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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还涉及应当如何制定法律，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组织一个社会。这些都是关于正义
的问题。要想解答它们，我们就必须探索正义的含义。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你仔细观察有关价格欺诈的争论，你就会发现那些维护和反对价格欺诈的论证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和促进德性。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正义的方式。
维护自由市场的基本理由基于两种主张：一种关乎福利，另一种关乎自由。首先，市场通过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以供应他人所需要的物品，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一般来说，我们经常把福利等同于经济繁荣，尽管福利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还包括社会福利非经济的方面。）其次，市场尊重个人自由：它让人们自己选择给他们所交换的物品定价，而不是把一个特定的价格强加于商品和服务。
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反价格欺诈法的反对者们恰恰借助这两种为人们所熟知的理由为自由市场辩护。那么，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如何回应呢？首先，他们认为，在困难时期索要过高价格，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体福利。即使高价能够促进人们供应更多的商品，这一益处也会由于高价给那些无法负担的人带来了负担而被抵消。对富人而言，在暴风雨中为一加仑
汽油或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支付过高价格，可能只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对那些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这样的价格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难，这可能导致他们滞留于危险地带而不能逃离到安全的地方。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们认为，任何关于总体福利的估量，都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紧急状况中可能由于价格过高而买不起基本必需品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
其次，反价格欺诈法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克里斯特所指出的：“处于被迫情况下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居所之类的必需品的。”如果你与家人正在逃离一场飓风，那么你为汽油或居所支付过高的价格，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交换，它接近于敲诈。因此，为了判断反价格欺诈法是否正当，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有关福利和自由的不同说法。
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另一种更深入的论点。很多对反价格欺诈法的公开支持都源自一种直觉上的反应，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福利或自由。人们对那些乘人之危的人感到愤怒，并希望他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得到大笔横财。这种情绪经常被看作一种原始的、不应当干涉公共政策或法律的感情而被摒弃。正如雅各比所言：“把商贩们看作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 10
然而，反价格欺诈者的愤慨不只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它表明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道德论证。愤慨是当你认为人们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你所感受到的一种特殊的愤怒。这种愤慨是对不正义的愤怒。
当克里斯特描述“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遭受的灾难而发财”时，他触及了这种愤慨背后的道德判断。他并没有明确地将这一观察与反价格欺诈法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评论却暗含着以下一些论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性论证。
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恶，还与公民德性冲突。在困难时期，一个好的社会会凝聚，人们相互关照，而不是榨取最大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在危急关头剥削自己的邻居以获取经济利益，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因此，过分的贪婪是一种恶，一个好的社会若有可能就应当反对这种恶。反价格欺诈法无法禁止贪婪，但它至少能够限制其最露骨的表现，并表明社会对它的反对。社会通过惩罚而非奖励贪婪的行为，肯定了那种为了共同善而牺牲的公民美德。
承认德性论证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并非认为它必须总是高于其他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一个受到飓风袭击的社区应当做一场魔鬼交易，甚至付出认可贪婪的道德代价——允许价格欺诈，以从别的地方吸引大量的屋顶建筑工人和承包商。先修补屋顶，稍后再补救社会结构。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关于反价格欺诈法的争论并不仅仅与福利和自由相关，也与德性相关——它关乎培育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心态、性情和品质。
有些人（包括那些支持反价格欺诈法的人）发现基于德性的论证令人感到尴尬，原因是：它似乎比那些诉诸福利与自由的论证更倾向于主观批判。质疑一项政策是否会加速经济恢复或刺激经济增长，并不涉及对人们的喜好加以评判。它假设人人都喜欢更多的收入，而且不对人们如何消费加以评判。同样，质疑人们在被迫的情况下能否真正地自由选择，也不需要对他们的选择加以评价。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自由，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的。
相比之下，有关德性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然而，应当由谁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难道多元社会中的公民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存在分歧吗？难道将关于德性的评判引入法律不会有危险吗？在面临这些担忧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政府应当在善恶之争中持中立态度，不应试图培养良好心态，或修正不良品性。
因此，当我们探究自己对价格欺诈的想法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当有人得到他们并不应得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愤慨；我们认为，在人类痛苦时贪婪掠夺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非奖赏。但与此同时，当关于德性的评判进入法律程序时，我们又会感到担忧。
这一困境引出了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努力提升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在各种有关德性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让公民能够自由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区分出古代的和现代的两种政治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正义意味着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为了决定谁应得什么，我们不得不决定哪些德性值得尊敬和奖赏。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如果不首先反思哪种生活方式是人们最想要的，我们就不能弄明白什么是正义的宪法。对他而言，法律不可能中立于有关良善生活的各种问题。
与此相对，现代政治哲学家——从18世纪的伊曼努尔·康德到20世纪的约翰·罗尔斯——认为，界定我们各种权利的正义原则，应当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德性观念或有关最佳生活方式的观念。相反，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自由。
因此你可能会说，古代的正义理论始于德性，而现代的理论始于自由。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要探讨这两者各自的优缺点。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比在一开始就具有误导性。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当代政治中（在普通人当中，而非哲学家之间）关于正义的争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更加复杂的景象。的确，我们的大多数争论都与促进繁荣和尊重个人自由有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然而，与之冲突的是，在这些争论背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另外一套信念，它们涉及什么样的德性值得我们尊重和奖赏，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推行的。虽然我们致力于推进繁荣和自由，但我们不能全然摆脱关于正义的道德评判。那种认为正义涉及德性和选择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关于正义的考量似乎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思考最佳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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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事情上，有关德性与荣誉的问题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加以否认。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关于谁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的争论。1932年以来，美国军队一直将这一奖章授予那些在战争中受伤或牺牲的士兵。除了能带来荣誉，这枚奖章还能使获得者在退役军人医院享有诸多特权。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响以来，越来越多的老兵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接受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连续做噩梦、极度抑郁及有自杀趋向。据报道，美国至少有30万名老兵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严重的抑郁症的折磨。这些老兵的支持者认为，老兵同样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既然心理上的创伤至少与身体上的创伤一样使人衰弱，那么忍受这种伤痛的老兵就应当获得这一勋章。 11
五角大楼的顾问团在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于2009年宣布，紫心勋章只授予那些身体上受到伤害的士兵。那些精神失调或心理上受到伤害的老兵，即使有资格获得由政府资助的医学治疗和残疾补助，也没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五角大楼的这一决定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敌人有意造成的，而且它很难得到客观的诊断。 12
五角大楼顾问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些理由，那么它们并不具有说服力。在伊拉克战争中，一种最普通的、紫心勋章所认可的创伤就是近距离爆炸所造成的鼓膜穿孔。 13 与子弹和炸弹有所不同，这类爆炸并不是敌方战术故意造成的伤害和牺牲。它们（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是战争行为所产生的损伤性的副作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比断肢更难以诊断，然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却可能更加严重和持久。
正如关于紫心勋章的广泛争论所揭示的，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枚奖章的意义及其所尊重的德性。那么，与此相关的德性是什么呢？与其他部队奖章不同，紫心勋章尊敬牺牲，而非勇敢。它不要求有英雄的行为，只需要有敌人造成的伤害，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伤害应当被奖励。
一个叫作“紫心勋章骑士团”的老兵俱乐部反对由于心理上的创伤而颁发这一奖章，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贬低”这份荣誉。该团体的发言人声明：流血应当是一项必要条件。 14 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流血的创伤就不算数。然而，支持将心理创伤算在紫心勋章奖励范围之内的前海军上校泰勒·布德罗，为这一争论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析。他将这里的反对之声归咎于军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种强调坚强意志的文化，同样会导致人们对‘战争暴力能够伤害最健康的心灵’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令人悲哀的是，只要我们的军事文化对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哪怕暗中还存有一种蔑视，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老兵就不可能得到紫心勋章。” 15
因此，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不只是一种如何界定伤害之真实性的医学或临床上的争论。该争论的核心在于各种不同的关于道德品格和士兵勇气的观念。那些认定只有流血的创伤才应当算数的人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反映了一种不值得尊敬的性格上的软弱；那些认为心理创伤也应当算数的人则反驳说，那些受到长期性心理创伤和严重抑郁症的折磨的老兵，与那些失去一只胳膊的老兵为他们的国家做出的牺牲同样确凿无疑、同样光荣。
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阐明了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伦理逻辑。如果我们不询问一枚军队奖章尊敬的德性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能决定谁应当获得这一奖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评价不同的有关性格和牺牲的观念。
人们很可能认为军队奖章是一个特殊事例，它能追溯到有关荣誉和德性的古代伦理。而如今，我们大多数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分配经济繁荣时的成果、分担困难时期的重负，以及界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些领域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考虑占据统治地位。然而，有关经济安排的对与错的争论，经常会将我们带回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们在道德上应得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讨论。
公众对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感到愤怒，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近些年来，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秋后算账的时刻也来临了。华尔街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由抵押贷款支撑的综合投资赚了几十亿美元，而此时这些抵押贷款的价值急速下跌。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的公司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的投资者，也有普通的美国百姓，他们退休账户中的钱大大缩水。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总额达到110 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年产值的总和。 16
2008年10月，乔治·W. 布什总统请求国会用7 000亿美元金融救助计划基金作为政府救助措施，来拯救国内大型银行和金融公司。华尔街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获取了丰厚利润，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让纳税人来为其买单，这似乎很不公平。但好像没有别的办法。这些银行和金融公司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与经济的各个方面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崩溃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它们“太大了，因而不能倒闭”。
没有人认为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得这些钱——是它们草率的赌注（不完备的政府法规使之成为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然而，这里的情形是：经济总体的福利似乎要超过对公平的考量。国会很不情愿地下拨了救助款项。
接下来就出现了奖金事件。在救助款项开始流通后不久，新闻报道披露，有些领取了公众救济金的公司将数百万美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涉及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是一家保险业巨头，它被旗下金融产品的高风险投资拖垮。尽管它因为政府注入了大量资金才得以获救（总数高达1 730亿美元），它却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支付给那些部门经理，73名员工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正是这些部门使得经济危机陡然加重。 17
有关奖金的新闻点燃了公众抗议的怒火。这一次的愤怒并不是由于10美元一袋的冰块，也不是由于价格过高的汽车旅馆房间，而是由于用纳税人的钱大手大脚地奖励那些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的机构的成员。这一定有些不对头。尽管美国政府拥有该公司80%的股份，但是财政部部长在请求由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取消奖金的发放时，却无功而返。该首席执行官回答道：“如果员工们认为他们的补贴受控于美国财政部持续的、任意的管制，那么我们就不能吸引和留住最好的、最聪明的人才。”他认为，为了纳税人的利益——毕竟纳税人拥有大半个公司——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员工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的负担。 18
公众盛怒。《纽约邮报》以头版头条表达了多数人的心声：“贪婪的浑蛋们，不要如此心急。” 19 美国众议院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向那些获得政府救助款项的公司发放给员工的奖金加征90%的税，以收回这笔钱。 20 在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施加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际集团奖金获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同意返还奖金，总计收回约5 000万美元。 21 这一行为稍稍缓解了公众的愤怒，参议院对惩罚性征税方式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减弱。 22 然而，整件事却使得公众不再愿意支付更多的钱来收拾金融业的烂摊子。
人们对奖金事件感到愤怒的核心是一种不正义感。即使在奖金事件爆发之前，公众对政府救助的支持也是犹豫不决且矛盾的。经济的崩溃将会殃及每一个人，因此有必要阻止它的发生。同时，美国人认为，给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注入大量的资金，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在这两者之间，美国人民难以抉择。为了避免经济大灾难，国会和公众都做出了让步。然而，从道德层面看，这始终像是一种勒索。
在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有关道德应得的观念：那些获得奖金的高层管理者（以及那些获得经济援助的公司）不配得到这些。然而，为什么他们不配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让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与贪婪有关，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
公众愤怒的根源之一在于那些奖金似乎是在奖励贪婪，正如报纸头条不留情面地指出的那样。公众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不仅仅是这些奖金，整个政府救助似乎都是在不合情理地奖励贪婪的行为，而不是惩罚。为了追求更大利益，那些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者进行鲁莽轻率的投资，使他们的公司和整个国家都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困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甚至在自己的投资破产之后，仍然不觉得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奖金有不妥之处。 23
对贪婪的批判不仅体现于新闻报纸头条，同时也（以更得体的方式）体现于国家官员的言论之中。参议员夏洛德·布朗（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意味着贪婪、狂妄自大，甚至更加恶劣的品性。 24 奥巴马总统认为：“由于鲁莽和贪婪，美国国际集团使自身陷入经济困境。” 25
这种关于贪婪的批判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把这次经济崩溃后从救助款项中拿到的奖励，与在经济繁荣时期从市场获得的奖励区分开来。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好的心态，是一种对利益的过分且专注的欲求。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奖励贪婪。然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这次政府救助奖金的这些领受者比多年前更加贪婪——而在多年前，他们非常成功并获得了更高的奖金？
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银行家及对冲基金的管理者，都是一帮要价不菲的家伙。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在腐蚀他们的品性，他们的德性都不会随着股市涨跌而上下起伏。因此，如果说用巨额的援助资金来奖励贪婪是一种错，难道市场对其慷慨回馈就没有错吗？2008年，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有些是纳税人资助的人寿保险公司）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奖金，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然而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所发放奖金的一半。 26 如果我们现在说，他们不应该得到这些钱的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奖励贪婪，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在前几年他们应得那些钱呢？
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政府救助的奖金来自纳税人，而经济强健时期的奖金来自公司的盈利。如果公众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奖金并不应发放，那么奖金的出处就不应该影响这一判断。然而，它却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奖金之所以来自纳税人，是因为那些公司失败了。这将我们引入了此次民怨的核心：美国公众反对发放奖金和政府救助金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公司奖励贪婪，而在于它们奖励失败。
美国人对失败的态度比对贪婪更加苛刻。在市场占主导的社会，人们期望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积极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且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限经常比较模糊。然而，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限却被人们鲜明地铭记于心。“人们应该得到成功赐予的奖励”这一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总统顺便提及了贪婪，但他明白，奖励失败是反对之声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在宣布让接受救助款项的公司限制发放高层经理的工资时，奥巴马认识到了人们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美国。我们不轻视财富，我们也不因为任何人取得成功而抱怨，并且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成功应当得到奖赏。然而，让人们感到沮丧，并且应当感到沮丧的是，那些高级管理者却因失败而得到奖励，尤其是奖金来自美国纳税人的钱。 27
有关政府救助伦理的一个最不寻常的论述来自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他是艾奥瓦州的一名共和党人，来自美国中部的财政保守派。在人们为奖金事件而极为愤慨的时候，格拉斯利在接受艾奥瓦州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最让他感到恼怒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接受任何谴责。“如果他们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到美国人民的面前深深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然后要么辞职，要么自杀，那么我对他们的感觉会好很多。” 28
格拉斯利后来解释道，他并不是在号召那些管理者自杀，不过他确实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表示悔恨及向公众道歉。“我从来没有从那些高级管理者口中听到这些，这使得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很难再往外扔钱。” 29
格拉斯利的评论支持了我的直觉：人们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并不主要是由于其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正义感的是，他们上缴的税款竟然被用来奖励失败。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我们仍然要追问，这种关于政府救助的观点是否正当。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真的要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受到谴责？许多管理者并不这样认为。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国会委员会面前做证时，他们坚称自己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于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首席执行官说，他思考良久，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他总结说他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能改变我们面临的现状。” 30
其他失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此表示同意，并坚称他们是一场无法掌控的“金融海啸”的受害者。 31 类似的心态蔓延至年轻的交易员，他们无法理解公众为什么对他们领受奖金感到愤怒。一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名利场》杂志的记者：“人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同情，可是我们并非不努力。” 32
“海啸”这一比喻成为政府救助的日常用语，尤其是在金融圈内。如果这些经理是对的，即可以将他们公司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决定，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所期望听到的悔恨之情。然而，这同样引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成功与正义的问题。
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能够解释2008—2009年的灾难性损失，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同样能够解释前些年那些令人眩晕的收入吗？如果我们因为年成不好而责备天气，那么那些有天赋、有智慧并努力工作的银行家、交易员及华尔街的高级经理，又怎么能够由于在艳阳高照时所获得的那些惊人回报而受禄呢？
在面对公众为给失败发放奖金而产生的愤怒时，那些首席执行官辩称，经济收益并不完全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结果，而是他们不可掌控的力量的产物。他们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在经济良好时期对超额报酬的索求。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诸多其他因素，都肯定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金融业的成功。
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获得了高于普通工人343倍的工资。 33 那么，这些首席执行官凭什么应该得到比他们的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诚然，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才能运用到了工作当中。然而，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点：1980年，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仅仅是工人的42倍。 34 难道1980年的那些首席执行官没有2007年的这些有才华，也没有他们工作努力？抑或是这些工资的差距所反映的偶然情况与天赋和技能无关？
再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首席执行官的工资水平。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的平均工资为1 330万美元（根据2004—2006年的数据），与之相对的是，欧洲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是660万美元，而日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为150万美元。 35 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就应得2倍于欧洲同行、9倍于日本同行的工资吗？抑或是这些差距所反映的因素同样与首席执行官付诸工作的努力和才能无关呢？
2009年年初，公众对政府救助的愤怒笼罩着美国，这表达了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那些通过冒险性投资而摧毁自己公司的人，不应当得到百万美元的奖励。然而，关于奖金的争论却引发了另一些问题：当经济发展良好时，谁应当得到什么？那些成功人士应得市场所赋予他们的丰厚收入吗？这些丰厚收入是否取决于那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呢？在经济良好时期和经济低迷时期，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又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危机是否会促进公众去讨论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