性”的基础上又有诸多新发展，更加凸显了“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将中国历史看成是人民的历史，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的“人民本位”的文艺宗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视为“人民”的文艺。在“人民”的文艺中，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艺术的对象、立场均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凡是爱人民的即爱护之，反对人民的即反对之”
。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这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民间文艺的根本特征。
具体来讲，民间故事作为人民的文艺，其创作的人民性、传承的人民性、审美的人民性、讲述内容和艺术表达的人民性，在人民生活实践中得到充分表现，对此，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明确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民间故事饱含了以“农民”为核心的人民的价值，通过民间故事的讲述和传承唤醒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中国民间故事从生产、讲述到传承无处不在表达着以“人民”为核心的思想内容和文化认同，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创作和传承方式被人民共享，在讲述中自觉唤起人民的主体性，如热爱生活、建设家乡的意识，诚如托尔斯泰所说，“艺术，就自己性质说来，必须跟人民接近。……艺术，假如它真的是艺术，那就必须让每一个人，特别是让艺术为之而创作的人们接近”
。作为“人民的文艺”的民间故事在创作、传承和流动中，不仅为人民接近，而且融入人民的生活。民间故事的创作记录的生活、表达的情感是以集体的凝聚力发出人民的声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间故事的人民性价值更加凸显。在经历西方文化冲击，对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害怕的纠结中，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艺被赋予了“民族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意义，成为传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人民性”的渠道，承担着重铸“民族精神”、延续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责任。于是，一些学人和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民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鼓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走进民间，以此实现寻找、重拾“人民性”的姿态和具体行动。“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之前，农民对讲故事的爱好和才能在中国的文献中很少谈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同农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使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熟悉和亲身了解农民。”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进入农村，与人民打成一片，融入人民的生活，发现民间故事，采集民间故事，民间故事的“人民性”表现为发现和重视民间故事讲述人、听众；挖掘和阐释民间故事传递人民的声音，表达人民的情感、人民的力量的思想精髓。所有这些代表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表达形式和实践道路，也被看作是继承文艺民主传统、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文艺的重要形式。
民间故事活在人民生活中，是不同区域和民族重要的文化活动形式，与人民的生产行为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不同区域、民族的人民常常将民间故事讲述、民间故事舞台剧与地方戏曲结合加以表演，民间故事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景观化。民间故事讲述融入其他民间文艺活动中的表演表现为人民群体参与，人民是活动的主体。当代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是社区、村落或者文化传统区域内人民共同参与其中，这里人民在讲述故事、表演故事的时候受到共有的历史记忆、文化观念、审美价值的影响，并且彼此以共享的方式生产、传承。民间故事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活动中，在潜移默化、口耳相传的讲述传统中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当然我们也看到，民间故事讲述和接受群体的“人民”主体性不断发生改变，传统民间故事生产、传承的“人民”彼此熟悉、相互关切。当下民间故事讲述人、听众和故事中的“人民”已经超越传统民间故事的熟人社会关系，而进入到超越熟人社会“互联网”的民间故事讲述、传承、传播阶段。民间故事“人民”主体性“传承”是其传统价值、核心情节、关键母题的承继、延续。民间故事“传播”更多依赖现代传播媒介，“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接受主体将民间故事作为情感表达、生活记忆的实践拓展为审美文化，并肯定其文化遗产功能，这些认知为当代民间故事的知识生产、传承发展带来新机遇。
因此，在抢救保护和传承弘扬民间故事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把跨越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弘扬民间故事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以及“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民间故事中包含的仁爱、诚信、善良、正义、和睦、孝老爱亲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民间故事叙事传统，是人民生活实践经验的讲述与传承，是中国文化基因，更是社会和谐之本，幸福生活之源。
在实施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故事的人民性始终被放在第一位。20世纪50年代，我国广大农村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主，以村落为单位的集体生计方式让人民能够聚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乡村文化活动以民间文艺为主要形式，其中在集体生活中讲故事、传故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文艺生活实践，民间故事的主题、内容及形象以人民为中心。1978年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开放后党对农村生产关系做出的重大调整，人民的集体劳作方式逐渐变成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乡村传统文化活动逐渐得到恢复，民间故事讲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群体。2000年，我国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掀起“外出打工潮”。中国广大农村的空心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民间故事讲述、传承的生态发生巨大改变，民间故事讲述人变少了，听众也少了，传统民间故事成为稀缺的乡村民间文艺资源。改变民间故事传承对传统生态环境的依赖性，使其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成为乡村“人民”文艺发展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且从法律上肯定、鼓励对优秀传统民间故事进行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倡导以多种形式激活传统民间故事活态传承，让其更好融入当代人民的生活。民间故事生产、传承和传播的生态得到继承、修复，并且经过不断调整能适应新时代的生活步伐。民间故事成为装扮多彩新农村、美化新生活的重要内容，虚拟网络空间民间故事生产和传承环境受到更多讲述人和听众的接受和欢迎，民间故事传承、传播出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特征、新趋势。
时代发展导致民间故事生态环境变化，民间故事讲述内容、艺术表达及其审美价值也发生相应改变，人民对于生态环境变化的认识表现为生活的具体感知，“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讲述人在情感作用下将发现的人民的美、地方的美融入故事讲述中，形成民间故事的独特秉性。走马镇是成渝古道上的集镇，以茶馆为空间“摆龙门阵”的“诗学传统”延续不绝；广阳镇自古就是长江重要码头，20世纪60年代各地“三线”建设者汇聚于此，形成广阳镇民间故事多元流动的美；辽宁古渔雁民间故事属于海洋文化生态，这里有许多山东移民后裔，海洋文化与家园乡愁就成为古渔雁民间故事的重要特点；贵州黎平黄岗、四寨和寨高是兄弟村寨，其民间故事中兄弟亲情和山地风格明显；伍家沟位于武当文化信仰区域，民间故事中的道教信仰、道德教育传统突出；都镇湾作为清江流域土家人生活区域，故事中保留了浓厚的土家族的祖先传统和文化记忆。尽管生态环境对于民间故事生产、传承有重要影响，但是并非颠覆性的。民间故事传承生态传统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得以保留，这就使民间故事知识生产得以延续和不断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将民间故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来看待，对于人民讲述的民间故事给予高度重视。国家、省市、地市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就包括各民族优秀的民间故事讲述群体。各地合理利用民间故事助推地方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民间故事甚至参与到当下各地“非遗扶贫”实践中，这些将民间故事置于人民生活之上的层面予以传承、利用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中就有多项涉及民间故事，例如：“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
无论是地名遗产、传统工艺，还是经典文献等，均与民间故事有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方言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包含了民间故事全部内容。由此可见，新时代的中国民间故事开启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传承传播途径，并且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营养和动能，以此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
民间故事作为传统的文化遗产，作为新时代文化生活实践形式，其传承并推进“自然生态和谐”“精神生态和谐”“人际关系和谐”，在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共同传承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民间故事离不开人际的互动交流，无论是民间故事生产，还是民间故事传承，均是以人际互动为基本交流方式，以此实现村落、社区、地域或者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因此，在对待民间故事交流互鉴的问题上，应该尊重历史传统，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不同区域、民族的故事养料，创作民间故事和传承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交流因为人的生活流动得以开展，讲述人在流动的生活中将外面的故事融入村落或者社群中。在中国，人际交流中的故事传承不是以行政村落为界限，而是以人民的日常活动范围来确定。人们的活动范围就是民间故事交流接受的范围，他们通常在日常生活场合互相讲述，彼此接受和传授。许多讲述人走出家乡，接受外面的故事，并在村落或社区人民中讲述。当讲述人将外面吸纳的民间故事融入村落或社区人民的生活的时候，就难以分清“我们”和“他们”的故事了，诚如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
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在言语活动中如果只有这些习惯发生作用，那么将会造成无穷的特异性。但是它们的结果常为一种相反力量的效能所矫正。
民间故事具有的“乡土根性”源于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它的顽强和保守、维护乡土的特质在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中体现得相当突出。民间故事的“乡土根性”表现为浓郁的生活质性，讲述人以乡民的立场，用乡民习惯的叙事形式讲故事，于是，外来的故事进入乡村就融入乡村故事讲述传统，丰富乡村故事内容。对于乡村社会来讲，讲故事是不可或缺的，“不讲故事则不成其为人”
，因此，讲故事是乡民普遍的交流、交往方式。但是，没有一个村落或社区仅仅依赖“乡土根性”生存和发展，它必须接触外界，必须有交际、交流活动，也必须是在人民的交往中实现交流，这就使民间故事的“乡土根性”融入不同的讲述内容。
如果说“乡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出，交际却使他们不能不互相沟通。把他方的过客引到一个村庄里来的是它，在一个节日或集市里把一部分居民调动起来的是它，把各地区的人组成军队的是它，如此等等。总之，这是一个跟“乡土根性”的分解作用相反的统一的法则。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它起作用的方式有两种。有时是消极的，每当创新在某地出现的时候，它立即加以扑灭，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有时是积极的，它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交际的第二种形式证明我们用波浪这个词来表示方言事实的地理界限不无道理。
交际是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民间故事讲述就是交际、交流行动，也是说话的方式。同时，民间故事作为历史文化财富，是以口头语言讲述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这就使民间故事能够跨越空间的阻隔，形成诸多相同类型的故事。即使相距甚远的地区，民间故事的相似性也是常态。我们开展的民间故事村落调查研究显示，许多空间距离较远的村落间存在同类型或者高度相似的民间故事，这种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在民间故事中是普遍的，也是自然的。诚如索绪尔所讲：“我们有时看到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土语距离虽然很远，但是有共同的语言特征，感到十分惊讶；那是因为起初在某地出现的变化在传播中没有遇到障碍，逐渐由近扩张到远离它的出发点的地区。在感觉不到过渡的语言大众中，交际的效能是不会遇到什么对抗的。”
民间故事在不同区域进行交流互动，无论传播到哪个民族和地区，这些民间故事在保留母题的基础上，与不同区域或者民族生活结合，成为有情感、有内容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成为地方知识的重要表现。
民间故事讲述空间是文化性的，也是传统性的，在这里生活的人民彼此往来，互通婚姻，共享风俗习惯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罗伯逊·史密斯指出：“那些在一起吃喝的人被一种友谊纽带以及相互责任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些不仅使民间故事交流成为可能，而且民间故事讲述人之间互动频繁，其讲述实践构成共同场域，民间故事在交流中互融、互鉴是日常性的。
我们考察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情况发现，讲述人和听众在同一个村落或社区生活，民间故事讲述交流的随意、开放及互惠是平等的关系，在民间故事讲述过程中没有阶层分别和权力关系，只要是在场的人，都是兄弟、亲戚和朋友，都可以进入社群玩耍娱乐和讲故事、听故事。他们自由交往，浸润于生活的故事讲述型构了人民之间自觉的交往交流和互惠互爱。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村落或相邻村落构成的地域社会，表现为人际和谐有序的交往互动机制，形成成员之间的文化认同，进而建构的社会共同体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开放性。
当代民间故事交流互鉴仍然是以民间故事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和传承传播的重要形式，多种现代传播平台使区域民间故事交流更为频繁，范围更为广大。其中许多民间故事讲述常常借助不同节会庆典，依托文化节、旅游节等实现交流，比如，走马镇观花旅游文化节、重庆关武庙会节等展演丰富的民间故事，以节会带动民间故事交流互动；走马镇定期举办以茶馆为中心的茶园故事会，在每月赶场天分别在关武戏楼等三个茶园集中展示走马镇故事，不同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在茶馆讲述故事、交流故事，促进彼此学习、相互借鉴；民间故事在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作为区域性的传统文化实施对外交流，吴文、刘伦等人经常到重庆以外的地方参加故事大赛。同时，通过举办活动，将外来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引进来，2014年3月、2016年3月，走马镇连续举办两届“讲好中国故事”展演，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演绎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这些均是当代民间故事讲述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不仅极大提升了民间故事的讲述质量，扩大了民间故事的社会影响力，而且推动了不同区域人民生活文化的交流交融，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民间故事是语言艺术，也是以语言为中心的交流实践。作为交流媒介，民间故事有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其表达生活功能和文化意义的语言是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交流是以能听得懂、能接受和理解为前提，因此，民间故事的流传有一定范围，这就是民间故事传统知识生产、传承和发展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能够实现交流的生活区域。因此，民间故事是“我们”的文学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文学。
民间故事讲述人是流动的，讲述人常携带民间故事进入到新的“地方”，将“他们”的民间故事带入“我们”的“地方”，呈现其融入生活传承的状态。
民间故事记录使用的是书面语言，这类被记录的民间故事能够被具有阅读能力的文化人、讲述人带入“我们”所在的“地方”，但是，这个过程必须经历书面语言转化成地方口头语言，“他们”的语言转化成“我们”的语言，将“他们”和“我们”的故事在口头讲述中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以民间故事为核心的共享生活、共同体建构。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民间故事研究的时候，对于“我们”和“他们”的共同体生成过程、表现形式及其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要给予关注。
然而，这样的民间故事研究并没有引起学人的注意。“在日本，曾经出现过抛开村落共同体，忽视生活来考察故事讲述的历史阶段。”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与日本民间故事研究经历过同样的阶段，就是离开村落共同体开展单个讲述人研究，离开村落、离开村落里的人研究故事的时期，这就是以记录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我这里并没有否定民间故事记录文本的重要性，记录文本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相当重要，这是因为民间故事传承下来的重要方式是记录文本，尽管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但记录文本与讲述文本之间可以实现转换，转换成“我们”生活的讲述实践。
民间故事的生活形态是口头讲述，其意义表达发生在生活之中，它能够完整、系统地呈现民间故事讲述具有的群体生活性、交流互动性和认同凝聚性，及其表现的社会价值和以“我们”为中心讲述的生活意义。
民间故事讲述实践不是单向的、单线的活动，也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包含人群、族群的文化生活，包括讲述人和听众，讲述人和村落、社区的人民多维互动，讲述人与其生活环境、社会历史之间融入性、融合性关系，由此构成集体生活行动、集体情感表达倾向、集体审美价值追求；民间故事是讲述人和听众即时性生活实践，但是，其即时性却是民间故事讲述人将“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将“我们”的历史传统归置到现实生活之中，使历史传统焕发出“现在”的鲜活形态，表现出民间故事的生活力量。也就是说，民间故事讲述人的讲述连接村落现实与历史传统、个人生活与村落或者社群生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故事每讲述一次就是一次再创作。叙述的核心是故事的讲述人，他们都是村落的重要人物，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感染力。正是通过这些讲述人，年代久远的民间故事才与听众的现实世界和历史连接起来。”
民间故事是人民集体创作并共同享用的，传递了人民的现实生活需要，也寄予人民的美好愿望，体现人民认可、接纳并实践的伦理道德观念。民间故事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赞美人性中的善良、真诚、勇敢，对生活中的丑恶、虚伪、自私进行批判，引导人民弃恶从善、去伪存真。我们调查研究的村落民间故事中包含的丰富伦理道德教育观念，发挥了感染教化、规劝引导民众的作用。狼外婆故事、两兄弟故事、灰姑娘故事、田螺姑娘故事等均以通俗明白的讲述语言、晓畅易懂的叙事逻辑传达人世间至真至纯的情感，颂扬亘古不变的善和美的力量，揭示贪婪、自私带来的危害。即使在当下流传和创作的民间故事，其道德教化功能仍然存在，并成为弘扬美好品德、催人进取、励志奋斗的人生教科书。诚如美国学者戴维·利明所说：“即使一个神话经证明是由商人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我们也必须探讨它为什么能够在与其他一些神话相矛盾的情况下还得到承认。某一个阿兹特克神话是不是从中国、埃及或玻利尼西亚传去的，这是个次要的问题，关键在于阿兹特克人之所以吸收邻邦的神话，是因为该神话激活了业已存在于他们民族意识中的某种感情。”
推而言之，一个故事来自于哪里，由谁传出去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其他人为什么要接受故事，怎样接受故事，其原因应该与这个故事潜在的共同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有关。民间故事在接受过程中，那些早已存在的潜意识显然是人性的善良、美好的道德、互助互谅的“共同注意力”，这些成为人类普遍价值，成为民间故事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承至今的动力，也是民间故事讲述和接受的重要原因，这些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既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是“我们”与“他们”从共识、共享到共融生活的价值杠杆。
民间故事讲述人不是专属性的、专利性的，而是具有转换性、互动性。民间故事讲述人和听众随时随地可以互换角色。民间故事讲述现场由讲述人和听众构成，听众与讲述人角色互动互换，表现为民间故事讲述彼此选择、接受和分享的过程，民间故事讲述场所就具有共享的意义，也成为民间故事作用于共同体建设的传统空间。
民间故事讲述是文化作用下的历史记忆，也是基于生活选择的文化实践，这种历史记忆和生活实践是村落、社区或者民族、国家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成为“我们”共同体认同的文化边界，江应樑认为，“从边民底历史演进、民间传说、种种来源上可以给我们民族历史上极大之论证与直接之史料”
。民间故事的“史料”是选择性传承，是功能性记忆的历史建构，其潜在价值能够提供和维护生活在“地方”的“我们”普遍遵守、共同接受的历史认同感，成为“我们”共同生活、共同情感拥有的传统知识谱系。
民间故事讲述人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在村落或者社区共同体内因为讲述不同故事影响不同听众，成为民间故事不同讲述人、听众融入共同体的方式。“讲述是在讲述者与听众的紧张关系中所展开的活动。但这个问题却经常被忽视。从年龄结构上来看，火塘周围的故事讲述，以祖母和孙子的形式最为常见。听者为两三岁到六岁的孩子，所以动物、品格故事占有绝对的优势。孩子们在畅游故事海洋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习得作为村落一员应该具备的素养，领会成人的意义，还会因为基于异域世界的魔鬼、山妖、河神等事物，特别是那些击退怪物的英雄故事，从中了解到自己是关系到村落活性化的存在。”
也就是说，即使是讲述孩子听的故事，也包含了故事世界与村落生活的关系、孩子与村落生活的关系，从而培育孩子对于村落社会、故乡家园的情感和认同。
民间故事讲述人有记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倾向。这种倾向性与村落、社区民众的生活紧密相关，与其历史传统保持一致，这就使讲述人记忆的故事内容融入村落和社区传统中，融入人民的生活实践中。“讲述者想要记住的东西，当然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讲述者说，民俗中传播的某件事一旦听到就能记住。”
他在学习和表演上具有民俗倾向性。“讲述者选择讲述某个民间故事的倾向给他提供了一个中介身份，他去传播他认为重要的信息、意见和观点。反过来，他的选择也受他的个性、社会反映倾向、世界观以及生活经验的主宰。”
讲述人选择民间故事的倾向构成讲述人选择叙事传统、表达叙事传统的特殊方法，也构成了民间故事的讲述传统类型，潜藏着讲述人所在村落、社区人民的传统心理和情感认同。
民间故事作为村落、社区的重要传统，大多与人民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不是存在于书本或讲坛之上，而是生存于多数人的具体生活之中”
。民间故事传统代表了民众共同的生活秩序，并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构成井然有序的整体。“这里所说的秩序，是就个人与群体的谐和、自由与规则谐和来说的。传统，乃是大家所不约而同的共同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必定含有许多异质的，因而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一旦成为传统，则各种异质的因素便各自构成生活的一部分，而得到大家不言而喻的‘相安无事’；理论上的矛盾性，便消解于大家共同承认之中，而构成使生活得以安定的秩序。”
这种生活秩序是不断调整、适应，被群体共同遵守的，也是构成文化传统区域和人民生活区域的集体活动内容，它推动了村落、社区和谐关系的建立。同时，民间故事讲述传统一旦形成，就会缔造并且适应人民生活自身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成为民间故事恒固而顽强的艺术法则，维系和推动民间故事向前发展。
民间故事作为普遍性的文化传统，存在于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跨越时间、空间的普遍性和讲述实践的具体性，“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不管它的主人公是人，是动物，是天狗，还是老山妖，故事里的主人公、讲故事的人和听众们能完全融为一体。人们沉浸在故事里，形成了一种精神集体”
。讲述人与听众建构的故事世界与生活世界不断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精神集体”，成为共同的生活传统和共同生活的交流性、交往性，但是，民间故事共同体生活中的个性化和民族化却是鲜明的，民间故事传统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故事作为多民族、多区域人民生活关系建立的桥梁、纽带的生活性、生动性和灵活性。
民间故事讲述是即时性的，也是个性化和地方性的，但是，也具有生活传统、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共通性。这些讲述的故事有的可能是来自“他们”的故事，进入“我们”的生活，就与地方传统相生相融，与“我们”生活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等粘连，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因而富有鲜亮的地方特色。民间故事因为讲述人与“地方”互识、互嵌，实现互融，从而更具地方感、真实感，并且承载“我们”的生活情感，也使民间故事在“地方”作用下，难以分清“我们”与“他们”，成为地方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传统，并且以多种方式深化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实践。
民间故事讲述意在关注民间故事传承的现在性、生活性。民间故事以特有的方式传递人民的声音，记忆人民的生活。在中国具有浓厚讲述传统的乡村社会，讲述人聚于一堂，在笑声中愉悦自己，在戏谑中磨砺自己，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于是，一个个独具讲述风格的传承人得以诞生。这些讲述人有着惊人的记忆能力、高超的讲述能力和无限的创作能力，储藏着文化村落的内部知识和地方传统，联通区域内外的文化生活，他们既是地方传统知识的生产者、实践者，又是这些传统知识的继承者、传扬者。
长期以来，民间故事研究主要利用搜集的口头语言文本，不关心民间故事讲述人、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忽视民间故事文本生产过程，缺乏鲜活的生活基础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说唱的文本始终仅仅存在于说唱演出的时间中。作为声音使空气发生振动而出现的文本随着声音的沉寂而销声匿迹。然而我们所收集记录下来的文字文本却一直在桌子上纹丝不动，其存在与时间无关。我们没有留意到那些由于对文本作收集记录而丢失了的东西，而一直认为通过文字化的工作即可使文本变为分析的对象。”
这种取向难免导致在寻求民间故事讲述规律的时候出现某些偏差与不足。因此，从讲述层面讨论故事讲述人与听众、讲述现场与叙事传统构成的共同体，从生活和讲述的视角探索民间叙事传统的内在结构规律，就显得尤为必要。
“只是到了20世纪晚期，民间讲述者的存在才引起研究者和收集者的注意，他们对民间口述的产生和传播方面的贡献，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话题。在这之前的民间讲述者，几乎影迹无存，最多不过是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比较好的一些情况是，采集者在他表演的时候连同他的作品一起记下他的名字。然而，采集者的兴趣并不在这个讲述者，他为什么选择那个特殊作品来表演，他向谁、他什么时候学习的这个作品，他表演这个作品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这种表演对于他有什么意义等等。采集者和研究者的兴趣只是原文，它没有作者或没有表演者。”
随着民间故事研究的深入，民间故事讲述人及其讲述活动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民间故事讲述过程，讲述人的生活，讲述人与村落、社区的关系，讲述人的群体性与个性化等问题成为民间故事功能、意义、风格研究的路径和方向，民间故事研究越来越关注讲述行为和讲述活动。
作为历史-地理方法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大量的统计、高度系统化的补充，我们需要对讲述风格和故事讲述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就首先要求搜集者记录除故事原文和讲述人背景外更多的东西。我们应当了解：在什么地方讲述故事，怎样讲述，什么时候讲述，给谁讲述；亦需要记录手势和面部表情的照片——最好是电影。我们还应当观察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人在给不同的听众讲故事时是怎样复述同一故事的。必须注意讲述人的讲述活动，他讲故事时运用重复或其他语言程式的方法，他的即兴发挥以及听众的反应。在搜集和研究了这些资料后，我们就可能确认某一故事、讲述人或某独立文化的风格特征。罗伯特·A.乔治斯强调上述原则而否定过去仅研究故事原文内容的做法，力主进行整体研究，即研究“故事讲述活动”而非“故事”本身，认为故事讲述活动是“传通活动……社会经验和……独一无二的人类行为的表达”。
民间故事讲述既是当下民间故事的存续状态，也是民间故事传承的重要实践。民间故事讲述人和讲述过程，关涉民间故事的生活价值和文化意义、民间故事讲述艺术的基本规律、民间故事讲述人和听众的关系、讲述故事过程的多重文化环境因素影响等，这些均是民间故事生产、传承的重要内容。民间故事讲述并非由讲述人所左右，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体讲述实践。在此过程中，听众的任何行为都会影响民间故事讲述效果。比如，听众在讲述过程中对于讲述人讲述内容的议论，就会影响讲述人即兴创作，讲述人听取听众的意愿，有时还会对听众不喜欢的内容做出调整，使讲述的故事与听众之间构成和谐、流畅、共鸣的整体，这样的故事讲述现场不仅是讲述活动空间，而且是人民生活情感交流的场所。
在民间故事讲述人中，有些拥有故事，但讲述能力稍差一些的讲述人往往没有讲述故事的积极愿望和行为，更多的是接受和吸纳，故事留存在他们的心里。这些人也许不是出色的故事讲述人，但是在他们的人生实践中，常常把自己积蓄的故事传递给同辈友人或后辈子孙，因而发挥了保存与传承故事的作用。还有一些民间故事讲述能手，他们热爱故事，记忆力惊人，善于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故事，如听取的故事、书本的故事等储存在大脑里，形成属于自己的民间故事资源库。他们的讲述富有创造性，善于把不同的故事类型和故事母题融会贯通，能够将不完整、不完善的故事丰满起来、丰富起来，把传统故事与现实生活连接在一起，在讲述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特点，使民间故事讲述变成文学创作，“说话是说话者生命的一部分，且由于如此而分享了那说话者生命的活力。这给予它一种可以按照说者以及听者来剪裁的弹性。熟悉的话题可以通过新鲜的措辞而重新赋予生气。节奏可以引进来，配以抑扬、顿挫、重音，直到说话几近乎吟诵，讲故事演变成了一种高深的艺术”
。这些杰出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地方传统的集大成者，在今天被认定为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传承传统和创新传统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传统的承继中不断建构、不断丰富，引导地方文化发展方向。这些讲述人不仅有鲜明的个性，而且成为地方传统代言人。他们一般是地方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也是凝聚城乡文化、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民间故事讲述延续民间故事传统，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丰富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
民间故事是记忆的生活实践，也是基于现实讲述基础上的历史记忆。民间故事讲述人如何选择故事，如何讲述故事，代表了讲述人的生活态度，也是以讲述人为核心构成的村落或者社区集体的生活姿态和历史观念。因此，民间故事讲述为我们认知区域、民族的历史传统提供民间视角，也为区域民众生活留下“最正确的社会史料”
，并且“我以为，对想真正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决定因素——农民——的学者，大多数的民间故事是会有帮助的”
。
当然，在重视民间故事讲述传承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那就是在中国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中讲述人自己撰写的民间故事。比如，萧国松搜集民间故事采取两种办法：
一是给喜欢民间文学，以前给我们来过稿子的人发去征集民间故事的通知，这个通知同时发给政府部门，甚至到生产队；二是自己亲自搜集，采录。……因为我们县起步比较晚，加上我的采录条件比较有限，采录基本靠手记故事梗概，回到县里以后，根据故事的梗概和自己的想象重写一遍，虽然我也是尊重讲述人讲述故事的基本框架，但是和原始故事的风格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府的组织下进行民间故事全面调查。在这一活动中，尽管当时民间故事的采录方法还不够科学，呈现出来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长阳民间故事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它毕竟为我们记录下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间故事的基本面貌。在这一故事集当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都镇湾民间故事传承人孙家香、高云亭的小传，也第一次欣赏到包括萧家秀在内的都镇湾人讲述的故事。1999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收录都镇湾镇杜家冲村罗青林讲述的《姐弟成亲》、孙家香讲述的《公冶长》《刷帚仙姑》和江云洲讲述的《两个驾匠》《驾匠封山》。
这些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民间故事并非完全遵循现场讲述记录，出现了由村里文化人或者识字的讲述人个人书写故事的现象。这种写故事的情况并非个别，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民间故事书写传统在中国自古就有存在，我以为民间故事讲述是主流，讲述人写故事与讲述人文化水平和写字识字能力密切相关，可以说，现今60岁左右的讲述人均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讲述人书写的民间故事如果能够在民间讲述、流传，这些书写的故事就是对讲述故事的丰富和补充。
民间故事讲述既是民间故事传统建构行动，又是现在性的生活行为。民间故事是讲述人、故事传统、现实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民间故事既是民众集体文化生活的共同表达，又是文化个体的生活实践。民间故事传统活跃于民众的口头讲述中，不断地因讲述而获得生机，又被文献以及其他可视化的方式记录，历经着一次又一次文本化的知识生产过程。
民间故事讲述是传承活动，也是民间知识生产。从讲述的角度看待民间故事，包含人民生活的多维度社会关系、情感关系和文化关系，因此，民间故事讲述不仅是人民的娱乐生活，而且是建构社会秩序的行动。
民间故事分类一直遭到学人诟病，目前学人建立的分类系统难以解释民间故事流传的实际生活面相，也无法认识作为地方知识体系的民间故事表现出来的真相。那么，民间故事是否存在地方性的分类？如何看待民间故事地方性的分类和学人的分类系统？我以为民间故事地方分类系统不仅有，而且是地方民众生活逻辑的体现。也就是说，民间故事构成了流传区域内民众生活的逻辑，讲述人建构的故事世界就是地方民间生活紧致而绵密的精神世界。学人的分类与地方性的民间故事分类不是对抗的，而是具有通约性。
实施对中国民间叙事种类进行归属编排，是人民认识乡土知识和村落叙事资源的重要手段。分类是“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
。国内外学者对民间故事的种类归属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芬兰学者阿尔奈、美国学者汤普森建立的以情节为单元的分类体系，中国学者则从内容上对民间故事的分类影响巨大。但是，就一个村落民间故事实施分类则不多见。作为生活文化的民间故事，民众拥有一套“乡土的”分类体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对民族的、“当地的”类别划分差别甚大，这自然是因为民间故事类型更多地源于民族的文化特性或地域的文化传统，为乡民生活和地方知识作用的结果。因此，描述村落民间故事，盲目采用通行的建构在众多民族民间故事材料基础上的分类方法，忽视民间故事乡土生活的整体性分类原则，无益于村落民间故事的解释。“假如我们对查穆拉口头传说的分析和认识，只限于我们称作神话、民间故事、传奇、民间音乐或双关语之类，那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于该社会整体性的诸多描述与叙说被曲解。如上所述，西方的类型在查穆拉社会中并不是极有意义的，即便有些意义，也只是极少数‘标准的类型’，而且它们也只能解释查穆拉人言语态度诸多分类中所包含的大量信息的极小部分。”
民间故事作为地方人民的生活知识，是长期以来地方人民生活智慧的创造，对地方民间故事的分析不能够仅仅采用“标准的类型”，而应该更多利用地方知识的分类体系。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人民生活、地方知识作用下的民间故事分类体系而否定学者建构的民间故事分类体系，两种分类体系具有相融性。学者分类体系中“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将民间故事的传统性、稳定要素进行了归纳，可以说，以“类型”和“母题”为核心建立了世界民间故事资源的“基因库”；“类型”和“母题”也成为民间故事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和方法论基础。“类型和母题索引本身并不能分析阐释故事，或是追根溯源，它们只是将搜集来的材料进行系统归类，列出其常见的形式，并提供书目资料。两种索引综合使用，可用于鉴别故事，搜集异文，使研究的过程大为便利。因此，任何研究传统叙事散文故事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都应该完全熟悉这些索引。”
美国学者邓迪斯认为，“的确如此，无论对这两个著名索引有多少合法的批评，它们的使用毕竟可以用来把民间叙事的学术研究与许多业余爱好者和半吊子的研究区分开来。通过母题和（或）故事类型编目来确定民间叙事，在真正的民俗学家中间已经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必备条件”
。也就是说，之于民间故事，“类型”和“母题”的科学运用相当重要，并且成为民间故事专业研究和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我以为布鲁范德和邓迪斯对于类型和母题在民间故事研究中的作用的肯定有充分理由。但是，我想说的是，类型和母题不是简单的分类问题，而是建立在比较视野基础上的民间故事跨文化研究；类型和母题就是民间故事，或者是民间故事讲述传统的体现。在这里，民间故事包括两种传统：一种是悬置起来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学者根据大量材料建立的，亦是建构的，将民间故事的叙事情节、人物、风俗等抽绎形成类型或者母题；一种是这些类型或者母题被生活化的实践行为，也就是民间故事在生活中由讲述人讲述和传承，充满了生活需要和情感表达等要素，表现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类型和母题就不是简单的民间故事归类，而是对于民间故事传统的认知路径。
我们对于都镇湾、下堡坪、伍家沟、走马镇、广阳镇、耿村、古渔雁、侗族兄弟村落、余杭和徐文长故事的讨论较为集中地使用了类型和母题分类的研究方法，这是我们解读中国村落故事讲述传统的必备武器，不仅必须，而且有效。
民间故事是人民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类型，它在长期的实践中编织成严密的社会交往关系，调控着人民的日常生活，具备独特的性质和重要的价值。长期以来，我置身于中国多个民间故事村落进行调查，深刻认识到乡民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对于不同故事的分类认识，他们对于自己讲述的故事有明晰的看法和明确的归属。
就拿都镇湾民间故事来讲，都镇湾人把讲故事分为讲古、讲经、日白和日牯子四类。讲古即讲述古老的故事，主要包括神话和历史性故事。它不是现时今日的，而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都镇湾人认为，这一类故事有根有据，较为真实可信，并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一般而言，人们在讲述的时候都比较尊重故事传承的真实性，故事改变较少。讲述时即兴发挥不多，特别是有关古代神灵的叙事较少变动，有严肃与庄重的成分。有的场合，讲古也称为讲经；讲经有人物，有情节，是具有完整故事结构和象征意义的类型。精怪故事、鬼怪故事、驾（嫁）匠故事、巫故事、生活故事、三姨佬故事等均属于典型的讲经范畴。还有一种是讲散经，比讲经的范围广泛一些，有的时候还是日常琐事的唠叨，未进入故事领域。比如，饭后大家一起闲聊，没有任何主题，想到什么说什么，漫无目的地讲一些生活琐事，即使有主题，也常常在不断跳跃之中。日白也叫粉白，一般指说谎话、说大话、说假话、讲狠，喜欢讲无根无据的话也称为日白。日白的内容有头有尾，有来有去，有人物，有情节，能够构成独立的故事，具有民间审美叙事的完整性。日白的人叫日白佬。不同的场合，日白有不同的意义，有时指讲经、讲故事。比如，宜昌地区的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三位故事家，有人就将他们称为宜昌的三个日白佬。这时，日白就是讲故事的意思了。日牯子通常是讲荤故事，也就是男女之间的性故事。这类故事在都镇湾很丰富，往往在成年人中讲述，短小又幽默，大家喜欢听。除了上面四类以艺术见长的民间故事之外，都镇湾还有不少散经和拉家常的生活故事。关于它们，不能说没有技巧，没有讲究，而是更加生活化，其逻辑性、艺术性略微逊色，它们成为讲古、讲经、日白和日牯子的生成土壤，并且常与之构成完整的叙事场景。
民间故事分类的地方性是基于生活化实践的讲述和传承，普遍性是建立在民间故事地方分类基础上的提炼、概括，包括民间故事叙事结构规律、普遍性审美价值和共同性主题。二者之间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地方性与超越地方性的关系。
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现代化、城镇化、空心村落、空巢家庭、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成为改变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生活的重要因素，这些直接影响人民的文化生活。“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
，包括民间故事讲述在内的民间文化在当代人民生活中的建构行动更加频繁，更为多样，也更为复杂。传统民间故事讲述行为、生产方式难以适应当代人民快速变化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将传统民间故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民间故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随意妄为，而是充分尊重民间故事的“人民性”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礼敬民间故事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尊重民间故事生产、传承的艺术创作规律，开展与时代需求相适应、与人民生活相协调的创新发展。即使现代教育高度发达，民间故事传统教育功能也没有完全消失，从古至今讲故事是儿童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人生启蒙教育的重要课堂。本雅明曾说：“童话因为曾经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所以直至今日依旧是孩子们的第一位导师。童话始终暗暗存在于故事之中。第一个真正的讲故事的人是讲童话的人，将来也依旧是。无论何时，童话总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忠告；无论在何种情况，童话的忠告都是极有助益的。”
将民间故事包含的品德教育、人格模塑、文化知识传递和审美培养的功能贯穿于“人民”的启蒙教育、基础教育以及各类教育体系之中，发挥民间故事教育的特殊功用，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诚如普希金所讲：“我听民间故事，我想借此来矫正我受的该死的教育的缺陷。”
针对民间故事的民族性、地方性，以及民间故事包含的丰富品德教育、人格教育内容，民间故事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需要创新传承方式，将优秀民间故事纳入学校教育内容；编写以民间故事为核心的读物，创作民间故事系列绘本和动画等。
新时代民间故事传承以自然、自在的方式融入生活之中，并且与民间故事传承、接受主体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比如，走马镇继承并创新“茶馆故事会”，有计划地在每个月赶场时间举办走马故事会，以新的曲艺方式讲述故事，保留民间故事的教育功能，增加走马镇人及游客喜欢的娱乐元素，融入新的音效特技，在传统民间故事讲述的基础上，创编“音画”故事和故事情景剧等。
新时代的民间故事生产和传承经历着“遗产化”和“品牌化”过程。在我国许多地区，民间故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政府、学人与民间故事讲述主体之间达成共识，推动民间故事讲述实践活动，加强对民间故事及其讲述的抢救记录、系统调查整理，使之以影像、文字等形式留存。我国民间故事流传丰富的地区，政府常将其作为地方文化品牌进行建设，建立以民间故事为特色的文化之乡，树立民间故事杰出传承人为地方文化代表人物，实施民间故事系列景观营造活动，推动民间故事讲述从广度和深度上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民间故事的“遗产化”“品牌化”是适应人民生活需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民间故事朝向当代文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新时代民间故事讲述、传承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将传统民间故事传承方式拓展到各类互联网传播平台，从故事讲述的熟人空间延伸到新媒体空间，实现民间故事跨越空间、穿越时间的传播，让民间故事共同道德价值、讲述技巧惠及更多的人。民间故事进入现代传播平台，讲述人、听众由此发生了改变，民间故事生产方式、记忆方式发生了改变。讲述人和听众不再是面对面的生活互动、情感流动，而是利用、拓展民间故事的书写传统，改编、欣赏、评论故事，民间故事传承、传播表现得更为多样、多元。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互联网空间传播的民间故事过分迎合社会时尚审美趣味，能否被群体共享则成为较为突出的问题。
当代民间故事的传播更多利用微信、快手、B站等民众喜欢的交流渠道，在信息技术支撑下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为民间故事展示与传播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以为，优秀传统民间故事无论借助哪种现代媒体呈现，都不要过分“遗产化”“娱乐化”，不要远离当代民众的生活、偏离民间故事传统精神。民间故事的数字化过程绝不是“口述式的拷贝”，也不是资料的编码、存放，其信息组织方式、理念、方法和具体实践均要体现出民间故事本能的活态性。利用微信虚拟平台与好友共享，以对话的文字短信、语音短信、图像、视频等方式联系，构建民间故事互动信息传承，让更多的人通过微信实现不同区域间民间故事的交流。微信平台上传播民间故事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微”，意味着尽量做到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以微视频、微内容传承、传播。微信平台适合短小的故事、幽默的笑话等，主要以娱乐、欣赏为目的。
当代中国民间故事传承表现为内容的新变化，新时代人民的生活是民间故事讲述的内容；传承、传播形式的新变化，当代大众传媒进入民间故事传承领域，构成了民间故事跨越时空的形态。但是，新时代民间故事的新变化并没有丢弃传统，而是基于传统民间故事生产、传承的“新”，新时代民间故事的“传统”与“当下”融为一体，“传统”使“当下”的民间故事有根基、有土壤、有灵魂，“当下”使“传统”民间故事更为鲜活、更有力量，也更具魅力。
《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立足民间文学研究前沿，以民间故事发源及传承地为文化依托、故事文本为核心载体、讲述人为叙事线索，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探寻实录、口头叙事作品的辑录、讲述人生存状态的记录和口头叙事影像资料的呈现，多角度、全方位展现我国民间口头叙事的传承过程和发展面貌。
遴选研究对象、确定分卷内容时，《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遵循代表性、示范性和延续性三项原则：
（一）代表性。第一辑重点选取都镇湾故事、下堡坪民间故事、伍家沟民间故事、走马镇民间故事、广阳镇民间故事、耿村民间故事、古渔雁民间故事、余杭故事、徐文长故事、黄岗兄弟村寨故事等十个项目进行系统调查和深入分析。其中，八个项目具有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与丰厚的民间故事传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两个项目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选取它们作为首批研究对象，极具代表性。
（二）示范性。首先，在学术层面，《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范式。其次，在实践层面，丛书呈现的传承案例、提出的保护路径等，能够启发各地根据实情创新非遗保护模式、传承发展路径。例如，浙江余杭民间故事研究对于考察民间故事在城镇化水平极高地区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延续性。民间口头叙事传统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难以通过一次研究或总结完成开发。因此，围绕它展开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之路必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计划在第一辑完成后，陆续开展万荣民间故事、喀左东蒙民间故事、通辽巴拉根仓故事、湘西八部大王故事、恩施景阳民间故事、施洞苗族民间故事、昆明小哨民间故事、峨山彝族普丕故事、秦皇岛孟姜女故事、丹江口牛河民间故事等项目研究。这一延续性的工作，将推动出版界与学术界、产业界的良性互动，为中国民间口头叙事研究、为中国故事村落开发与保护、为相关图书产品的延伸开发提供版本参考。
搭建框架、撰写文本时，《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遵循系统性、基础性和创新性三项原则：
（一）系统性。《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的系统性集中体现于文本架构。各卷均严格按照“地域文化探寻实录——基本传承情况梳理——分析口头叙事内容传统——记录传承人生活状态”的线索展开，结构严谨，逻辑严明，充分体现了丛书的高度一致性。
（二）基础性。作为全国首套以民间口头叙事为研究对象的丛书，涵盖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民间故事，研究范式及写作风格为未来该领域的学术活动、出版工作开辟了基础路径。同时，项目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有千秋万代之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乃至民间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程。
（三）创新性。民间故事被公认为一种集体传承的口头语言艺术，离不开故事讲述人、故事文本、故事发源及传承地这三个关键要素。不同于学界以往只重视故事讲述人及文本，而对故事发源地及传承地的人文研究多有忽略的考察，《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立足我国民间故事的生存现状，首次以故事发源及传承地为依托、故事文本为线索、故事讲述人为样本，填补了学术及出版的空白。各卷撰写过程中，都融入了对于地域文化的描述和探究，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两个层面，详细记录故事村落的基本情况，呈现民间口头叙事活动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力图使读者了解民间口头叙事活动传播、传承的社会性背景，理解这种口头创作形式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学术研究和留存时代民间故事讲述状况的需要，我们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尽可能保持民间故事采录时的原貌。其中，难免有些内容的价值观念或文化理念与当下民众生活语境有些不太适应，这需要读者用扬弃的方式甄别、理解。
总之，我们深入思考并严格执行上述分卷原则、撰写原则，以期为读者呈现一套调查翔实、写作理性、内涵丰厚的民间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从策划、立项，到调研、写作，直至如今付梓，历时五年之久。回望整个出版过程，前后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阶段：
2015年5月，经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曾昭来先生悉心指导，该社编辑吕苗莉与我沟通未来五年的研究方向和写作计划。在充分交流和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湖南文艺出版社紧密结合我及团队的学术规划，策划出《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并邀请我担任丛书总主编。
2016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启动这套图书的出版工作。社领导及编辑团队前来北京，了解前期田野调查的情况，与我商议进度安排，与各卷作者探讨写作细节。
2016年4月，《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成功列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京召开“《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专家座谈会”，就项目的写作框架、研究深度、现实意义等展开交流，为丛书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
2017年7月，《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申报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2018年初获批入选。
2018年6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召开“《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专题组稿会”。编辑针对各卷作者提交的初稿（部分）反馈问题，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修改或调整方案。
2019年5月起，各卷分批交稿，编辑与主编逐一审阅，并会同各卷作者修改稿件，陆续定稿。其间邮件频繁往来、书稿多次寄送、细节反复打磨，写作之严谨，编辑之认真，此处不一一赘述。
《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的各位作者为这套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尽心尽力，将他们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民间故事讲述调查成果呈现出来。写作期间，正好经历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全民抗击疫情禁足在家，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撰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这是值得被历史铭记、被时代赞颂的，他们是王丹、栗文清、李敬儒、谢红萍、王曼利、梁珊珊、莫愁、吴文君、杨泽经、张瑜、林继富。
刘魁立先生、刘守华先生、朝戈金先生、邱运华先生欣然接受我的邀请，出任这套丛书的顾问，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关心和指导这套丛书的撰写，确保了这套丛书的质量。
这套丛书能够顺利面世，与湖南文艺出版社领导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气魄分不开，他们从立项到出版始终秉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保护、建设新时期文化的使命感开展工作。这其中要特别感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刘清华先生，他对学术研究的诚挚尊重，直接促成《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立项、落地；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曾赛丰先生，他对出版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崔灿先生，他对重点项目、学术出版的关注、关心、关怀，为《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高质量结项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曾昭来先生，他对民间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对人文学者感同身受的理解，时常让我感动，这是我们多年来保持愉快沟通和融洽合作的基础，也是《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日臻完善呈现给读者的保障。
最后，还要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社科图书编辑部经年累月的付出。部长吕苗莉统筹项目时的坚韧，与作者交流时的耐心，让我对图书出版的艰辛感同身受；编辑李涓对文字精益求精，对节奏把控到位，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职业素养和人文修养，使得五年出版历程充满情怀释放的激情，也充满彼此认同的温暖。
20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以民间故事讲述为中心的传承研究，探索建立中国民间叙事学理论的道路。在开展民间故事讲述调查研究的时候，我认为这项工作不仅重要，而且十分急迫，常想起顾颉刚先生关于妙峰山调查的感慨：“我常想，能够注意这个问题的，怕全国只有我们几个人吧？我们调查的固然不详细，但比我们详细的还有谁呢？倘使我们不作这一次的调查，将来这件事情消灭了之后，再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知道那些情形呢？”
对于民间故事讲述研究在当今热闹的学术界并不只有“我们几个人”，这是学术的进步，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们开展当代民间故事讲述调查研究不仅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行动，而且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学人的使命，更是一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的事业！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的创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出发。这套十卷本《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的撰写，聚焦于从民间故事讲述实践中理解人民的生活，关怀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故事保护传承现状、未来发展机遇等问题，正是我们团队的“一代人”基于前人基础上的创造。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中国民间故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一粟”，相信未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在传承中创新，在延续中发展。“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高远志向在驱动、牵引着我的生活。作为新时代民间故事研究学人，时时融入讲好中国故事的大潮之中淬炼，我们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故事基础上与时俱进，砥砺前行。我们要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期待着“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林继富
2020年12月1日
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