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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治疗癌症时应当谨记，不要指望内科用药能够起到什么效果，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完全切除病灶。
——《实用外科学词典》（ 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Surgery ），1836年
马修·贝利关于病理解剖的著作为手术治疗肿瘤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黑胆汁就像贝利发现的那样根本不存在，那么通过外科手术切除肿瘤就确实能够让身体摆脱这种疾病。然而当时外科学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手术治疗肿瘤的需求。18世纪60年代，贝利的舅舅、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也对盖仑学说非常不屑，他不露声色地在伦敦的诊所里为患者实施肿瘤切除术。尽管亨特精心设计了研究方案（最初在家中阴暗的兽笼里解剖动物与人类尸体），但是他还是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亨特凭借娴熟的手术技巧可以直达肿瘤所在部位。如果肿瘤本身“可以活动”（他这样描述浅表肿瘤），那么就能够在不影响其下方脆弱组织结构的前提下完整切除。亨特写道：“如果肿瘤不仅可以活动并且还呈自然分叶状，那么医生也可以将它们安全切除。由于我们很容易被眼前的假象欺骗，因此在处理此类肿瘤时要非常谨慎，确保全部病变组织均在手术切除范围之内。”
最后这句话的意义至关重要。虽然此类表述并未上升至理论阶段，但是亨特已经开始为肿瘤划定“分期”。根据他的研究结果，早期的局部肿瘤通常可以活动，而进展期、浸润性或者转移性肿瘤则表现为固定不动。亨特认为只有可以活动的肿瘤才值得通过手术切除。如果遇到进展期肿瘤，他会毫无隐讳地告诉人们能做的只有“遥表同情”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伊姆霍特普。
尽管亨特已经是一位近乎完美的解剖学家，但是他的外科理念要比其实践操作更为领先。亨特不仅做事率真果敢，而且精力极其旺盛，他平均每晚只睡4个小时。为了不断提高手术技巧，他解剖过的标本遍及动物王国的各个角落，其中就包括猴子、鲨鱼、海象、野鸡、熊以及鸭子。然而亨特发现自己在面对鲜活的患者时却产生了动摇。即便他能够以疾风闪电般的速度完成手术，同时患者也会在酒精与鸦片的作用下陷入沉睡，可是在这种生死转换（从冰冷的尸体到鲜活的患者）的背后依然险象环生。患者除了要忍受手术时的剧痛，还会遇到术后感染的威胁。对于那些侥幸从手术台上生还的患者来说，他们往往在不久以后便会更加悲惨地死于病榻上。
※※※
从1846年到1867年，在短短20余年间，两项重要发现的问世一举铲平了阻碍外科学进步的两座大山，从而使肿瘤外科医生能够重现亨特在伦敦诊所中进行的大胆尝试。
第一项便是麻醉术。1846年，麻醉术首次在麻省总医院内一个拥挤的外科阶梯教室里进行了公开演示，而一个世纪之后西德尼·法伯的地下实验室距此还不到10英里。1846年10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许多医生聚集在医院中央的一座穹顶大厅里。来自波士顿的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打开了配有吸入装置与内含1夸脱
乙醚的小型玻璃蒸发器。他打开喷嘴后请印刷工爱德华·阿博特（Edward Abbott）吸入了少量乙醚蒸汽。阿博特缓缓陷入沉睡，一位外科医生快步走到大厅中央，他非常麻利地在阿博特的颈部切了个小口，然后迅速缝扎住肿胀畸形的血管（由于不了解良恶性疾病的区别，因此人们将血管瘤也诊断为“肿瘤”）。阿博特在几分钟后醒来，说道：“尽管我心里很清楚手术正在进行，但是在此期间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从此以后，麻醉术让广大患者摆脱了手术带来的痛苦，同时外科医生也不必再纠结手术时间的长短。虽然术中疼痛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术后感染始终困扰着人们。这种感染直到19世纪中期仍然非常普遍，而且这种致命并发症的病因始终是个难解之谜。1819年，一位外科医生指出：“我们必定忽视了（伤口中的）某些微妙因素。”
1865年，苏格兰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猜测，他认为只要去除隐匿在伤口中的“微妙因素”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李斯特从传统的临床观察入手：他发现开放性伤口（直接暴露于空气中）会很快发生坏疽，但是闭合性伤口却很少发生感染。在格拉斯哥（Glasgow）皇家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李斯特经常见到红肿从伤口边缘开始蔓延，而受累的皮肤似乎在从内向外发生腐烂，随后患者可能会出现发热、流脓以及猝死（这才是真实的“化脓”）。
李斯特不禁想起了一项看似与此完全无关的试验。伟大的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在巴黎发现，暴露在空气中的肉汤会很快出现浑浊并且发酵，可是密封在消毒真空罐内的肉汤却可以保持清亮。巴斯德根据这些观察结果大胆地断言：空气中存在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它们在落入肉汤后开始生长并造成浑浊。现在李斯特进一步验证了巴斯德的推测。由于开放性伤口中混杂着血块与裸露组织，因此它们就相当于某种巴斯德肉汤，成为细菌生长的天然培养皿。那么落入巴斯德（巴黎）培养基中的细菌是否与李斯特（苏格兰）患者伤口内的微生物有关呢？
李斯特灵机一动。如果细菌是导致术后感染的罪魁祸首，那么也许某种抗菌方法或者化学药物就能够遏制这些感染。他在临床日志中写道：“我认为外敷某些具有破坏悬浮微粒作用的物质就可以避免伤口在空气中化脓。”
在邻近的卡莱尔镇，李斯特注意到人们在处理污水时使用了一种带有甜味的廉价液体（含有石炭酸）。于是李斯特便开始将石炭酸软膏涂抹在术后的伤口上。（他认为将污水处理剂用于治疗患者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1867年8月，一个13岁的男孩在格拉斯哥某集市上操作机器时手臂严重受伤，随后他被紧急送到了李斯特所在的医院。
由于男孩的开放性伤口中满是污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坏疽。但是李斯特并没有为患者进行截肢手术，他希望通过石炭酸软膏来保全患肢免受感染。男孩的伤口感染开始逐渐加重，眼看着就要形成脓肿，然而李斯特不为所动，他继续加大石炭酸软膏的用量。几周之后，全部努力似乎都已陷入绝望。不过就在此时，伤口却奇迹般地变得干燥起来。到了1个月的时候，李斯特发现软膏下面的伤口皮肤已经完全愈合。
不久之后，李斯特的发明就被广泛用于癌症手术的一线。1869年，李斯特在乙醚（麻醉剂）与石炭酸（抗菌剂）的帮助下，在餐桌（手术台）上为妹妹伊莎贝拉·皮姆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术。
伊莎贝拉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没有发生感染（尽管她最终还是在3年之后死于肝转移）。数月之后，李斯特为一名疑似长有大腿肉瘤的患者实施了高位截肢。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李斯特已经将手术作为治疗乳腺癌的常规手段，同时其切除范围也扩展至乳腺下方受累的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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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项相伴问世的技术突破，抗菌术与麻醉术使外科学彻底摆脱了中世纪以来的停滞不前。新生代外科医生在乙醚与石炭酸皂的帮助下开始向手术禁区发起冲锋，最终实现了亨特时代只能在尸体上进行的复杂解剖操作。肿瘤外科在1850年至1950年取得了世纪辉煌，而外科医生则义无反顾地通过手术切除病灶向癌症宣战。
维也纳外科医生西奥多·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是这个时代的领军人物。才华横溢的比尔罗特生于1821年，他曾经在音乐与外科领域倾注了几乎同样的热忱。（当然这两种专业也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两者都需要长期磨炼才能达到极致；两者都需要通过实践与积累阅历才能走向成熟；两者都依赖双手拇指的灵巧、精确与对称。）1867年，比尔罗特在柏林担任教授期间开始系统性地研究开腹切除恶性肿瘤的方法。由于腹部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在比尔罗特的年代始终居高不下，因此他打算通过规范手术步骤以及细化操作技巧来降低死亡率。为了寻找安全的手术入路，比尔罗特花了近10年的时间在动物与人体标本上练习开腹与关腹手术。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他已经制定出规范的手术路径。比尔罗特写道：“目前的研究结果足以证明开展手术治疗具有可行性。我们在今后应当将手术适应症作为关注焦点与研究方向，同时还要努力开发出针对所有疾病的手术治疗方案。我希望我们已经在该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并且要尽己所能去拯救那些被诊断为绝症的不幸患者。”
比尔罗特后来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综合医院的教授。他和学生们将已掌握的各种技巧应用到实践中，期望通过手术切除肿瘤（如胃、结肠、卵巢以及食道的肿瘤）来治愈癌症。然而他们在临床转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例如，肿瘤外科医生的目标是在切除肿瘤组织的同时保证正常组织与器官完整。但是比尔罗特很快就发现，需要有近乎上帝般的创造精神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自维萨里时代以来，外科学一直被归为自然解剖学范畴。由于肿瘤生长经常会超出正常解剖边界，因此外科医生必须通过手术实现解剖结构重建。例如，为了恢复胃肠道的通畅，比尔罗特会在切除胃远端肿瘤后将残胃与近端空肠进行缝合。依此类推，他在做完远端胃大部切除术后会将残胃与远端空肠进行缝合。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比尔罗特已经为41例胃癌患者做了这种全新的胃肠道重建手术，其中19例患者在术后得以幸存。
这些手术的成功标志着癌症治疗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到了20世纪早期，许多局部生长的肿瘤（未发生转移的原发肿瘤）都可以通过手术切除，例如子宫癌、卵巢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以及肺癌。如果上述肿瘤在侵犯其他器官之前就被切除，那么这些手术将可以极大地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尽管肿瘤外科学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一些貌似局部生长的肿瘤仍旧会出现术后复发，而患者也被迫要接受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手术来切除复发病灶。与此同时，外科医生似乎已经身陷某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也只能将患者一次次地送回手术台，仿佛肿瘤总是缓慢地从体内一点点向外扩张。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肿瘤在发生伊始便得到理想中最彻底的治疗呢？如果采用扩大范围的根治手术来彻底铲除病灶，消灭残存肿瘤，那么是否可以治愈传统局部手术无效的患者呢？在那个崇拜外科医生影响力与创造力的时代，人们对于手术根治肿瘤的理念充满了期待与想象。从此以后，曾经杂乱无序的肿瘤学便以星火燎原之势跨入了迅猛发展的新纪元。