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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还涉及应当如何制定法律，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组织一个社会。这些都是关于正义
的问题。要想解答它们，我们就必须探索正义的含义。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你仔细观察有关价格欺诈的争论，你就会发现那些维护和反对价格欺诈的论证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和促进德性。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正义的方式。
维护自由市场的基本理由基于两种主张：一种关乎福利，另一种关乎自由。首先，市场通过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以供应他人所需要的物品，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把福利等同于经济繁荣，尽管福利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还包括社会福利非经济的方面。）其次，市场尊重个人自由：它让人们自己选择给他们所交换的物品定价，而不是把一个特定的价格强加于商品和服务。
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反价格欺诈法的反对者们恰恰借助这两种为人们所熟知的理由为自由市场辩护。那么，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如何回应呢？首先，他们认为，在困难时期索要过高价格，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体福利。即使高价能够促进人们供应更多的商品，这一益处也会由于高价给那些无法负担的人带来了负担而被抵消。对富人而言，在暴风雨中为一加仑
汽油或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支付过高价格，可能只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对那些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样的价格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难，这可能导致他们滞留于危险地带而不能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认为，任何关于总体福利的估量，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紧急状况中可能由于价格过高而买不起基本必需品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
其次，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克里斯特所指出的：“处于被迫情况下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居所之类的必需品的。”如果你与家人正在逃离一场飓风，那么你为汽油或居所支付过高的价格，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交换，它接近于敲诈。因此，为了判断反价格欺诈法是否正当，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有关福利和自由的不同说法。
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另一种更深入的论点。很多对反价格欺诈法的公开支持都源自一种直觉上的反应，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福利或自由。人们对那些乘人之危的人感到愤怒，并希望他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大笔横财。这种情绪经常被看作一种原始的、不应当干涉公共政策或法律的感情而被摒弃。正如雅各比所言：“把商贩们看作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 10
然而，反价格欺诈者的愤慨不只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它表明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道德论证。愤慨是当你认为人们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你所感受到的一种特殊的愤怒。这种愤慨是对不正义的愤怒。
当克里斯特描述“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遭受的灾难而发财”时，他触及了这种愤慨背后的道德判断。他并没有明确地将这一观察与反价格欺诈法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评论却暗含着以下一些论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性论证。
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恶，还与公民德性冲突。在困难时期，一个好的社会会凝聚，人们相互关照，而不是榨取最大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在危急关头剥削自己的邻居以获取经济利益，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因此，过分的贪婪是一种恶，一个好的社会若有可能就应当反对这种恶。反价格欺诈法无法禁止贪婪，但它至少能够限制其最露骨的表现，并表明社会对它的反对。社会通过惩罚而非奖励贪婪的行为，肯定了那种为了共同善而牺牲的公民美德。
承认德性论证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并非认为它必须总是高于其他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一个受到飓风袭击的社区应当做一场魔鬼交易，甚至付出认可贪婪的道德代价——允许价格欺诈，以从别的地方吸引大量的屋顶建筑工人和承包商。先修补屋顶，稍后再补救社会结构。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关于反价格欺诈法的争论并不仅仅与福利和自由相关，也与德性相关——它关乎培育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心态、性情和品质。
有些人（包括那些支持反价格欺诈法的人）发现基于德性的论证令人感到尴尬，原因是：它似乎比那些诉诸福利与自由的论证更倾向于主观批判。质疑一项政策是否会加速经济恢复或刺激经济增长，并不涉及对人们的喜好加以评判。它假设人人都喜欢更多的收入，而且不对人们如何消费加以评判。同样，质疑人们在被迫的情况下能否真正地自由选择，也不需要对他们的选择加以评价。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自由，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
相比之下，有关德性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然而，应当由谁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难道多元社会中的公民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存在分歧吗？难道将关于德性的评判引入法律不会有危险吗？在面临这些担忧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政府应当在善恶之争中持中立态度，不应试图培养良好心态，或修正不良品性。
因此，当我们探究自己对价格欺诈的想法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当有人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愤慨；我们认为，在人类痛苦时贪婪掠夺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非奖赏。但与此同时，当关于德性的评判进入法律程序时，我们又会感到担忧。
这一困境引出了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努力提升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在各种有关德性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让公民能够自由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区分出古代的和现代的两种政治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正义意味着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为了决定谁应得什么，我们不得不决定哪些德性值得尊敬和奖赏。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生活方式是人们最想要的，我们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正义的宪法。对他而言，法律不可能中立于有关良善生活的各种问题。
与此相对，现代政治哲学家——从18世纪的伊曼努尔·康德到20世纪的约翰·罗尔斯——认为，界定我们各种权利的正义原则，应当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德性观念或有关最佳生活方式的观念。相反，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自由。
因此你可能会说，古代的正义理论始于德性，而现代的理论始于自由。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要探讨这两者各自的优缺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比在一开始就具有误导性。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当代政治中（在普通人当中，而非哲学家之间）关于正义的争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更加复杂的景象。的确，我们的大多数争论都与促进繁荣和尊重个人自由有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然而，与之冲突的是，在这些争论背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另外一套信念，它们涉及什么样的德性值得我们尊重和奖赏，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推行的。虽然我们致力于推进繁荣和自由，但我们不能全然摆脱关于正义的道德评判。那种认为正义涉及德性和选择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关于正义的考量似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思考最佳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