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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阅十数年，检授家郎中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及官安德，乃采唐宋传注所引此书之文，因故章孝廉旧稿，与洪明经颐煊校订讹舛，以篇为卷，复唐、宋志三卷之旧，重加刊刻云。
《燕丹子》之著录，始自《隋经籍志》，盖本阮氏《七录》。然裴骃注《史记》，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马贞《索隐》引刘向云：“丹，燕王憙之太子。”则刘向《七略》有此书，不可以《艺文志》不载而疑其后出。《艺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杂家有《荆轲论》五篇，据注言司马相如等论荆轲事，则俱非《燕丹子》也。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则此书题燕太子丹撰者，《旧唐书》之诬，亦不得以此疑其讹也。
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从横、小说两家之间。且多古字古义，云“太子剑袂”，以“剑”为“敛”也。“毕事于前”，《国策》作“毕使”，“
”，古文“使”，亦“事”字，见《说文》、《汗简》也。“右手椹其胸”，盖借“椹”为“戡”，《说文》戡，刺也。《史记》索隐引徐广云：“一作抗。”“抗”，又“抌”字之误，《说文》深击也。《史记》及《玉篇》“椹”从手，误矣。“拔匕首擿之”，《说文》以擿为投，《玉篇》掷同擿，又作捿，古假借字也。《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辑，未及马总《意林》，又为补证数条。
此书宋时多有其本，考《枫窗小录》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无故实，不知谁作，不复录入此卷。自明中叶后，遂以亡逸。故吴琯、程荣、胡文焕诸人刊丛书，俱未及此。
嘉庆十一年正月望后四日，阳湖孙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