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序

一个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往往会对西方精神的奇特怪异感到迷惑不解，无法用日常生活中的情理去破译西方文化一连串的历史之谜。例如，古希腊神话中那些道德败坏、刚愎自用的神究竟有什么值得人顶礼膜拜的？早期基督徒如此懦弱无能、任人宰割，还宣扬“不以暴力抗恶”，为什么却能在一个比一个暴虐的罗马统治者面前节节胜利？中世纪教皇手下无一兵一卒，为何能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并迫使强大的世俗君主俯首称臣？路易十四竟为了宗教上的原因将国内大批最宝贵的能工巧匠逐出国境，促成了敌国的繁荣昌盛，这难道不是发了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此荒唐无稽，怎么会获得当时大批受过近代科学熏陶的进步人士的欢迎？……凡此种种，都会使我们中国的读者惊奇地发现，所谓西方文化和西方精神，是不能单纯用现实的功利、既存的事实和自然的心性来解释的。那是一种“神旨的感召”，是一种超越世俗道德政治和世俗功利而追求某种“可能的世界”的普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法权思想和“正义”观念于无形中支配着西方传统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和行为模式，绘写了西方数千年跌宕起伏、喧嚣不已的文明史……

当然，文化心理也好，宗教背景也好，归根到底是以西方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原始、最基本的事实为基础的。在这方面，国内几十年来的研究著作不可谓不多，成果也不可谓不丰。但是，历史绝不只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那色彩斑斓、动人心弦和沉郁悲壮的世界进程也绝不能还原为一些枯燥乏味的经济范畴的排列组合。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不是完全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以人的意识和意志来规范人的行为、改变人的环境。人生活的环境是由人的知识、情感需要和价值标准所产生的自由行动的创造物，这些产物总是与他的感性实践活动处于不可分割的交互关系之中。这就说明，在人类历史这种人与环境不断互相作用的有机过程中，如果我们忽视了一个时代的知识、情感需要和价值标准及其基本模式，忽视了文化心理、时代精神及其在文化传统中的前后传承关系，是不可能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而全面、透彻地把握住的。而这种文化心理最深刻的内核，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对人生、宇宙和万事万物的“终极关怀”。只有抓住了这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种文化的实质，也才能解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所呈现出来的难解之谜。这正是国人几十年来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做得很不够、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开拓的地方。

赵林先生的这本书，是国内对西方文化心理及其历史演进的研究中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和逻辑的严格性、系统性的一部著作，也是他本人经过长期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而最见功力的一部著作。他将西方人的宗教精神和宗教观念的演变作为西方文化“终极关怀”之主要发源地，将其视为一条用以贯穿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史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线索，并将其展示为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和有自身规律性的过程，这在国内西学界还是首创。这一工作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它不仅要求作者要具有较全面的西方宗教和宗教史的知识，对西方政治制度、道德观念、哲学思想、审美规范乃至各主要民族的民族特性、风俗习惯、历史渊源及这一切的变迁和演进均有较详细的了解，而且要求作者要有高度的概括力、逻辑分析和抽象的能力。除此之外，不管作者是以历史学家还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对所把握的材料进行描述，都必须以贴近对象，甚至进入对象内部的生动体验来重现过去时代的风采，给僵死的材料灌注生气，使自己的解释不是主观强加给历史的，而是从历史的生命中自行展现出来的。赵林先生对这些要求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识，他的这本著作也显示出他在上述各个方面都具有良好的素质和根基。作者是学西方历史出身，却一直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有浓厚的兴趣，硕士生毕业后在哲学系工作多年，后又成为国内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教授的博士生。这些条件加上他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生动流畅的文笔，使人们在读这本著作时，不但能获得大量经过系统整理的历史知识，而且能兴趣盎然地、不知不觉地深入西方人宗教意识和人生体验的内部，引发深邃的哲学反思和亲切的人生思考。在这方面，本书对古希腊神话的文化学分析，对古罗马时代精神演变的描述，对基督教苦难历程的内在文化心理契机的揭示，对新教与天主教、文艺复兴与世俗社会的复杂关系的民族文化学的论述，都是最为精彩、最值得一读的部分。

一般来说，中国人治西方学术，在其他方面（如科学、道德、政治、艺术等等）似乎都比较容易进入，最难把握的就是那种普遍渗透在民众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这种宗教意识，虽然常常表现出野蛮、落后和迷信的形态，但它本身绝不是简单地用“野蛮”或“迷信”就可以概括的。毋宁说，西方宗教意识，特别是基督教意识在很长时期内恰好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它代表着精神从野蛮和迷信中摆脱出来的教养或“教化”过程。如果不理解西方人的宗教意识，我们对其他那些比较“容易”进入的领域（科学、道德、政治、艺术等等）的理解也只能是肤浅的、貌合神离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西方人的宗教意识来自他们对宗教的需要，而他们的宗教需要又来自什么呢？作者认为，这应归之于西方文化的一种与中国文化根本不同的文化精神，即“超越的浪漫精神”。“本书与国内许多关于西方文化的著作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我试图以一种文化基本精神作为逻辑起点，对西方文化的传统及其演进过程做出解释。……我把决定西方文化历史进程的文化基本精神称为超越的浪漫精神”，以与中国文化的“协调的现实精神”相对比、相区别（见本书导论）。显然，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作者探讨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这一参照系，作者曾在他的另一部专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中做过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在本书中，作者凭借这一参照系而跳到所研究的对象之外，从旁观察和把握西方文化最显著、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从而使中国人研究西学的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中国传统的无神论的现实精神和对超自然事物的怀疑态度，既可以使我们对西方宗教意识不屑一顾，视之为西方文化的“糟粕”；但另一方面，也的确可以使我们在认真研究这种宗教意识时，排除宗教意识本身带来的偏见，保持清醒和客观的态度，坚持西方学者需费大力气才能保持的科学立场。作者是充分利用了自身这一有利条件的。然而，他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地对西方宗教现象做纯客观的描述，他深知这种描述远远不能真正深入对象的本质，还有可能完全偏离了实际情况。对一种文化现象，即使是对我们所感到陌生的宗教现象的研究，除了需要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之外，还需要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尽可能的认同，一种“理解的同情”和设身处地的体验，否则只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客观的描述便成了可容纳任何主观解释或误解的单纯“文本”了。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学者在研究自身文化时所必须摆脱的东西，恰好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他们的文化时所必须获取和进入的东西。只有这样的研究，才真正是中国人的西学研究，其结果才不会导致不同文化的相互隔阂、拒斥和疏远，而是相互融合、吸收和提高。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类研究仍然只停留在起步阶段，像本书这样立足于中西文化最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之上的著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更可贵的是，本书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或“超越的浪漫精神”的描述，虽然处处渗透着作者的历史感受和细致体验，却并没有停留在一些诗化的感慨和哲理的隽语中，而是建立在一种理性主义的逻辑构架之上的，这种逻辑构架是作者从历史进程中发现和提取出来的。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的“超越的浪漫精神”自古希腊以来便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即宗教殉道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的矛盾，只是在希腊时代这一对立还没有开始分裂，而是处于和谐的统一之中，以“个人自我完善”的方式体现为一种勃勃生机。罗马时代则是双方分裂的时代，世俗英雄主义占据了突出的统治地位，宗教殉道意识则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却为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心理土壤。中世纪是宗教殉道意识至高无上的辉煌时期，基督教与世俗英雄主义的矛盾体现为教权与王权的矛盾。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到来，僧侣的世俗化和俗人的僧侣化逐渐模糊了教俗双方的界限，宗教宽容氛围最终引出了三种近代的世俗宗教精神，即国家主义、科学崇拜和乌托邦理想。但与古希腊的和谐不同，近代的这种相互宽容并没有能体现为个人的自我完善，反而把完善自我的理想排斥在历史进程之外，为现代西方的文化危机埋下了隐患。上述分析在具体论断和个别结论上或有值得进一步商讨的余地，但从方法论上来说却不能不承认是深刻的和卓有成效的。从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余绪，这种方法论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也是相合的。毕竟，对西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是不能离开普遍的逻辑把握的，否则就只是一些碰撞的火花，一些飘忽不定的思想闪光和一些说不出来的内心体验。

读完全书，我为作者在西方文化领域中取得的这一开拓性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引发了我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兴趣。我想和作者一起继续探讨的是：西方人的“终极关怀”固然主要体现在宗教精神里，但“终极关怀”本身却是一个哲学问题，即使在宗教中，也是个宗教哲学问题。当我们用宗教意识来贯穿西方文化的演进历程时，是否还有比一般宗教意识更深刻、更内在的东西，如某种哲学范畴或逻辑概念，可以更加一贯地作为把握西方文化的线索呢？汤因比将近代国家主义、科学崇拜和乌托邦理想都等同于某种“宗教”，是否有些“泛宗教论”的偏颇呢？与此相关的是，个人的自我完善作为一种人生哲学的倾向是否仅在古希腊焕发出一种生动的创造力，而在后来（如希腊化时期和近代）就只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意识形态？禁欲主义对于斯多噶派，宗教殉道意识对于基督徒，世俗英雄主义对于恺撒，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于它们的发起人，不都体现为个人的一种“自我完善”吗？显然，西方近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形成，西方传统人格模式的建立，都有其古代和中世纪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是研究西方文化源流所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们虽然不能或很少能脱离宗教意识来考察，但本身却属于一个超越宗教意识的层次。作者的研究既然已深入西方宗教意识的演进及其内在规律性，这就为我们继续往下追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使我们不至于像以往那样或停留在表面历史资料的堆砌，或停留在抽象概念的单纯演绎。这是本书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我认识赵林先生已经很久了，虽然我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但我却经常为他那敏锐的思路和清晰的头脑感到惊讶。我读他的书，可以感到一种心灵的交流，好像在与他本人彻夜长谈，希望读者也能喜欢他这本书、他这个人。

1993年11月7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