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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还涉及应当如何制定法律，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组织一个社会。这些都是关于正义
的问题。要想解答它们，我们就必须探索正义的含义。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你仔细观察有关价格欺诈的争论，你就会发现那些维护和反对价格欺诈的论证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和促进德性。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正义的方式。
维护自由市场的基本理由基于两种主张：一种关乎福利，另一种关乎自由。首先，市场通过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以供应他人所需要的物品，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把福利等同于经济繁荣，尽管福利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还包括社会福利非经济的方面。）其次，市场尊重个人自由：它让人们自己选择给他们所交换的物品定价，而不是把一个特定的价格强加于商品和服务。
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反价格欺诈法的反对者们恰恰借助这两种为人们所熟知的理由为自由市场辩护。那么，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如何回应呢？首先，他们认为，在困难时期索要过高价格，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体福利。即使高价能够促进人们供应更多的商品，这一益处也会由于高价给那些无法负担的人带来了负担而被抵消。对富人而言，在暴风雨中为一加仑
汽油或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支付过高价格，可能只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对那些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样的价格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难，这可能导致他们滞留于危险地带而不能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认为，任何关于总体福利的估量，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紧急状况中可能由于价格过高而买不起基本必需品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
其次，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克里斯特所指出的：“处于被迫情况下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居所之类的必需品的。”如果你与家人正在逃离一场飓风，那么你为汽油或居所支付过高的价格，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交换，它接近于敲诈。因此，为了判断反价格欺诈法是否正当，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有关福利和自由的不同说法。
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另一种更深入的论点。很多对反价格欺诈法的公开支持都源自一种直觉上的反应，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福利或自由。人们对那些乘人之危的人感到愤怒，并希望他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大笔横财。这种情绪经常被看作一种原始的、不应当干涉公共政策或法律的感情而被摒弃。正如雅各比所言：“把商贩们看作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 10
然而，反价格欺诈者的愤慨不只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它表明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道德论证。愤慨是当你认为人们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你所感受到的一种特殊的愤怒。这种愤慨是对不正义的愤怒。
当克里斯特描述“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遭受的灾难而发财”时，他触及了这种愤慨背后的道德判断。他并没有明确地将这一观察与反价格欺诈法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评论却暗含着以下一些论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性论证。
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恶，还与公民德性冲突。在困难时期，一个好的社会会凝聚，人们相互关照，而不是榨取最大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在危急关头剥削自己的邻居以获取经济利益，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因此，过分的贪婪是一种恶，一个好的社会若有可能就应当反对这种恶。反价格欺诈法无法禁止贪婪，但它至少能够限制其最露骨的表现，并表明社会对它的反对。社会通过惩罚而非奖励贪婪的行为，肯定了那种为了共同善而牺牲的公民美德。
承认德性论证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并非认为它必须总是高于其他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一个受到飓风袭击的社区应当做一场魔鬼交易，甚至付出认可贪婪的道德代价——允许价格欺诈，以从别的地方吸引大量的屋顶建筑工人和承包商。先修补屋顶，稍后再补救社会结构。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关于反价格欺诈法的争论并不仅仅与福利和自由相关，也与德性相关——它关乎培育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心态、性情和品质。
有些人（包括那些支持反价格欺诈法的人）发现基于德性的论证令人感到尴尬，原因是：它似乎比那些诉诸福利与自由的论证更倾向于主观批判。质疑一项政策是否会加速经济恢复或刺激经济增长，并不涉及对人们的喜好加以评判。它假设人人都喜欢更多的收入，而且不对人们如何消费加以评判。同样，质疑人们在被迫的情况下能否真正地自由选择，也不需要对他们的选择加以评价。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自由，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
相比之下，有关德性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然而，应当由谁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难道多元社会中的公民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存在分歧吗？难道将关于德性的评判引入法律不会有危险吗？在面临这些担忧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政府应当在善恶之争中持中立态度，不应试图培养良好心态，或修正不良品性。
因此，当我们探究自己对价格欺诈的想法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当有人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愤慨；我们认为，在人类痛苦时贪婪掠夺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非奖赏。但与此同时，当关于德性的评判进入法律程序时，我们又会感到担忧。
这一困境引出了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努力提升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在各种有关德性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让公民能够自由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区分出古代的和现代的两种政治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正义意味着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为了决定谁应得什么，我们不得不决定哪些德性值得尊敬和奖赏。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生活方式是人们最想要的，我们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正义的宪法。对他而言，法律不可能中立于有关良善生活的各种问题。
与此相对，现代政治哲学家——从18世纪的伊曼努尔·康德到20世纪的约翰·罗尔斯——认为，界定我们各种权利的正义原则，应当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德性观念或有关最佳生活方式的观念。相反，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自由。
因此你可能会说，古代的正义理论始于德性，而现代的理论始于自由。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要探讨这两者各自的优缺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比在一开始就具有误导性。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当代政治中（在普通人当中，而非哲学家之间）关于正义的争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更加复杂的景象。的确，我们的大多数争论都与促进繁荣和尊重个人自由有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然而，与之冲突的是，在这些争论背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另外一套信念，它们涉及什么样的德性值得我们尊重和奖赏，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推行的。虽然我们致力于推进繁荣和自由，但我们不能全然摆脱关于正义的道德评判。那种认为正义涉及德性和选择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关于正义的考量似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思考最佳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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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事情上，有关德性与荣誉的问题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加以否认。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关于谁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的争论。1932年以来，美国军队一直将这一奖章授予那些在战争中受伤或牺牲的士兵。除了能带来荣誉，这枚奖章还能使获得者在退役军人医院享有诸多特权。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响以来，越来越多的老兵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接受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连续做噩梦、极度抑郁及有自杀趋向。据报道，美国至少有30万名老兵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严重的抑郁症的折磨。这些老兵的支持者认为，老兵同样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既然心理上的创伤至少与身体上的创伤一样使人衰弱，那么忍受这种伤痛的老兵就应当获得这一勋章。 11
五角大楼的顾问团在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于2009年宣布，紫心勋章只授予那些身体上受到伤害的士兵。那些精神失调或心理上受到伤害的老兵，即使有资格获得由政府资助的医学治疗和残疾补助，也没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五角大楼的这一决定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敌人有意造成的，而且它很难得到客观的诊断。 12
五角大楼顾问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些理由，那么它们并不具有说服力。在伊拉克战争中，一种最普通的、紫心勋章所认可的创伤就是近距离爆炸所造成的鼓膜穿孔。 13 与子弹和炸弹有所不同，这类爆炸并不是敌方战术故意造成的伤害和牺牲。它们（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是战争行为所产生的损伤性的副作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比断肢更难以诊断，然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却可能更加严重和持久。
正如关于紫心勋章的广泛争论所揭示的，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枚奖章的意义及其所尊重的德性。那么，与此相关的德性是什么呢？与其他部队奖章不同，紫心勋章尊敬牺牲，而非勇敢。它不要求有英雄的行为，只需要有敌人造成的伤害，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伤害应当被奖励。
一个叫作“紫心勋章骑士团”的老兵俱乐部反对由于心理上的创伤而颁发这一奖章，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贬低”这份荣誉。该团体的发言人声明：流血应当是一项必要条件。 14 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流血的创伤就不算数。然而，支持将心理创伤算在紫心勋章奖励范围之内的前海军上校泰勒·布德罗，为这一争论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析。他将这里的反对之声归咎于军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种强调坚强意志的文化，同样会导致人们对‘战争暴力能够伤害最健康的心灵’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令人悲哀的是，只要我们的军事文化对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哪怕暗中还存有一种蔑视，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老兵就不可能得到紫心勋章。” 15
因此，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不只是一种如何界定伤害之真实性的医学或临床上的争论。该争论的核心在于各种不同的关于道德品格和士兵勇气的观念。那些认定只有流血的创伤才应当算数的人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反映了一种不值得尊敬的性格上的软弱；那些认为心理创伤也应当算数的人则反驳说，那些受到长期性心理创伤和严重抑郁症的折磨的老兵，与那些失去一只胳膊的老兵为他们的国家做出的牺牲同样确凿无疑、同样光荣。
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阐明了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伦理逻辑。如果我们不询问一枚军队奖章尊敬的德性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能决定谁应当获得这一奖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评价不同的有关性格和牺牲的观念。
人们很可能认为军队奖章是一个特殊事例，它能追溯到有关荣誉和德性的古代伦理。而如今，我们大多数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分配经济繁荣时的成果、分担困难时期的重负，以及界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些领域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考虑占据统治地位。然而，有关经济安排的对与错的争论，经常会将我们带回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们在道德上应得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