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沉疴尚需猛药，

否则完全无效。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癌症将与人类长期共存。在抽象科学中，我们可能会忽略以下基本事实……医生不仅要治病，更要救人，而这种理想的职业存在往往会令医生陷入两难。

——琼·古德菲尔德（June Goodfield）

30岁的卡拉·里德是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同时她也是3个年幼孩子的母亲。2004年5月19日清晨，卡拉被一阵剧烈的头痛从睡梦中唤醒。她后来回忆道：“那种头痛非比寻常，简直就是头痛欲裂。这种感觉让我迅速意识到，必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其实这种严重的头痛症状已经持续了将近1个月。4月底的一个早上，卡拉发现后背出现了几处瘀斑。在随后的1个月里，这些形态不规则的瘀斑此消彼长，在其背部留下了地图样的痕迹。除此之外，她的牙龈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苍白。性格活泼的卡拉是一名精力充沛的教师，她通常会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带着一帮五六岁的孩子在教室里做游戏。可是到了5月初，她几乎连楼梯都爬不动了。更为严重的是，卡拉甚至出现晨起后浑身无力的症状，唯有手脚并用爬过走廊才能来到其他房间。尽管卡拉每天都要间断地睡上12~14个小时，但是她在醒来后仍然会感到极其疲惫，只得再次缓慢地挪到沙发上继续休息。

在发病后的4周里，卡拉的先生陪着她去看了两次病，但是全科医生既没有做化验检查，也没有明确诊断。与此同时，幽灵般的骨痛在她的身体里时隐时现。医生对于卡拉的症状勉强做了些解释，这也许是偏头痛导致的结果，她建议卡拉用阿司匹林来控制症状。然而这样做只是加重了卡拉的牙龈出血。

卡拉平时性格开朗、善于交际并且热情好客。她对于自身病情的波动更多的是感到疑惑而不是担心。卡拉从小到大没怎么生过病。医院对她来说是个陌生的场所，她从来没有找专科医生看过病或者咨询过问题，更不用说要与肿瘤科医生打交道了。卡拉幻想和杜撰出了许多理由来解释自身的症状，这一切可能只是过度劳累、精神抑郁、消化不良、神经衰弱或者失眠造成的结果。但是最终，卡拉意识深处的第七感告诉她，一场来势汹汹的灾难性风暴已经来临。

5月19日下午，卡拉请邻居代为照顾她的3个孩子，然后自行驱车到诊所按照医嘱抽血化验。医生给卡拉开了常规化验单以了解血细胞计数的情况。检验师在从卡拉身上抽了一管静脉血后马上就注意到了其中的异常。与正常人的血液相比，卡拉的静脉血不仅颜色浅淡，而且黏稠度低，好像被稀释过了一样。

卡拉做完化验后就一直等着出结果，但是当天并没有任何反馈。第二天早晨，卡拉在鱼市接到了诊所打来的电话。

诊所护士在电话里说：“我们还需要再抽血做化验。”

“那我什么时候过去？”卡拉边问边安排着忙碌的一天。她记得出门前留意过墙上的时钟，一块半磅重的三文鱼鱼排正在购物篮中化冻，如果自己离开的时间太长，那么鱼排就有可能会变质。

最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细节构成了卡拉患病期间的回忆：时钟、拼车、孩子、装有浅色静脉血的试管、错过的淋浴、阳光下的三文鱼以及电话里紧张的声调。卡拉现在已经想不起来诊所护士都说了些什么，似乎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催促。她清晰地记得护士当时说：“现在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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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早晨7时左右，我在波士顿往来于肯德尔广场与查尔斯街之间的高速列车上得知了卡拉的病情。寻呼机上闪烁的信息冷漠地提醒我有急诊患者到来：“卡拉·里德/新入院白血病患者/十四层/请尽快接诊。”列车冲出幽长的隧道后，麻省总医院的玻璃大厦突然映入眼帘，我几乎可以看到病房楼十四层房间的窗户。

我可以想象出卡拉茫然无助呆坐在病房里的样子，而此时医院已经开始了紧张忙碌的一天。采血管会从病房被转运到位于二层的检验科。护士正有条不紊地将标本送检，实习医生在为早间查房整理资料，仪器设备传来各种报警声，广播系统也在不停地发布寻呼。就在医院深处的某个地方，一架显微镜正聚焦于卡拉的血细胞。

其实我对这种流程再熟悉不过了，由于急性白血病患者的病情瞬息万变，因此肿瘤科病房（位于楼上）与临床实验室（位于地下）会迅速行动起来。白血病是白细胞异常增殖导致的恶性肿瘤，而这种异常凶险的疾病也可以被视为某种残暴的化身。就像某位病房护士经常会去提醒他的患者，即便是被纸张划伤也可能会酿成大祸。

对于训练有素的肿瘤科医生来说，白血病代表了一类特殊的癌症。由于它起病过程迅速，临床症状严重，进展势不可当，因此需要我们迅速、果断地做出抉择；白血病不仅让患者遭受折磨，同时也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希望渺茫。患者的身体状况将会逼近脆弱的生理极限，包括循环系统、呼吸系统以及血液系统在内的全身各系统功能都会徘徊在崩溃的边缘。随后护士对卡拉的病史做了补充说明。卡拉之前在诊所完成的抽血化验结果显示，她的红细胞计数明显下降，还不到正常值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卡拉血液中的正常白细胞也被不计其数的白血病细胞取代，而这些体积增大的恶性细胞在肿瘤学术语中被称为“母细胞”。好在卡拉的医生最终还是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并且及时将她转到麻省总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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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的病房外面是一条悠长空旷的走廊，泛着消毒水亮光的地板刚刚被稀释后的漂白剂擦过。我迅速梳理了一下卡拉需要做的化验检查，同时脑海中闪过采集病史需要询问的细节。然而我却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自己的同情也掺杂着作秀的成分。虽然为期两年的浸入式培训（旨在培养肿瘤专科医生）刚进行了10个月，但是我感觉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点。在这段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我目睹了许多经治的患者因病离去。与此同时，我的内心也开始强大起来，逐渐能够客观面对死亡与绝望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我同期在麻省总医院接受肿瘤学专科培训的住院医师共有7人。从教育背景上来看，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大家分别毕业于五所医学院和四所教学医院，学历教育（医学与科学）的时间累计达到66年，一共获得了12个研究生学位。然而所有这些光鲜都无法与专科培训的强度相提并论。尽管之前上学、实习与工作的日子已经令人身心疲惫，但是我在进入专科培训的第一个月就彻底改变了认识，那些既往的历练相比之下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癌症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它干扰正常思维，霸占记忆空间，影响日常言行。如果医生不能控制癌症的蔓延，那么患者的生命将无法得到保障。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症楼》（ Cancer Ward ）中，朝气蓬勃的主人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在45岁时发现自己的颈部有一个肿物，随后他就被放逐到北部寒冷地区一所无名医院的癌症楼接受治疗。医院仅凭临床表现就诊断鲁萨诺夫为癌症患者，而这在那个年代相当于宣判了死刑。突如其来的疾病剥夺了其公民身份。医院不仅强迫鲁萨诺夫穿上病号服（类似于悲喜剧中的戏服或是囚服），还完全控制了他的行为。鲁萨诺夫发现，人们只要被诊断为癌症患者，那么就会深陷恐怖的“古拉格”，可以说这种窒息和压抑与他之前所在的环境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索尔仁尼琴可能想把人情冷漠的肿瘤医院比作变化无常的极权国家。然而，我曾经就此观点向某位罹患浸润性宫颈癌的女性患者求证，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其实我并不需要借助任何隐喻之类的修辞来理解这部作品。肿瘤医院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这种地方与监狱根本没什么区别。”）

作为一名正在学习照护癌症患者的医生，尽管我当时对于失去自由的痛苦只是一知半解，但是作为旁观者依然能够感受到癌症的强大破坏力，这种仿佛能摧枯拉朽的力量将把所有事物都拖入其黑洞。在我开始专科培训的第一周，一位刚刚成功晋级的师兄主动向我传授经验，他特意压低了嗓音对我说：“之所以这类项目被称为浸入式培训，是因为其强度令人无法忍受。千万不要让工作占据你的一切，要学会忙里偷闲享受医院之外的生活，只有张弛有度才能保证自己不会被拖垮。”

然而我在现实中却无法做到独善其身。每当我在夜晚迈着疲惫的脚步走向医院停车场时，映入眼帘的只有那些投射在混凝土建筑上的冰冷灯光。我每天晚上查房结束后都会陷入茫然。虽然汽车收音机在寂静中发出噼啪的声响，但是我的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重现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患者的病情还在牵动着我的思绪，诊疗方案也萦绕在我的心头。

对于某位罹患肺癌的药剂师（66岁）来说，如果所有药物治疗均已失败，那么还需要再做一轮化疗吗？对于那位26岁的女性霍奇金病患者而言，是采用已经通过临床试验且疗效明显的化疗方案（冒着丧失生育能力的风险），还是选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化疗方案（可以保全生育能力）呢？对于那位讲西班牙语的3个孩子的母亲来讲，如果她难以理解知情同意书上那些含混晦涩的书面语，那么是否应该让这名结肠癌患者入组一项新开展的临床试验呢？

我在与癌症患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经常要通过观察仪器设备屏幕的细微变化来判断其转归，而这种过程就好似将电视机的对比度尽量调高。虽然我在工作中会竭尽全力去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是也深感自己不过是这场抗癌战争中的沧海一粟，它涉及的领域远远超越我力所能及的范畴。对于初出茅庐的新手来说，我既有如饥似渴的热忱，也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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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出两年专科培训的孤单寂寞之后，我反而更迫切地想去了解更多有关癌症的历史：癌症发生源于何时？抗癌战争从何而来？或者，就像患者经常问我的那样：我们在抗癌战争中身处何处？我们怎样一路走来？是否可以预见到终点？最终能否赢得这场战争？

其实我创作本书的初衷就是回答这些问题，并且期望在探究癌症历史的过程中把这类形态多变的疾病的脉络梳理清楚。除此之外，我还会引用历史故事来反映癌症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例如，古代波斯王后阿托莎很可能就是一位Ⅲ期乳腺癌患者，当时36岁的她正深陷于孤独与愤怒的旋涡中。这位波斯王后起初为了隐瞒病情用衣物将胸部束紧，在经历了一场理智与情感的激烈冲突后，她痛下决心命令奴隶用刀将自己的患侧乳房切除。曾经有位女患者对我说，她的愿望就是让医生彻底切除被癌细胞累及的全胃（“斩草除根”）。而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追求完美主义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他倡导通过根治手术来治疗癌症。霍尔斯特德对手术寄予厚望，他认为只有扩大切除范围才能提高治愈率。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从医学、文化以及隐喻层面对癌症发病机制进行了探索，但是认识水平依然局限于生物学领域。随着近几十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对于癌症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现在我们认为癌症是某种细胞生长失控引发的疾病，而基因突变就是导致上述结果的始作俑者［特异性影响促进细胞无限生长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在正常细胞中，功能强大的基因电路负责调控细胞的分裂与死亡；在癌细胞中，由于基因电路遭到破坏，细胞生长将不受控制。

其实癌症临床表现千变万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细胞的无限生长，当然这种貌似简单的模式也反映了细胞内部复杂的运行机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体只有通过细胞分裂才能生存，其间还要历经生长、适应、恢复与修复过程。一旦细胞生长机制出现异常、失去控制，那么癌细胞将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上述过程。除此之外，癌细胞还具有生长速度更快以及适应能力更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的生存能力比正常细胞更加完美。

我们可以将抗癌原则总结为以下两点：找到防止易感细胞发生突变的方法；在不影响正常细胞生长的同时清除突变细胞。虽然上述两点看似简单明了，但是实际上举步维艰。细胞恶性增殖与正常生长在遗传层面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而如何进行鉴别可能是摆在人类面前最具重要意义的科学挑战之一。研究发现，癌症就潜伏在人类的基因组中：由于调控正常细胞分裂的基因能够被机体识别，因此这些执行关键细胞功能的基因发生突变后将被视为异物。此外，癌症还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人类物种的寿命不断延长，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细胞恶性增殖的问题。（癌基因突变概率随着机体衰老而逐渐增高，也就是说，癌症本质上与年龄相关。）从某种相反的角度来看，假如人类在追求不朽，那么癌细胞也在寻觅永生。

然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鉴别细胞恶性增殖与正常生长依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20世纪的生物学家J.B.S.霍尔丹曾经说过：“宇宙不仅比我们想象的要神奇，而且还远远超过人类思维的边际。” 当然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癌症研究何去何从，既往的那些丰功伟绩都将被载入史册。曾有一位作者认为癌症是人类疾病中最冷酷阴险的敌人，而抗癌战争的历史则展现了人类的创造力、适应力与意志力。不可否认的是，这段历史也充满了傲慢、狂妄、专制、误解、空想与炒作等误区，就像30多年前人们曾经大肆宣扬的那样，癌症将在几年内实现“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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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卡拉就在这间空荡荡的层流病房里与癌症进行抗争。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看到她神情异常平静地坐在病床上，同时还像学校里的老师一样匆匆做着笔记。（她后来回忆起这段情节的时候说道：“哪有什么笔记？我只是把当时的感想逐一记录下来。”）在得知女儿生病的消息后，卡拉的母亲赶紧搭乘夜航班机赶到医院。她冲进病房后默默地靠窗坐下，双手用力摇晃着座椅，红肿的眼眶中泛着泪光。当年卡拉记忆中的喧嚣场景早已模糊不清：护士们忙于配置药液，实习医生戴着口罩，穿着隔离服，输液架上挂着的抗生素即将注入她的静脉。

我向卡拉详细介绍了下一步的诊疗计划。从入院后第二天起，她将往返于不同的实验室完成各种化验检查。接下来我将为她进行骨髓穿刺，以便病理学家进行深入分析。根据前期检查结果，卡拉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这种在成年人中罕见的疾病却是儿童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好在这种疾病可以治愈。”我抬眼看着卡拉，故意停顿一下以示强调。

可以治愈？卡拉在点头的同时眼神也变得明亮起来。然后她提出了一些迫切想了解的问题，例如如何才能治愈？她活下来的概率是多少？治疗需要多长时间？随后我就以上问题逐项进行了回答：一旦确诊为白血病，将立即开始化疗，整个疗程在1年以上；她的治愈率大约为30%，也就是说不到全部患者的1/3。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现在是上午9点30分，此时脚下的这座城市已经完全从沉睡中苏醒。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几乎是被气流推出门的，而紧闭的房门就此将卡拉与外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