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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以来，对形而上学的关注就构成了西方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个传统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扬光大，到近代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黑格尔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从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演绎出人类的整个文化历史，从而使得斑驳杂乱的现象历史成为某种超历史的本质（或本体）合逻辑性地自我展现的过程。这种以某个形而上学的本质（或本体）作为逻辑起点来说明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的方法对历史学理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
然而在西方现代哲学那里，这种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本质决定论受到了普遍的怀疑。现代实证主义者们明确地提出了“摈弃形而上学”的口号，把目光投向具体的、可实证的物理事实和历史事实。英美实证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理性的经验主义的必然结果，正如德国的形而上学是近代德意志民族神秘的唯灵主义的必然结果一样。另一方面，在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中，也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否定形而上学的倾向，即以个人当下直接的存在、复杂微妙的内心感受和对生命意义的自我体验来取代超个体的目的、命运、历史必然性等“隐秘的本质”。与英美实证主义强调理性的客观验证不同，大陆人本主义侧重于非理性的主观感受。然而二者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认为“形而上学命题”在任何可验证或可感受的领域中，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西方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从根本上来说是由19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现的“世纪末”的文化背景导致的。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渐销蚀它在18世纪时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所做的承诺，而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使人类本性中的一切卑劣残暴的成分暴露无遗，从而使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尼采“上帝死了”的断言，表述了两个世纪之交的西方人由于信仰的青黄不接所普遍感受到的心理恐慌。传统信仰大厦的坍塌，使非决定论的思想甚嚣尘上，每个人一方面都感到一种彻心彻骨的孤立无援，另一方面又强撑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潇洒模样，企图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到半空中，其结果只能是无以排遣的焦虑、烦恼和困窘。与上帝同时死去的是英雄，20世纪是一个反英雄主义的时代，人们开始对以往使人热血沸腾的英雄业绩变得无动于衷，他们的眼光专注于狭义的自我完善。既然没有彼岸的另一种生活，既然英雄和庸碌之徒死后都归于一抔黄土，那么蝇营狗苟地享乐与轰轰烈烈地建功立业实无重大区别。此外，轻精神重物质的实用主义倾向使得人们不再关心历史的任何“动机的动机”；对肆虐已久的理性主义专制的反抗又流入了一种狭隘的个人直觉和神秘经验。这一切使得时代丧失了气势磅礴的浪漫情怀和超绝深邃的终极信念，而“摈弃形而上学”则是目光短浅的时代的典型标志。
狄尔泰说过：“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
而这一点也正是哲学的本质使命。形而上学是哲学的精髓和阳刚之气，丧失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是一种疲软的哲学、一种被阉割的哲学，是精神的“巴比伦之囚”。这种哲学充其量只能被称为一种工具论或一种人生谋略，而不再是探究世界和生存之本质的“爱智”之学。在本书中我通过许多历史事实说明，当一个时代的哲学家普遍地把脊背转向形而上学，摈弃“上帝”或某种终极的世界本原，而一味沉溺于个人道德修养时，恰恰也正是一种文化出现了深刻危机或者走到山穷水尽之时。同样，形而上学也构成了历史哲学的基础，没有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只是一堆凌乱的史料拼缀，如同兰克学派的“剪刀加糨糊”的治史方法，与其说是历史学，不如说是史料学。对某种形而上的历史动力或“动机的动机”的设定与确认，是一切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历史学的史料是实证的，但是历史学的解释却建立在对历史形而上学的确信之上。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展现那些作为历史事实的客观的“点”，而是在这些“点”之间建立一种线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因人而异，马克思认为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必然结果，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宗教改革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差异恰恰表明了历史解释是以每个解释者的历史形而上学确信为基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卡尔·贝克尔认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对历史形而上学的确信，它对许多历史现象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这种决定论却被人们滥用于说明一切历史细节，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机械的解释模式，使得许多具有精神灵性的历史人物成为干瘪乏味的经济傀儡。拿破仑这个身材矮小的科西嘉人碰巧成为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独裁者，这是历史的偶然。但是倘若拿破仑由于营养不良而早年夭折或者在土伦战役中被炮弹炸死，他的角色仍然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因为18世纪末期的法兰西社会注定需要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无论他的名字是不是叫拿破仑·波拿巴。由于历史过程的一维性，这种假定是无法证伪的；同样，它也是无法证实的，因为它的基础是一种对历史形而上学的确信！
黑格尔的精神决定论也是如此，他甚至直接把拿破仑称为“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而且在黑格尔那里，思辨的气息过于浓重，感性的历史学变成了一种玄奥的历史逻辑学。历史的经验内容完全成为一种累赘，成为绝对精神这个唯一的演员脸上浓妆淡抹的脂粉。精神只有逻辑起点，历史起点是牵强附会地适应逻辑起点的，因此世界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就被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历时性的演绎过程，故而有所谓精神从东方向西方转化一说。这种历史哲学观点既遭到了那些注重具体历史事实的史学家的激烈批评，也引起了非西方国家中那些主张不同文化共时性发展的历史学家的强烈不满。
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克罗齐则明确地限定道：“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不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是纯逻辑的一般精神，而是与“我们”这个具体的主体不可分割的精神。历史也不是超验的一般历史，而是“我们的历史”。这种限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或本体与经验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学既获得了一种解释性的形而上学基础，又避免了机械化和玄奥化的危险。“我们的精神”是超验的，但同时又是具体的，它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之中、具有相同的文化习惯或素质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精神倾向。这种精神倾向在无形中决定了该地区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造成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些殊异的精神倾向的发生学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通常我们只能从每种文化的原始形态即神话中来加以验证。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些不同的精神倾向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予以确认，我们就获得了历史解释的功能性依据。这些特定的精神倾向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文化基本精神，它们构成了我的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觉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文化差异，即使撇开一切生理性、物质性和制度性的差别，我们仍然感觉到西方人与我们相去甚远。这种差异是一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却又始终能够明显感受到的文化精神差异。例如西方人对宗教信仰的执着是我们这些习惯于无神论文化氛围的中国人始终难以理解的；同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深沉的伦理意识也深感困惑。那些西方的中国通所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名著，尽管对一些外在性的因素分析得比我们自己还要透彻，但是读起来总不免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就像洋人说中文一样令人感觉别扭。同样，我们许多自诩为研究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杰作，也常常令西方人瞠目结舌，宛如《天方夜谭》一般。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的误解，其关键原因在于双方均未曾领悟对方所习以为常的文化精神，仅仅停留于现象性的描述，并各自以自己的文化习惯来解释这些现象。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与它所无形影响的人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水之于鱼、空气之于生命一样重要，它决定了一种文化的历史面貌和基本特征。不深入这种文化精神中，我们就无法正确解释种种文化现象。例如，以往我们的许多研究西学的著作都忽略了宗教意识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然而，正如不研究伦理意识就无从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特点一样，忽略了宗教意识必定使西方文化研究变得面目全非。
本书与国内许多关于西方文化的著作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我试图以一种文化基本精神作为逻辑起点，对西方文化的传统及其演进过程做出解释。两年前，我曾用同样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做过说明，我把统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文化基本精神称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并说明了它对中国人的伦理意识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在本书中，我把决定西方文化历史进程的文化基本精神称为超越的浪漫精神。这种超越的浪漫精神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逻辑起点，而希腊神话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历史起点。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基本的文化精神，它潜藏在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决定着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发展方向，并在宗教、哲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表现出来。
如果循着文化的河谷向上溯寻，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型，这些原型最初集中地体现在各民族形态各异的神话传说中。神话是文化发展的源头，是孕育文化精神的母体，各种文化的分野在神话中就已初现端倪。古代希腊文明被人们称为“西方文化的摇篮”，而古代希腊文明的起点则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精神的最粗糙同时也是最原始的外壳或载体，它所体现的理想色彩、自我否定机制和贵族气息浓郁的民主倾向构成了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本质特征，这种文化基本精神就是超越的浪漫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超越的浪漫精神自身展开的过程，这种展开是通过超越的浪漫精神内部所包含的一对矛盾的相互冲突而实现的，这对矛盾就是宗教殉道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而在超越的浪漫精神之外，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异在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为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它与宗教殉道意识、世俗英雄主义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历史冲突之中，正是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
在超越的浪漫精神的内在矛盾中，宗教殉道意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占据主导方面，尤其是在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许多民族都有自己成熟的宗教形态（汤因比称之为高级宗教），但是很少有哪一种宗教能够像基督教那样构成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达一千年之久。基督教在中世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所体现的那种深沉的宗教意识仍然牢牢地支配着西方近代人的思想观念，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于无形之中起着重要作用。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在中世纪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形态绝非偶然，它是希腊罗马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希腊罗马多神教和古典文化虽然一直被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视为异端，但是它们却和基督教一样成为贯穿西方文化之始终的超越的浪漫精神的表现形态。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多神教一样，仅仅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通过这些不同的宗教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实质上却是统一的，且与西方文化相共生。在西方历史的某些时期（如罗马帝国时期），宗教意识从表面来看消隐在世俗英雄主义的强大光环之后，然而这种否定往往是短暂的，它使宗教意识得以浓缩和凝聚，以便在以后的历史阶段发生威力巨大的裂变。
超越的浪漫精神在西方历史中展开的过程概述如下：在西方文化的摇篮——希腊城邦制时期，宗教殉道意识和世俗英雄主义在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和谐并存，而个人自我完善则以这二者为其实现的最高准则，因此希腊城邦文化中洋溢着一种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创造力。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这种生机和创造力消失了。到了亚历山大时代，世俗英雄主义一度跃升，如流星灿烂。然而随着亚历山大的夭折和马其顿帝国的崩溃，这种昙花一现的世俗英雄主义很快就沦丧为希腊化时期的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到了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时代，世俗英雄主义再度崛起，宗教观念则日趋淡薄。世俗英雄主义的这种片面发展终于招致了宗教殉道意识的酷烈的报复，当历史借助日耳曼蛮族之手摧毁了罗马帝国而进入中世纪后，罗马的穷奢极欲的物质主义就转化为基督教压抑人性的禁欲主义，人从世俗的感性生活走向神秘的灵性生活。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殉道意识确立了它至高无上的和不可撼动的统御地位，宗教殉道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教权与王权的矛盾，而天平明显地向教会一边倾斜。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它日益繁缛的形式对于它的原始内在精神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在的桎梏。基督教的形式与宗教意识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异化，教会一面冠冕堂皇地兜售天国的入场券，一面却无可挽回地向着地狱堕落。灵与肉之间的这种严重的二元分裂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性质截然不同的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大声疾呼肉体的权利和人的尊严，要求抛弃神性世界，重新回到世俗生活；宗教改革运动则试图复归原始基督教的纯洁灵性，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信心而不是外在的教会与上帝达成一种真正的默契，从而导致了近代宗教意识的萌发。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对罗马天主教的批判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叛逆运动；到了17世纪，国家主义、科学崇拜和乌托邦理想则作为三种新宗教形式从外部与基督教信仰分庭抗礼，并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起构成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历史起点。这些新宗教形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以更为复杂的外观体现着宗教殉道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徘徊在二者之外的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则时时如同幽灵一般萦绕着人们的心灵，引发了一次又一次所谓“世纪末”的社会精神病现象，预示着西方近代文化一次又一次的理想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