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多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新的反华浪潮，对中国政府进行污蔑和攻击，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6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中国局势发表讲话，宣布采取以下对华制裁措施：

1．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2．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3．对中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间的要求给予同情的考虑。

面对复杂严峻的局面，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

6月20日，布什又指示美国政府采取下列措施：

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级政府官员的互访。

2．美国将力求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

美国国会还酝酿通过了制裁中国的修正案，仅经济制裁就有七个方面的内容。

与此同时，布什总统又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他解释说，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

6月21日，布什还专门秘密致信邓小平。信中说：“写此信时我心情沉重。我本想与您亲自讨论此事，但遗憾没有做到。首先，我本着真诚的友谊写这封信的，因为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强烈地认为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我写此信是想请您帮助维护这种我们双方都认为十分重要的关系……我请您……记住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民主和自由……这些原则难免会影响美国人看待其他国家的事件和做出反应的方式。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应，也不是想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仅仅是对那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遍适用性的信仰。”布什接着又解释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实施制裁。“当朋友之间遇到麻烦时，例如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说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这是一封没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人档案之外没有任何副本。”

布什在信中还提出派一名私人特使来中国，与邓小平进行坦率的谈话。

第二天，邓小平即复信布什，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新的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邓小平表示同意布什总统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特使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邓小平同布什的接触始于1974年秋。当年的9月，布什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1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由于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邓小平同基辛格会谈，布什参加了会谈，认识了邓小平。他当时对邓小平的印象是：那时他是一位正在上升的人物，当时人们猜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百年之后，他很可能接管最高权力。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评价邓小平和布什的关系是“轻松而友好”。他写道：事实上，在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退出政坛后，邓小平和布什继续维持着过去的领导人为两国建立的工作关系。他们两人的关系轻松而友好：在1975年12月6日为祝贺布什离开北京转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告别宴会上，邓小平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一直在这里搞间谍活动呀？”布什笃信私人外交，他会偶尔给邓小平递送信件。邓小平对这种私人交往方式并不做出回应，但他随时愿意与布什见面。

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时，在休斯敦与布什进行了私人会面。邓小平去得克萨斯时，布什也邀请他到母亲家里做客。后来，里根总统打算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时，邓小平也向布什表达了中国对国家领土主权问题的态度。1989年2月，邓小平向布什坦率说明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准备迎接戈尔巴乔夫访华。几年后，当布什在电视上被问及他遇到的最伟大的领导人是谁时，他先是说没有哪个人特别杰出，然后又补充道，邓小平是个不同凡响的领导人。

1980年8月、1982年5月和1985年10月，布什作为副总统三次访华，邓小平都同他进行了会谈。

1989年2月，布什作为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邓小平在同他会谈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365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对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表现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

布什总统接到邓小平的回信后十分高兴。他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

钱其琛回忆说：

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美方内部进行了反复研究。美国方面私下透露，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但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至于陪同官员的人选，美方意见也不一致。据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他所著的《外交政治》一书中透露，最初布什总统决定只派斯考克罗夫特一人访华，不带陪同人员。贝克国务卿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如果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前去访问，而没有国务院官员随行，美国外交体制难以运行。实际上，贝克提出这一问题的真实目的，是他本人想承担这项秘密访华的使命。对此，他在书中倒也毫不隐讳。他说，他自己很想来，但考虑到作为国务卿，外事活动频繁，很难保密，因此，建议布什总统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陪同斯考克罗夫特访问。

为了避免泄露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消息，美方可谓是煞费苦心。斯考克罗夫特抵京后，不同美国驻华大使馆发生任何联系，在华的各项活动均不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李洁明大使已奉命离开北京。在美国国内，除布什总统外，只有国务卿贝克知道这件事。至于选择7月1日抵达北京，美方也有考虑。这一天，临近美国国庆日，斯考克罗夫特此时离开华盛顿不会引人注目。同时，美国在通讯和专机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罗夫特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外部经过伪装，涂掉了标记，使其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在宽大的机舱内，临时吊装了一个载人的客舱，里面设施齐全，舒适方便。飞机连续飞行22个小时，空中加油，中途不在任何地方着陆，以免引起地勤人员注意。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程度之高，超过了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当时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乘飞机来华，保密措施也很严格，但并未达到对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也要瞒着的地步。8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复杂与敏感，从中可窥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斯考克罗夫特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某些情节。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当时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以至于没有人想到要通知空防部门，因此中国军方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报告发现了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了上海附近的中国领空，请示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斯考克罗夫特说，算他们走运，这个电话直接通到了杨主席的办公室。杨主席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故事听起来十分“惊险”。不过，据我所知，中美两国就斯考克罗夫特专机进入中国领空的路线和时间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时，美方曾要求美机不必飞经上海空中走廊，以节省时间。我国有关部门考虑到如不经上海空中走廊，则手续复杂，且省时不多，没有同意美方的这一要求。出于保密的考虑，中方同意美国专机涂掉标记，成为“不明国籍”的飞机。后来，美国专机正是在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在这种情况下，斯考克罗夫特所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斯考克罗夫特是在7月1日下午抵达北京的，专机停在首都机场。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很严格，所有的会见、会谈和宴请场所及斯考克罗夫特乘坐的汽车、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国旗，美方代表团抵达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有关活动的摄影事先征得斯考克罗夫特的同意，所拍资料一律封存。

由于斯考克罗夫特在华只停留20多个小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先由小平同志见他，然后，再由李鹏总理和我同他会谈。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关系到当时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小平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参与并定下了会谈的基调。

7月2日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陪同的李鹏总理和我讲：“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我对小平同志说，不久将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

小平同志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又指出，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接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做外事工作的人要注意这个问题。

7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

邓小平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

接着，邓小平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

邓小平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

随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美国。中国没有触犯美国，而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

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了美国对中国司法事务的干预，明确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或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是，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

听了邓小平的话后，斯考克罗夫特说，布什总统是小平同志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同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直接和密切接触的经历，这在多年来历届美国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

邓小平笑着接过这句话说，他（布什）在北京骑自行车逛街。说到这，大家笑了起来。气氛才松弛下来。

斯考克罗夫特赶紧说：是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布什总统最近亲笔写信给您，并派我来华转达他的口信。

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斯考克罗夫特做了辩解，说他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由于两国内部情况的原因，中美关系出现了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风波。布什总统对此深感不安，派他作为特使，直飞上万公里秘密访华，没有其他含义，就是要同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维护中美关系。

斯考克罗夫特又说，目前，美国国会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布什总统反对这种议案，今后还将继续反对，但在国会一致通过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如使用否决权，将遇到极大困难。总统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听了斯考克罗夫特这番“解释”后，邓小平神情严峻地表示，他希望美国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则是打了25年仗，牺牲了2000多万人，才赢得了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得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这是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了的。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邓小平最后强调：“阁下刚才讲的话，有些我们同意，相当一部分我们看法不一样，但这没关系。结束这场不愉快的事，要看美国的言行。”

讲完这席话后，邓小平就向客人告退，并请斯考克罗夫特继续与李鹏总理谈。

斯考克罗夫特在邓小平离开前，客气地说：“邓主席身体很好。”

邓小平反应敏捷，马上幽默地回答道：“老了，85岁了。《美国之音》放出谣言，说我病重，死了，可见谣言不可信。”这样既回答了对方的客套问候，又不动声色地批评了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还巧妙地指出，美国政府在谣言的基础上制定对华制裁政策，是极不明智的。

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来中国的一位美国人回忆：当时邓小平说，“我把布什总统当作朋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我觉得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少说空话假话”。但是邓小平在评价中美关系时，态度很强硬，极其严肃。谈及“六四”时，他说，那个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国人也涉足太深……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中国逼入墙角……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坦率地说，这有可能导致战争”。邓小平接着谴责了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国政府的人，并且说，美国的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

邓小平说，“看来仍有希望维持我们原来的良好关系……我相信这是布什总统的愿望。我本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但这种性质的问题是不能从两个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决的”。两国之间的分歧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浇油”。斯考科罗夫特在答复时重申，布什总统坚信应当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也希望邓小平理解美国总统当时受到的政治限制。邓小平请斯考科罗夫特转达：“我对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友情……无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如何，只要他继续把我当朋友，我也会同样对待他。”斯考科罗夫特试图向邓小平解释美国为何对个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邓小平在会谈结束时说，他不同意斯考科罗夫特的很多说法，“为了结束中美关系的这段不幸插曲……要看美国采取何种行动”。

十多天后，7月14日至16日，西方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主席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其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追随美国宣布对中国采取中止高层政治接触、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制裁”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怕制裁，外国也没有权力制裁中国。

斯考克罗夫特回到美国后，向美国总统布什报告了邓小平与他会谈的情况。7月28日，布什再次秘密致信邓小平。布什在来信中感谢邓小平接见斯考克罗夫特，同时通报了在不久前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辞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护，试图把中美关系发生困难的责任推给中方。布什在信中说：“您在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提到一句中国的成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您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系铃’。而我们认为，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系铃’。我非常尊重中国关于不干涉内政的一贯立场。因此，我也知道当我建议现在可能采取何种行动时，我在冒损害我们友谊的风险。但是，我们双方曾竭力加强的美中友谊要求一种只有朋友才能表达的坦率。目前，美国国会继续试图压我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我将尽力防止这条船摇摆过度。”

布什总统在信中还说：“请理解这是一封亲笔信，它来自一个希望看到我们共同前进的人。如果我跨越了建设性的建议与‘干涉内政’之间无形的门槛，请不要对我生气。在我们上次会面时，您告诉我，您已将更多的日常事务交给其他人。但我出于尊敬，出于一种亲密和友谊的感情向您求教。您几经起伏，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件。现在我请求您同我一起展望未来。这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对这个令人激动的未来都能做出很大贡献。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友谊重新回到正轨，那么，我们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和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事。”

8月11日，邓小平给布什总统复信，首先赞赏他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然后，就“解铃”“系铃”的含义，特别做了解释。

邓小平说，“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朱启祯后来回忆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小平同志出来掌舵，确定当时对美国的一个总方针。第一个思想就是对美国方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都在双方公报中间表明了的，所以中国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另外一个思想是我们绝对不会乞求美国来取消制裁。因此中美关系的改善应该由美国采取主动，如果我们乞求美国取消制裁，我们中国就站不住，我们就要丧失我们的国格。第三个思想就是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都要首先考虑到自己本国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尊重对方利益，而不应该让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来干扰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是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后双方高层之间的首次接触。这次秘密访问对防止两国关系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继续制裁中国，双方关系仍然处于僵持状态。

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谈到国际形势，他分析：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邓小平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这时，邓小平刚从北戴河休假回到北京不久。

邓小平和李政道是老朋友了。李政道为了帮助中国发展高科技，从1984年开始，几乎年年来中国。每次来，邓小平都会会见他。

一见面，邓小平便笑容满面地对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邓小平一连用了三个“还”字。“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邓小平告诉李政道：“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当李政道对邓小平说“您的健康是中国稳定的需要”时，邓小平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邓小平接着说：“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就算谈谈心吧！”“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

李政道说：“您制定的开放政策确定了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方针。您的身体健康对中国的前途有很大作用。”

邓小平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动乱就平息不了。”“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

邓小平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邓小平请李政道转告美国所有对中国友好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

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在谈到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问题时，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这个会上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

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利益。事实证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正确方针，中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坚决的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美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孤立中国未必于自身利益有利。从10月开始，美国方面不断派人来中国进行沟通。先是10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10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尼克松。

尼克松是1969年1月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的。当时的中美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他入主白宫后，意识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认为如果没有7亿人口的中国，“要建立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他希望同中国对话。1970年年初，在美方的积极倡议下，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在这次访问期间，中美签署了联合公报。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万英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

邓小平第一次和尼克松会面是在1979年访问美国期间。那时中美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了。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邓小平每次都会见他。

这次会见是邓小平宣布退休之前会见的最后一位西方客人。

见面后，邓小平说：“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尼克松说：“我来过中国多次，每次都受到欢迎。”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们赞赏和关注。”

接着，邓小平回顾了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的贡献。他提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23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

尼克松谈到了目前两国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希望两国政治家想办法，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指出：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来自“美国之音”和美国报刊，什么“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多少万人，连具体数字都有。“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能容忍动乱，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

针对西方国家的一些人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邓小平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邓小平说：“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民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邓小平还说：“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最后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这次会见，尼克松后来记述道：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然而，如果破坏中美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六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做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10月（应为7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老朋友”的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在我离开之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10月31日，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以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对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尊敬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用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当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三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尼克松回国后不久，11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致信邓小平，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因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来信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向邓小平通报会晤情况，探讨如何使美中关系正常化。

收到布什来信时，邓小平也在考虑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几天后，也就是11月10日，基辛格博士来访。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这时，正是邓小平正式退休的第二天。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过很大贡献。他是邓小平会见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他们第一次会见是在1974年4月。

1974年4月，联合国总部决定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因而必须派出在外交和国际经验上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进行过一番争论的。当时，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极力反对他率团出席。最后，还是毛泽东点了邓小平的将，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4月6日，周恩来破例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北京机场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

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西方的政治家们纷纷猜测邓小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10日下午，在外界的关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政府副总理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从容老练地摊开讲稿，面对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开始了他明快的发言。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也就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还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邓小平的个性风采为世界所瞩目。

时任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亨利·基辛格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4月14日，担任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举行宴会，邀请邓小平参加。在这次宴会上，他们第一次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交往。

当基辛格来到会见大厅时，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当着几十名中外记者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邓小平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世界新格局。现在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秩序被打乱了，地区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需要国际政治家来考虑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问题。

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建议内容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

邓小平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

11月15日，邓小平回复了布什总统11月6日的来信。邓小平在信中指出：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6日的信后，我对中美两国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

两天后，11月1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再次强调：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80年代的事情要拖到90年代？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的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

基辛格回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美方很快做出反应。布什即于12月1日致信邓小平，提出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晤后一周内，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向中方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情况。信中还要求中方对邓小平提出的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的澄清，表示希望并相信可以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布什在信中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

12月9日，斯考克罗夫特再访北京，主要陪同人员依然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这次访问与半年前的秘密访问不同，是公开进行的。

当天，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即同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钱其琛向斯考克罗夫特说明，邓小平提出一揽子方案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之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钱其琛进一步表示，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充分表明了中方解决中美纠葛的诚意，也充分考虑了美方的反应及布什总统来信中的想法。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

邓小平认为斯考克罗夫特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邓小平认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他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这次访问刚过，中美关系即出现了改善的趋势。美国宣布同意卖给中国3颗通信卫星，并将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发放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贷款。

但此时，东欧局势发生巨变，特别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被推翻，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于12月25日被枪杀。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突然变得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1990年4月，中方提出派特使秘密访问美国，一方面通报李鹏总理访问苏联的情况，一方面就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美方则以目前美国国内气氛不适合来访为由，加以拒绝。不久，美国方面又提出，两国官员可以在第三国见面，中方没有接受。

1990年5月14 日，邓小平托来访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告美国总统，提醒他不要因东欧事情过分兴奋，也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双方很难不发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

这时，东欧剧变，苏联国内局势动荡，美国国内有人认为美国不需要与中国合作了，开始鼓吹“遏制中国”。中美关系重新陷入僵持阶段。但海湾危机爆发后，为得到中国在海湾问题上的支持，美国不得不重新估价中美关系，又试图改善两国关系。

8月31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方转交了布什总统致邓小平的一封信。布什在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的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就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

直到1991年10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才开始被打破。

从宣布“制裁”中国开始，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现得也并不一致。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

伴随着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国际局势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乱加剧，各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特别是苏联的局势在此后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89年6月，波兰议会举行大选，团结工会获胜。9月组成了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

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制。1990年春，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匈牙利民主论坛、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11月，被视为冷战时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民主德国政府不断改组，在11月17日组成联合政府。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两个德国宣布正式统一。

1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接着，保加利亚共产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1990年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

1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发生分裂，联邦议会选举产生了“民主谅解政府”，由“民众论坛”领导人哈韦尔出任总统，次年6月成立了排斥捷共的新政府。

12月，罗马尼亚政府倒台，原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被处死。救国阵线接管政权后宣布罗共为非法。

1990年东欧形势依然动荡。年初，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战后执政了40多年的南共联盟解体。南共各共和国先后举行多党制议会选举。大选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4个共和国原共盟失去执政地位，并先后宣布国家脱离南联盟独立。

阿尔巴尼亚也开始实行多党制。

这时的苏联也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而且局势越来越严重。

面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塌，1989年9月3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身边人员谈国际问题时指出：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时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21世纪50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到了1990年，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的动荡仍在不断加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不断加剧，苏联在迅速瓦解。在80年代末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最先发出了独立的呼声。接着，格鲁吉亚宣布主权独立。到1990年年底，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了关于主权独立的决定，其中4个明确表示退出苏联。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他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邓小平还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当天下午，邓小平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在回答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我们希望他们的情况好起来。苏联的问题比我们多。我们希望中苏关系搞好，更希望中美关系搞好。

6月11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包玉刚。在谈到东欧剧变问题时说：美国得分是最多的，苏联是大大削弱了。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

邓小平认为，东欧的剧变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国际局势虽然有消极、严峻的一面，但也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邓小平强调：要冷静地对待变化。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就在第二天，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俄是主权国家，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国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联法律同俄联邦主权相抵触时，俄将中断其在本土的效力。俄罗斯还宣布，俄有支配本国全部财富、解决本国社会全部问题以及退出苏联的权力。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的“独立日”，成为他们的国庆节。俄罗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其国民生产总值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俄罗斯宣布独立了，苏联存在的基础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了挽救苏联解体的危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结盟原则，并草拟了一个新联盟条约。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到了1991年8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个尚未签署的条约草案被刊登出来了。这个条约明确规定，苏联采取联邦制，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自然资源归各国所有，本国法律在国内至高无上。缔约国授予联盟的权限是：捍卫联盟及其主体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对外缔约、宣战，批准联盟预算和发行货币。

就在预定签署这个条约的前一天，发生了“八一九事件”。

8月19日，塔斯社和苏联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发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令，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他代行，并成立了包括他在内的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称，立即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6个月。

事发当天，在北戴河休息的邓小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说：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中国的表态要研究一下。

8月20日，邓小平又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议论苏联发生的“八一九事件”。邓小平认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机遇，但是假如抓不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

两天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力掌控局面，戈尔巴乔夫恢复行使总统职权。

8月22日，钱其琛应约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苏联大使向钱其琛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说他健康状况正常，苏联将在近日全面恢复宪法秩序。苏联实行民主变革和认真遵守国际条约、公约和其他义务的方针仍然不变。苏联内阁将致力于在全国恢复法制和经济。钱其琛对苏联大使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始终认为苏联的内部事务应当由苏联人民自己来处理。我们相信，在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基础上，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仅仅过了两天，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即下令解散苏联内阁，25日，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时他还以总统的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所有政治党派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暂停苏共在全国范围的活动。9月初，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解散。9月6日，苏联宣布承认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3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10月5日，邓小平会见来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有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因为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的同时，布什就宣布中国是不能孤立的。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3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由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21日，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议，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不复存在。12月25日，也就是距苏联成立69周年还差5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权。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结束后，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黯然落下，接着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解体。27日，俄罗斯联邦在联合国正式取代苏联的席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中央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战略策略方针，处变不惊，妥善应对，成功地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考验。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继续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 0rg6bK70PbBvOfEFoTUnJh7OFjr3LDnsYMStHg/KjYoid/WgeT2P/UXJk0t+PT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