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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年7月，对尚贝里的生活心灰意冷的卢梭带着十五个金路易和一部名叫《纳尔西斯》的喜剧手稿，以及他自己发明的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只身来到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在途经里昂时，卢梭结识了马布利、孔狄亚克等人，并由他们介绍在巴黎结识了封得奈尔、开吕斯伯爵、博尔德以及权倾一时的黎塞留公爵（他是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主教的侄孙，法国元帅）。这些社会名流都曾给过卢梭一些有益的忠告和必要的帮助，正是通过这些人以及稍晚结识的另外一些显贵人物，卢梭这个涉世未深的外省青年进入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
1742年8月22日，经由艺术科学院秘书博茨先生的推荐，卢梭怀着踌躇满志的自信，带着他自己独创的简易记谱法，来到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关于记谱法改革的论文。尽管科学院的院士们对这种新记谱法的简洁大加赞赏，但是他们却认为这种新方法并非卢梭的首创，并且得出如下结论：这种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为了安慰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他们给卢梭颁发了一张奖状。出师不利的卢梭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把自己的记谱法重新整理了一番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名出版了该书。卢梭原以为此书的出版将会在法国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然而结果却令人沮丧，除了少数几个知音外，几乎没有人谈论这本书。正当卢梭陷入悲观失望的心境中时，卡斯太尔先生（一位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的耶稣会神父）建议他改弦更张，到上流社会的太太们那里去试试运气。卡斯太尔神父告诉了卢梭一个成功的诀窍：“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
天性羞怯的卢梭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去拜访巴黎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他很快就认识了伯藏瓦尔夫人、布洛勒伊夫人和杜宾夫人，并在她们的推荐下，出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他的上司是一位极其愚蠢又刚愎自用的法国伯爵，常常以贵族身份自炫，始终把卢梭当作一个卑贱的职员来对待。卢梭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曾多次与这位骄矜无理的蒙太居伯爵争吵。尽管卢梭在威尼斯过着舒适而高雅的生活，与当地的显贵人物来往频繁，并深深地沉醉在意大利的美妙音乐之中，但他还是决定辞掉这个令人羡慕的大使秘书职务。在这次出任公职期间，卢梭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不公正性，看到了它恃强凌弱的本质，并且第一次萌生了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反抗之心。对于他在威尼斯期间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卢梭后来在《忏悔录》中回忆道：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是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
在重返巴黎的途中，卢梭到里昂探望了久别的父亲。回到巴黎后，他遭到了伯藏瓦尔夫人等人的冷遇，因为这些满脑子贵族观念的夫人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在消沉失意的窘境中，卢梭受到了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品德高尚的西班牙青年阿尔蒂纳先生的热情接待。这位风流俊雅的阿尔蒂纳先生具有最优秀的西班牙人所特有的豪爽和真诚，纯洁无瑕、心胸坦荡、待人宽厚，他的言谈举止之中流露出高贵的精神品位。卢梭与他一见如故，并相约终身为伴。然而这位高尚的阿尔蒂纳先生回国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卢梭悲伤地叹息道：“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贫穷潦倒的卢梭不得不搬到僻静的圣康坦旅馆，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青年的女佣人黛莱丝·勒·瓦瑟，她是一个破产业主的女儿，缺乏高雅的教养却充满青春的活力，举止粗俗然而性情温存，她身上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淳朴的风格，以及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使卢梭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舒适感。卢梭最初是以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在瓦瑟面前，不久之后，同情心就逐渐转变为爱情——这两个同样腼腆质朴而又情意相投的天涯沦落人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结合了。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卢梭现在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伴侣，他那颗孤寂之心得到了一些安慰。瓦瑟虽然缺乏知识而且愚不可教，但是她的天真和温柔以及她那毫无矫揉造作痕迹的质朴情感，令卢梭领尝到了家庭生活的温馨，填补了因离开华伦夫人而造成的心灵空虚。而且在日后艰难坎坷的生活中，瓦瑟以她的天然良知和神秘洞见，不止一次地把卢梭从危险中解救出来。她的那些词不达意的语言虽然曾一度成为巴黎社交圈中的笑料，但是她的真挚情感和纯洁操守却在上流社会中赢得了普遍的钦佩。
与瓦瑟的结合使卢梭得到了一些快乐，并给他的音乐创作带来了灵感。在一段短暂的安定生活中，卢梭终于完成了一部名叫《风流诗神》的歌剧。但是家庭生活也使卢梭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困境之中，以至于他连自己与瓦瑟所生的孩子也抚养不起，不得不把亲生骨肉一个个都送进了育婴堂。
在卢梭与瓦瑟的共同生活中，有两件事曾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不解和敌人们的非议。其一是卢梭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竟然与瓦瑟这样一个既没有文化也缺乏教养的女仆厮守终身，而且在同居了二十多年以后才正式结婚；其二是卢梭竟然把自己的亲生骨肉一个接一个地（一共五个）都送进了育婴堂，并且坚持认为，就他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样一种方式是对孩子最合适的教养方式。
谈到卢梭与瓦瑟的爱情，此事倘若发生在伏尔泰或者任何一位其他的巴黎名流身上，必定会显得极不和谐；但是对于卢梭来说，这种爱情却是再自然不过了。卢梭一生中虽然有过许多艳遇，但是他对瓦瑟的爱却是始终如一的。在这种淳朴的爱情中凝聚着卢梭对巴黎上流社会逢场作戏的爱情游戏的厌恶和反感，以及对纯真的自然情感的崇尚和向往。卢梭一生中曾得到不少贵妇的青睐和关照，但是这些贵妇（除华伦夫人之外）往往满脑子都是虚荣和权贵思想，言谈举止中虽不乏优美文雅，内心里却缺乏天然的真实情感，充满了无病呻吟和附庸风雅的矫情。瓦瑟虽然缺乏知识和上流社会的教养，然而在她那天真质朴的心灵里却充溢着炽烈而真挚的爱情，这爱情不掺杂任何虚假的成分，不需要任何矫饰的形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这一点对于已经看透了上流社会名门贵妇的伪善本性的卢梭来说，尤其难能可贵。卢梭毕生崇尚质朴无华的自然情感，反对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这种真诚热烈的处子之情在他后来所写的《新爱洛伊丝》中充分表现出来。而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华伦夫人之外，瓦瑟就是唯一以真实情感抚慰了卢梭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的女人。在卢梭看来，感情是比智慧更重要的东西，感情能够充实智慧，正如同它能够充实心灵一样。因此当他与瓦瑟生活在一起时，就如同与世界上默契的知音生活在一起一样惬意。1768年，当56岁的卢梭与瓦瑟在长期同居之后终于结婚时，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那位长久的伴侣，终于成为我的妻子了，因为她决定跟随着我，分担我的痛苦，所以我必须做这种安排。二十五年来相聚的岁月，终于使我们结为一体。信心和互爱使我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我死为止，她将是我最温柔和我所需要的伴侣。
关于把亲生骨肉送进育婴堂一事，卢梭也一直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卢梭最初采取这种措施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经济方面——他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抚养孩子；其二是伦理方面——他与瓦瑟并未正式结婚，所生的孩子只能算作私生子，而在当时的巴黎社会中，遗弃婴儿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据雷蒙·特鲁松统计，1745年巴黎的弃婴为3 234人，1760年上升为5 032人，到了1772年，在巴黎出生的18 713个婴儿中，将有7 676个即41%被送进育婴堂。从1740年到1759年，在巴黎被遗弃的婴儿多达99 500个，平均每年5 000个。
卢梭辩解说，当他由于无力抚养孩子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名下的育婴堂来进行教育时，他是把自己当成了柏拉图共和国中的一分子。虽然晚年的悔恨也使他承认自己从前对国家的期待过高了，但是在权衡全部利弊之后，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给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在卢梭垂暮之年，达朗贝尔、伏尔泰等人曾在一些文章中含沙射影地攻击卢梭弃婴一事，据此攻击卢梭是一个仇视孩子的丧尽天良的父亲。当时已经处于心力交瘁状态中的卢梭在《漫步遐想录》中再一次为自己遗弃亲生骨肉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他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热爱儿童的人，早年之所以要把孩子们送进育婴堂，完全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接受更合适的教育：
我也理解，把我将孩子送进育婴堂这个指责稍加变化，就很容易演化成指责我是不近人情的父亲，指责我仇视孩子。然而不容分辩的是，我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主要是怕他们不如此就会有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坏上千百倍的命运。我无法亲自教养他们，而如果我对他们的前途不那么关心的话，在我当时的处境，就只好让他们的母亲去教养他们，那她就会把他们宠坏，或是把他们交给他们的舅家人，那他们就会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想到这里，现在我都不禁不寒而栗。穆罕默德对赛伊德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可能在我孩子们身上做出的事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了。他们后来为我设下的种种陷阱充分证实他们当初是有这样的打算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恶毒的阴谋诡计，但是我知道，育婴堂的教育对他们的危险性最小，因此我把他们送去了。如果今天还出现这种情况，我还要这样处理，而且疑虑会更少些；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稍微养成那么点习惯来发展我的天性，那么，哪个当父亲的也不会比我对我的孩子们更加慈祥体贴……要说《新爱洛伊丝》和《爱弥儿》出于一个不爱孩子的人之手，那未免是世上最荒唐的事情了。
卢梭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对孩子们的由衷热爱，字里行间洋溢着感人肺腑的真情：
啊！要是我还能享受发自内心的纯洁的温情的机会，哪怕是来自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要是我还能在别人眼中看到和我在一起时愉快和满意的心情，那么我那虽短而甘美的感情的流露将是对我多少苦难和不幸的报偿！啊！那时我就不必到动物身上去寻求人们拒绝向我投来的善意的目光。这样的目光，我很少有机会看到，不过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弥足珍贵的。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如果我处在任何其他一种处境中，那就早该忘了，而在这里它在我心中产生的印象却很好地描绘出我景况的可悲。两年以前，我在新法兰西咖啡馆附近散步后，继续往前走，然后向左拐，为了绕过蒙马特尔高地，我就穿过格利尼盎古村。我心不在焉地直往前走，一面胡思乱想，两眼也不朝左右观望。忽然觉得有人把我的膝盖抱住了，原来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使劲抱着我的膝盖，以如此亲切，如此温柔的眼光看着我，使我的脏腑都为之感动了。我心想，要是我的孩子在我身边的话，他们也会这样待我的。我就把孩子抱了起来，欣喜若狂地吻了几下，然后继续前进。我在路上总感到像是少了点什么东西似的。一种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促使我折回去。我责备自己不该就这样突然离开这孩子，心想他的行动虽没有什么明显的动机，从中却可看出一种不该等闲视之的灵感。最后我还是屈服于这个诱惑，折了回去。我向孩子跟前跑去，再次跟他亲吻，给他一点钱买几块糕饼（小贩恰好从我们身边走过），然后就逗他聊天。我问他爸爸是谁，他指给我看，原来是个箍桶匠。我正要离开孩子去跟他父亲说话，忽然发现有个面目可憎的人已经抢在我的前面了，看来是别人派来盯我梢的密探。当这家伙跟他附耳说话时，只见那箍桶匠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显然毫不友好，这个景象使我为之心寒，我赶紧离开这对父子，步子比刚才跑来时还要快些，心里却不免嘀咕，原来的情绪也被破坏无余了。
然而从此以后，这样的感情却也时常油然而生，我也曾多次从格利尼盎古村经过，一心希望再看到这个孩子；却再也没见到这父子俩了，那次相逢就只留下一个强烈的回忆，它就像所有偶尔还打动我心的感情一样，也是交织着甘美和苦涩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孤寂破碎的心，由于饱尝了人世的辛酸，它对一切人都抱着一种恐惧的戒备心理，唯独对于天真无邪的儿童和纯洁的大自然投以脉脉的温情。这颗心对于自己早年的弃婴行为怀着深沉的忏悔，它不断地向人们表白，这种看起来是不道德的行为之所以发生，只是由于它对世人险恶用心的恐惧比对亲生骨肉的怜爱更为强烈。
在巴黎期间的另一件对卢梭毕生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事情，就是他与伏尔泰、狄德罗等社会名流的交往。当时，伏尔泰已经在法国文坛上声名大噪，而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孔狄亚克等人则与卢梭一样，还只是一些无名之辈。
卢梭最初是作为一名作曲家而非一名文学家或思想家而进入巴黎社交圈的。在音乐方面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却具有非凡的天赋，而且在与华伦夫人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也曾受到过良好的熏陶。卢梭的歌剧《风流诗神》虽然遭到了在当时巴黎音乐界和贵妇人沙龙中叱咤风云的歌剧大师拉摩的嘲笑，却深得权倾一时的黎塞留公爵的欢心。这位公爵大人在欣赏《风流诗神》的演奏时不断惊呼喝彩，他对卢梭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但是由于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从中作梗，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而这位夫人之所以要与卢梭为难，只是因为她是拉摩的公开捧场人；此外她一向对日内瓦人怀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因为从前有一位日内瓦神父曾极力反对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她为妻。
卢梭在少年时代就曾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早年一直对这位启蒙运动的斗士怀着深深的敬意。由于黎塞留公爵的推荐，卢梭有幸承担了为伏尔泰的一部剧本修改词曲的工作。当时身在洛林的伏尔泰给卢梭写了一封客气备至的信，信中赞誉卢梭一身兼具作曲和作词两个方面的才能，并且谦虚地表示，把这样的才能用在他那部仓促写成的剧本上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对于一个音乐方面的初出茅庐者来说，能够为伏尔泰这样名满天下的大文豪的歌剧剧本谱曲，实在是一件令人受宠若惊的事情。卢梭后来在《忏悔录》中回忆称，伏尔泰在这封信中所表现出来的谦恭审慎，与他以后写给卢梭的那些信中所表露的目中无人的傲慢，有着天壤之别。卢梭认为，这种强烈的反差与伏尔泰素来具有的那种“官场的圆滑”有关，因为当时伏尔泰显然是把卢梭当成了黎塞留公爵面前的红人。
如果说当年在巴黎时，卢梭对伏尔泰怀着一颗由衷的敬仰之心，那么他与狄德罗的关系则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朋友之情，这两个青年人在巴黎相识之后即成为莫逆之交。经卢梭的介绍，狄德罗又认识了孔狄亚克，他们三人虽然住得很远，但每星期都要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不久以后，卢梭又与达朗贝尔相识，并且受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委托参与了他们主编的《百科全书》，负责撰写音乐部分。1749年7月狄德罗因出版《论盲人书简》而被捕入狱，卢梭为挚友的不幸遭遇焦急万分，四处奔走，竟然不揣冒昧地写信给路易十五宠幸的情妇——炙手可热的蓬巴杜尔夫人，为之说情。当卢梭得知狄德罗被准许在范塞纳监狱中接待亲友的消息后，马上飞奔到这位朋友的面前，一见面，两人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后，卢梭经常独自一人或者陪同狄德罗的妻子去探望狄德罗。然而这对曾经患难与共的好友后来却由于种种难以说清的原因而反目成仇，在卢梭退隐乡间和四处流亡时，狄德罗也加入了伏尔泰、格里姆等诽谤攻讦卢梭的人的阵营，并且怂恿埃皮奈夫人在其自传体小说《蒙布里扬夫人传》中将卢梭（取名为勒内）描绘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在卢梭的孤独晚年里，他不仅一直与伏尔泰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而且也与霍尔巴赫、格里姆、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人士处于没完没了的龃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