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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声称能够提供一种基于衡量、合并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它不加评判地衡量各种偏好，认为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是其吸引力的主要源泉；同时，它许诺要将道德选择变成一门科学，这也影响了很多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然而，为了使各种偏好能够相加，我们有必要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们。边沁的功利思想便提供了这样一种通用价值货币。
然而，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上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价值货币，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却不丧失某些东西呢？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对此表示怀疑。根据这种反驳，我们不能用同一种通用的价值货币来衡量所有价值。
为了探讨这种反驳，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功利主义逻辑在得失分析中的应用方式——这种得失分析是一种被政府和公司普遍采用的决策形式，它将所有的利益得失都纳入货币术语，然后进行比较，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复杂的社会选择引入理性和精确性。
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在捷克的生意做得很大——在捷克，吸烟仍然很普遍，并且得到社会认可。由于担心吸烟使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捷克政府近来在考虑提高烟草的税额。为了避免税额的增加，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成立调查团，针对吸烟对捷克国民预算的影响做了一个得失分析。该研究发现，吸烟给捷克政府带来的收入要大于支出，其原因在于：尽管烟民在世时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额可观的费用。根据这一研究，如果将吸烟的“积极效果”——包括烟草税的财政收入及烟民早死而节省下来的钱——计算在内，国库每年的净收入将达到1.47亿美元。 9
这份得失分析成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公关上的一场灾难。一名评论员写道：“烟草公司过去常常否认烟草能够杀人，可是现在它们却为此吹嘘。” 10 一个反吸烟组织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展示了停尸房中一具尸体的脚，脚趾上贴着一枚标价1 227美元的标签，这代表着每一例与吸烟相关的死亡将给捷克政府节省的开支。面对公众的愤怒和奚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此公开道歉，他说，这一研究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漠视”。 11
有些人会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吸烟分析报告说明了这种得失计算及其背后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在道德上非常愚蠢。将肺癌所造成的死亡看作有利可图的东西，这确实显示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任何一项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关于吸烟的政策，都不仅要考虑对财政的影响，也要考虑给公共健康和人类幸福带来的后果。
然而，一个功利主义者并不否认这些深远后果（如痛苦与磨难、悲恸的家庭及生命的丧失）的重要性。边沁发明了功利这一概念，用同一个尺度精确地表述我们关心的各种迥然不同的事物，包括人类生命的价值。对边沁学说的信奉者而言，吸烟分析报告并没有使功利原则陷入尴尬境地，它只是错误地应用了这些原则。一份更详尽的得失分析将会在道德计算中加入一个量值，它代表了烟民的早死对自己及其家庭造成的损失，这份更详尽的得失分析还会将这些损失与烟民的早死给政府节省的开支做比较。
这就将我们带回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价值都能被转换成货币术语？有些得失分析尝试着这样去做，甚至去给人类生命定价。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下面两种对得失分析的运用，它们引发了道德上的愤怒，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人类生命的价值，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以功利主义的方式衡量了这一价值。
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的平托（Pinto）是美国销售量最高的超小车型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当遭遇追尾时，它的油箱容易爆炸。有500多人因为自己的平托汽车突然着火而丧生，有更多的人被严重烧伤。当其中一名烧伤受害者为这一设计缺陷状告福特汽车公司时，他发现福特的工程师们早就意识到了这种油箱的危险。然而，公司的经理们在做了一项得失分析后认为，修补这种油箱所获得的利益（包括挽救的生命和减少的伤害）并不值得他们在每辆车上花费11美元——这是给每辆车装上一个可以使油箱更加安全的装置所需要的费用。
为了计算出更安全的油箱带来的益处，福特公司先假定，如果不做改变，这种油箱会导致180人死亡和180人烧伤。然后，它给每一条丧失的生命和所遭受的伤害定价：一条生命为20万美元，一种伤害为6.7万美元。它将这些数字及可能着火的平托的价值相加，得出改进这一安全性的总收益将是4 950万美元。而给1 250万辆车逐一增加一个价值11美元的装置将会花费1.375亿美元。因此，该公司最后得出结论，维修油箱所用的花费远远高于一辆更安全的汽车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增加安全装置是不划算的。 12
得知这一研究后，陪审团异常愤怒。它判给原告2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和1.2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该数额后来减至3 500万美元）。 13 可能陪审员认为公司给人类的生命定价是不对的，或者他们认为给一条命定价20万美元实在太低。但这一数额并不是福特公司自己定的，而是从美国一个政府机构那里得到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计算过一起交通死亡事故的花费。把劳动力的丧失、医疗花费、葬礼的花费以及受害人的痛苦和伤害赔偿加在一起，该机构将每例死亡的赔偿定为20万美元。
如果陪审团的反对只是针对这一价格而非原则，那么功利主义者会表示赞同。没有人愿意为了20万美元而死于一起交通事故，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活着。要衡量一起交通死亡事故对功利的全部影响，人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个受害者未来幸福的丧失，而不仅仅是收入的损失和葬礼的花费。那么，对人类生命价格更为真实的估算是怎样的呢？
当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它也引起了道德愤怒，不过却是另外一种愤怒。2003年，EPA递交了一份关于新的空气污染标准的得失分析报告。该机构给人类生命定了一个比福特公司更慷慨的价格，但有一个根据年龄而调节的变量：因更加洁净的空气而获救的每条生命价值370万美元；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除外，他们的生命被定价为230万美元。在这不同的价格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挽救一个老人的生命比挽救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功利少。（年轻人存活的时间更长，因此还能享受更多的幸福。）老年人的支持者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抗议这种“老年人的折扣”，并认为政府不应当给年轻人的生命设定比老年人的生命更高的价格。由于受到这一抗议的冲击，EPA很快取消了这一折扣并撤回了该分析报告。 14
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用这些情形来证明，得失分析具有误导性，并且给人类生命定价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愚蠢的。得失分析的拥护者们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许多社会选择都暗含着用一定数量的生命来交换其他物品和便利设施的做法。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类生命都有价格。
例如，汽车的普及必定会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在美国，每年有超过4万人死于车祸。然而，这并没有导致美国社会放弃汽车。实际上，它甚至都没有促使美国设定一个更低的限速。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国会下达了每小时55英里的全国限速。尽管此目的在于节约能源，可是，更低限速的效果之一就是减少交通死亡事故。
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取消了这一限制，大多数州都将限速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驾驶员们节省了时间，可是交通事故的死亡数量却增加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进行一项得失分析，以裁定高速驾驶所带来的利益是否高过丧失生命所产生的费用。然而，多年以后，两位经济学家做了这道算术题。他们设定，限速提高的好处之一就是更快地通勤，并计算了这节省下来的时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平均每小时20美元计算），用这一收益除以增加的死亡数量。他们发现，为了贪图快速开车的方便，美国人实际上给每条生命定价154万美元。这就是每小时多开10英里导致的每例死亡的经济效益。 15
得失分析的倡导者们指出，借助于每小时开65英里而不是55英里，我们含蓄地将人类生命价格定为每条生命154万美元，这远远少于美国政府机构在设定污染标准和健康安全条例时通常使用的数字：每条生命600万美元。因此，为什么我们不明确这一点呢？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某种程度的安全来交换某些利益和便利，那么我们应当睁大眼睛来进行此类交换，并应当尽可能系统地比较利益得失，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给人类生命贴上价格标签。
功利主义将我们在给人类生命设定货币价格时表现的退缩倾向看作一种我们应当克服的冲动，一种妨碍清醒思考和理性社会选择的非理性禁忌。然而，对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而言，我们的犹豫涉及一些道德上的重要性，即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尺度上衡量和比较所有的价值和物品。
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去解决这一争论。然而，某些信奉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却尝试过。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试图证明功利主义的这一假设：我们有可能将自己那些貌似迥然不同的欲望和厌恶，转化为与快乐和痛苦有关的通用货币。他对一些接受政府救济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如果让他们遭受各种不同的事情，需要付他们多少钱。“如果让你拔掉一颗上门牙，需要付给你多少钱？”“如果让你切掉一只脚的小脚趾呢？”“如果让你生吞一条6英寸
长的蚯蚓呢？”“如果让你徒手掐死一只流浪猫呢？”“如果让你在堪萨斯的一个远离任何城镇10英里的农场度过余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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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这些问题中的哪一条索价最高，哪一条索价最低呢？以下是他的研究所生成的价目表（按1937年的美元价值）：
牙齿：4 500美元
脚趾：57 000美元
蚯蚓：100 000美元
猫：10 000美元
堪萨斯：300 000美元
桑代克认为他的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物品都能够在同一尺度上被衡量和比较。“任何需求或满足，都以一定数量而存在，因此就是可度量的。”他写道，“一只狗、一只猫或是一只小鸡的生命……主要由它们的自然欲求、渴望、欲望及满足构成，并取决于这些……人类的生命也是如此，尽管人类的自然欲求和欲望更多、更微妙、更复杂。” 17
然而，桑代克的价目表所具有的荒谬特征却表明了这种比较的荒诞性。我们真的能据此得出结论说，那些答题者认为在堪萨斯农场的生活前景的讨厌程度是生吞一条蚯蚓的3倍吗？还是说这些经历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做出有意义的比较呢？桑代克承认，有1/3的答题者声明，再多的钱也不能诱使他们遭受其中某些痛苦，这表明他们认为那些痛苦“令人厌恶到无法衡量的地步”。 18
也许我们没有压倒性的论据来支持或反对这样一种主张——所有的道德上的善都能毫无损失地被纳入一种价值衡量。可是，还有一个案例让人质疑这一主张。
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时，男生和女生被分在不同的学院。女子学院不允许男性访客在女生宿舍过夜。这些规则很少能够得到执行，并且非常容易被打破，至少我听说是这样的。大多数学院院长都不再将坚守传统的性道德观念看作自己的责任。在持续的压力下，这一禁令是否应该放宽，成为圣安妮女子学院争论的主题。
学院教员中有些年长的妇女是传统主义者，她们基于传统道德反对留宿男性访客。她们认为，未婚女青年与男子过夜是不道德的。可是，时代改变了，这些传统主义者难以给出实际的理由以支持她们的观点。因此，她们将自己的论证转为功利主义的逻辑。她们认为：“如果男子留宿，学院的开支就会因此增加。”会怎样增加呢？“他们要洗澡，因而会使用更多热水。”她们还进一步论证道：“我们将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更换床单。”
改革者们通过以下这些妥协与那些传统主义者达成了一致：每名女子每周最多可以有三个晚上留宿访客，而每名访客每晚需要向学院支付50便士的费用。第二天，《卫报》的头条写道：“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德性的逻辑转换成功利的逻辑并不容易。因此，不久之后，那些异性访问规定连同这个收费标准一起被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