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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功利主义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尊重个体权利。由于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它可能恣意践踏个体公民。虽然对功利主义者而言，个体也重要，但只有将每个人的偏好与他人的偏好统计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如此。然而，这意味着我们如果自始至终坚持功利主义的逻辑，就有可能纵容许多无视人类基本尊严的行为，正如以下这些案例所表明的。
古罗马时期有一种大众娱乐项目：将基督徒扔给竞技场中的狮子。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运用功利主义会如何看待这种娱乐：当狮子撕裂并吞食基督徒时，这名基督徒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然而，那些围在竞技场边欢呼着的观众却感受到了狂喜。如果有足够多的罗马人从这一残暴的景象中得到足够多的快乐，那么，一个功利主义者又有什么理由来谴责它呢？
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担忧，这样的游戏会使人们变得粗野，进而在罗马的街头引起更多暴力；会引起那些潜在受害者的恐惧和战栗，他们某一天也有可能被扔给狮子。如果这些后果足够坏，那么它们或许会超过这个游戏带来的快乐，并给功利主义者们禁止该游戏的理由。但是，如果这种考虑就是反对为了娱乐大众而残害基督徒的唯一理由，难道不是缺少了一些道德上的重要性吗？
在当代争论中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在审问恐怖分子嫌疑人时，使用严刑逼供是否正当？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关于定时炸弹的情形：假设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抓住了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你相信他肯定有一些关于一个核装置的情报，而这个核装置被设定于当天在曼哈顿爆炸。事实上，你有理由怀疑，就是他自己安装了这个炸弹。随着时针嘀嘀嗒嗒地转动，他还是拒绝承认他是恐怖分子，也不供出这个炸弹的位置。那么，我们能够正当地对他施行严刑拷打直至他供出炸弹在何处，以及如何拆除它吗？
赞成这么做的理由源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尽管严刑逼供使嫌疑人遭受痛苦，极大地减少了他的幸福和功利，可是炸弹一旦爆炸，就将伤害成千上万条无辜的生命。因此，你可能会基于功利主义的理由认为，如果使一个人遭受剧痛能阻止大范围的死亡和苦难，这样做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切尼认为，对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残酷的审讯手段，能帮助他们避免另一场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他的这一论证就是基于功利主义的逻辑。
这并不是说功利主义者就肯定支持严刑逼供，某些功利主义者基于实际的理由是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认为，严刑逼供很少起作用，因为逼迫之下所获取的情报经常不可靠。因此，我们是让他们受苦了，却并没有使共同体更加安全：集体的功利没有任何增加。或者他们担心，如果美国实施严刑逼供，那么一旦美国士兵被俘，他们就将面临更加严酷的对待。综合起来考虑，这种与使用严刑逼供相关的结果，可能在实际上减少了总体功利。
这些实际的考量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不管怎样，作为反对使用严刑逼供的理由，它们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完全一致。它们并没有断言严刑逼迫一个人在本质上就是错的，而只是担心使用严刑逼供会有不良后果，而这不良后果从总体来看弊大于利。
有些人从原则上反对严刑逼供，他们认为这侵犯了人权，也没有尊重人类的内在尊严。他们反对严刑逼供的理由并不依赖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他们认为人权和人类尊严拥有一个超越功利的道德基础。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边沁的哲学就错了。
从表面上看，定时炸弹的情形似乎支持边沁的论证。数量似乎确实产生了道德上的差异。为了尊重一个无辜的船舱男仆的生命而接受救生艇上三个人可能死亡的事实是一回事，可如果是像定时炸弹的情形，有成千上万条无辜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呢？如果几十万条生命处境危险呢？功利主义者可能会辩称，在某些时刻，即使是最热心的人权倡导者也会很难坚持认为，让大量无辜的生命死去，比严刑拷打一个可能知道这个炸弹藏身之处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在道德上更加可取。
然而，作为对功利主义道德推理的一个考验，这个定时炸弹的例子具有误导性。它似乎证明了数量确实重要，因此，如果有足够多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我们应当放下对尊严和权利的道德顾虑。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道德终究还是在于计算得失。
然而，严刑逼供的情形并没有表明，挽救许多条生命的这样一种前景能够证明使一个无辜之人遭受严酷痛苦是正当的。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被严刑拷打以挽救无辜生命的人是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事实上我们相信这个人安装了那枚炸弹。那么，那种支持我们严刑拷打他的理由的道德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以某种方式对我们现在所力图避免的危险负有责任，或者在他对这枚炸弹并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实施了其他可怕的行为使他应得残酷的对待。在定时炸弹这一案例中起作用的道德直觉并不仅仅是关于得失的计算，同时也是一种非功利主义的观念，即恐怖主义者是坏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我们将这个假设的情形稍做改动，排除任何假定的犯罪因素，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明白这一点。假如诱使该恐怖分子嫌疑人开口的唯一方式，就是折磨他的年幼女儿（她对父亲穷凶极恶的行为毫不知情），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吗？我相信，即使是一个硬心肠的功利主义者也可能在这一想法面前退缩。然而，这一版关于严刑逼供的情形，却给功利主义原则带来了一次更加真实的考验。它悬置了这样一种直觉：恐怖分子无论如何都应当受到惩罚（不考虑我们所期望获取的重要情报），同时，它也促使我们评价功利主义的计算本身。
第二个版本（涉及那个无辜的女儿）的关于严刑拷打的情形，使我们想起厄休拉·勒古恩的一篇短篇小说：《离开欧麦拉城的人》。它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的故事。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为了不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过于理想化而超出想象，作者告诉了我们有关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件事情：“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说在一栋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个房间，门是锁着的，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忽视。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
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他们的幸福、他们美丽的城市、友谊及孩子们的健康……甚至粮食的大丰收和风调雨顺的天气，都完全取决于这个孩子所受的可怕的痛苦……如果人们把这个孩子带出那个污秽之地以见天日，如果人们把他清理干净并喂饱他、让他感到舒适，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人们这样做，那么欧麦拉人所有的繁荣、美丽和喜悦，在那一刻都将衰退并被毁灭。这就是条件。 8
这些条件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吗？对边沁功利主义的第一种反驳主张维护基本人权，认为它们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即使它们能带来整个城市的幸福。侵犯那个无辜孩子的权利是不对的，哪怕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
功利主义声称能够提供一种基于衡量、合并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它不加评判地衡量各种偏好，认为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是其吸引力的主要源泉；同时，它许诺要将道德选择变成一门科学，这也影响了很多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然而，为了使各种偏好能够相加，我们有必要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们。边沁的功利思想便提供了这样一种通用价值货币。
然而，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上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价值货币，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却不丧失某些东西呢？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对此表示怀疑。根据这种反驳，我们不能用同一种通用的价值货币来衡量所有价值。
为了探讨这种反驳，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功利主义逻辑在得失分析中的应用方式——这种得失分析是一种被政府和公司普遍采用的决策形式，它将所有的利益得失都纳入货币术语，然后进行比较，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复杂的社会选择引入理性和精确性。
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在捷克的生意做得很大——在捷克，吸烟仍然很普遍，并且得到社会认可。由于担心吸烟使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捷克政府近来在考虑提高烟草的税额。为了避免税额的增加，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成立调查团，针对吸烟对捷克国民预算的影响做了一个得失分析。该研究发现，吸烟给捷克政府带来的收入要大于支出，其原因在于：尽管烟民在世时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额可观的费用。根据这一研究，如果将吸烟的“积极效果”——包括烟草税的财政收入及烟民早死而节省下来的钱——计算在内，国库每年的净收入将达到1.47亿美元。 9
这份得失分析成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公关上的一场灾难。一名评论员写道：“烟草公司过去常常否认烟草能够杀人，可是现在它们却为此吹嘘。” 10 一个反吸烟组织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展示了停尸房中一具尸体的脚，脚趾上贴着一枚标价1 227美元的标签，这代表着每一例与吸烟相关的死亡将给捷克政府节省的开支。面对公众的愤怒和奚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此公开道歉，他说，这一研究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漠视”。 11
有些人会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吸烟分析报告说明了这种得失计算及其背后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在道德上非常愚蠢。将肺癌所造成的死亡看作有利可图的东西，这确实显示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任何一项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关于吸烟的政策，都不仅要考虑对财政的影响，也要考虑给公共健康和人类幸福带来的后果。
然而，一个功利主义者并不否认这些深远后果（如痛苦与磨难、悲恸的家庭及生命的丧失）的重要性。边沁发明了功利这一概念，用同一个尺度精确地表述我们关心的各种迥然不同的事物，包括人类生命的价值。对边沁学说的信奉者而言，吸烟分析报告并没有使功利原则陷入尴尬境地，它只是错误地应用了这些原则。一份更详尽的得失分析将会在道德计算中加入一个量值，它代表了烟民的早死对自己及其家庭造成的损失，这份更详尽的得失分析还会将这些损失与烟民的早死给政府节省的开支做比较。
这就将我们带回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价值都能被转换成货币术语？有些得失分析尝试着这样去做，甚至去给人类生命定价。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下面两种对得失分析的运用，它们引发了道德上的愤怒，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人类生命的价值，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以功利主义的方式衡量了这一价值。
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的平托（Pinto）是美国销售量最高的超小车型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当遭遇追尾时，它的油箱容易爆炸。有500多人因为自己的平托汽车突然着火而丧生，有更多的人被严重烧伤。当其中一名烧伤受害者为这一设计缺陷状告福特汽车公司时，他发现福特的工程师们早就意识到了这种油箱的危险。然而，公司的经理们在做了一项得失分析后认为，修补这种油箱所获得的利益（包括挽救的生命和减少的伤害）并不值得他们在每辆车上花费11美元——这是给每辆车装上一个可以使油箱更加安全的装置所需要的费用。
为了计算出更安全的油箱带来的益处，福特公司先假定，如果不做改变，这种油箱会导致180人死亡和180人烧伤。然后，它给每一条丧失的生命和所遭受的伤害定价：一条生命为20万美元，一种伤害为6.7万美元。它将这些数字及可能着火的平托的价值相加，得出改进这一安全性的总收益将是4 950万美元。而给1 250万辆车逐一增加一个价值11美元的装置将会花费1.375亿美元。因此，该公司最后得出结论，维修油箱所用的花费远远高于一辆更安全的汽车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增加安全装置是不划算的。 12
得知这一研究后，陪审团异常愤怒。它判给原告2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和1.25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该数额后来减至3 500万美元）。 13 可能陪审员认为公司给人类的生命定价是不对的，或者他们认为给一条命定价20万美元实在太低。但这一数额并不是福特公司自己定的，而是从美国一个政府机构那里得到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计算过一起交通死亡事故的花费。把劳动力的丧失、医疗花费、葬礼的花费以及受害人的痛苦和伤害赔偿加在一起，该机构将每例死亡的赔偿定为20万美元。
如果陪审团的反对只是针对这一价格而非原则，那么功利主义者会表示赞同。没有人愿意为了20万美元而死于一起交通事故，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活着。要衡量一起交通死亡事故对功利的全部影响，人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个受害者未来幸福的丧失，而不仅仅是收入的损失和葬礼的花费。那么，对人类生命价格更为真实的估算是怎样的呢？
当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它也引起了道德愤怒，不过却是另外一种愤怒。2003年，EPA递交了一份关于新的空气污染标准的得失分析报告。该机构给人类生命定了一个比福特公司更慷慨的价格，但有一个根据年龄而调节的变量：因更加洁净的空气而获救的每条生命价值370万美元；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除外，他们的生命被定价为230万美元。在这不同的价格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念：挽救一个老人的生命比挽救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功利少。（年轻人存活的时间更长，因此还能享受更多的幸福。）老年人的支持者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抗议这种“老年人的折扣”，并认为政府不应当给年轻人的生命设定比老年人的生命更高的价格。由于受到这一抗议的冲击，EPA很快取消了这一折扣并撤回了该分析报告。 14
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用这些情形来证明，得失分析具有误导性，并且给人类生命定价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愚蠢的。得失分析的拥护者们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许多社会选择都暗含着用一定数量的生命来交换其他物品和便利设施的做法。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类生命都有价格。
例如，汽车的普及必定会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在美国，每年有超过4万人死于车祸。然而，这并没有导致美国社会放弃汽车。实际上，它甚至都没有促使美国设定一个更低的限速。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国会下达了每小时55英里的全国限速。尽管此目的在于节约能源，可是，更低限速的效果之一就是减少交通死亡事故。
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取消了这一限制，大多数州都将限速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驾驶员们节省了时间，可是交通事故的死亡数量却增加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进行一项得失分析，以裁定高速驾驶所带来的利益是否高过丧失生命所产生的费用。然而，多年以后，两位经济学家做了这道算术题。他们设定，限速提高的好处之一就是更快地通勤，并计算了这节省下来的时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平均每小时20美元计算），用这一收益除以增加的死亡数量。他们发现，为了贪图快速开车的方便，美国人实际上给每条生命定价154万美元。这就是每小时多开10英里导致的每例死亡的经济效益。 15
得失分析的倡导者们指出，借助于每小时开65英里而不是55英里，我们含蓄地将人类生命价格定为每条生命154万美元，这远远少于美国政府机构在设定污染标准和健康安全条例时通常使用的数字：每条生命600万美元。因此，为什么我们不明确这一点呢？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某种程度的安全来交换某些利益和便利，那么我们应当睁大眼睛来进行此类交换，并应当尽可能系统地比较利益得失，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给人类生命贴上价格标签。
功利主义将我们在给人类生命设定货币价格时表现的退缩倾向看作一种我们应当克服的冲动，一种妨碍清醒思考和理性社会选择的非理性禁忌。然而，对功利主义的批评者们而言，我们的犹豫涉及一些道德上的重要性，即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尺度上衡量和比较所有的价值和物品。
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去解决这一争论。然而，某些信奉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却尝试过。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试图证明功利主义的这一假设：我们有可能将自己那些貌似迥然不同的欲望和厌恶，转化为与快乐和痛苦有关的通用货币。他对一些接受政府救济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如果让他们遭受各种不同的事情，需要付他们多少钱。“如果让你拔掉一颗上门牙，需要付给你多少钱？”“如果让你切掉一只脚的小脚趾呢？”“如果让你生吞一条6英寸
长的蚯蚓呢？”“如果让你徒手掐死一只流浪猫呢？”“如果让你在堪萨斯的一个远离任何城镇10英里的农场度过余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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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这些问题中的哪一条索价最高，哪一条索价最低呢？以下是他的研究所生成的价目表（按1937年的美元价值）：
牙齿：4 500美元
脚趾：57 000美元
蚯蚓：100 000美元
猫：10 000美元
堪萨斯：300 000美元
桑代克认为他的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物品都能够在同一尺度上被衡量和比较。“任何需求或满足，都以一定数量而存在，因此就是可度量的。”他写道，“一只狗、一只猫或是一只小鸡的生命……主要由它们的自然欲求、渴望、欲望及满足构成，并取决于这些……人类的生命也是如此，尽管人类的自然欲求和欲望更多、更微妙、更复杂。” 17
然而，桑代克的价目表所具有的荒谬特征却表明了这种比较的荒诞性。我们真的能据此得出结论说，那些答题者认为在堪萨斯农场的生活前景的讨厌程度是生吞一条蚯蚓的3倍吗？还是说这些经历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做出有意义的比较呢？桑代克承认，有1/3的答题者声明，再多的钱也不能诱使他们遭受其中某些痛苦，这表明他们认为那些痛苦“令人厌恶到无法衡量的地步”。 18
也许我们没有压倒性的论据来支持或反对这样一种主张——所有的道德上的善都能毫无损失地被纳入一种价值衡量。可是，还有一个案例让人质疑这一主张。
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时，男生和女生被分在不同的学院。女子学院不允许男性访客在女生宿舍过夜。这些规则很少能够得到执行，并且非常容易被打破，至少我听说是这样的。大多数学院院长都不再将坚守传统的性道德观念看作自己的责任。在持续的压力下，这一禁令是否应该放宽，成为圣安妮女子学院争论的主题。
学院教员中有些年长的妇女是传统主义者，她们基于传统道德反对留宿男性访客。她们认为，未婚女青年与男子过夜是不道德的。可是，时代改变了，这些传统主义者难以给出实际的理由以支持她们的观点。因此，她们将自己的论证转为功利主义的逻辑。她们认为：“如果男子留宿，学院的开支就会因此增加。”会怎样增加呢？“他们要洗澡，因而会使用更多热水。”她们还进一步论证道：“我们将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更换床单。”
改革者们通过以下这些妥协与那些传统主义者达成了一致：每名女子每周最多可以有三个晚上留宿访客，而每名访客每晚需要向学院支付50便士的费用。第二天，《卫报》的头条写道：“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德性的逻辑转换成功利的逻辑并不容易。因此，不久之后，那些异性访问规定连同这个收费标准一起被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