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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前后，文学的边界和内涵发生巨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自有来处、各有谱系，但文学市场份额、权力话语和读者影响等等都有着新的时代特征。五四时期到1930年代中期所确立的、依靠文学命名、雅俗之分以及文学等级秩序等形成的文学版图，经过1990年代的市场化和随后资本入场对网络新媒体的征用，以审美降格换取文学人口的爆发性增长，所谓严肃文学的地理疆域骤然缩小。一定程度上，这貌似削平了文学等级，但也带来基于不同的媒介、文学观、读者趣味等各种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文学类型的划界而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使用同一种媒介来进行文学的发布和传播，也有很大区别——比如纸媒这一块，传统的文学期刊和改版后的《萌芽》《小说界》《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以及后起的《天南》《文艺风赏》《鲤》《思南文学选刊》，传统文艺出版社和理想国、后浪、文景、磨铁、凤凰联动、博集天卷、楚尘文化、副本制作、联邦走马、读客等出版机构，“画风”殊异；比如网络这一块，从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从BBS到豆瓣的文学社区以及从自发写作到大资本控制的商业文学网站，都沿着各自的路径，分割不同的网络空间。缘此，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要熟谙中国文学版图内部的不同文学地理几无可能，更不要说在世界文学版图和更辽阔的现实世界版图安放中国当下文学。质言之，网络新媒体助推下的全民写作和评论，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圈层化和部落化，这种圈层化和部落化渗透到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所有环节。圈层化和部落化的当下文学现实，使专业的批评家只可能在狭小的圈子里，有各自的分工和各自的圈层，也有各自的读者和写作者。希望能够破壁突围、跨界旅行、出圈发声的批评家，必然需要对不同圈层不同部落所做工作有充分理解，这对于批评家的思想能力、批评视野和知识资源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媒介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众声喧哗，但此众声喧哗却不一定是复调对话和意义增殖，反而可能是自说自话的消解和耗散。我曾经在给《文学报·新批评》八周年专题写的一篇短文里说过：在一个信息过载、芜杂、泛滥的时代，不断播散的信息和意义的漂流，使每一个单数个体的观点都可能因为偷换、歪曲、断章取义等二次乃至数次加工而面目全非。碎片化几乎是思想和观念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必然命运。因此，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现场，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文学批评能不能得以延续？又将如何开展？在开展的过程中如何秩序化地整合由写作者、大众传媒从业者、普通读者，甚至写作者自己也仓促到场的信息碎片？一句话，能不能在既有绵延的历史逻辑上编组我们时代的文学逻辑，发微我们时代的审美新质并命名之？
与此相较，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的构成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新世纪前后，“学院批评”逐渐坐大。从文学期刊的栏目设置就能隐隐约约看出“学院批评”的逻辑线，比如《钟山》1999年增设了《博士视角》，2000年第3期开始停了《博士视角》，设立了一个后来持续多年影响很大的新栏目《河汉观星》。《河汉观星》的作者，基本上是各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河汉观星》都是“作家论”，但这些“作家论”和一般感性、直觉的“作家论”不同，更重视理论资源的清理、运用，以及文学史谱系上的价值判断，被赋予了严谨的学理性。“学院批评”热潮之后，除了《钟山》《山花》《上海文学》《天涯》《花城》《作家》《长城》等少数几家保持着一贯的文学批评传统且和学院批评家有着良好关系的文学刊物，很长时间里，大多数文学期刊的文学批评栏目基本上很难约到大学“一线”教师的好稿，以至于文学批评栏目只能靠初出道和业余的从业者象征性地维持着。
现在的问题是，文学现场越来越膨胀和复杂，而大量集中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的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是不是有与之匹配的观念、思维、视野、能力、技术、方式和文体？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后新入场的学院批评家在成长道路、精神构成、知识结构和批评范式等方面大不相同，新入场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没有前辈批评家“野蛮生长”和长期批评文体自由写作的前史，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规训在基于大学学术制度的“知网”论文写作系统里。事实上，文学批评不能简单等于学术研究。新世纪新入场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并不具备也并不需要充分的文学审美和抵达文学现场、把握文学现场的能力，而是借助“知网”等电子资源库把文学批评做成“论文”即可。
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从业者也并不是像现在这样集中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而是大多从事报刊媒体、图书编辑和出版等文学相关的工作。再有，从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看，如此严苛的学术制度也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其实，不只文学批评，在学术制度相对宽松的时代，整个大学学术研究也并不都是现在的这种样子。但据此将当下文学批评脱离文学现场都甩锅给大学学术制度并不公平，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比，即便是今天的大学学术制度，依然给文学批评生长预留了大得多的空间。比如，大学学术制度一个硬性指标就是所谓的核心期刊论文。据我的观察，今天的文学批评刊物并不像想象的那般不能容纳丰富多样的文学批评。各大学认可的所谓“C刊”和北大核心期刊，绝大多数都能发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文学批评，而不是唯一的学报体“论文”，甚至《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上海文化》等核心期刊也都并没有关键词和摘要的格式要求。与这种似紧实松的文学批评刊物生态相比，如果观察同一个作者在这几种文学批评刊物与需要关键词和摘要的《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研究》《当代文坛》，甚至学报和其他人文社科刊物发表的文字，其“文体”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度。在他们的理解中，文学批评也就是一种“学术论文”而已。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今天的文学批评刊物也被它们的作者改造得不“文学批评”了。因此，在强调学术制度规训文学批评的同时，文学批评从业者其实是自己预先放弃了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刊物给予的充分自由。这种放弃还不只是文本格式、修辞和语体层面的，而且是文学从业者思想、思维、人格等精神层面的。看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批评传统，在精神层面上，文学批评落实在“批评”。应该意识到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达成的文学批评，最基本的起点是审美批评，而从审美批评溢出的可以达至鲁迅所说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考虑到客观存在的大学学术制度，文学批评学科定位不能仅仅框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疆域并成为其附属物。文学批评是不是可以汲取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精神和研究范式，在大学学术制度下重建合法性？社会科学研究重田野调查和身体力行的行动和实践，文学批评也可以这样去处理和文学现场的关系：批评家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现实地影响文学现场。印象最深的是某个阶段的《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山花》和《钟山》等，陈思和、蔡翔、丁帆、李敬泽、施战军、张清华、王干等批评家介入文学期刊编辑，他们的个人立场左右着刊物趣味和选稿尺度。2017年，我开始和《花城》合作的《花城关注》，也是定位在由批评家主持的栏目。《花城关注》自2017年第1期开栏到目前为止推出了30期，关注的小说家、散文写作者、剧作家和诗人有上百人，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家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充分注意到的。30期栏目涉及的30个专题包括：导演和小说的可能性、文学的想象力、代际描述的局限、话剧剧本的文学回归、青年作家和故乡、科幻和现实、文学边境和多民族写作、诗歌写作的“纯真”起点、散文的野外作业、散文写作主体多主语重叠、“故事新编”和“二次写作”、海外新华语文学、摇滚和民谣、创意写作、青年作家的早期风格、文学向其他艺术门类的扩张、原生城市作家和新城市文学亲密关系、在县城、乡村博物馆、世界时区、心灵树洞、青年冲击、期刊趣味、地方的幻觉、短篇大师的理想、机器制造文学、文学部落和越境旅行等等。
《花城关注》每一个专题都有具体针对文学当下性和现场感问题的批评标靶，将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和未来性作为遴选作家的标准。在这样的理念下，那些偏离审美惯例的异质性文本自然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可能性和未来性也为栏目的“偏见”预留了讨论和质疑的空间。在《花城关注》中，我从艺术展示和活动中获得启发，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新世纪前后文学期刊环境和批评家身份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刊物会自觉组织文学生产，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思潮，甚至每一个经典作家的成长都有期刊的参与，但当下文学刊物很少去生产和发明八九十年代那样的文学概念，也很少自觉地去推动文学思潮，按期出版的文学刊物逐渐退化为作家作品集。与此同时，批评家自觉参与文学现场的能力也在退化，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几乎等同于论文写作。所以，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评家向艺术策展人学习，更为自觉地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与传统文学编辑不同，文学策展人是联络者、促成者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断的文学布道者。其实，每一种文学发表行为，包括媒介，都类似一种“策展”。跟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艺术展览的公共空间类似，文学刊物是人来人往的“过街天桥”。博物馆、美术馆的艺术活动都有策展人，文学批评家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策展人。这样，把《花城关注》栏目想象成一个公共美术馆，有一个策展人角色在其中，这和我预想的批评家介入文学生产并前移到编辑环节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栏目主持即批评。通过栏目的主持表达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臧否，也凸显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审美判断和文学观。《花城关注》不刻意制造文学话题、生产文学概念——这样短时间可能会博人眼球，但也会滋生文学泡沫——而是强调批评家应该深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问题，一定意义上，继承的正是1980年代以来，乃至整个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精神。
近几年，文学期刊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之间的互动又开始复苏和活跃起来。一方面，像谢有顺、金理、王春林、张学昕、顾建平、李德南、陈培浩、方岩、黄德海、张莉、邵燕君等批评家在多家文学期刊主持栏目，有的栏目已经持续多年，比如《长城》有王春林的《文情关注》、张学昕的《短篇的艺术》和李浩的《小说的可能性》，《青年作家》有谢有顺的《新批评》和顾建平的《新力量》，《青年文学》有黄德海的《商兑录》，《文学港》有李德南的《本刊观察》等；另一方面，像《江南》《中华文学选刊》《广州文艺》《鸭绿江》《青年文学》《思南文学选刊》《收获》《作品》等传统上并不以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见长的文学期刊都在文学批评上投入大量的版面，《收获》的《明亮的星》、《中华文学选刊》117位85后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江南》的《江南·观察》、《广州文艺》的《当代文学关键词》、《作品》的《经典70后》以及《鸭绿江》的《青年城市·新青年》等尤其值得关注。不仅如此，一些年轻批评家，像张定浩、刘大先、金理、黄平、黄德海、杨庆祥、何同彬、方岩、李德南、岳雯等，他们也自觉地强化文学和时代的对话性，使文学批评增加思想的成色。
身体力行的行动和实践的文学批评，它和文学现场的关系不只是抵达文学现场，而是“在文学现场”；或者说“作为文学现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参与时代文学的生产，也生产着自己的批评家形象。“在文学现场”，把还处在萌芽状态的隐微可能性和文学新质挖掘出来，对“新文学”有所发现和发明。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在文学期刊主持栏目和发表文学批评，不仅修复了文学期刊创作和评论两翼齐飞的传统，而且对于在大学学术制度中获得属于文学批评独特的学术领地和尊严，矫正文学批评被有着亲缘性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矮化和贬低的现象有着重要意义。事实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拓进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支援。文学批评介入文学现场肯定不只是参与文学期刊编辑实践一条路径，比如像丁帆、陈福民、王彬彬、王尧、李敬泽、张清华、张新颖、张柠、梁鸿、张定浩、黄德海、木叶、李云雷、项静、房伟等除了文学批评，还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种文类的写作，这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事实上，行动和实践意义上的“动词”的文学批评就不仅仅被束缚在“论文”，除了栏目主持和跨界写作，还可以是文学启蒙教育、编辑选本、排榜（比如批评家王春林每年会发布“一个人的小说榜”）等等。即便是“论文”，也不一定是体制完备秩序谨严的“论文”，除了文学刊物和批评刊物，网络时代的社区、微信、微博等等也开放了各种言路和新的批评文体方式。
姑且相信，今天的文学批评从业者都有着自己的文学价值和立场。关于这一点，可以去查阅《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这个栏目可能是文学批评刊物里最资深的、一直没有间断的栏目。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几乎都被这个栏目介绍过，每一个《今日批评家》介绍的批评家都要表达“我的批评观”。或许，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并不缺少“我的批评观”，但是否意识到“我的批评观”越多，文学的“共识”建立就越需要争辩、质疑和命名的对话？而就健康的文学生态而言，对话不只应该发生在批评家和批评家之间，而且应该很自然地扩散到批评家和作家、批评家和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之间。因此，当下文学批评要复苏的不只是抵达文学现场的田野调查和“在现场”的实践传统，还有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事实上，我们时代真正有问题意识、复调意义的文学对话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装饰性的文学交际、文学活动、文学会议和公共空间的文学表演等这些“假装的对话”。二十世纪末出版的《集体作业》，完整地记录了1998年11月3日的一场“会饮”。参加这次“会饮”的是当时的青年作家李敬泽、邱华栋、李洱、李冯和李大卫。他们不聊文学八卦，也没不痛不痒针对一个作家一个作品站台聒噪，径直正面强攻宏大的时代话题：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日常生活，传统与语言，想象力与先锋等“文学问题”——真问题和大问题。（现在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聚在一起谈什么？）他们记录的文学“会饮”应该是这样的：“对话在李大卫家进行，从上午持续到深夜。”“李洱专程从郑州赶来。在对话中间，由于现场气氛热烈，人声嘈杂，为了不遗漏每一个人的发言，大家手持小录音机，纷纷传递到或坐或站的各人嘴边，那情形很像是在传递与分享着什么可口的食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那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会饮”时代。现在看那个时代的报刊——《读书》《文艺争鸣》《书屋》《上海文学》《花城》《天涯》《芙蓉》《钟山》《山花》《北京文学》《文论报》《作家报》《文艺报》《东方文化周刊》……文学界、知识界多么热爱“会饮”聚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和文学批评相关，或者以文学批评为引子的“会饮”，几乎都没有局限在文学内部，且参与者几乎囊括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比如《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就涉及“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等；《花城》的《现代流向》和《花城论坛》涉及城市、流行文化等前沿问题；《钟山》的《新十批判书》则集中讨论商业时代来临的精神废墟；《山花》《芙蓉》《天涯》对文学和当代先锋艺术投入热情和关切……其中，《天涯》的《作家立场》和《研究与批评》是少有的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关注“大文学”的栏目。
基于重建文学和大文艺，重建文学和知识界，重建文学和整个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基于对文学批评在如此复杂多向度的关联性中敞开的想象，2017年，我和复旦大学的金理发起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每年，在复旦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轮流召集批评家和出版人、小说家、艺术家、剧作家、诗人等共同完成有自觉问题意识的主题工作坊项目，希望复苏文学批评的对话传统。它不是我们现在大学、作协和研究机构的研讨会、作品讨论会等，而是更为开放、具有更多可能性、跨越文学边境的“对话”。这个双城工作坊目前已经做了五期，主题分别是“文学冒犯和青年写作”（2017，上海）、“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2018，南京）、“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2019，上海）、“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2020，南京）、“文学和公共生活”（2021，上海）。除此之外，这两年，我和陈楸帆发起“中国科幻文学南京论坛”，和李宏伟、李樯、方岩发起“新小说在2019”。
当下中国文学界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过于“甜腻”。可能很少有一个时代，作家这么在乎批评家怎么看。我读《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发现，像大家熟悉的海明威、马尔克斯和纳博科夫等对批评家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不信任”。当然，作家的“在乎”，如果仅仅出于文学，是可能构成一种有张力的对话关系的，而事实上，很多时候所谓的“在乎”，在乎的并不是批评家诚实的文学洞见和审美能力，而是他们在选本、述史、评奖和排榜等方面的权力。
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本质上是重建文学经由批评的发现和发声回到整个社会公共性或至少与民族审美相关的部分，而不是一种虚伪的仪式。其出发点首先是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年轻的批评家们要有理想和勇气成为那些写作冒犯者审美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做写作者同时代的批评家是做这样的批评家。无须太远，追溯传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批评家是甘于做同时代作家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的。可是，这两年除了去年张定浩和黄平就东北新小说家在《文艺报》有一个小小争辩性的讨论，我们能够记得的切中我们时代文学真问题、大问题、症候性问题、病灶性问题的文学对话有哪些？更多的年轻批评家成为某些僵化文学教条的遗产继承人和守成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潮化的时代，九十年代已经开始出现“去思潮化”倾向。我在2010年写过一篇《“个”文学时代的再个人化问题》，就是谈新世纪前后文学个体时代的来临，今天不可能像八十年代那样按照不同的思潮来整合碎片化的写作现场。文学的变革是靠少数有探索精神的人带来的，而不是拘泥和因袭文学惯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推进，正是有一批人不满足于既有的文学惯例，挑战并冒犯文学惯例，不断把自己打开，使自己变得敏锐。时至今日，不是这样的传统没有了，也不是这样有探索精神的个人不存在了，而是“文学”分众化、圈层化和审美降格之后，过大的文学分母，使得独异的文学品质被湮没了，难以澄清。因此，今天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对真正的新文学进行命名固然需要勇气和见识；另一方面，对那些借资本和新媒介等非审美权力命名的所谓文学，要在“批评即判断”的批评意义上说“不”。缘此，文学批评目的在于回到去发现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去发现这些个体写作和同时代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历史逻辑上，进而考量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何种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