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文化环境

宜昌市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一二十万年前，清江流域就有“长阳人”的活动。境内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证明七八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宜昌远古属西陵部落，夏、商、周三代为古荆州地，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西塞要地，建有城邑，以后为历代郡、县、州、府的治所。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楚）郢，烧先王墓夷陵”。夷陵之名始于此。关于夷陵名字的由来，有资料说，夷陵城西北十五里有夷山，即西陵山而得名。另有旧志说，夷陵因山川形势而命名。方志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改夷陵置巫县。汉承秦制，西汉时夷陵属荆州南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改夷陵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又改临江郡为宜都郡。三国时，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夷陵为西陵郡，也称宜都郡。晋太康年间（公元280年—289年），改置为夷陵县。南北朝时宋、齐皆与晋同，梁改宜都郡为宜州，西魏改为拓州，北周改名硖州。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硖州为夷陵郡，辖夷陵、夷道、长杨、远安四县，夷陵县为郡治，隶属荆州都督府。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复将夷陵郡改为硖州，仍领上述四县，属山南东道，天宝初（约公元744年）又改为夷陵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硖州。五代时，硖州与荆州、归州为南平国。北宋复称硖州，属荆湖北路，仍辖原夷陵四县。到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改“硖”为“峡”。元代置峡州路，明初始改名峡州府，领夷陵、秭归、巴东、宜都、长阳、远安六县，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峡州为夷陵州，仅领宜都、长阳、远安三县，治所夷陵，隶属湖广布政使司荆州府上荆南道。清初仍为夷陵州，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改“夷陵”为“彝陵”，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改彝陵县为东湖县，并为宜昌府治所，“宜昌”一名使用至今。

民国初年废府、州建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宜昌是湘鄂西苏区湘鄂边根据地、归（秭归）兴（兴山）巴（巴东）根据地、荆（荆门）当（当阳）远（远安）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宜昌市委员会、宜昌市人民政府在当阳芦家湾正式成立。7月16日，宜昌城区解放。宜昌专署机关和宜昌市党政机关随即从当阳迁驻宜昌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宜昌行政区专员公署辖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9个县。同时划出原宜昌县城区和近郊农村置宜昌市，直属湖北省人民政府管辖。此后，行政建制上多有调整，但总体格局未变。1970年7月，因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宜昌县直机关从市内北迁至小溪塔。1992年3月，为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经中央批准，宜昌地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2001年3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宜昌县，设立夷陵区。至此，宜昌市辖五区五县三市。

夷陵区的历史渊源与宜昌市一脉相承。西陵峡高山阔水的雄峻与浩渺，鄂西南青山绿水的清幽与明丽，留下了白居易、白行简和元稹等人的足迹，王维、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也一一题赋佳句名篇。这一片灵秀的土地孕育了爱国诗人屈原，绝代佳人王昭君，明代文官赵勉，近代文人杨守敬、全敬存等声名显赫的历史名人。因此，人们眼光向下，挖掘文化瑰宝，发现乡土精神的时候，就不再惊叹于这里有刘德培、孙家香、刘德方等一大批民间故事讲述大家了。

宜昌自古乃巴楚文化的交汇之地。楚俗遗韵、巴土古风至今留存于此，尤其是楚文化和巴文化交融整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个性鲜明的民间文化现象。欧阳修在夷陵任职期间所写的《黄牛峡祠》就把夷陵人巴风楚俗的生活情状展露无遗；对夷陵人常年遭受水灾建立黄牛祠，纪念大禹治水也有记录：

大川虽有神，淫祀亦其俗。

石马系祠门，山鸦噪丛木。

潭潭村鼓隔溪闻，

楚巫歌舞送迎神。

画船百丈山前路，

上滩下峡长来去。

江水东流不暂停，

黄牛千古长如故。

峡山侵天起青嶂，

崖崩路绝无由上。

黄牛不下江头饮，

行人惟向舟中望。

朝朝暮暮见黄牛，

徒使行人过此愁。

山高更远望犹见，

不是黄牛滞客舟。

黄陵庙位于西陵峡三斗坪镇黄牛岩下九龙山麓台地，原是山神庙，以前称黄牛庙、黄牛祠，欧阳修称为黄牛峡祠。夷陵民间流传着神牛显灵，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相传巫山神女瑶姬用金钗斩杀12条蛟龙。蛟龙骨头变成龙骨石，堵住西陵峡口，江水流不出去，峡江两岸被水淹没了。大禹听到这个消息，从黄河连夜带着治水人赶到三峡疏导江水。可是这里的龙骨石坚硬无比，大禹为挖开这些石头，手上脚上打起血泡，9年没有回家。这事感动了天上的星宿，它变成几十丈长的黄牛，用牛角挖龙骨，用牛头触开夔门，推开三峡，终于将龙骨石移出西陵峡口。黄牛帮大禹治好了长江水，四面八方的百姓都赶来酬谢黄牛，黄牛则钻到树林里去。大禹为寻找黄牛，追到悬崖口，只见板壁岩上留下清楚的黄牛身影。黄牛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在《续修东湖县志》也有记载：神像影现，犹有董工开导之势，因而兴复大禹神庙，数千载如新。庙中尚存一块诸葛亮为重建黄牛庙而刻的《黄牛庙记》，碑文云：“……古传所载，黄牛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惜乎庙貌废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仆复而兴之，再建其庙貌，目之曰黄牛庙。”这些记载不仅是夷陵人真实的生活历史记忆，而且形成了巴风楚俗类型的记忆大禹治水的信仰传统。

相传在三国时代，关羽领兵作战曾从石板沟经过，关平问关羽这是什么地方，关羽答道：“下堡（pǔ）坪。”后人就依关羽的话将“石板沟”改为“下堡坪”，其读音也改为“下堡（bǎo）坪”了。早期的读音依然留存在年长者的记忆里。 可见，在历史上下堡坪就发生并留下了许多与中国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重大事件。

下堡坪乡虽在大山之中，但是这里的人们生活安定，较为富庶，文化教育历来受到下堡坪人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明朝赵勉甲科进士入翰林，官居户部尚书之要职。清朝时，秀水村出过两名举人、多名秀才。20世纪30年代初，秀水人邹松柏漂洋过海赴日本留学，回国任湖北省教育参赞兼兴山县代县长之职。这些印证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物事迹均被老百姓传为佳话。至今，下堡坪乡继续保持着“双百（适龄人口入学率100%、扫盲工作合格率100%）乡镇”“零辍学乡镇”的称号。

下堡坪的民间文化活动十分丰富，民间礼俗规矩多样，常伴有民间歌谣演唱和民间故事讲述。比如下堡坪人在升学和结婚等喜庆仪式中有“升号匾”的习俗。结婚的号匾由舅舅制作送来，升匾的时候唱吉祥恭贺语。

新婚正期那天晚上，用两架九步木梯竖在号联两边，请两个当地有名的能说会道、品德高尚的人，木梯左右各一人，开始“升号”。开号之前升号匾人两人各站在木梯的起步位上，这时开号说：“天上一朵紫云开，盒中取出号匾来，一个号匾四角方，两个金字在中央。号匾一举，三元及第；号匾手托，五子登科。高拱手低作揖，我把号匾交与你，同仁兄弟跨上九龙梯。号匾接在手，龙虎榜上有，奉请迎台师，呼吹四声大号。上一步，荣华富贵；上二步，金玉满堂；上三步，三元及第；上四步，四海名扬；上五步，五子登科；上六步，六国丞相；上七步，七星联珠；上八步，八下科场；上九步，久长富贵；上十步，世代荣昌。”上九句，下九句，长号喇叭随着吹。九句说完结尾说：“上去三步我不喝，下来三步我不吃，一步跳下九龙梯。”

婚姻礼俗中，“闹房”是高潮。在“闹房”时要围绕“喜”字说四言八句，也叫“绣房令”。“绣房令”有传统的四言八句，如“门口一对烛，风吹两边扑，今年过喜事，明年娃子哭”；也可以现场编唱，如：“几步走进新娘房，望见新娘好嫁妆，四箱四柜放红光，十把钥匙叮当响。左开柜来右开箱，拿了这样拿那样，荷包手巾拿一对，饼子糖果拿十双。走过新房把凳坐，送亲娘子听我说，花生瓜子撮箕撮，核桃板栗用盘托。十个饼子不用说，喜糖饼干要十盒，东西我得要到手，我的心里才快活。”

下堡坪人的婚礼喜宴上也要说四言八句，古时候称为“打令”。夷陵民间流传的令词有：“众位兄弟莫见怪，今日令词由我开，一日闲下曾读过，之乎也者矣焉哉。一传要把之字带，二传乎字说出来，三传也字要讲定，四传要把者字排，五传口中说矣字，六传说出焉字来，七传哉字说得好，八传要把四书带，九传正好说，十传把令作。若换哪个跟得上，算他是个老内行。” 像这样唱下去，不断有人来接，以说令词的方式祝贺新郎新娘，同时，吟唱的人彼此较劲，看谁说得好，说得多，气氛浓郁而热闹。

“薅草锣鼓”在集体劳作时十分盛行，是下堡坪人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唱的歌，演唱时辅以锣鼓伴奏，又叫“锣鼓歌”。下堡坪不少民间故事传承人就是薅草锣鼓的高手，刘德方便是下堡坪薅草锣鼓班子的重要成员。薅草锣鼓的表演场地均为劳动现场的田间地头，以激励劳动工效、监督劳动质量、提高劳动效率为目标。根据劳动类别的不同，分别冠以“薅草”锣鼓、“扯草”锣鼓、“栽秧”锣鼓和“砍柴”锣鼓等名称。薅草锣鼓中的歌唱包含了历史歌、劳动歌和情歌。因此，薅草锣鼓既是劳动的歌谣，也是活跃生产、提升品质的歌谣。

下堡坪人对于丧葬仪式非常重视，丧葬仪式上有打丧鼓的传统。打丧鼓的时候，伴随着鼓点，演唱民间歌谣。许多自愿参加仪式的村民为送亡者而吟唱丧歌，《忌嘴》讲的就是四口之家喜欢唱丧鼓歌的故事。

从前，一对夫妻为独儿子娶了媳妇，四口之家，家庭殷实。老两口小两口都喜欢唱丧歌，而且都会随机应变，能一人一句即兴组成一段唱词，远近都闻名。

腊月二十四，是农历小年。这天早饭桌上，父亲说：“从今日起，到明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止，我们全家人都要忌嘴，图个吉利。千万千万不能唱丧歌调子。”自此，老夫妇小夫妻都互相提醒，不敢唱丧鼓歌，各自忌嘴。

到腊月三十大年中午，全家准备吃团年饭。父子相对而坐，母亲坐在侧席，只有媳妇在厨房里端最后一盘菜。儿子忽然发现桌上还差一双筷子，一时忘记了父亲的嘱咐，用丧歌调子即兴唱道：“哎呀，桌上还差一双筷。”媳妇在厨房随即接唱：“我在厨房带过来。”上席坐的父亲怒容满面，唱的也是丧歌调子：“老子那天说的话呢？”母亲连忙接唱：“就是老娘记到在（记得）呀。”（徐成树讲述：《忌嘴》）

打丧鼓、唱歌谣及传讲相关故事是下堡坪人惯常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在下堡坪存续久远，并传承至今，构成了下堡坪民间故事讲述的生活语境。

下堡坪人的社会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下堡坪人衣着款式多样，布料各异，色彩丰富，表现了他们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的改变。野菜糊糊（稀粥）、洋芋果（土豆）只是改改口味才偶尔吃一顿，大米、面食成了主要饭食，肉、鱼、禽、蛋、豆腐是家常菜肴，村民们无不感叹地说：“现在的生活是天天在过年！”草鞋已经绝迹，住草棚、岩屋、板壁屋已成为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下堡坪人开始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80%以上的“土改房”（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被三间正屋、一间偏屋或“明三暗五”的新瓦房所代替。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建预制板结构新楼房的多如雨后春笋，而且外观越来越漂亮，设施越来越齐全。昔日人们追求的“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逐渐被“一冰两转三响”（冰箱、摩托车、洗衣机、电视机、音响、手机）所代替。通过一系列建设，下堡坪乡的学校、医院、邮电、广电、银行网点等一应俱全，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活。

在下堡坪乡，传说农历腊月二十四“老鼠嫁姑娘”，忌动刀剪，腊月二十七炸跳蚤，正月初一“忌嘴”（不说不吉利的话），正月十五赶毛狗子（狐狸），保平安。清明时节，乡民悼念故人，扫墓插青，感应春意。逢端午节，人们要喝雄黄酒，插艾叶，据说可以驱虫蛇，避鬼邪。七月过“月半”，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享受天伦之乐。中秋节有“摸秋”的习惯，在这一天，农家不见了蔬菜瓜果，不嗔还喜，认为它预示着来年丰收。老百姓最看重的是春节，春节阖家团圆，除旧布新，祭祖安神。外出工作的、求学的，哪怕远在千里，节前都要不辞辛苦赶回家过年，全家人聚齐，吃一顿团年饭。正月初二以后，已婚妇女不论老少都要回娘家给父母拜年。热热闹闹的年节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结束。下堡坪人给老人做生（祝寿），生孩子“打喜”（祝贺新生儿诞生），婴儿满1岁时“抓周”，人死后的“五七”祭、“周年”祭、“出灵”（满3年）祭等习俗从过去传递到今天，依然遵循、沿袭、兴盛。

下堡坪乡人文荟萃，尤以民间歌谣、民间戏剧、农民乐队、民间故事、民间美术最为出名，民间文化资源的储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人们以舞狮、划彩莲船恭贺新春，用皮影戏、人大戏（扭鼓子）表达喜庆，以扭秧歌、打莲响来庆祝胜利。热衷民间文艺的村民还自发组建文艺团体，如歌舞团、艺术团等，经常走村进户，搭台表演，他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目极大地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进入21世纪，下堡坪民间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家家户户盖起了楼房，哪怕在偏僻的农村，村民们也把老房子翻盖成新房，传统的住房结构发生改变，四代、三代同堂住在一起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人与人的交流，即便是家里人之间的沟通也有了新的方式。平时村里多是老人和儿童，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每家每户都有电视，甚至电脑、网络，人人都用手机电话，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下堡坪人的文化生活。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村里放电影是人山人海，有时村民还要赶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看电影。如今，“放电影就快没有市场了。你放电影，提前好几天通知，说放最好的片子，过去在农村，打仗的电影村民最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电影也没市场了，没人看了。在村里放场电影，从开始300人，到200人，到100人，最后就没得人了。有很多放电影的人最后就是剩下一个村干部帮助他收东西，收拾发电机，收拾银幕，就是那样的情况” 。至于一些民间文艺活动，诸如皮影戏、地花鼓和薅草锣鼓等传统生活中的珍爱，现今主要是在仪式生活中展演。这种文化生活环境的变化对民间故事讲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If3mWszVbuHO7xseZqsBD0RzD8ERR+PFUYuNfT7VCglYKrwjeubjHvchTicjS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