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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夏日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卢梭和往常一样只身前往范塞纳监狱探望狄德罗。沿着一条没有树荫的道路，卢梭边走边翻阅一本随身所带的《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他发现了第戎商学院的征文公告，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这个题目一进入眼帘，卢梭就如同被“一千条光线刺穿了”一样，顿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大量丰富的思想如奔涌的泉水般向他的头脑袭来，致使他呼吸急促，兴奋到极点。他倒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度过了许久。当他从这种迷狂状态中清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的衣襟已经被激动的泪水湿透。“一看到这个题目，”他后来写道，“我顿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个题目使37岁的卢梭猛然间发现了自己真正的生存意义，他那长期散漫游移的思绪终于凝聚在一个闪光的焦点上，幽闭已久的思想如同一个威力无穷的精灵般从所罗门的魔瓶中挣脱而出，从这最初的灵感中迸发出汹涌澎湃的思想洪流。他那纯洁无邪的率真本性、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浪漫主义的巨大热忱以及发聋振聩的批判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腼腆羞怯的日内瓦流浪汉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头狂怒咆哮的雄狮。他脱掉了华美的外套，解下了雅致的佩剑，彻底摆脱了巴黎社交圈中的一切虚饰仪文，向整个不公正的社会发起了猛烈抨击。罗曼·罗兰写道：
他例外地被放在一个位置上去观察这个时期正在酝酿着的社会不安。他不属于法国人和巴黎人的圈圈，也不信服绝对专制的统治，这是可以靠放松道德和对生活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求得缓和的。最独立的作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都是些随遇而安的人物，他们从他们所反对的弊端中吸取教训。他的最初三十年是作为一个渺小的瑞士流浪汉在一种快乐而又昏昏然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爱逃学的儿童，不能忍受社会的束缚和法律的管制。因此他对巴黎的矫揉造作的文学界和宫廷生活的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压抑特别敏感。起初，他感到害怕，感到窒息，他还想把他的痛苦、反抗和厌恶的感情压下去。但是这些感情反而越积越高。现在它们终于爆炸开了。只是一击，他就揭开了社会的弊端——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平。对他的第一次呼喊的巨大反响揭出一个他一直没有料想到的任务。
卢梭的这篇处女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次年他荣获第戎商学院的征文奖，并因此而一举成名。这次成功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欲望，他开始埋头写作，并且系统性地对以前所学过的各种知识进行逻辑梳理和理论提炼。不可遏制的思想洪流将他投入到“一个英雄主义和美德的发酵过程中”，童年时期由他的父亲、祖国和普鲁塔克播下的种子迅速生长起来。与真知灼见同时增长的是蕴藏在他那羞涩的外表之下的批判激情，“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规和成见油然而生鄙视之心，这种鄙视之心又使我对那般具有这些风俗、箴规和成见的人对我的嘲笑视若无睹；我用我的惊人警句压倒他们的浅薄妙语，就和我用两个指头捻碎虫豸一般。”
在这篇使他一举成名的征文中，卢梭指责科学和艺术是点缀在束缚人们的枷锁之上的花冠，它们窒息了人们天生的自由情操，并使人们成为陶醉于自己被奴役状态之中的所谓的文明民族。当人们没有科学和艺术来指导生活时，他们是依凭着自然情感和自由天性来行动的，这种原始而纯真的人性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人们却从彼此了解和相互信任中得到了安全，然而这些优点今天却荡然无存。“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
在列举了埃及、希腊、罗马、中国等古代文明是如何由于科学和艺术的腐蚀而陷入淫逸和毁灭，而早期的波斯人、塞种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和斯巴达人又是如何由于未经科学和艺术的腐蚀而使德行、勇气和忠诚大放异彩等例证之后，卢梭借助于在想象中复活了的公元前282年罗马执政官法布里修斯之口大声疾呼：
神啊，曾经一度是节制与德行之所在的那些茅屋和村舍变到哪里去了呢？罗马的简朴已经被怎样致命的繁华所代替了啊！这是些什么样的陌生的语言啊！是些什么样的柔靡风尚啊！这些雕像、绘画和建筑是什么意思呢？无聊的人们，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啊！你们，万邦的主人啊，你们已经把自己转化为被你们所征服的那些轻薄人的奴隶了！统治着你们的全是些修辞学家！你们曾以自己的鲜血灌溉了希腊和亚洲，却只不过是养肥了一群建筑家、画家、雕塑家和优伶罢了！迦太基的战利品竟成了一个弄笛者的脏物！罗马人啊！赶快拆毁这些露天剧场，打碎这些大理石像，烧掉这些绘画，赶走这些征服了你们并以他们那些害人的艺术腐化了你们的奴隶吧。让别人以炫耀虚浮的才华自诩吧；那种唯一与罗马相称的才华，乃是征服全世界并以德行治理全世界的才华。
自17世纪以来，科学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和崇拜，在英国，牛顿事实上已经取代了上帝而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到了18世纪，认为科学将会把人类带入天国一般的幸福乐园的信念在文明开化的欧洲人那里已经深入人心。尖刻辛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人世间的一切权威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唯独对科学的权威顶礼膜拜、推崇备至。在当时，对于科学的态度甚至已经成为甄别文明人与野蛮人的试金石。另一方面，艺术也被有教养的欧洲知识分子们看作一种高尚生活的标志，尤其是在深受古典主义影响的法国上流社会中，对于艺术的热爱和附庸风雅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长期混迹于巴黎上流社会各种沙龙圈中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当时流行的雍容华贵、崇高典雅的古典艺术也是大加赞美的，尤其是那位被尊为启蒙思想之泰山北斗的伏尔泰，更是离开了艺术享乐便不能生活。与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的主流看法相反，卢梭把科学和艺术视为一些无聊而虚荣的奢侈品，它们产生于闲逸，导致了奢侈、腐化和道德堕落。卢梭认为，由于科学和艺术的影响而形成的文明教养正在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精神，麻痹着人们的判断，使人们遗忘了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感。“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然而他们却会说那些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他们会写几乎连他们自己都看不懂的诗；他们虽不会辨别谬误和真理，却有本领用似是而非的诡辩使得别人无从识别：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勇敢这些名词究竟是什么；祖国这个可爱的名字永远也不会进入他们的耳朵里去；如果他们也听人讲说上帝，那也并不是由于敬畏上帝，而只是对于上帝怀有恐惧罢了。”
这篇论文初次表达了卢梭心中长期酝酿的一种思想，即科学、艺术和文明的进步是以道德的普遍沦丧作为代价的，科学和文明制造了欲望，从而给人类天真质朴的心灵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就此而言，一切科学的起源都是卑劣的——天文学起源于迷信，雄辩学起源于野心，几何学起源于贪婪和吝啬，物理学起源于好奇心，而伦理学则起源于人们的自傲。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说：“自从学者在我们中间开始出现以后，好人就不见了。”在卢梭看来，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是自由情感和道德良知，至于人们奉若神明的科学和艺术，不过是一些虚妄而无聊的欲望的产物。德行本身就是“纯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它的原则就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此人们只需反求诸己，“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而大可不必去嫉妒那些在文坛上永垂不朽的名人的光荣。“让我们努力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划出人们以往是在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所划的那条光荣的界限吧，让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地说，让我们知道怎样好好地去做吧。”
这篇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巨大效应的文章拉开了卢梭那愤世嫉俗和猛烈无情的社会批判的序幕，此后，卢梭很快就从一般性的文明批判转向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事实上，他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与众不同，甚至被他的朋友们视为大逆不道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个朴实无华的日内瓦青年一开始就对巴黎上流社会的奢靡虚骄的生活方式怀着一种天然的反感。
这种对虚浮伪善的社会风气的天然敌意和对未经雕琢的自然状态的执着向往，使得卢梭后来始终与法国上流社会的达官贵妇及知识精英们处于格格不入的抵牾之中。他早年之所以曾一度仰承某些贵妇人的鼻息，仅仅是由于他那时尚未真正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仍处于迷惘困顿的境况中。而当他一旦发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举起了那支凝聚着千钧之力的笔，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整个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上，从内心到外表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变革。他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丢掉了一切象征着虚荣的装饰物（假发、佩剑等），甚至把怀表也卖掉了，他高兴地对自己说：“谢天谢地，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需要知道时间了。”当他的歌剧《乡村卜师》公演大获成功后，宫廷大臣通知他第二天去觐见国王，并且告诉他国王路易十五将赐给他一份年金。然而对功名利禄嗤之以鼻的卢梭为了捍卫自由的尊严，竟然拒绝接受国王的召见和这份对于贫穷潦倒的他来说极为重要的年金，毅然离开巴黎。卢梭后来写道：“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
卢梭这种清高孤傲的态度不仅招来了巴黎上流社会的非议，而且也招致了狄德罗等朋友们的指责。普遍的谴责使得外柔内刚的卢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与以往的朋友们分道扬镳，并且彻底地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1753年，第戎商学院再次发布了征文公告，题目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个题目再一次引发了卢梭的极大兴趣：“这个大题目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很惊讶这个学院居然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既然它有这样的勇气提，我也就有这样的勇气写，于是我就动手写了。”
为了自由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带着瓦瑟和她的两个女友一起到圣日耳曼进行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几位女人很好地照顾着他的生活，而卢梭则一头钻进茂密森林的深处，去寻找原始时代的历史遗迹。他要用他的笔揭示出原始生活的真相，把人们所说的种种谎言全部扫光。他确定了这篇论文的基本宗旨：通过溯寻人的自然本性，把由于时代的“进步”和歪曲自然人性的种种事物的进展而造成的人性扭曲现象赤裸裸地披露在世人面前；通过对人为的人与自然的人的比较，向世人指出，人类一切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所谓的进化。这种思想令卢梭激动不已，他的灵魂被那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直至升腾到神明的境界。他以一种先知式的目光扫视着深陷于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泥淖中的芸芸众生，向这些蒙昧者发出了微弱却充满了真理性的呼声：
你们这些愚顽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你们自身的呀！
这篇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为名的应征论文，就是在这种基本思路和心境下写成的。当卢梭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时，他已经将获奖一事完全置诸脑后，而且他早已料定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得奖的，“因为我深知各学院之设置奖金绝不是为着征求这种货色的”。
这篇论文比起卢梭的第一篇应征论文来，要显得成熟、深刻得多。按照卢梭自己的说法，这篇文章比他的任何其他文章都更受狄德罗的青睐，因为狄德罗素来喜爱标新立异。文中大凡带有“严峻的笔调”和“阴森的风貌”之处，都与狄德罗的影响有关，这样阴森的基调是狄德罗在范塞纳监狱的阴暗城堡中所养成的阴郁气质所致。狄德罗还有一些更为激进和厉害的思想与片段，只是因卢梭的反对，才没有被援入文中。
在这篇论文的序言中，卢梭一上来就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宏论：
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因此，我把这篇论文的题目，看作是哲学上所能提出的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但是不幸得很，对我们说来，这也是哲学家所能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认识人类本身开始，怎么能够认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呢？因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递嬗应使人类的原来体质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若不通过这些变化，怎么能够看出最初由自然形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又怎么能把人的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和因环境与人的进步使他的原始状态有所添加或有所改变的部分区别开来呢？正如格洛巨斯石像，由于时间、海洋和暴风雨的侵蚀，现在已经变得不像一位天神，而像一只凶残的野兽一样，人类在社会的环境中，由于继续发生的千百种原因；由于获得了无数的知识和谬见；由于身体组织上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情欲的不断激荡等等，它的灵魂已经变了质，甚至可以说灵魂的样子，早已改变到几乎不可认识的程度。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移的本性而行动的人；再也看不到他的创造者曾经赋予他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淳朴，而所看到的只是自以为合理的情欲与处于错乱状态中的智慧的畸形对立。
最不幸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我们努力研究人类，反而变得更不能认识人类了。
在卢梭看来，人类的不平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生的不平等，这是由自然力造成的，例如身体与智能方面的差别；另一种是后天的不平等，这是由社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它包括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不平等。在初民社会，人类虽然蒙昧，却处于自由和平等的状态中。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开始产生了社会的不平等。最初是贫富差别，它导致了法律和所有权的确立；继而是强弱差别，它导致了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官职的设立；最后是主人与奴隶的分殊，它使人民的合法权利被专制的权力所替代，最终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生灵涂炭。一切社会不平等和罪恶的根源，归根到底都产生于私有财产：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文明的发生、进化过程，因此，文明社会的进步是以自然平等状态的丧失作为代价的。卢梭描绘了大量仍然处于原始状态中的野蛮人的淳朴生活景象，以此来证实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原始的自然状态是人类生活的最美好的青春状态，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促成了个人的完美化，却将整个人类引向了没落。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卢梭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
卢梭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但是种种制度才把人弄坏”的思想，与教会所宣扬的以及整个上流社会所坚信不疑的“人天生是有罪的，通过教会（或文明社会）的引导才能向善”的见解，恰好是针锋相对的。而且即使是在追逐时髦的巴黎沙龙圈里，卢梭的这种“反文明”的观点在一般知识人士看来，也多少具有一些刻意标新立异的嫌疑。格里姆一边在《文学通讯》中赞扬卢梭的优美文笔，另一方面则认为这篇文章有哗众取宠之意，而且逻辑上也不严谨。狄德罗则以揶揄的口吻对摩里耶神父说：“卢梭在继续思考，继续生病，鄙人也在继续思考，身体也不太好……尽管如此，我也不喜欢吃栎实，不喜欢去住洞穴，不喜欢在橡树上掏个窟窿当住房……我用两只后脚行走，走得蛮好。”
当卢梭怀着仰慕的心情把这篇论文寄给伏尔泰时，那位名满欧洲的大文豪在回信中以惯用的尖酸刻薄的口吻讥讽道：
先生，我收到了你抨击人类的新书，为此，我对你表示感谢。人们将欣赏你的直言不讳，可是你不可能使他们改弦易辙。谁也不会用更加强烈的色彩描绘人类社会的劣迹，而我们由于无知和软弱对此是惯于逆来顺受的。
从来没有人为了把我们说得愚不可及如此用尽心机；读完你的书，我们不禁萌生用四条腿爬行的欲望。可是，很遗憾，由于六十多年前我已经丧失了这种习惯，我是无法返老还童的。因此，我把这种天然的行走方式让给那些比你我更适合的人。
从此以后，卢梭就与伏尔泰结下了不解之怨。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之间的相互攻讦和争吵，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